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说1947年的夏初，四川省特务委员会突然奉到国民党中央特种汇报会的指示，要全国各大城市的特务机关，全力以赴，于十天以内准备好材料，把黑名单敲定。只待一声令下，便在同一天的夜晚，实行全国大搜捕。还是***的老章程：“宁可错捕三千，不可走漏一人”。

在成都的中统、军统、省特委会、警察局、宪兵团的头头们一连开了几天秘密会议，决定立刻准备黑名单，十天内完成。妄图把“奸伪”（这就是指的共产党）、“奸盟”（这就是指的民主同盟及其他民主人士）一网打尽。准备名单的办法是通过丙种、乙种、直到甲种三种汇报会议来审定黑名单。首先由各特务组织和警宪组织，根据他们平时所侦察到的嫌疑分子、他们所联系的“特情”、“党网”、“通讯员”系统报来的名单，进行核实审定，将名单报到省特委会，由省特务委员会情报组主持，召开各有关特务组织管情报的人员参加的“丙种汇报会议”。由这个汇报会议汇总、核查和审定初步逮捕名单。这个名单由省特种委员会情报组最后写成书面材料，写上名单、逮捕的理由根据等等，然后提交给“乙种汇报会议”去进一步审定。参加这个较高层次的乙种汇报会议的人就只限于各种特务和警宪组织的头头了。在这个汇报会上又反复核定，拿出一个黑名单来。这个黑名单又加以整理，送到兼省特委会主任的省主席那里，由他把几个特务组织的第一把手找去，斟酌增减，这叫“甲种汇报会议”。在这个汇报会上一边研究，一边由省主席在名字头上划红圈。划上红圈的那就好比阎王爷的生死簿上划上叉的名字，该无常二爷对着黑名单，带着小鬼去各地催命了。

“丙种汇报会议”在几天内举行了三次，斗争最剧烈的也是在这种汇报会上。因为各个特务组织提出来的名单，都是从这两年他们活动积累起来的侦察材料中过滤出来的，而且是经过他们组织的头头过目审定了的。因此谁也不想从名单上划掉他们提出来的逮捕对象，说起来都好象是“证据确凿，罪该万死”的人。这个“丙种汇报会议”肖*当然参加了的，各个特务组织提出来的黑名单中，肖*发现了看来的确是我们党内的重要活动人物，有的并是他原来就知道的，甚至有的是在抗战初期肖*就认识的。肖*感到很恼火，总是想从名单上把他们剔除掉。

幸好“丙种汇报会议”是授权省特委会的情报组来主持的。肖*作为主持会议的人，不仅有权看到全部送来的名单和材料，而且可以找出各种理由来，最后由他来拍板添上或者剔除。但必须做得十分小心，不露形迹，不能引起任何的怀疑，否则后患无穷。

头一次汇报会上，各特务组织提出来的名单很多，有一些的确证据不足。肖*乘机说话了：“肃清共党不是这一次就可以完成的，我们不能把不是共党的人硬倒说成是共党，那样会误捕太多，捉起来容易，审理起来就麻烦，最后放了还要得罪人。因此报来的名单中，凡是证据不够确切，有些捕风捉影的，这一次都从名单上剔除，留作下一步的侦察对象，搞实在了再捕也不迟，反正刀把子在我们手里，还怕他溜了不成。”

大家认为肖*说得有理。肖*又说，还有一些材料看来没有写清楚，将来报到乙种汇报会上去，会被问得答对不上，请拿回补充好了，下次再送来。第一次会就这么过去了。

第二次“丙种汇报会议”举行以前，肖*把名单和材料翻了一下，大家的确把证据不够充分的人划掉了一些，人数便大大减少了。

开会时，各方面特务来的人谈了新的名单情况，肖*又提出一个“提公因数”的办法来，请大家研究。

肖强解释：“为了更准确地逮捕到应该逮捕的人，不要分散力量去抓一些将来无法定案必须释放的人，白费力气，我们采取提公因数的办法，就是凡半数以上机关都提供材料，榜上有名的人，才列入名单。凡不足半数的就暂时放在一边，不作为这次行动的对象，等下批再研究。”

