明人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说：“自三代而后，人主文章之美，无过于汉武帝、魏文帝，其次则汉文、宣、光武、明、肃，魏高贵乡公、晋简文、刘宋文帝、孝武、明帝，元魏孝文、孝静，梁武、简文、元帝……凡二十九主……而著作之盛，则无如萧梁父子。”

王世贞为明代复古派后七子的领袖人物，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所以，他所列举的这些“人主文章之美”者，只是符合他艺术标准，审美情趣的一种选取。不但失之偏颇，而且挂一漏九。事实上，在中国三千多年的封建王朝历史上，一共出现过三百多个皇帝，能做文章者，爱好写诗者，绝不止此数。如果再加上那些没坐上龙床，差一点点就成人主者，两者相加，应该是一支庞大的帝王写作队伍。

帝王好写诗，堪称中国一绝，帝王写的诗不怎么样，也是中国一绝。

在中国，凡帝王，无论识得几个大字的，或者，压根儿不识字的；无论会写两笔字的，或者，连横撇竖捺都写不上来的，一旦暴得天下，成为“九五之尊”，找到“惟吾作辟，惟吾作威”的帝王感觉之后，都想在诗词或者在艺文上，表现一下自己的天纵聪明。

我至今百思不解，为什么我们中国的帝王，其附庸风雅，其卖弄斯文，嗜好成癖，简直病态一般的耽迷？而人家外国的帝王，一般没有这种恶习，很少犯令人笑掉大牙的文学幼稚病。莎士比亚生逢两代君王，一为英格兰的伊丽莎白，一为苏格兰的詹姆士，这两位都是精通戏剧的行家，尤其那位女王，深谙编剧这一行当。据说，莎翁名剧《第十二夜》，就是这位老太太看完他的《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以后，意犹未尽，遂点拨一二，莎氏趁热打铁，才获得巨大成功的。看来，人家帝王从不亲自操刀，只是点菜，让莎士比亚下厨，他们光坐在包厢里欣赏就行了。回看我们中国的唐朝，那可是诗歌的黄金时代，诗人之多，如过江之鲫，不可胜数。而且一流的，超一流的诗人，俯拾即是。更有千古绝唱的诗仙诗圣，乃中国诗歌史上难以逾越的高峰。根本用不着太宗、高宗、玄宗、则天娘娘等来凑热闹的。不行，这几位日理万机的帝王，偏要加入这场诗歌竞赛中来，偏要与李白、杜甫一争高低，这不纯粹是裹乱，或者有毛病吗？

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对李世民的一首《咏桃》诗，评价还算不低：“绝代高唱，结语深炼，妙于浃合”。但清人沈德潜编纂的《唐诗别裁》，在卷九的五言律诗篇目中，却只选录了唐玄宗李隆基的三首。他说，“太宗、高宗、中宗皆有诗，然承陈隋之后，古律俱未谐，故以玄宗为始，冠于唐初诸臣之上，尊君也。”

唐代诸帝的诗，比之唐代诗人的诗，自然难以望其项背，但比起别朝别代帝王的诗，还是属于佼佼者流，不可一味抹杀。

沈德潜重订这部书时，为乾隆二十八年（1763），正是这位颇得恩宠的御用文人，达到荣耀的顶峰之际，斯其时也，他也许是大清王朝最牛叉的文人。所以，谈论起唐代诸帝的诗，那官方的色彩，那威权的口吻，不免过分。沈德潜是个小人，小人得志，就忘乎所以。不过，谁都能听得出来，是这个老头子在投合乾隆，马屁乾隆。显然，乾隆并不愿意看到这个堪称中国“样板皇帝”的李世民，在诗歌成就上，也压他一头。

帝王好写诗，帝王过瘾了，对诗人而言，是好事呢？还是不好的事呢？我想这个答案，谁的心里都是一清二楚的。

若是从历史的经验着眼，帝王最好不懂诗，最好不会写诗，最好讨厌诗、反感诗，其实倒是诗人之幸，诗界之幸，文人之幸，文坛之幸。因为陛下对诗不感兴趣，可以想象，对诗界，对诗人，对文坛，对文人，大概也不会放在心上，那可真是“善莫大焉”的德政。这样，陛下忙他的三宫六院，诗人写他的五言七绝，大路朝天，各走一边，诗人的安全系数没准还可能高一点。

