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虽然号称为“谪仙人”，其实他的功名欲望是非常强烈的。他喜欢称道的历史人物，如傅说、吕尚、管仲、范蠡、乐毅、鲁仲连、信陵君、张良、韩信、诸葛亮、谢安等，都是所谓“定国安邦”的风云人物。他每每以他们自比。这些历史人物，在出世之前，大都有过一段隐遁或者不得志的时期。这在李白看来，也仿佛是“尺蠖之屈”、“龙蛇之蛰”，是必不可少的历程。有时他连这一段出世前的隐遁也都加以批评。例如，对于诸葛亮，他曾经这样说过：“耻学琅琊人，龙蟠事躬耕。”（《邺中王大劝入高凤石门山隐居》）又如，对于谢安石，他也曾经这样说过：“莫学东山卧，参差老谢安。”（《送梁四归东平》）这些都表明着：他的热衷于用世是怎样强烈。
他出蜀后，在开元十五年（七二七）被招赘于故相许圉师家，即隐居在安陆的北寿山中。有友人孟少府致书规劝，说他安于小隐，不肯出外见见大世面。他于是写了一通《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表明了自己的志趣。《书》里面有这样的一段话；
“近者逸人李白，自峨眉而来，……遁乎此山。仆（北寿山）尝弄之以绿绮，卧之以碧云，漱之以琼液，饵之以金砂。既而，童颜益春，真气愈茂，将欲倚剑天外，挂弓扶桑，浮四海，横八荒，出宇宙之寥廓，登云天之渺茫。俄而，李公仰天长吁，谓其友人曰：吾未可去也！吾与尔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一身。安能餐君紫霞、荫君青松、乘君鸾鹤、驾君虬龙，一朝飞腾，为方丈、蓬莱之人耶？此则未可也！乃相与卷其丹书，匣其瑶瑟，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然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洲，不足为难矣。”
这就是李白的一整套人生观，基本上是儒家与道家思想的混合。不得志时拚命想做官，得志后便尽可能明哲保身，功成身退。这种处世方略，在封建时代的士大夫阶层，是具有普遍性的。大概就因为有这位孟少府的敦劝，李白在开元十八年（七三〇）的春夏之交，便曾经经由南阳到长安去进行过政治活动。这就是他在《与韩荆州书》里所说的“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之年了。这一次他呆了一年多点，结识了一些有名人物，如唐玄宗的妹子玉真公主（赐号“持盈法师”）、秘书监贺知章等，并结成了“酒中八仙”之游。虽然并没有达到“为辅弼”的愿望，但使他的名声煊赫了起来，为天宝元年（七四二）唐玄宗的召见打下了基础。
天宝元年的夏季，李白与道士吴筠同隐居于浙江曹娥江上游的剡中。吴筠首先受到唐玄宗的征召，由于他的直接推荐，更由于贺知章与持盈法师等的间接支持，因而唐玄宗也派人征召李白入京。这样一来，使得这位“谪仙人”高兴得大大地出乎意外；他大约以为：从此便可以满足他的“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的大愿了。请看他的《南陵别儿童入京》一诗的末尾两句吧：“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扬扬得意的神态，不真是有点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吗？
第二次入京，气派也迥然不同。它不象第一次那样隐居终南山，漫游坊州、邠州等地，自叹穷途末路；有时为斗鸡徒所窘迫，几乎不能脱身；而是在金銮殿上被召见，并得以代草王言，侍从游宴，待诏翰林，准备大用。关于这一段生活，李白自己一直到晚年都以为非常光荣。且把乾元二年（七五九）五十九岁时所作的《赠从弟南平太守之遥二首》之一中的回忆，摘录如下：
“汉家天子驰驷马，赤车蜀道迎相如。
天门九重谒圣人，龙颜一解四海春。
彤庭左右呼万岁，拜贺明主收沉沦。