这个办法居然得到大家的同意，都说这么大规模的同时行动，还是第一次，人手的确不够，为了集中力量行动，不让该抓的人漏网，采取这个办法好。他们哪里知道肖*想再从黑名单上剔掉一批人的企图呢？

大家把名单拿出来，按这个办法一滤，结果又滤掉一批逮捕对象。但是有的是肖*想要这次滤掉的，却始终没有能够滤掉，因为就是按“提公因数”的办法，他们也得被列进黑名单。几乎特务的每一个方面提出来的名单中，都有他们的名字，真没有办法，只好列进去了。

还有的人，用提公因数的办法是可以滤掉的，但是有的特务方面坚持要列入，他们说经过长期侦察，证据可靠，这次非捉不可。比如王鼎，老中医，是我党的一个联络站长，因为找他看病的人很多，就很便于地下党的联络，掩护过来成都检查工作的南方局的领导同志。于同告诉过他，这个联络站是一定要保护好的。这一次提名单时，不知道军统从哪里得到的侦察材料，执意要把王老列上。

有人说：“这个人可是成都有名的医生，搞错了影响不好哟。”

肖强也接着附和：“按提公因数的办法，这个人可是不够格呀，你们不是刚才同意这个办法的吗？”

军统的特务说：“王鼎是一个医生，可是一个挂牌子的政治医生，过去参加过共产党的广汉兵变，现在还在地方势力里宣传赤*，拥护共产党。”

省会警察局的人却反对说：“王鼎这个医生不能抓，他的医道好，我们刘局长的病就是请他医好的。刘局长已经请他作他的家庭医生，我们警察局正打算聘他作局里的顾问医生呢。”

肖强乘势说：“既然给你们刘局长常年医病，难道一点也没有发觉什么吗？”说完，又转向军统的人说：“警察局刘局长可是你们军统的要员哟。”

警察局的人补充说：“我知道他是一个鸦片烟鬼，除开看一上午病，一天都是躲在烟铺上抽、抽、抽。”肖*知道，王老是为了掩护自己，才奉命抽鸦片烟的，这一下可发挥作用了。

军法官杜石插话说：“抓这个人恐怕有问题，共产党从来不要‘黑化分子’。”

杜石是共产党的师级干部转变为叛徒的人，他说的话引起了在座人们的留意。他又说：“烟鬼不能抓，抓来交我们审问，可不好办。问不出事情，还要伸手向你要烟泡子吞，不然就寻死寻活地，那可麻烦了。”

肖强当即拍板地说：“一个烟鬼，抓不抓没有关系。”就这样把王鼎从黑名单上硬剔除了。为了安抚军统的人，肖*对警察局来的人说：

“你回去给刘局长说一说，把王鼎弄到警察局当医生，就等于把他监视起来了，他飞不到哪里去。”

这样一来，不仅把王鼎从黑名单上剔除，而且把他弄到警察局去当医生，靠着局长，他的安全更有保障了。

王鼎的名字从准备的黑名单上划掉了，可是过几天在乙种汇报会上，军统的蓉站站长又提出来，说他们发现有奸党分子在王鼎那里进进出出，同时发现他借行医的机会，在策地方军队的反。

在这种高一层的汇报会上，肖*就没有多少发言权了。但是禁不住问了警察局的刘局长一句：“这个医生听说给你刘局长也治病呀。”

刘局长说话了：“这个医生我熟悉，给我治了一年多的病，没有什么，只是爱在烟盘子上发几句牢骚。他当着我的面也是这样。他开门诊，进出的人当然多，他怎么认得进出的哪个是共党分子？我们打算聘来当我们局的医生，他飞不到哪里去。”

中统的申主任也加了一句：“这个人医道有名，听说和省政府的地方要人也很有来往，应该慎重。”

王鼎的名字终于从“乙种汇报会议”上刷掉了。

“丙种汇报会议”经过三次会，黑名单初步定了下来。马上由省特委会情报组的内勤整理名单和写出材料来，准备送“乙种汇报会议”上去。肖*看到内勤整理的材料，十分详细。他对他们说：