相反，帝王不仅懂诗，还要写诗，那就绝非诗人的福音了。诗兴大发的陛下，自然对他统治下的诗人，有一份同行的关注。关注有其利好的一面，说不定能带来雨露阳光；关注也有其麻烦的一面，谁晓得会不会带来叵测之灾？历史的许多教训，也证实了这一点，中国的帝王，一旦有写诗的欲望，有掺和到诗人行列中来的意愿，对诗人而言，幸的成分，肯定非常之少，不幸的成分，绝对非常之多。有句俗谚：“不怕贼偷，就怕贼惦”，就是这个道理了。虽然将帝王比作贼，有点失敬。但一双帝王的眼睛，老盯着诗人，那心里能不发毛吗？所以，宁可让贼惦着，也别让帝王惦着；被前者惦，至多损失财物，被后者惦，弄不好，脑袋搬家，那才不划算。

所以，帝王好写诗，说到底，乃文人之困厄也。

中国封建王朝享祚长者，有三百年左右者，有一百年左右者。享祚短的，有数十年者，还有数年者，更有数月、数十天者。自公历纪元以降，三百年，似乎是中国唐、宋、元、明、清诸朝由盛而衰的宿命。这个大限，或者，这个气数，同样也适用于西方世界，难能例外。

一般来讲，统治期长的全盛王朝，对文人的体制性压迫，要超过或半壁江山，难以自保，或苟延残喘，坐困围城的统治期不长的衰败王朝。所谓自顾不暇，遑论其他。于是，南北朝的“齐梁以后，帝王务以新词相竞，而梁氏一家，不减曹家父子兄弟，所恨体气卑弱耳。武帝以文学，与谢朓、沈约辈为齐竟陵八友，著作宏富，固自天授。而简文艳情丽藻，在明远、玄晖之间，沈任防诸臣，皆所不及。武帝以东阿拟之，信不虚也。梁元帝及昭明统、武陵纪、邵陵纶，亦自奕奕……”这是清人贺贻孙在《诗筏》中描写的盛况。

《南史·文学传》也说，“自中原沸腾，五马南渡，缀文之士，无乏于时。降及梁朝，其流弥盛。盖由时主儒雅，笃好文章，故才秀之士，焕乎聚集。于时武帝每所临幸，辄命群臣赋诗，其文之善者赐以金帛，是以缙绅之士，咸知自励。”

因为以建康为都的南朝，如刘禹锡诗所言，“金陵王气黯然收”，都很短命。宋五十九年，齐二十三年，梁五十五年，陈三十二年，所以才有这种君臣相得，朝野唱和，上好下效，互相标榜的文学风气出现。

这只能视作个例了。

中国帝王好写诗的毛病，由来久矣！可能与封建王朝对帝王的预期有关，凡为天子，御临天下，立万世基业，必以文治武功彪炳史册，才能称作明主、英主。中国有将近三百个皇帝，成气候的少，不成气候的多，所有昏君、庸君，甚至淫君、暴君，在紫禁城里南面为王时，都觉得自己伟大、光荣、正确、高明得不行，而最能体现这一点的，莫过于写诗。因为，孔夫子说过：“诗言志”，孔夫子还说过：“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写诗，宣示天下，谕知百姓，那是树立光辉形象的最佳手段，历代帝王都乐于用这种短平快的方式，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帝王写诗，亲自执笔者少，词臣代劳者多，这是公开的秘密，如果相信帝王诗，都是帝王一笔一划写出来的，那就如同相信资本家说他每一块金币都是干干净净得来的一样。从《清史稿·汪由敦传》中的记载，看这位汪大学士怎么为弘历代笔，便大致了解帝王写诗的流程。“乾隆间，大臣初入直军机处，上以自所制诗，用朱笔作草，或口授之，而令归录，谓之诗片。久之无误，乃令撰拟谕旨。由敦能强识，当上意，上出谒陵或驾幸，由敦必从行承旨，心受口领，虽传写不遗一字。”从《清野史·于文襄轶事》中的记载，看那位于大翰林怎么为弘历捉刀，便基本掌握帝王写诗的细节。“乾隆中，于文襄敏中，入调金鼎，颇有簠簋不饬之讥。然其才敏捷，亦非人可及。其时御制诗文，初无定稿，上朗诵后，于即为之起草，初无一字之误。后梁瑶峰入军机，一日，上召于、梁入，复诵天章，于但目梁，梁初不省，其后问之，亦茫然也。于既退，默处斗室，刻余录出，所误但一二字，梁大服焉。”