翰林秉笔回英盼，麟阁峥嵘谁可见？
承恩初入银台门，著书独在金銮殿。
龙驹雕镫白玉鞍，象床绮席黄金盘。
当时笑我微贱者，却来请谒为交欢。[1]”
你看他写的多么得意！把唐玄宗比成汉武帝，把自己比成司马相如。实际上恐怕连司马相如都还不曾受过他所受到的优待。皇帝见了他而满面笑容，使得天下皆春。满朝文武都在为皇帝得人而庆贺，高呼“万岁”。看来李阳冰在李白《草堂集序》中所述的情况是合乎实际的。
“天宝中，皇祖下诏，征就金马。降辇步迎，如见绮皓（以绮里季为代表的商山四皓）。以七宝床赐食，御手调羹以饭之。……置于金銮殿，出入翰林中。问以国政，潜草诏诰，人无知者。”
但这些情况，由李白自己屡次在诗文中夸述，读起来是不能令人愉快的。南宋诗人陆游也就曾经讥刺过他：“以布衣得翰林供奉，此何足道！遂云‘当时笑我微贱者，却来请谒为交欢’，宜其终身坎□也。”[2]受人讥评，在李白是理有应得。但陆游的讥评，说得并不中肯。李白那两句诗是在讥刺趋炎赴势者流，何以讥刺了趋炎赴势者便应当“终身坎□”？其实李白的值得讥评处是在他一面在讥刺别人趋炎赴势，而却忘记了自己在高度地趋炎赴势。以翰林供奉的身分待诏了一年多，以为可以大用，但结果依然落了一场空。这样的后果，在待诏的后期，李白自己也约略预感到。有《翰林读书言怀呈集贤诸学士》一诗可以为证。
“晨趋紫禁中，夕待金门诏。观书散遗帙，探古穷至妙。片言苟会心，掩卷忽而笑。青蝇易相点，《白雪》难同调。本是疏散人，屡贻褊促诮。云天属清朗，林壑忆游眺。或时清风来，闲倚檐下啸。严光桐庐溪，谢客临海峤。（谢灵运有《登临海峤》诗，‘临海’乃郡名。）功成谢人间，从此一投钓。”
在冷衙门里做着闲员，候补着官职，和同事们有些合不来。由于自己的“疏散”，被人批评为“褊促”，他已经生出了天空海阔的想法，想去游山玩水、当隐君子了。李白这个人看来毕竟是天真，他轻率地说出了自己的心事，而且还要呈献给同人。于是，他的愿望很快就得到满足，没有等到他“功成”便让他去当严子陵或者谢康乐去了。他的被“赐金还山”，实际上就是被下令逐客。
李白遭受到这种待遇，他是很失望的。和他视被征召为十分光荣一样，他也视被谗逐为十分遗憾。对于这一失败，他在诗文里面反复说过多次。在《答高山人》一诗里说：“谗惑英主心，恩疏佞臣计”；又在所谓《为宋中丞自荐表》里说：“为贱臣诈诡，遂放归山。”（表文不会是李白代笔，内容涉及事实处应是由李白传出。）这所说的“佞臣”“贱臣”到底是谁，没有点名。魏颢在《李翰林集序》中点了张垍的名，谓“以张垍谗逐”。这一定是李白亲自告诉他的。张垍是做过宰相的张说的次子，他是唐玄宗的女婿，受到宠爱，住在宫中，以中书舍人的身分供奉翰林。这人后来投降了安禄山，又为安的部下所杀。象这样没有气节的人，要谗毁李白，很够资格。而且他手里也掌握着可供谗毁的第一手资料。那就是上举《翰林读书言怀呈集贤诸学士》那首诗。张垍既在供奉翰林，李白的诗当然也“呈”了给他。他尽可以把这首诗拿去给唐玄宗看，说李白十分清高，身在魏阙而心在江湖。这样便可以轻而易举地把李白驱逐出朝了。李白曾经说过“谗巧生缁磷”（《赠崔文昆季》），可见进谗者是相当巧妙的。（古语有“磨而不磷，涅而不缁”的话，是说白玉磨不损，染不黑。巧妙的谗毁使自玉也被污损了。）
进谗者其实不只张垍一个人。张垍虽然“佞”而并不“贱”，所谓“贱臣”必然还另有所指。这个人无疑是指宦官头子高力士。唐人韦叡的《松窗录》（原书已佚，《太平广记》中有收录）纪载高力士以脱靴为深耻，挑拨杨玉环，说李白在《清平调词》中“以（赵）飞燕指妃子，是贱之甚矣！”因而使李白失掉了杨玉环的欢心。唐玄宗曾经三次想授李白以官职，便被杨玉环阻挠了三次。这件逸事，宋人乐史在《李翰林别集序》里也叙述到，进谗的手法也相当“巧”，不会是虚构的小说。高力士也是谗毁者之一人，完全可以肯定。杨玉环不用说也参加了进谗者的行列。