“你们搞得这么啰嗦干什么，‘乙种汇报会议’上那些头头，哪有功夫来看这么详细的材料？搞简单一点，三言两语说清楚就是了。”

他们又起了一个稿子，交给肖*看，肖*考虑，名单是大家定的，当然无法增减，可是在定性材料的文字上作些斟酌，对于上一层的决定问题还是可以产生某些影响的。肖*同时还从剔下去的名单中准备了一个名单和材料备用，这个备用名单上只是几个一般进步分子而又和地方实力派的头面人物有关系的人物。这样的人列上名单，在最后由省主席圈定的时候，大半会被圈掉。即使被捕了，地方实力派的头面人物也会出面来保出去的。

“乙种汇报会议”开会了，由中统、军统、宪兵团、警察局、省特委会的主要头头参加。会议由代行省特委会主任的主任秘书许祖齐主持。因为“丙种汇报会议”是由省特委会的情报组主持的，讨论的名单和材料都由省特委会提出，因此当然要肖*参加“乙种汇报会议”，并且由他作汇报。

在“乙种汇报会议”上，肖*就按准备好了的简要材料，一五一十地讲了一通，讲的时候不说任何倾向性的意见。汇报完后，大家讨论，提出意见，但是大家都说没有多大意见，只是要求快送兼省特委会主任的省主席去划圈，通过大家准备分头行动吧。

经过“丙种汇报会”和“乙种汇报会”这两关，黑名单可以说基本上准备就绪了，再经过“甲种汇报会”批准，便要开始抓人了。肖*想，从最高的“甲种汇报会议”作出决定到在各地全面展开逮捕，不会超过一天。要在这短时间内把黑名单及时送到于同手里去，于同及时通知到基层和上了黑名单的同志，使他们能够逃脱敌人的监视和逮捕，安然脱险。这是十分紧迫的，但是，又必须做到。

肖强想了又想，为了万全之策，他在为“甲种汇报会议”准备材料的时候，就把认为十有九分是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人的名单，先抄下一个小名单来藏好。他采取化装并且潜行出去的作法，同时在红照壁广告栏里贴广告，在约定的厕所的木板墙上作规定的图案，以及在《新新新闻》报上登广告等办法，紧急通知于同。

谢天谢地。就在肖*准备去参加最后的“甲种汇报会议”的那天一清早，于同来了，肖*高兴得几乎要跳起来，拉住于同的手，第一句话便说：“全国要搞‘六一’大逮捕！”

于同却冷静地说：“知道了。”

肖强惊奇地望着他。于同说：“我们已经得到上级的通知，六月一日凌晨，国民党特务将在全国实行大逮捕。”

肖强正想说话，于同问：“大逮捕的黑名单你弄到手了吗？”肖*说：“我自始至终参加了这个黑名单的准备工作，今天就要到省政府去参加‘甲种汇报会议’，决定最后的黑名单。”

于同这才灿然笑了，不住地说：“好，好。”

肖强把收藏的小名单拿出来交给于同，对他说：“这是我从报批的材料中估计是我们的重要同志的小名单，你先拿去通知疏散。大名单今天可以最后定，你今天晚上来取。”

于同接过名单看了一下，笑得更高兴，不住地点头说：“好，好。这上面有些人我们估计一定会上名单，已经通知疏散了。”

肖强又告诉于同：“估计今天下午定了最后的黑名单，各级特务明天作一天准备，五月三十一日的晚上各就各位，六月一日零时同时动手抓人。上名单的人不能等到明晚上才走呵。”

于同点头说：“是这样，有的同志发现他现在已经被暗地监视住了。不过他们正表面装得很麻痹的样子，便于寻找机会脱身。”

于同悄悄地走了。肖*赶到省特委会办公室，当着别的特务头头打开保险柜，取出准备好的黑名单和资料，坐车到省政府去参加“甲种汇报会议”。

在这个汇报会上其实最简单，各方面的特务头头都来了，几乎没有异议地一致通过，只是催省主席兼省特委会主任快圈定，下达行动的命令。他们说，他们分工去抓的对象，基本上都已经监视起来了。