由此可知，帝王写诗的三部曲，首先，帝王出题目，其次，词臣凑佳句，最后，笔者卒其功，有点类似“文革”期间样板戏的三结合创作方式。***在指导《沙家浜》这出革命样板戏时，从起用汪曾祺先生改编《芦荡火种》开始，到最后合成演出，她不知亲临现场多少次，即席讲话多少次，当时都奉为圭臬，学习贯彻的。但封建社会中的帝王，要写诗的话，可没有她那种女人的小心眼，絮絮叨叨，啰啰嗦嗦。第一，帝王金口玉言，岂能轻易张嘴？第二，帝王豢养的这帮词臣，干啥吃的？第三，帝王肚子里的墨水有限，真让他絮叨啰嗦，也未必说得出子午卯酉。

这样，我们也就找到历代帝王诗，为什么都比较短，为什么非绝即律，或五言七言，或四句八句的隐衷所在。在中国帝王诗中，很少出现数十句的长篇排律，或数百字以上的古体长诗。说实在的，中国历代帝王，无一不患有虚胖综合症，好大喜功，好高骛远，好出风头，好青史留名。既然写诗，未必不想大制作，未尝不想大篇章，好千古传诵，好万世流芳。可帝王哪来这份力气？再说，词臣们也不愿多费力气，因为，写得多一点，长一点，固然有讨得陛下欢心，获得皇上嘉勉的可能，可多和长，要比少和短，在出差错、出纰漏、出问题、出事故的概率也相对要大，所以这班老奸巨猾兼之绝顶聪明（非如此不能陪着陛下玩文学）的词臣，无不心领神会，能少不多，宁短毋长，谁也不敢比陛下更高明。试想，他一句出口，你十句跟着，到底是他写，还是你写？喧宾夺主，岂非冒犯天威，恪守分际，方是词臣本色。于是一，不能不使出浑身解数为皇上做诗，可又不能积极过头，越俎代庖。于是二，既要琢磨陛下的秉性，了解陛下的心意，预其所想，揣其所思，着意迎合，马屁拍响。于是三，努力掌控陛下的行文特点，美学倾向，用词遣字的风格，合辙押韵的习惯，拿捏适度，投其所好，不温不火，哄其开心。于是四，也是最重要最关键的一条，一切皆要归功于陛下的神睿，一切皆是来自陛下的灵感，永远是皇上圣明。千万别自我作秀，突出个人。词臣的最佳状态，就是在陛下的诗创作中的“零存在”，这才能保住饭碗。因为帝王一写诗，他就认为自己是诗人，那就必然出现下列状况：

陛下既然写诗，那肯定要与诗人比高低，论长短。若是陛下写得果真的好，还只罢了；若是陛下写得果真的差，那该如何是好？没有一位诗人，敢当面直说“皇上啊，您的这首诗写得可不怎么样”的。而且，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任何一个活着的诗人，敢和活着的帝王，来比试一下谁的诗写得更好的。除非这位诗人头脑突然短路，除非这位诗人非要把脑门朝枪口去碰而找死，哪怕是一首狗屁不通的烂诗，也要捧场叫好，也要赞不绝口，还要作美不胜收的一言难尽状，还要作醍醐灌顶的无限陶醉状。所以，迄今为止，所有写诗的帝王，当他健在的时候，还没有发现有人敢对他的作品，说一声“不”字的。

在这种集马屁术，小聪明，脑筋急转弯，和做诗经验于一体的智力游戏中。乾隆的词臣们，如张廷玉、熊赐履、沈德潜、于敏中、纪昀、刘墉、彭元瑞、潘世恩、汪由敦，无一不是工于心计，善于应对，精于此道的行家里手，这班御用笔杆子心里再清楚不过，帝王要弄死一个文人，比碾碎一只蚂蚁还容易，所以，无不贼精贼滑，无不嘴上抹油，也许由于这样的缘故，帝王写诗，一是必然的好，二是不能不好，三是非好不可，四是不好也好，所以在中国全部封建王朝中，帝王而诗人者，络绎不绝，帝王诗而成为一种灾难，也是中国文化的一劫。

