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文艺批评，人们对过去那种“棍棒式”的批评仍记忆犹新。打从批判电影《武训传》开始，几乎每隔三两年就来一次批判运动。到了十年“文革”，更是变本加厉，文艺批评成了文化专制的工具。这样的“批评”有个特点，叫先定调子，后找例子，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捕风捉影，无限上纲。其结果往往是把香花当毒草，把同志当敌人，许多作家甚至罹难致死。所以，人们管这样的文艺批评称之为“棒杀”。

眼下，随着实事求是传统的恢复，文坛上的“棒杀”现象已不多了。值得注意的，倒是另外一种现象，那就是“捧杀”。不信你看，一部作品刚刚问世，各种庸俗的捧场文章，五花八门的“标签”便接踵而至。即使对于初露头角的青年作者，也常常被冠以“成功的典型”、“独到的风格”等甚或有点肉麻的美誉。相反，对于那些质量低劣甚至是宣扬性文学及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的坏作品，却极少见到一纸批评文章。对文坛上这种爱吹不爱批的现象，群众是极为反感的，称之为廉价的喝彩和广告式的“批评”。其实，认真说来，这种庸俗的“捧场”批评不仅损害了文艺批评的声誉，而且也害了作者自己。笔者就认识那么一位青年作家，写了一两篇作品之后，在“哥们儿”、“姐们儿”的廉价赞词中浑浑然飘飘然起来，渐渐变得目空一切，谁都被他瞧不起，谁都可以被他贬损一通，甚至连鲁迅、郭沫若、曹禺等都成了他随意贬斥的对象。觉得还骂得不过瘾，干脆上溯祖宗，骂李白、损杜甫、贬屈原。骂来骂去，结果如何呢？骂得他自己成了不齿于文坛的小丑，成了万人唾骂的对象。这固然有其世界观起作用的内在因素，但如果这位作家在起步之初没那么多人给予廉价的吹捧，我想他会不至于此的。所以将那些庸俗的“捧场”式批评称之为“捧杀”，我看恰如其分。

“捧杀”之于文坛，其原因应该是多方面的。一是文坛确有那么一些同志老虎屁股摸不得，只爱听恭维话，不爱听批评话，有一股骄气和傲气。他写了坏作品，根本听不进批评的话，你一批评他就说你是打棍子、扣帽子，是极“左”，是“棒杀”文艺。与这种情况相应的是，设若一受到批评，就有那么一些人不问是非曲直就同情谁，谁的作品就吃香。这种令人忧虑的现象由来已久矣。其二，便是文坛上的哥们儿姐们儿帮在作怪，时下确有那么一些同志，不信真理认哥们儿。只要是哥们儿的作品，拿来便是，坏的可说成好的，扁的可说成圆的。群众之所以对评论家吹得天花乱坠，而一看作品根本不是那么回事的作品怨声载道，其原因盖出于此。这几年，昧着良心去写胡吹乱捧文章的作者已不是个别的。应该说，这种状况不加以纠正，势必会影响文艺的健康发展。

文艺批评是一门严肃的科学。对待科学的态度就应该实事求是，有好说好，有坏说坏，褒贬合宜，评价适当。胡批乱斗的“棒杀”是反科学的，胡吹乱拍的“捧杀”也是反科学的。说到这里，笔者想起了著名文艺批评家别林斯基与作家果戈理之间的一段往事。别林斯基开展文艺批评非常注重实事求是。果戈理在早期的中短篇小说中无情地揭露了封建农奴制的腐朽和黑暗，显露了现实主义的才华，可是却遭到了反动批评家的围攻。这时，别林斯基挺身而出，秉笔战群雄，据理驳斥了那些贬损果戈理的谬论，对果戈理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价，称他是“现实生活的诗人”、“文坛盟主”。当果戈理侨居国外以后，思想产生消退，甚至否定了自己走过的现实主义道路，转而歌颂封建专制和教会。别林斯基立即写了《给果戈理的一封信》，对他进行了尖锐的甚至是充满愤怒的批评。别林斯基这种好处说好、坏处说坏的态度，就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科学的态度。这应该成为我们开展文学批评的榜样。

创作没有批评就缺乏生气，创作中的问题需要批评来解决。对于文艺界来说，众人互唱赞歌决非是一种好现象，它只会影响文艺的发展与繁荣。至于批评中的问题，可以用反批评的办法来解决。正如鲁迅所说：“文艺必须有批评，批评如果不对了，就得用批评来抗争，这才能使文艺和批评一同前进，如果一律掩住嘴，算是文坛已经干净，那所得结果倒是要相反的”（《鲁迅全集》第5卷444页）。我们呼唤创作繁荣，也同样离不开批评的繁荣。只要我们认真贯彻“双百”方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文艺创作批评的规律，我们的创作批评便会一同前进。那种“捧杀”或“棒杀”将最终从文坛匿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