这位省主席，平时并不过问特委会的事，也不了解各特务系统的情况，几乎是在大家无异议的点头默认下，一个劲地在黑名单上的人名字上用朱红笔划圈圈。

当省主席划到一个叫王一清和一个叫钟汝的名字时，他好象有点为难。参加会议的省府秘书长看出省主席的为难处，便插话说：

“这两个人主席恐怕要考虑一下，他们是甫公的顾问，不是共产党，抓了恐怕麻烦。”

肖强也觉得那个叫王一清的好象是曾经代表四川大军阀刘湘（就是他们喊的“甫公”）秘密去过延安和我党拉关系的，这个人如果不是党员，也一定是很进步的人。

省主席趁势说：“这两个人要是抓了，好些人要来找我扯皮的，不好办。”

参加会议的新的警备司令是属于地方势力的人，也趁势说：“抓了还要放，那不是脱了裤子放屁，多此一举？他们天天在我们的眼皮下，我们手枪的火鸡公是叫起的，什么时候‘请’他们都一样。”

这个司令是喜欢雅事的粗人，说话虽然粗鲁，却中了省主席的心意。肖*也顺水推舟地说：

“是呵，刀把子在我们手里，迟抓早抓都一样，何必趁这个热闹。”

省主席点头，把这两个剔除。军统的人虽然显得有难色，但也不好说话了。

省主席在黑名单的最后边用朱笔批了几个字：“圈红圈的一律逮捕。”会议便这么收场了。

当天晚上，于同到陆公馆找肖*。肖*把那张划掉了王一清和钟汝的全名单交给于同。并问：“这名单你怎么个通知法？”

于同马上理解到肖*的顾虑，他说：“这个你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办。”

这样肖强就放心了，并催于同：“今天一定要通知到啊，决定今夜零时动手，今晚上肯定都被监视起来了。”

于同说：“我们马上去办。不过有一个叫陈平的同志，是《西华日报》的，几天以前我去找他时，就发现有人在监视，我没有办法通知到他。这个老同志必须走，不知你能想办法通知他不？”

这却给肖*出了一个大难题。既然是被监视起来的人，肖*亲自出马去通知，不仅会把自己暴露给一个有可能被逮捕的人，而且肖*在那种地方出现，很可能引起监视的特务的怀疑和钉梢，如果特务向他们的上级报告，很可能引起特务头子们对肖*的怀疑。

肖强的犹豫被于同看出来了，他说：“我也感到你去通知不好，但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同志，必须保证他的安全，还是我去试一下吧。”

肖强想既然是重要的老同志，而于同要去通知更多的同志走，没有办法去通知，那只有自己去冒这个险了。于是他肯定地说：“我去试一试。”

于同审慎地说：

肖强再次肯定说：

“你去，总不好。”

“我去总比你去好一些。”

肖强思考再三，决定以他老丈人的名义，在家里写了一份“请到寒舍便酌”的请客帖子，准备拿到《西华日报》营业部去投交给刘逸先生。《西华日报》营业部的刘逸，便是于同想通知疏散的老同志的化名和住址。“请到寒舍便酌”便是于同和他约好的口号，意思是有人要来请他去吃不要钱的饭，就是说要抓他来了，叫他快避开。

黑名单上的名字是陈平，肖*现在要通知的是刘逸，而且是陆总舵把子请吃饭的帖子，不会引起怀疑，肖*叫他的一个勤务兵送去。谁知过不多久，勤务兵拿着帖子回来，对肖强说：

“那里不知道出了什么事，被暗地守起来了。我到营业部门口被人盘问，我说是送请吃饭的请帖，他们也说不行，只好拿回来了。”

肖强没有想到那里被看守得那么紧，连一张请帖也送不进去，陈平便不知道有被捕的危险。因此必须千方百计把这张请帖送到。于是肖*装着大发雷霆的样子对勤务兵说：“混蛋，老子送一张请客帖子，他们都要来干涉，了得！”肖*随即对勤务兵说：“叫包车准备好，等我亲自送去。你跟我一起走。”

肖强穿上西服，戴上礼帽，手里拿着一根文明棍，出门坐上包车，叮叮当当地向《西华日报》报馆驰去。到了报馆营业部门口，肖*下了车，还没有跨进门，便有一个歪戴礼帽的家伙前来拦住。肖*把手棍一扬，骂了起来：