而在中国，写诗最多的帝王，当数这位乾隆皇帝了。

据《清通鉴·高宗纯皇帝·乾隆十四年》“六月辛卯（十五日），《御制诗初集》成。帝自序云：‘后虽有作，或出词臣之手，真赝各半，且不欲与文人学士争长。故十数年来，臣工以编次诗文集为请者皆弗许。’‘使阅岁逾时，或致残缺失次，其不忍弃置，较先为甚。’是集取乾隆元年至十二年之作，分为四十四卷，古、今体共计四千一百五十多首，以端楷分卷抄录，而不付梓。”弘历（1711—1799），活了八十八岁。仅从1735年至1747年，就已经写出来四千多首诗，所以，他一生写的诗，有说39340首的，也有说43000首的，差不多接近《全唐诗》的总和，恐非虚言，他是当之无愧的中国诗歌高产冠军，此前无人及他，估计此后也无人破他这个记录。此人的诗，除以此人的年龄，每年要写五百多首诗，平均每天一至二首，即使他是专业作家，特级诗人，打死也办不到的。何况他整整当了六十年皇帝和三年太上皇，六下江南，十全武功，把大清王朝折腾得由盛而衰，哪有时间和力气写这么多诗，他自己也不打自招，“或出词臣之手”，并不讳言是枪手代劳的了。

乾隆写了这么多首诗，很遗憾，没有一句留传开来，如今几乎不被文学史提及，没人在意他还曾是一个高产的诗帝。卢沟桥头，有一座碑亭，乾隆题的“卢沟晓月”，仍为人所知，但背后刻的那首御制诗，估计不会有人记住都写了些什么。于是，我想起他有一首刻薄钱谦益的诗：“平生谈节义，两姓事君王，进退都无据，文章那有光。真堪覆酒瓮，屡见咏香囊，末路逃禅去，原是孟八郎。”乾隆笑话钱谦益的诗，没有什么价值，只配用来盖酒坛子。其实，他的四万首诗，十数卷御制诗集，也只堪覆酱覆醅之用。

与乾隆相比，汉代的刘邦，大概是中国帝王写诗最少的一位，他一辈子只写了一首诗，诗题为《大风歌》。

刘邦的死对头项羽，率诸侯灭秦，政由己出，分封天下，自立为西楚霸王。所以，司马迁作《史记》，将《项羽本纪》排列在《高祖本纪》之前。以帝王待之。因此他的诗，也是帝王诗。

他与刘邦相似，只有一首《垓下歌》传世。“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因为是他最后失败时的作品，很悲壮，也很凄怆。

他乃江东贵族出身，虽然学书不成，学剑也不成，但他懂得一首诗起码要有四句，犹如一张桌子有四条腿才摆得稳的道理。这就比当亭长的刘邦，三句为诗，略显高明。可诗写得可以的项羽，却败于诗写得不可以的刘邦，问题在于这条汉子，有的是力气，缺少的是心眼，尤其狡猾奸诈不如，流氓卑鄙不如，又死要面子不回江东，只好在乌江自刎了。

这位刘邦，曾任泗水亭长。明代的皇帝朱元璋，以为刘邦和他一样，也是大老粗出身。洪武年间，祭历代帝王庙，他站在汉高祖影像前，涌上一股引为同道的感情。献上一爵酒以后，他让人专门再敬一爵，并对这位汉代的开国皇帝说，“老哥，咱俩都是起自布衣，白手起家，打下江山，多么的不易啊！冲这一点，我格外多敬老哥一杯！”其实，据《职官记》，“十里一亭，亭有亭长，以兵役满期之人充任。”掌治安警卫，治理民事，兼管停留人等。至少相当于如今的派出所的所长，或街道居委会的主任，应该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和书写能力的，与做过小和尚的朱元璋，不完全是一路人。

