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说中共中央南方局为了加强成都地区的情报工作,特别派有情报工作经验的于同到成都来,他除开代替周武哲把打进中统核心的党员肖*的关系直接掌握起来外,还和一些埋伏在敌人营垒里的地下党员建立联系。这些特别党员的组织关系一直是由南方局负责情报工作的同志直接联系,没有交给地方党组织川康特委。
对于这些特别党员,南方局不需要他们作公开的政治活动,也不要他们过党的组织生活,只要他们能平安地埋伏在那里,能提供可能范围内的情报就行了。因此,和他们的联系不能很多,也不定时,常常两三个月才能见一次面,有时一放下就是半年一年,没有找他们,也不奇怪。但是这些党员又经常处于敌人的严密监视的环境中,是十分危险的。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有重要情报要交给党,或者发现了什么险情,要及时向上级请示,因此又和他们约好紧急通知见面的便捷方法。如按约好的名字和口号在本地报纸上登广告,便是通常的通知接头的办法。
于同到成都来以前,南方局军事组交给他一个成都的特殊党员关系。这个党员在成都中央军校作教官,名叫冯羽飞。这个党员关系很重要,可以从他那里获得国民党某些军事情报。国民党反共越来越疯狂,内战迟早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了解国民党军事动态十分重要。但是他从南方局到成都来的时候,管军事和情报的领导同志又告诉他,成都军校冯羽飞这个情报关系有很久没有人去找他联系过了。这个人的情况怎么样,不是很清楚的,因此要他去找冯羽飞联系时,谨慎小心,可联系就联系,不可联系就切断。
于同到成都来和地方党川康特委接上头以后,了解了一下,没有什么特别情况,决定还是和军校冯羽飞去接头。他为了和军人接头方便,特别去弄了一套国民党的军服来穿上,打扮成军队上退下来的闲散军官的模样。他穿着军装,和冯羽飞见面。军官和军官见面喝茶,是很自然的。在他们接头中,于同看得出来,冯羽飞有一年多没有和上级见面了,一下又联系上了,那种欣喜和激动是可想而知的。他毫无埋怨的神色,不断地说:“我是多么想念你们呀。”“这一下好了,又联系上了。”一个地下党员和党组织接上关系的心情,于同完全理解。
和冯羽飞交谈中,于同看出,这个党员谈吐不俗,很沉着和冷静,分析事理也很清晰。虽然有时不免显得有些过于谨慎,吞吞吐吐的,于同也能理解,处在军校这种危险环境里进行活动,难免疑虑多一些。最要紧的是要看他的忠诚程度,看他提供情报的真实性和价值高低。于同把冯羽飞提供的军事情报报回南方局,当他回重庆汇报工作时,军事组的同志告诉他,看起来冯羽飞提供的情报是有相当价值的,虽然准确性上难免有出入,但基本上是真实的,这样,于同算放了心,冯羽飞这个党员看来是可靠的。因此于同回成都时,再等待和冯羽飞见面,把要打游击的事和他商量。
今天于同把报纸《新新新闻》照老习惯翻看一遍的时候,特别注意到广告栏的廉价“豆腐干”广告,他忽然把注意力集中在一块指甲盖大小的寻人小广告上。上面印着:
“喻东兄,来蓉造访不见,请尅日至外西涤茗姑家找我。弟飞。”
这便是冯羽飞刊登的。那是于同上一次和冯羽飞接头分手时,口头约好了的。只要在《新新新闻》广告栏里见到这样的广告,便须在广告刊出的三天内下午三时到老西门外涤茗茶楼去相会。他翻看报纸,今天已是第三天了,时间也已快到下午两点钟,他必须马上赶到那里去。
“哦,现在就得去。”于同再看一看报头的日期,默算一下,又看一看手表,吃惊地自言自语。随即站起来,去衣架上取下一件干干净净的绿色军服来穿在身上,头上戴上一顶军帽,脚上穿一双光亮的浅统黑皮鞋,拿起镜子来自我欣赏一下,是一个从国民党军队里退下来的闲散军官的模样了。他走出门去,叫一辆黄包车:“走,给我拉到老西门外,涤茗茶楼去。”