“你给老子爬开！回去叫你们的站长来。”

那特务还要阻挡，跟肖*去的勤务兵上前摸出派司来亮了一下，提醒他：“我们是省特委会的，有任务。误了事，你负得起责任吗？”

特务看到肖*这副凶相，又听勤务兵那么说，真怕负责，便让肖*进去了。肖*把请帖往柜台上一放，说：“陆总舵把子请你们经理吃饭，这张帖子请务必交给他。”说罢便出来了。

肖强大摇大摆地坐上包车回去，那个军统特务有点不放心，便跟着肖*的包车，叫了一辆黄包车在后面远远地跟了来。肖*想正好，他一跟来，陈平收到请帖，正可以乘机溜走。肖*决心整治一下这个特务，便不动声色地在前面走，让他在后面跟，一直跟到将军衙门省特委会的门口，肖*下车进了门，那个特务也下车正疑惑地东张西望，肖*给他的勤务兵递了一个点子，勤务兵叫守门的宪兵走过去，一下把他抓起来拖进门里去。肖*说：“关起来！”

那特务知道跟错了，马上解释：“我也不是外人嘛，我是军统蓉站的外勤。”

“不管他，关起来，叫他们站长来取人。”

肖强回到办公室，马上给军统蓉站的吕站长打了一个电话。肖*说：“老兄，这是怎么搞起的？你们的人竟然跟起我来了，妨碍我执行任务，放跑了要犯，谁来负责？”

这个军统蓉站站长平时和肖*是常来常往的，酒桌牌桌上也多见面。一听说他们的特务竟然跟起肖*来，莫名其妙，忙问：“是我们的什么人？这个人现在哪里？”

“他胆敢放弃他的监守岗位，跟我到了特委会门口，我叫人把他看起来了。老兄来取人吧。”

到了下午，那个站长果然带着两个特务到省特委会来了。见了肖*不住说好话：

“哎，这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了，怪下边的人有眼无珠，请老兄包涵一点。”

肖强说：“我倒没有什么，只是他疏于职守，要是放走了监视的人，这个责任谁来负呀？”

肖强他们把这个特务放出来，交给吕站长。吕站长臭骂了这个小特务一顿。肖*对特务说：“快去监视你的人吧。”

这天晚上军统突然到西华报馆去抓陈平，连陈平的影子也找不到了。

肖强知道这个消息以后，还大大责备了军统抓人不力，放走了要犯，这个特务因此坐了禁闭。

当然，肖*知道漏掉的也不止陈平一个人。在黑名单上的二百五十多人中，捕到省特委会来关上的只有一百多人，其余都漏了网。

但是也有在逮捕过程中，特务顺手牵羊，抓了回来的。其中有一个被牵回来的还不是一只普通的羊子，而是肖*的一个老上级，他的入党介绍人。

这却叫肖*大伤脑筋。

原来省特委会的柳道生带一个行动特务，按照预定的时间到华西大学去逮捕王光和贾英两夫妇时，王、贾二人肖*早通知过于同，他们已走了。现在去抓他们当然落了空，可是他们在回特委会的路上，却偶然碰到一个柳道生过去追捕过的人，把他顺手牵羊地抓回了特委会。

六月一日上午，柳道生兴冲冲地跑去找肖*，对肖*说：

“王光和贾英没有抓到，今天早晨在回来的路上，却顺手牵羊地捉到了一条大鱼。”

肖强问他是怎么一回事。

他得意洋洋地说：“我们回来在祠堂街遇见了一个人，人瘦瘦的，额光高高的，头发蓬松，穿一套破西装，很不修边幅的样子。我一看这个人，觉得面熟。我忽然想起来，这不是那个老共产党吗？名字不知道叫周什么烈，还是周什么俊的，记不准确了。但是他的样子我记得清清楚楚。只是那个时候，他西装革履、油头粉面，看起来很神气，现在却是穿破西装，不修边幅，很落魄的样子。我顺手就把他捞回来了。”

