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宋代岳飞的孙子岳珂所著《程史》，其中有内容谈到了辛弃疾。辛弃疾是著名词人，又是著名的抗战派，少年便参加抗金起义军，一生忧国忧民，为收复国土呕尽了心血。其作品和人品可谓冠绝当时，照耀古今。在镇守镇江时，辛弃疾有一次在宴会上让歌姬演唱他的旧作《贺新郎》，接着又让演唱他新近创作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唱后问遍宾客，希望能指出其瑕疵。座中人一片赞扬声，只有个别人勉强提出一些无关痛痒的“缺点”。辛弃疾似觉不正常，环顾四周，目光盯在坐于席侧的少年岳珂，鼓励他大胆发表意见。岳珂毫无顾忌，认为前篇《贺新郎》首尾两个警句：“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与“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同意有些重复，句式也缺少变化。而新作《永遇乐》，一连用了四个典故，用典太多，便给人“掉书袋”的感觉。辛弃疾听罢大喜，当众肯定了岳珂的意见。

岳珂的具体意见是否可取，词家自可讨论。但作为一代词宗辛弃疾虚怀若谷，从善如流，虚心听取无名小辈意见的态度，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不论是为文还是为人，其“大家风度”都很值得人们效法。纵观中外古今，举凡那些成就卓著的名人大家，无不把善于听取他人批评视作为文的美德。苏联高尔基创作的《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出版后，一青年指出其作品结构上的弊端，高尔基听后认为可取，立即作了较大修改重新出版；著名作家果戈理每当有新作问世，首先是向各方朋友寻求最严厉最坦率的批评；我国知名作家赵树理、柳青，其作品在国内外享有盛誉，每当他们新作问世之前，总喜欢将手稿给农民群众朗诵，然后根据农民的意见加以认真修改，直到农民朋友“听得懂”和“喜欢”为止。这里，不仅表现了作家们虚怀若谷的“大家风度”，而且也说明这些作家们所具有的高度的群众观念。正是因为他们具有这样高度的群众观念，有善于听取不同意见的可贵品格，所以，他们在文学史上都有重要建树，给后人留下了许多永放异彩的不朽之作。

“大家风度”，道理讲起来并不复杂，可要真正实践起来，将自己的作品公开亮相，让人家横挑鼻子竖挑眼，甚至接受最严厉而尖刻的批评，那着实是不太容易的。如果说在未成名之前尚能做到，那么成名之后便会困难得多了。因为成名之前，无包袱可背，任你批评的言语多么尖刻，我都可以视作“良言苦药”，脖子一伸便可咽下。成名之后便不同了，有了“名”的包袱，便会百倍珍重“面子”，甚至听不得任何不同意见。日前，几位在报社工作的同行闲聊，谈起编发这类人撰写的文章来，大家有诸多苦衷。有些人对自己的作品视若家珍，“老虎屁股摸不得”，你改动他一字一句，都很可能带来很大的不愉快。一位朋友接到一个小有名气的作家来稿，因急于刊发，来不及与作者商量便作了小小修改。不曾想此作家以为大丢其面，又是来信要求更正，又是撰文指名道姓地批评编者。后来，有关部门调阅了原稿及发表后的稿件加以对照，证明编者的改动不仅有“锦上添花”之效，而且对两个原则问题的提法错误把了关。我想，这位作家若平心而论，不能不叹服编者的改动。然而，他明知自己的争辩是强词夺理，却要无理争三分。说穿了，他要争的不是是非真伪，而是两个字：“面子”。这样的人，不要说“大家风度”连“实事求是”的起码态度也没有。更有甚者，极少数人甚至公开宣称，他的作品是一个标点符号也动不得的，若要改动，则干脆索回原稿。文学界此类人多了，实乃是文坛的不幸。

事实上，如同没有无缺点的人一样，世上决没有至善至美无瑕疵可言的文章，重要的是，看你有没有正视自我的决心和勇气，有没有真正艺术家所具有的“大家风度”。国外一位寓言家有句名言说：“聪明的蠢才就是这样的没有自知之明，自以为名满天下，恍然大悟时方才知道自己的名声仅仅限于蚁冢的范围。”但愿已成“大家”或有希望成为“大家”的朋友，不为这“蚁冢的范围”而沾沾自喜，不断地解剖别人，又不断地解剖自己且虚心接受别人对自己的解剖，这样的人多了，将是文学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