刘邦称帝后七年，平黥布回师，路过沛县，邀集故里耆老，乡社亲旧，饮酒摆宴，席地大嚼。衣锦荣归的他，感觉当然是非常之好，他一边击筑，一边诗兴大发，扯开嗓子吼出来这首《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概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首帝王诗，气势很大，抱负很大，颇具英雄本色，留传至今，家喻户晓。不过，我一直怀疑这位亭长，是否具有写诗的细胞？如果他以后还写过一首《小风歌》，或者《微风歌》，也许无妨将诗人这顶桂冠，加在他的头上。就这一首，就这三句，大有可能是叔孙通之流，现编现诌，当场口授，他记性大概还好，现趸现卖。估计，这位前亭长，那天酒喝得高了一点，也许忘掉了第三句。按说，好像应该四句才是。但帝王诗就不可用常理要求，老爷子就吼了这三句，你也只好没脾气。千古以来，有谁敢说汉高祖的这三句不成诗呢？

在中国帝王级的人物中间，真正称得上为诗人的，曹操得算一个。虽然曹操不是帝王，但胜似帝王。如果有帝王文学排行榜的话，曹操名列前茅，例属三甲，是毫无疑问的，甚至有可能拔得头筹。曹孟德的诗，可以用十二字来评价：有气概、有声势、有深度、有文采。因此，千年吟咏，弦诵不绝。

***对于帝王诗，评价不高，看不上眼，“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基本上不买账。不过，他对曹操，颇为推崇。1954年在北戴河的一首《浪淘沙》中，“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不仅抚今追昔之感，在诗人心中油然而生，而且，对曹操问鼎中原以后，乘胜出击，建安十二年（207），夏五月出兵征乌桓，七月出卢龙塞，九月凯旋班师，经过碣石山赋诗抒怀的英雄气概，也是相当憧憬的。

曹操的诗，并不多，但下面这三句，在所有中国人的记忆里，是永志不忘的。第一句，“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直到今天，还挂在酒鬼的口边。第二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几乎是所有上了点年纪的中国人，用以自勉的座右铭。第三句，“神龟虽寿，犹有竟时”，就在***所说的那个“遗篇”《步出夏门行·观沧海》中，普及程度不如前两句，但思想深度要胜过前两句。这就是说，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要懂得，要珍惜上帝所给予的有限生命周期，该发光时发光，该发热时发热，过了发光发热的年纪，阁下，你就该“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了。首先，消消停停，不要瞎折腾；其次，安安生生，不要总出镜；再则，切不可颠三倒四，神经错乱，令人不敢恭维。中国有无数诗人，能够在千年以后，被人不假思索，即可脱口而出这几句金玉良言者，有几何？

接下来，就该是来自草莽的山大王，来自草根的泥腿子，或来自行伍的阿兵哥，诸如此类写诗积极性特别高涨的帝王了。

第一位是唐后的黄巢，他的诗名，因最近拍了电影，还蹿红了一阵。这就是那首《菊花》诗了。“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第二位是宋代的赵匡胤，黄袍未加身前，就写过“欲出未出光辣达，千山万山如火发。须臾走向天上来，赶却残星赶却月”的诗，题目只一个字，颇怪异，曰《日》，虽然拗口，可谁敢改皇帝的诗？第三位是明代的朱元璋，也写诗，他学黄巢咏菊：“百花发时我不发，我若发时都吓杀。要与西风战一场，遍身穿就黄金甲。”第四位是明末清初的李自成，虽然他只做了一个月零十天的皇帝，可那也是在紫禁城太极殿举办过登基大典，颁国号为大顺的天子。他有半首七古传世：“收拾残破费经营，暂驻商洛苦练兵。月夜贪看击剑晚，星晨吹送马蹄轻。”据说他失败隐居山林，还写有若干首《咏梅诗》，这大概都是附会的传说了。

黄巢、朱元璋，都是杀人如麻的帝王，从诗中就透出来一股森森杀气。赵匡胤、李自成，诗虽文绉绉，其实还是顺口溜而已。这四位帝王的出身，一贩盐，一行伍，一淄流，一驿卒，若当不上帝王，也许写诗的欲望未必强烈。而坐上龙床，那就偏要做到两手都抓，两手都硬，治国在行，写诗也要在行。别看俺文化程度相对低下，大字不识一箩筐，硬撑着也要憋出几首诗来，给你们看看，谅你们也不敢不叫好？还得开座谈会，还得开研讨会，还得开新闻发布会，还得组织文学界、诗歌界学习，还得评论界挨个儿发表文章，至少两千字以上……这就是在文化上处于弱势地位的帝王，暴得天下后的必然行为。看朱元璋做皇帝后，写过的一首《咏燕子矶》的诗，“燕子矶兮一秤砣，长虹作竿又如何？天边弯月是钓钩，称我江山有几多。”那不可一世的口气，听得出来的潜台词是：你们不是说我不行吗？我偏行给你们看。别忘了，我是皇帝，不行也得行。最滑稽的，广明元年（880），黄巢进长安后，“有书尚书省门为诗以嘲贼者，尚让（巢之股肱）怒，应在省官及门卒，悉抉目倒悬之；大索城中能为诗者，尽杀之。识字者给贱役，凡杀三千余人。”这就是说，拿笔杆的诗人，永远敌不过拿刀把的诗人。你的诗写得再好，也不及那把刀厉害。（事见《资治通鉴》）