今天早上肖*上班的时候，从看守所门口过，里面已经挤满了抓来的人，他伸头望一下，忽然有一个人望了肖*一眼，引起了肖*的注意，啊，这是谁，这么面熟呢？

现在柳道生这么一说，肖*想起来了，简直如同五雷轰顶。从外勤特务说的样子，肖*已猜着了八九分，那一定是周烈同志，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并且曾经是他的上级。这个人后来怎么样子，肖*虽然不了解，可是这个人对肖*的情况了如指掌。这个人如果要有个三长两短，那就直接威胁到肖*的安全了。

肖强的心里非常不安，但是由于职业的习惯，使他养成了在大难面前不动声色，不以为然地问那个外勤特务：“我们早已再三交待过，不是上了黑名单的人，一律不准动，你为什么顺手抓人呢？”

“他是一个真资格的共产党呀。”柳道生辩解说。

“你怎么知道的？”肖强问。

柳道生回答：“他是一个共产党，我不会搞错，抗战初，吴玉章这几个大共产党来成都活动，他做他们的保卫工作，我见到过的。”

原来柳道生是一个叛徒，他当时在地下党成都工委下面作过保卫工作，就是周烈领导的。肖*故意问他：

“你怎么知道他现在是共产党呢？那样说来，你过去当过共产党，现在还是共产党吗？”

柳道生语塞了。接着强词夺理地说：“他现在还是不是共产党，拿来拷问一下就知道了。”

肖强生气地说：“你不守纪律，随便乱抓人，我们这里没有这个人的材料，你捉了来，他不认帐，你怎么发落呢？”

“用老虎凳喊他开口嘛？”他还坚持。

“没有证据，我们可以随便抓人来坐老虎凳吗？那样说，你过去是共产党，能把你弄来坐老虎凳，苦打成招吗？”

但是周烈已经被抓进来了，肖*不好提出马上放掉，只好慢慢来设法开脱。周烈被捕这件事，是对肖*的最大威胁。

肖强赶快把这件事向于同汇报了。于同去查了一下，回答说，根本没有周烈这个党员，肖*说：“周烈肯定是党员，他要不是党员，我这个党员从哪里来的呢？”肖*分析，很可能是来作情报和策反工作的，和本地的地方党没有联系罢了。但是据外勤特务柳道生说，周烈看来很落魄的样子，难道他现在已经没有党的关系了吗？如果他已经不是党员，抓到这里被审讯，在酷刑之下，要是受不住，这就很可能把肖*供了出来，那就十分危险了，多年的努力也将毁于一旦。

肖强的内心非常矛盾，到底是当机立断，马上不辞而别呢，还是死守住这块阵地，准备以身殉职呢？过去在南方局的时候，领导同志要他不惜牺牲，死守阵地，决不应该没有弄清情况，没有得到上级的批准，贸然离开这里。但是他又不能没有应变的思想准备，不然毫无作为地落到别人的屠刀下去。一定要有两手的准备，首要的事情是迅速探听到周烈被捕的表现以及审讯他的口供。

过了两天，那个外勤特务柳道生来对肖*说，抓来的这个周烈，过去的确和共产党有过关系，只是不知道他后来为什么失去了关系，现在成为一个流落街头的失业游民了，周烈说他正在找一个可以吃饭的地方哩。

柳道生这样说，引起了肖*更大的疑虑。

肖强正在着急，进来了两个人，原来是专门搞审讯的两个法官，一个就是杜石。

还没有等肖*发问，杜石就说开了：“不是说这一回不抓没有上黑名单的人吗？怎么又顺手牵羊捞一个回来？这个人什么材料也没有，交给我们审讯，什么也问不出来，他一口咬定是一个失业的小学教员，看他那么邋邋遢遢、垂头丧气的样子，没有一点共产党的气味。可是柳道生硬说这个人是共产党，他可以证明。他一个人证明，我们该听不该听？”

肖强说：“一个人说的怎么能算数，你们问他本人，他怎么说的？”肖*关心的是周烈在被审讯时，说过一些什么了。

姓杨的法官说：“这么一个三分象人，七分象鬼的家伙，算什么共产党？他被抓进来了，神神经经的样子，反倒一天笑嘻嘻的，好象很高兴。”