于同坐黄包车还没有到涤茗茶楼,便叫停下,下了车,给了车钱,走一段路,考察了一下涤茗茶楼外面的环境,直到他感到没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异状,才走进茶楼去。他进去立刻看到冯羽飞坐在里边窗户边的一张茶桌上,正在细细品茶的样子。他用眼睛在茶桌间扫了一遍,看有没有什么可以怀疑的特殊人物,才走了过去,到冯羽飞坐的桌子边。
“呵,喻兄,请坐,请坐。”冯羽飞看到了于同,兴奋地站起来打招呼。
“冯兄”,于同笑着对冯羽飞点头,坐下。
“拿茶来。”冯羽飞叫茶倌拿茶来。
“不用。”于同制止,说:“冯兄,你怎么在这样的茶馆消遣,走,走,我正想来找你去沙利文吃点心去呢。”
“沙利文”是成都当时很阔气的茶座,于同这么说,不过是叫茶客们听到,知道他们并非无事可作,只能在这种二三流大众茶楼里消遣混日子的闲散军官,而是高级茶座沙利文的顾客呢。冯羽飞当然不会说什么,起身跟着于同走出门。于同当然也不是真要把冯羽飞带到沙利文去。他们顺着西门外大街回头走不多远,便从一个小巷折向南去。那里有一片蔬菜园子,他们从田间小路,穿过蔬菜地,这里空旷无人,便于于同观察,看是不是有什么人跟来了。于同确认没有人跟他们,才带着冯羽飞折向东,走到城边小街里去,找一个点心铺吃点心喝茶。
冯羽飞对于于同作这种工作的技术之娴熟,警惕性之高,目光之敏锐,有很深刻的印象,他谨慎地看着于同的神色。
于同这时才小声地但不是鬼鬼祟祟地对冯羽飞说:“现在形势变了,不能不小心谨慎。”
冯羽飞不住地点头,表示同意。
于同和冯羽飞两个一边吃点心和品茶,一边很随便拉家常的样子,声音忽大忽小地说话。就在这忽大忽小的声音之间,他们认真地谈起工作来。
冯羽飞对于同说:“上次你要我搞的东西,我搞到手了。”
哦,于同想:“他所以要登报找我,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上一次于同和冯羽飞碰头的时候,曾经对冯羽飞分析过国内当前形势,说明内战是迟早要爆发的。***胆敢发动内战,我们就必须在蒋管区展开农村武装斗争,建立游击区。因此搜集国民党的军事情报,和掌握战争物资和武器,策反国民党部队起义,联合民主党派和地方势力,发动广大群众,反对内战,中立地方部队等等,这些都成为应该考虑的工作。我们搞情报的要在这些方面配合和支持党。
于同对冯羽飞具体提出要求:“将来要打游击战,你要设法提供抓武器的门路。打仗要军事地图,你能搞到一套五万分之一的四川省军用地图,那就好了。”
今天冯羽飞对于同说的“搞到了”的东西,就是指的军用地图。于同不住点头说好。但是冯羽飞说:
“那么大一堆,怎么拿得出来?拿出来了,你怎么保存呢?”
于同想,冯羽飞说的也是,便说:“先搞四川周围山区地带的吧。特别四川西康两省接壤地带的山区地图,四川腹心地带暂时不弄来也可以。但是华蓥山一带山区的地图,能搞到也好。”
冯羽飞点头表示,他一定回去努力,先把川康边的军用地图搞到手。
于同对冯羽飞说:“到时候抓武器的门路,争取军事指挥人才,以至策动国民党军队起义,都要特别留心。”
冯羽飞表示完全赞同,并且愿意去作努力。“但是不能操之过急。”他最后说。
“这是自然的,任何时候你要注意保护自己的地位,决不能有一点暴露,并且要有应变的措施准备。”于同谆谆嘱告冯羽飞。
冯羽飞以五体投地的佩服神气望着于同点头,表示一定照办。
他们闲谈一会,便分手了。
于同到成都联系了冯羽飞这个特殊党员后,决定去联系另外一个人,这个人是南方局介绍给他的一个统战关系。名叫吴达非,在一个私营通达银行里任经理。这个银行是以地方金融势力为背景的,说穿了就是四川的军阀把他们搜刮来的民脂民膏拿出一小部分来作为资本,凑成这么一个银行。吴达非毫无疑问也是以四川地方部队势力为靠山的了。于同从旁了解,吴达非本人也在四川地方部队里干过后勤官儿。不过这个人和那些军阀不同,是上过大学的,学过经济、颇有经济头脑,而且也喜欢搞点政治。他和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有很好的关系,可以说他成了民主党派和地方势力交往的桥梁。因此在经济上很受地方军阀的赏识。他有本事在经济秩序极混乱,物价暴涨,投机很盛的市场上,跟重庆中央政府四大家族统治一切的经济势力进行抗衡。他善于在中央和地方势力之间运用自如,在夹缝中求生存,没有被重庆那些大鱼吃掉,甚至还可以为老板们捞一大笔钱。而且这些捞到的钱不是钞票,而是黄的(金)、白的(银)和花的(美钞)这种硬货,甚至还有黑的(鸦片烟土)。当然,他不得不借助于地方军队的掩护。他当经理的这个通达银行真是又通又达,发了横财。
