欣闻美国著名刑事法学者毕贝斯教授的《庭审之外的辩诉交易》一书的中文版即将面世，该书的译者廖钰博士请我为该书写一篇序言，我很高兴地答应了。

这部著作运用社会科学的基本方法，对影响美国辩诉交易公正性的因素做出了独到而深入的分析，提出了改进辩诉交易的若干思路。作者对传统的“庭审结果预期”理论作出了全面的反思。根据传统的观点，控辩双方在庭审结果预期的影响下，会通过谈判达成和解。在这一理想模型之下，理性的双方预测判决结果，共同节约庭审给双方带来的成本，达成双赢的交易。传统的庭审阴影模型预言，庭审的定罪可能性以及可能的审后量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辩诉交易的结果。

然而，本书作者认为，庭审阴影模型还是过于简单化了。这一理论忽略了结构性扭曲因素对于交易结果的影响，例如代理成本、代理人的能力、赔偿数额、工作量、双方所占有的资源、量刑以及保释规则甚至信息匮乏等因素。此外，心理偏差、启发式判断也会扭曲交易的内容，比如过于自信、心理否认机制、风险偏好、损失规避、框架效应和锚定效应等都将影响交易决定。有经验的律师有时能克服上述问题，有时也会适得其反。因此，这种过于简单化的“庭审阴影下”的辩诉交易模型应该通过结构化—心理学视角进行修正补充。在这一新的视角下，不确定性、金钱、自利的特性等都将极大影响辩诉交易的结果。

作者认为，关于辩诉交易的大多数著作都是在量刑指南和法定刑制度改革之前出现的，但随着法定刑期和量刑指南制度的扩张，受到结构性因素影响的交易在过去二十多年不断增长。因此，在辩诉交易研究领域迫切需要一个全新的视角。作者在总结辩诉交易制约因素过程中，并没有简单地否定庭审阴影模型，而是对其作出了改进和修正，使之更加符合辩诉交易的现实。沿着这一思路，作者认为，辩诉交易的制度和实践也需要进行更多的改革，才能使之与修正后的庭审阴影模型更为一致，并消除辩诉交易实践中的不公现象。

《庭审之外的辩诉交易》一书除了对辩诉交易的影响因素作出了全新分析以外，还提出了一些规范性的改革建议。作者试图尽可能提供可行性解决方案，使辩诉交易既能产生让双方满意的结果，又不至于过于偏离庭审结果。例如，梯度平缓的量刑指南、完善的证据开示规则都可以降低交易时的不确定性，而不是制造更多障碍等。经常从事指定代理的公设辩护人在交易时的表现可能比法庭临时指定的私人律师更好。此外，如果检察官和辩护人的报酬，至少一定程度上与他们付出的时间和努力挂钩，他们也能表现得更好。第三部分的第二小部分同时介绍了一些目前流行的辩诉交易改革措施，比如大幅度的固定量刑折扣，是如何加剧辩诉交易与庭审预期结果之间的鸿沟的。该书在结论部分认为，由于风险和参与者角色的不同，用民事和解模型去对比辩诉交易有一定的局限性。

毫无疑问，这部关于辩诉交易研究的著作，无论是在研究方法还是在思想深度上，都是不可忽视的，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进展。该书中文版的出版，有助于中国读者开阔视野，了解美国最前沿的刑事法理论，尤其是了解美国刑事法的研究方法。该书对于庭审阴影模型理论并没有予以抛弃，而是从基本的辩诉交易经验事实出发，对该理论做出了修正和发展，使之具有更加令人信服的解释力。这种对社会科学方法的熟练运用，对于习惯于动辄提出价值判断、动辄强调移植西方制度、动辄进行制度建构的中国部门法学者而言，无疑是具有极大启发意义的。

当前，我国正在进行司法制度的全面改革。在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过程中，如何贯彻“认罪认罚从宽”的刑事政策，尤其是在轻微刑事案件中全面推行刑事速裁程序的试点和推广，将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刑事司法改革措施。而要确保越来越多的案件获得快速审理，确保控辩双方在被告人自愿认罪的前提下进行平等的协商，使得认罪的被告人获得适度的宽大量刑处罚，是这项改革的画龙点睛之笔。在控辩协商的构建方面，如何吸收和引入美国辩诉交易的合理因素，也是不可回避的改革课题。

可以说，对于正在推进刑事司法改革的中国决策者来说，该书的出版打开了一扇了解美国辩诉交易制度最新发展的窗户；对于正在探索“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的司法实务界而言，该书的面世将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而对于正在总结改革经验、推进法学理论研究的法学研究者而言，该书也提供了一次了解美国刑事法研究最新理论成果的机会。

翻译西方优秀法学著作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业，却也是一件“为他人作嫁衣”的苦差事。本书的两位译者杨先德先生和廖钰女士，都受过系统的法学研究训练，具有良好的中文和英文书面表达能力。他们以高度负责的态度，精益求精的精神，一丝不苟的作风，准确而流畅地完成了翻译工作。不仅如此，他们还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辩诉交易领域的五个经典判例也翻译出来，作为附录，一并放在这部著作的最后，从而为中国读者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祝愿这部著作的出版，能够给中国读者带来阅读上的愉悦，并带来新的启发。

是为序。

陈瑞华

2018年3月于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