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与为文，道德与文章，实乃一统也。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做人与做文，本来就是无可分割的。古话曰“文章千古事”。中国的文人历来都是十分珍重自己的文字的。大部分作者虽然不求自己的作品“藏之名山，传诸后世”，但祈愿它于世无害，于个人名节无碍，却是最起码的要求。近读清史，得知明末清初的著名诗人吴梅村有桩罕为人知的轶闻。此人曾作过一首长诗《圆圆曲》，对吴三桂为了争夺一个小妾而不顾民族大义竟然引清兵入关一事不无嘲讽，说他是“冲冠一怒为红颜”。此诗若流传后世，吴三桂自然会落得千载骂名。于是吴三桂又气又恼，以3000两银子托人向吴梅村说情，要求作者一定要修改这句于他不利的诗。3000两银子改一句诗，如此巨额“稿酬”着实叫人垂涎。但是吴梅村丝毫没有动心，他断然拒绝了对方的要求。这则故事很能昭示作者为文的可贵品质。3000两银子的悬赏打不动一个诗人的心，这对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文人来说，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然而，为文为人这个尽人皆知的理儿，在前几年却被那些接踵而来的事实所迷茫，所销蚀。某些被称为“灵魂工程师”的人，在赵公元帅的诱导下，置个人的道德良心于不顾，专门去写“性”，写“脐下三寸”，写那些污浊不堪的“下三烂儿”。笔者曾留意过街头书肆的篇目，诸如《黄色娘子军》、《艳妇风流劫》、《妓女双簧计》、《船妓》、《兽性》、《少女的心事》、《情场录像》、《女湖盗》、《哥儿们和浪女人》等等，一个“女”字，把个书肆搅得乌七八糟。你细细看去，出版这些读物的，还大都是国家堂堂正正的出版社；写这些作品的，有的还是小有名气的“作家”。他们何以如此“虔诚”地拜倒于石榴裙下？三个字：“孔方兄”。人们咬牙切齿地诅咒那些倒卖“黄”书的书贩子，其实，书贩子是生意人，他们未必会动笔去写，比书贩子更可恶的，是那些昧着天地良心制造“黄”书的人。更令人不能理解的是，有人公开从理论上加以论证，宣称性文学的写作和出版是“现代人性意识的觉醒”，甚至宣扬文学就是“金钱和肉”的腐朽没落观点。这便对性文学的泛滥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些人，比起清初诗人吴梅村来，缺少的既有为人的人品，又有为文的文品。吴梅村的一句诗3000两银子改不动，而我们有些人只要来钱，什么卑鄙的勾当都可以干得出来的。

其实，对于那些低级庸俗的“下三烂儿”作品之害，这些人也未必不知。据一家中央大报载：某公业余专以写作性文学作品为主，每发表一篇性文学作品，当编辑部将样书寄来时，他总是将样书锁入书橱，秘不示儿。一天，他的儿子趁其不在，撬开书橱，正贪婪地诵读之际，他突然归来，自然，他儿子饱尝了一顿“竹笋烤肉”之苦。然而，他的真正的忠实读者——一位年轻的女售货员，却因读了他的性文学而沦为娼妓。对此，他却充耳不闻。炮制精神鸦片专门去毒害他人子女，不知此公的道德良心安在哉？

造成文坛上文品与人品背离的现象，原因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我看是受了西方腐朽没落的价值观念的影响，缺乏对道德自我完善和文品、人品一元化的追求，以致导致了自身的人格下沉和品德的劣化，导致了与自身身份极不相称的种种奇观和异态。

因此我们切不可忘记对为文者政治思想和道德品质的要求，不能忘记对作家文品与人品一元化的关注，要真正重建“人类灵魂工程师”崇高而圣洁的形象，让它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