但是吴达非是一个十分乖巧的人,他知道他依靠地方军阀的资本和人缘,还有枪杆子,使他在经济上站住了脚,把别的地方势力办的银行、票号、钱庄都吞没了或挤垮了,而且表面上为地方势力效了劳,立了功,其实他心里却在打着更高级的算盘。他背着地方势力,对重庆的大财团暗送秋波,愿意把通达银行变成他们大银行财团的“子银行”,接受他们的统领。
由于他有这种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本领,有碰见软的来硬的,碰见硬的来软的这种见风使舵的功夫,大银行财团也不再挤压他,说“吴达非”这个人真是“无大非”,“没有大的不是”,还“识相”(这是他们大财团老板们的下江话,按四川话说是“落教”)。把他收买过去,明给地方势力当“管帐师爷”,暗里给中央财团当“跑街”,为他们的利益奔走。
吴达非还作为地方势力的代表人物,经常出面和地方民主党派的人物拉关系,当然就要“民主化”起来,成为地方的贤达。地方民主党派见他既有财力,又在地方上有声望,既和中央财团有瓜葛,又进入到地方势力的经济网络中去,本人又肯出钱办报纸、刊物和学校,以容纳一些有进步思想的民主人士。慢慢地给自己造成一个开明的民主人士的形象,于是被接纳进入民主党派。因而他成了地方势力和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与共产党的南方局也建立了秘密的联系。
于同到成都来,就负有和吴达非建立联系的使命。他曾经去找过一回吴达非。吴达非知道于同是从南方局来的,自然很热情。但是于同和他谈了一阵,看不出这个人有多少政治见解和民主热情,谈一会便告辞了。他没有让吴达非知道他的住址和工作单位。“我以后来找你好了。”于同对他说。
“但是我有事怎么找你呢?”吴达非问。
“你有十分重要的事,去重庆南方局找人就行了。”于同坚持自己的做法。吴达非再也没有说什么。
今天于同又去找吴达非。这是他到成都以后的第二次去找他。他到了吴公馆门口,拿出一张名片交给看门的,看门的不敢怠慢,赶快拿着名片到里边通报去了。吴达非正在,他拿起名片一看:上面印着“易东,重庆南方公司”,十分高兴,说:“请”,也跟着出来迎接。于同跟着吴达非走进客厅里去。
例行的客套寒暄之后,于同很想从吴达非的口中得到地方势力和民主党派的情况和动向。但是奇怪的是吴达非泛泛地谈了一下,都是一般的。如果不是吴达非有意不说,便是根本没有进行多少活动,因此孤陋寡闻。当于同用“这些情况我早已知道了”这样的话来轻微表示失望时,吴达非马上觉察了,立刻表示歉意地说:
“真抱歉,近来因为我的银行银根吃紧,日子难过,我不得不分心去奔走,真是燃眉之急呀。”
于同相信吴达非说的这个理由。因此,于同对吴达非说:
“也好,你把你银行的事忙过以后,多和地方上的头面人物接触,问一问他们对于当前国事的态度是什么,对于国民党坚持准备反共打内战的反应如何,对于我党提出的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赞同不赞同。”
吴达非满口应承。
于同这次来找吴达非,是奉命来向地方统战关系方面传达南方局最近送来的一个内部通报。这个通报的内容是,南方局将要搬到南京去,和已经还都南京的***政府继续打交道,在那里将建立共产党的办事处,对内便叫南京局。南方局搬走以后,在四川将建立一个四川省委,驻在重庆,由吴玉章负责,参加省委负责的有王维舟、张友渔、于江震等同志。于同今天来找吴达非交换情报,吴达非没有提供有价值的情报,他打内心里不愿意把南方局内部通报四川将建立省委的重大情报告诉吴达非。但是他还是按上级指示向他传达了,不过在传达后对吴达非说:
“关于建立四川省委,还没有成为事实,人选也只是内定的,还不宜公开,因此这个情况只传达到少数几位上层人士。不可传开。”
吴达非听到了中共在大后方的内部组织上即将有重大变动的这个情报,当然很高兴。要他只传达给极少数头面人物,当然满口答应。这对于提高他在民主人士和地方势力中的地位,无疑大有好处。这种政治资本比一大笔经济资本还值钱。何况……,他没有说出口来,心里想都不要这么想,害怕被于同那双锐利的眼睛看透了。
“好,我一定照易先生说的那么办。”
吴达非为了弥补他没有给于同提供有价值的情报,召来于同的不满意,马上向于同许愿说:“易先生,我们再约一个见面的时间吧,我把传达后的反应向你报告。”
于同正在考虑和吴达非约时间再见面是否适当,或者还是象过去一样,采取突然找他的办法,这样更安全些。他还没有想定,自然没有马上回答吴达非。吴达非见于同没有马上回答他,便以为是于同对他不够信任,甚至还有些怀疑,他有理由这么猜测。于是他作了进一步的解释:
“我很愿意作共产党的忠实朋友,我愿意给你们当一名情报员,向你们提供情报。”
在于同听来,这简直是多余的话。对吴达非说:“我们既然是朋友,朋友之间贵在相交以诚,我们都说心里话就行,说不上当情报员的事。”
“对,对,人之相交,贵在知心嘛。”吴达非赞成于同的话。又讨好地问:“易先生在成都活动有什么困难吗?比如经济上……”
于同说:“没有困难。有困难我会来找你的。”接着他又回答吴达非提出约时间再见面的事说:“我最近忙,可能离开成都,我回来再来找你吧。”
“好,好”。吴达非当然只能表示同意。
又过了半个月,于同决定再去找吴达非了解情况。上次对吴达非说的可能离开成都,只是推口的话,他其实并没有离开成都。这次他去找吴达非,决定不去他的公馆里找他,而到他办公的银行里去找他。
他还是打扮得衣冠楚楚,到了通达银行的门口,他没有马上进去,通过守门的替他传达。而是站在银行门口外边的街角上,在杂货摊边抽烟闲逛,不时用眼光瞟着银行大门。不多一会,吴达非坐着晶光锃亮的漂亮私人汽车到来了,在门口下了车,迳直走进银行去,有两个保镖的也跟了进去。
于同这才走到银行门口,他并不去守门人那里要求传达,便大大方方地迳直走进银行。守门人看他那股子神气劲,没有敢拦他,说不定这是一个财神爷,不让他进去,把经理的财路断了,吃罪不起。况且进进出出业务往来的人也很多嘛。
于同迳直走过营业部,上了二楼,在二楼楼口碰见一个职员,他问:“经理来了没有?”
那个职员用手指二楼的东头,随口说:“来了,刚才过去。”
于同肯定经理室在二楼的东头,他不问任何人,迳直走过去,果然看到“经理室”的玻璃牌子。他正要敲门,一个职员推门出来,看到于同便问:“你找谁?”
“我找经理。”于同说。
“经理有事正忙着呢。你有什么事,先到楼下找有关业务的人谈吧。”那个人不让于同进去。于同说:“请你告诉他,就说重庆南方公司有人要找他谈点生意。”
那个人还是说:“不管南方公司,北方公司,你去楼下找人先谈了,再说见不见经理的话吧。”
“谁呀?”屋里有一个声音。
那个人只好退进房里去对吴达非说:“有个重庆南方公司的人迳直闯到这里来了。”
“哦,南方公司的。请进,请进。”
于同听到吴达非在里面说话的声音,接着门拉开了,吴达非笑容满面地和于同握手:“欢迎,欢迎。”把于同让进门去,并且一直带到套间的里间去。那个人见经理如此热情接待这么一个他从来未见过的人,感到惊奇,同时为刚才自己对客人的不够礼貌而惴惴不安。他赶忙跟进去,给尊贵的客人上茶。
“赵秘书,你出去吧,我这里有事。”吴达非说。这个赵秘书谦恭地向于同点一个头,表示歉意,便退了出去。不知道经理又要谈一笔什么大买卖。
“我正盼着易先生来呢。”吴达非替于同点上一支纸烟后说,“易先生才回成都吗?”
“嗯”。于同支吾着说,随即开门见山地问吴达非:“你有什么要告诉我的吗?”