“那为什么？”肖强问。

杜法官说：“问他：‘别人被抓进来，哭都哭不赢，你为什么反倒发笑？’你猜他怎么回答？他拍着手说，‘这一下就好了，我找到吃饭的地方了。’他说他原本是乡下的小学教员，到城里来谋事没有谋到，失业很久了。他想找个小学教员的差事，一直没有找到，只好流落街头，到饭馆去求人周济，舐盘子过日子。我不明白把这种人抓进来干什么，莫非囚粮多了？”

肖强乘机说：“乱弹琴，随便弄一个人进来交给你们，说是共产党，你们能相信吗？”

“一个人证明是共产党，本人不承认，又找不到一点材料，这种无头公案，叫我们拿在手里，也不好办呀。”

杨法官说：“柳道生说得轻巧，把他拉上老虎凳，不怕他不说实话。……”

肖强生气地插断话说：“他算什么东西，来这里指手划脚？你能去随便拉一个人进来，拖上老虎凳吗？”

杜法官说：“那怎么能行！”

当时肖强出了一个主意，对他们说：“你们再审问两回，他咬住他那一句话不放，也只好据实上报，你们写一个签呈，请主任秘书发落。”

两个法官走了以后，肖*心里多少安定了一些。看来周烈没有承认是共产党，只承认是失业小学教员，他不会改口的。就是柳道生一个人证明，找不到旁证材料，也结不了案，拖下去成为无头案，就好办了。

既然是这样，肖*决定想办法和周烈见一次面，通一通气，使他不要乱说，暗示会救他出去。

有一天早晨，肖*去上班，从看守所的门口过路，一眼看到了周烈在栅子门里边，周烈一举眼也看到了肖*，但周烈看见肖*一点也不显得惊诧，并且有意回避肖*的目光，装作根本不认识肖*的神情。同时，他用一支手抓住栅子在叫喊：“看守，我要出去，你放我出去呀，我要屙屎。”

肖强听得出来，他是说给肖强听的。

他又喊起来了，疯疯扯扯地，提起解开了扣子的裤子，活象一个神经病似的。从他那一身打扮看来，也是一个十足的神经病人。肖*看得出周烈是有意为之的。

肖强这时却是身穿白色西装、打的紫红色领带，手里提着一根文明棍，装着一进门就听到这种不入耳的嗓音，很不耐烦地把文明棍在栅子门上舞了过去，生气地喊：

“从哪里乱七八糟地抓来这么一个神经病？一点规矩都不懂，看守！看守到哪里去了？”

周烈抓着栅子向肖*又叫：“长官，我要出去，你放我出去，我要出去屙屎呀。”

一个看守跑过来了，不住向肖*点头哈腰，肖*把棍子一舞，几乎要打到看守的头上去，骂道：“混蛋，犯人要出去屙屎，你跑到哪里去了？他那样惊风火扯地叫，成什么体统？”

肖强说罢就径直走进办公室里去了，心里越是平静了。

又过了几天，肖*无意地问起杜法官，这个误捕的犯人审理得怎么样了。杜法官说：“无头公案，问不出一个名堂来。”

又过了两天，一切平静，肖*大胆地调审讯组的一些档案来看，其中也有周烈的。已经审问了他三次，他还是那么几句话。

一天，肖*约杜法官到粤香村喝酒，肖*似乎无意地问：“你的手头还有多少无头公案？”

杜法官对肖*总是很恭敬地说话：“不瞒老兄说，这种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判也不是，放也不敢的案子还有十好几件，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肖强说：“杜兄，我不给你透风，算不够朋友。那天申雨峰主任问起来了，问还有多少无头案子，叫快点结案。杜胡子（他是长着串脸胡的），你要放聪明点，囚粮支多了，主公（指主任秘书申雨峰）捞不到多的油水，会怪罪的。那些无头案，不如早点结了，写个签呈，列个名单，报请主公批示取保释放算了。”

过了几天，杜法官果然起草了一个签呈，并附了一个名单，肖*一眼就看到有周烈的名字。后来周烈取保释放了，消除了肖*潜在的危险。

欲知后事，且见下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