《北齐书·文苑传》提到“后主（即高纬，混蛋一个）虽溺于群小，然颇好讽咏。幼稚时，曾读诗赋，语人云：‘终有解作此理不？’及长亦少留意。初因画屏风，敕通直郎兰陵萧放及晋陵王孝式录古名贤烈士及近代轻艳诸诗以充图画，帝弥重之。”这说明北朝异族统治者，入主中原之后，不遗余力地实施汉化。这扇不伦不类的屏风，有点像当下全盘西化之徒，不分好赖，不加选择，照单全收，食洋不化一样，当然便成一个笑话。

但到了辽、金、元诸朝，汉化程度越来越高，几与汉人无别，于是，中国帝王诗更增添了生力军。如辽道宗耶律洪基《题李俨黄菊赋》：“昨日得卿黄菊赋，碎剪金英填作句。至今襟袖有余香，冷落西风吹不去。”如金主完颜亮《南征至维扬望江东》：“万里车书尽混同，江南岂有别疆封？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如元文帝图帖睦尔《自集庆路入正大统途中偶吟》：“穿了氁衫便著鞭，一钩残月柳梢边。二三点露滴如雨，六七个星犹在天。犬吠竹篱人过语，鸡鸣茅店客惊眠。须臾捧出扶桑日，七十二峰都在前。”这些写得不弱的诗篇，要比我们那些泥腿子皇帝的大作，不知高明多少倍。

最后，就轮着那几位末代帝王诗人了。

其实，写“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南唐李煜，写“中原心耿耿，南泪思悠悠”的北宋赵佶，在帝王级诗人中，算得上一流或亚一流水平，但他们以写诗的浪漫，去治理国家，以写诗的激情，去抵抗外侮，最后，无不落一个国破家亡，客死他乡的下场，了此一生。接着，等而下之，就该是写“妖姬脸似花含露，玉树流光照后庭”的南朝陈叔宝，写“如何汉天子，空上单于台”的隋朝杨广了。以上这四位亡国之君，在好写诗的帝王中，还应看做是出类拔萃之流，至少他们写出来的是诗，而非数来宝、快板书、打油诗、顺口溜。

隋炀帝杨广虽然是个糟糕皇帝，是个典型的虚胖综合症患者，但他的诗却是个异数，有其不同于当时南朝华靡文风的刚劲雄壮。明·陆时雍说：“陈人意气恹恹，将归于尽，隋炀起敝，风骨凝然。”（《诗镜总论》）更有论家认为，隋炀帝的诗，是闳丽壮阔的唐音前奏。《北史·文苑传》也说：“炀帝初习艺文，有所轻侧，及乎即位，一变其体。《与越公书》、《建东都诏》、《冬至受朝诗》及《拟饮马长城窟》，并存雅体，归于典制，虽意在骄淫，而词无浮荡。故当时缀文之士，遂得依而取正焉。所谓能言者未必能行，盖亦君子不以人废言也。”

然而，诗归诗，人归人，杨广在历史上，不但是个作恶多端的昏君暴君，而且还是个卑鄙无耻的小人坏蛋。唐·刘□《隋唐嘉话》载：“炀帝善属文，而不欲人出其右。司隶薛道衡由是得罪，后因事诛之，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又：“炀帝为《燕歌行》，文士皆和。著作郎王胄独不下帝，帝每衔之。胄竟坐此见害，而诵其警句曰：‘庭草无人随意绿’复能作此语耶？”

由此可见，帝王好写诗，对真正的诗人来讲，绝非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