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有点历史癖的人，但关于历史的研究，秦以前的一段我比较用过一些苦功，秦以后的我就不敢夸口了。中国的历史实在太长，史料也实在太浩瀚，以一个人的有限的生命，要想把全部都要弄精通，恐怕是不可能的事吧。

不过关于秦前后的一些历史人物，我倒作过一些零星的研究。主要是凭自己的好恶，更简单地说，主要是凭自己的好。因为出于恶，而加以研究的人物，在我的工作里面究竟比较少。我的好恶的标准是什么呢？一句话归宗：人民本位！

我就在这人民本位的标准下边从事研究，也从事创作。但在事实上有好些研究是作为创作的准备而出发的。我是很喜欢把历史人物作为题材而从事创作的，或者写成剧本，或者写成小说。在几篇短篇小说中，我处理过孔丘、孟轲、老聃、庄周、秦始皇、楚霸王、贾谊、司马迁。在几部历史剧中，我处理过聂政与聂嫈、屈原、信陵君与如姬、高渐离等等。但有的创作流产了，而只剩下了些研究文字。在本书里面所收集的，如象《萬宝常》、《甲申三百年祭》都是。我还有一篇《钓鱼城访古》，也是想把钓鱼城的故事写成史剧的调查工作。史剧没有写成，那篇调查记，论性质尽可以收在这儿，但已经被收进《今昔蒲剑》里面去了[1]。

我对于王安石是怀抱着一种崇敬的念头的，实际上他是一位大政治家，在中国历史上很难得找到可以和他比配的人。他有政见，有魄力，而最难得的是他是比较以人民为本位的人。他在历史上出现得太早了，孤立无辅，形成了一个屈原以来的历史上的大悲剧。这悲剧不限于他晚年的失意，而是在他的新政废止之后，宋室卒于遭到异民族的颠覆，中国的农民老是不得翻身，又苦了一千年。

我很有意思把王安石、司马光、苏轼三个人拿来写成一部三人行》，以王安石代表人民意识，司马光代表地主阶层，苏轼作为游移于两端的无定见的浪漫文人。这些倒也并不是我一个人的主观见解，他们三个人在当时实在是代表着这样的三方面。以司马光为代表，漫衍而为南北两宋及其后的道学家，他们在表面上虽然打着儒家的招牌，吃的是孔、孟的残饭，实际上他们是把儒家形式上最坏的一些成分，和道家的精神结合了。那些顶戴着司马光的所谓大儒，周、程、朱、张辈，认真说只是一些道士。在秦、汉以后要找一位纯正的儒家代表，恐怕就只有一位王安石吧。

王安石被埋没了一千年，近代人渐渐知道他的价值了。然而他在思想史上所占的地位，就在我们新兴历史家的头脑里似乎都还抵不过司马君实和周、程、朱、张。一种传统观念一被形成，要打破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三人行》没有写成，王安石的研究，在本书所收的实在只是一点轮廓。关于他，我在重庆时曾经作过几次讲演，自己觉得讲得也还不错，然而纪录得实在太简单了。那差不多只是王安石的糟粕的糟粕。不过要了解王安石的精神也不在乎要有更详细的文字，只消举出他的两句话已就足以认识他的真面目。

一，“某自诸子百家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顶重要的就是这“农夫女工无所不问”，这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向老百姓学习”吗？

二，是他的政策的基本用意是“榷制兼并，均济贫乏”。这不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打倒土豪劣绅，使耕者有其田吗？

《甲申三百年祭》是曾经引起过轩然大波的一篇文章。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同情了农民革命的领导者李自成，特别是以仕宦子弟的举人而参加并组织了革命的李岩，这明明是帝王思想与人民思想的斗争，而这斗争我们还没有十分普遍而彻底地展开。

关于李岩，我们对于他的重要性实在还叙述得不够。可惜关于他的资料是毁灭了，我们可以坚决地相信，他一定是一位怀抱着人民思想的人，须知他是主张“均田”的。唯其这样，所以他能够与李自成合伙，他的参加农民革命是有他自己的在思想上的必然性，并不是单纯的“官激民变”。

认识了李岩的这层重要性，我们请把他和约略同时的一些学者或思想家来比较一下吧。例如顾炎武在前是被视为承先启后的一大鸿儒，特别被人尊重的是他有民族思想，他不受清廷的羁縻，而且还有组织地下运动的传说。但他对于李自成是反对的，可以证明他只有民族思想而无人民思想。

又例如王船山，他在思想史上的重要性近来是够被强调着，骎骎乎驾诸顾炎武之上了。他的民族思想也异常强烈，曾参加南明的抗清斗争，明亡隐于苗洞，坚苦著书，书也到了两百年后才为曾国藩所刊行。这些往事的确足以增加人对于他的尊敬。然而在我看来，他也只富于民族气节而贫于人民思想。

这儿有这么一段事实。张献忠到了湖南，慕王船山的大名，特别礼聘他，请他参加他的队伍。王船山躲起来了，不肯和“草寇”合流。张献忠便用绑票的方式把王船山的父亲捉了来，要挟他。弄得王船山没法，只好毁伤自己，被肩舆抬着去见张献忠。张献忠看他那样固执，便把他父子一同释放了。据这个故事看来，我们可以了解张献忠也并不如一般传说所讲的那么胡涂，而王船山的固执倒是可以惊人的。请把这种态度和李岩比较一下怎样呢？李岩不是可以更令人向往的吗？

我本来想把李岩写成剧本的，但没有成功。已经有好些朋友把《甲申三百年祭》写成剧本了，可以省得我费事。不过我还有一种希望，我们应该把注意力的焦点，多放在李岩的悲剧上。这个人我们不要看他只是一位公子哥儿的读书人，而是应该把他看成为人民思想的体验者、实践者。虽然关于他的资料已经遭了湮灭，在思想史上也应该有他的卓越的地位的。

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一日

[1]这篇文章，现改收进本编第三卷《史学论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