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杨炯辞官回家的这段时间里，唐王朝发生了一次重大政变。调露二年（680），太子李贤以谋逆罪名被废，英王李显被立为太子。当年王勃以一篇戏作《檄英王鸡》背上挑拨兄弟的罪名，没想到一语成谶，李贤与李显骨肉兄弟果真站在了政治斗争的对立面。

李贤是武则天次子，也是高宗朝的第三位太子。唐高宗李治所立第一位太子叫李忠，是他和一位刘姓宫女所生的庶长子。李忠没什么政治头脑，也没有母家背景，当了几年太子后很快被废黜，并最终被武后构陷致死。顶替他坐上东宫之位的是武后的长子李弘，据说是武媚娘以先帝才人身份出家时和高宗李治暗通款曲乱搞出来的，正因为有了这个孩子，武媚娘才得以入宫。李弘孝顺仁德，是个明君的好苗子，可惜莫名猝死，英年早逝。李弘死后，入主东宫的是武后次子李贤。李贤熟读经史、明于政务，贤德不逊其兄，令高宗颇感欣慰。

然而，武后并不喜欢这个儿子，大概是因为他过于优秀，难以掌控。当时有个算命先生叫明崇俨，看准了武后与太子间的矛盾，故意放话说“英王类太宗”，“相王贵”。可能是因为嘴贱，明崇俨遭遇强盗被杀。这是太子被废的导火索。明崇俨遇难，武后矛头直指太子李贤，派薛元超等人调查，最终在东宫搜出数百套铠甲，给太子安上了谋逆的罪名。高宗素来疼爱李贤，向武后求情说你能不能放过我儿子。武后冷血地回应：“贤怀逆，大义灭亲，不可赦。”于是废李贤为庶人。

这次政变和杨炯有什么关系呢？可以说，这场皇室的血雨腥风，恰恰给了杨炯一个时来运转的机会。

东宫易主，自然要重新组织一套班子为新太子服务，李显也主动上表请求广延耆硕英髦之士为崇文馆学士。崇文馆就是上文说过的“六学二馆”之一，为东宫两大机构之一的左春坊所辖。

在这场另立东宫的政变中立功的薛元超升官当了中书令兼太子左庶子。中书令就是宰相，左庶子是东宫左春坊的领导。于是，薛元超举荐了杨炯、崔融、郑祖玄、邓玄挺等人为崇文馆学士，还给杨炯安排了一个正七品上——太子詹事府司直的职位。

薛元超何许人也，为何如此看重杨炯？薛元超是当时的文坛领袖，早年间也曾在弘文馆做过学士，算是杨炯的学长。在文学观点上，薛元超赞同王勃、杨炯等人倡导的朗健之风，是诗歌革新的积极支持者。唐朝初年，诗坛风气承袭六朝以来的绮靡繁缛，“争构纤微，竞为雕刻”，“骨气都尽，刚健不闻”，缺乏骨力与生机。

尤其以“上官体”为代表的宫廷诗风，多为应制之作，虽然赏心悦目，但背离了诗歌的风雅精神。中国的诗歌，从源头上就要求“兴观群怨”，要求“诗言志”，要求风雅精神。在“上官体”长期占据主流审美的同时，也有一大批人瞧不上这种精致的儿女态。他们认为，诗歌的格局要大，力量要足，要刚劲，要雄浑。正是从“初唐四杰”开始，一扫雕琢繁饰之气，开有唐一代新风。然而当时“四杰”人微言轻，之所以能对时代文风造成如此大的影响，与位高权重的文坛领袖薛元超的支持分不开。杨炯后来在《王勃集序》中写道：“薛令公朝右文宗，托末契而推一变”，充分表明了薛元超是非常支持和看重他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