“是的。”吴达非说:“美国人又肯出钱,又肯出枪,看起来南京中央政府是下了决心要大打一场了。我们四川支持八年抗战,搞得民穷财尽,实在不想打。我接触到的地方势力都不愿去替中央卖命,只求自保,更不用说民主党派人士了。有见识的民主人士都反对打内战,反对开‘国大’。最近在成都开过几个国事座谈会,都是这个意见。可是国民党恨透了,派人破坏民主集会,连张老都挨了臭鸡蛋。”
于同听了,觉得这不过是一般的情报。至于开国事报告会,民盟的主席张表方老先生挨鸡蛋,更是报上登了的,并不新鲜。但是他耐心地听着,不插话,也不提问。
吴达非看到于同对于他说的似乎反应很冷淡,看来要敷衍是敷衍不过去的,于是说出一件有点份量的情报。他小声说:“据我了解,民主党派里有些人过去是在地方部队干过的,至于‘民革’,好些人都是在国民党的党政军部门干过,不少的人是失意军人和政客。他们有些人在悄悄议论,不管是国民党当权,或是共产党得天下,说到底还是要有枪杆子,在他们面前才说得起话。现在天下大乱,正是抓枪杆子弄权的大好机会。有的人主张民主党派和地方军队中的开明人士联合起来,组织自己的‘民主联军’。凭大家在旧军队中的关系,搞枪、抓人、弄地盘,都没得问题。”
于同对于吴达非提供的这个情报,倒是有兴趣。看起来有些地方政客和失意军人,想要组织第三种力量和第三支军队,来跟国民党和共产党分庭抗礼,三分天下。这显然是一种政治幻想。
但是于同只冷冷地对吴达非说:“你可以告诉他们,在今天的中国想搞三分天下,只是幻想,连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分天下,搞南北朝,也不可能。最后的结局只可能是,或者国民党开明起来,组织各党派各方面势力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或者坚持反动,自趋灭亡,人民终于坐天下。他们如果不和共产党联合,接受共产党领导,共同反蒋,不会有出路。”
吴达非是一个十分乖巧的人,岂能听不出于同这些话的味道来。他马上顺着于同的说话路子说:
“是呀,易先生说的极是,我也是这么想的。只是……”吴达非想试探于同的意图,又怕说得露了馅,欲言又止。
“只是什么?”于同问。
“只是你说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他们要搞枪杆子,拉队伍,共产党在这里又没有队伍,你们怎么个领导法?”吴达非到底说出他想问的话。
于同笑一笑说:“如果***下决心大打内战,我们不会在他的大后方睡大觉的。”
吴达非完全听明白了,那就是说,只要内战爆发,共产党就要在大后方搞武装游击战争。但是于同没有明说,吴达非不好进一步探明共产党准备武装斗争的意图和斗争地区。他只能说:
“那好,让我们联合起来搞武装斗争吧,我们愿意接受你们的领导。”
于同也听明白了,原来吴达非和那些搞三分天下的人是一个立场,说不定他正是其中穿针引线的组织者,不然他怎么前面说“他们”怎样怎样,后来却改口说成“我们”怎样怎样,而且提议和共产党联合搞武装呢?
于同不想在这个问题上多谈,只用一句话结束:“到时候再说吧。”
“好,好。”吴达非还能说什么呢?只好送客了。送于同出经理室门的时候,吴达非说:“易先生,希望我们多联系。随时恭候。”
于同走出银行,在大街上照例转了一阵,走进春熙路国货公司里面去逛了一会,这是他的职业习惯。他突然发现刚才在春熙路北段打过照面的人,在国货公司门口又出现了。虽然这两个人似乎根本没有看他,只顾自己看柜台上的货物,他也不能不在脑子里打一个问号。
于同走出国货公司,顺路从春熙路北段到基督教青年会里去看看贴报牌上的报纸。他侧身向外瞟了一眼,又发现刚才在国货公司见到那两个人中的一个在门口晃了一下。嗯,可能有问题。
于同决定再试一试。他转到科甲巷里去,那里比较僻静,便于观察。他走到科甲巷中间一个照像馆的橱窗跟前,从大玻璃的侧面反光中,果然发现远远的香烟铺门口,那个人在买香烟点火抽烟。这就完全肯定,他“长了尾巴”了。
他一点也不惊诧。于同是老行家,他决定把钉梢的人丢掉而不露声色。他三搞两搞,结果证明“尾巴”是确实丢掉了,他才慢步朝回家的路上去。
于同回到家里,一直不得安宁,他在思索为什么今天被钉了梢,这是他到成都来还从来没有遇见过的事。他不认为是由于他本身的原因。只有一个可能,说不定吴达非已经被特务注意,正对他进行监视和观察,这倒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因此他决定再找机会突然去拜访吴达非,告诉他这个新情况。
于同一片好心,却是知人知面不知心。怎么回事,下回便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