张垍、高力士、杨玉环，他们的谗毁可能是分别进行的，也可能是合流进行的，或者先分别而后合流。然而，进行谗毁必须有接受谗毁的基础。如果唐玄宗真正器重李白，哪怕有更多的张垍、高力士、杨玉环，也无法动摇。唐玄宗之于安禄山便是一个很好的旁证。在安禄山将要反叛的前一二年，连杨国忠那样的人都屡次进谏，断言安禄山必反；然而唐玄宗却一味纵容，终竟酿成了大规模的叛逆。李白的情况却是两样。唐人段成式的《酉阳杂俎》中有一段话，道出了事实的真相。
“李白名播海内，玄宗于便殿召见。神气高朗，轩轩然若霞举。上不觉忘万乘之尊，因命纳屦。白遂展足与高力士曰：‘去靴！’力士失势，遽为脱之。及出，上指白谓力士曰：‘此人固穷相。’”[3]
这就是唐玄宗对于李白的真实评价。尽管李白“神气高朗”，而在玄宗看来则是“穷相”。唐玄宗眼里的李白，实际上和音乐师李龟年、歌舞团的梨园子弟，是同等的材料。两千多年前汉代的司马迁曾经说过：“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见《汉书·司马迁传》）这就是张垍、高力士、杨玉环之所以能进行谗毁的基础了。
一年多的翰林待诏的生活，对于李白究竟带来了什么好处呢？他做了一些歌颂宫廷生活的诗，如《清平调词三首》，《宫中行乐词八首》，《侍从宜春苑奉诏试赋龙池柳色初青听新莺百啭歌》一首，等等，至今都还留存着。杜甫所称为“清新”“俊逸”的，大概就是以这些作品为代表吧？其实不过是御用文士的帮闲献技而已。李白曾上《宣鸿猷》一篇，没有保留下来。任华在《杂言寄李白》诗中提到它，“《大鹏赋》、《鸿猷》文，嗤长卿，笑子云”，可以知道它和赋体接近，是对统治者的歌功颂德，如象司马相如（长卿）的《封禅文》、扬雄（子云）的《剧秦美新》。又他所潜草的“诏诰”和“答蕃书”之类，也没有流传下来。但这些文字的失传，对于李白来说，应该算不得是什么损失。
李白的性格是相当矛盾的，他有时表现得清高，仿佛颇有浮云富贵、粪土王侯的气概，但他对于都门生活乃至宫廷侍从生活却又十分留恋。集中有两首《赠崔侍御》的诗，不妨并引在下边，以见李白并不太清高的一面。
第一首：
“黄河三尺鲤，本在孟津居。点额不成龙，归来伴凡鱼。故人东海来，一见借吹嘘。风涛倘相因，更欲凌昆墟。”
第二首：
“长剑一杯酒，男儿方寸心。洛阳因剧孟，托宿话胸襟，但仰山岳秀，不知江海深。长安复携手，再顾重千金。君乃輶轩佐，余叨翰墨林。高风摧秀木，虚弹落惊禽。不取回舟兴，而来命驾寻。扶摇应借力，桃李愿成阴。笑吐张仪舌，愁为庄舄吟。谁怜明月夜，肠断听秋砧？”
这两首诗，前人都以为是同时做的。细审诗的内容，断然有先后的不同。第一首应该作于开元十八年第一次离开长安之后，第二首则作于第二次游长安，被赐金放还之后。两首诗的主旨虽然大体一致，希望崔侍御替自己“吹嘘”，使自己能够登上高位，但第一首只说“点额不成龙”是毫无收获；第二首则说到待诏翰林，又说到“复携手”和“再顾”。这就显示了不是作于同时。同性质的两诗先后同赠于一人，正足证明李白想用世的心是怎样殷切，也足证明李白和崔侍御的交情不同寻常。
在这里想顺便解决一下崔侍御为谁的问题。崔侍御是崔宗之，名成辅，以字行，崔日用之子。韩朝宗荐之于朝，开元中官至右司郎中侍御史，故被称为崔郎中或崔侍御。他也是“酒中八仙”之一人，杜甫诗：“宗之潇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树临风前”（《饮中八仙歌》），这就等于是李白诗中的“但仰山岳秀，不知江海深”的注释了。“山岳秀”言其风姿之美，“江海深”言其气量之大，也可以解为酒量之大。崔宗之后被谪贬于湘阴，有《泽畔吟》之作，李白曾为之序。继又移官金陵，与李白相遇，诗酒唱和。他比李白先死，李白有《忆崔郎中宗之游南阳遗吾孔子琴，抚之潸然感旧》一诗以哭之。有句云“一朝摧玉树，生死殊飘忽；留我孔子琴，琴存人已殁”，两人情谊的深厚可以想见。
成辅或作成甫，李白集中附有“摄监察御史崔成甫《赠李十二》”诗一首，即是崔宗之所赠；注家或误以为另一人。另一崔成甫乃崔沔之长子，其弟“佑甫字贻孙，相德宗”，具见《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表第十二下）》。此人比崔宗之稍晚。李华《崔孝公（沔）文集序》云：“长子成甫，进士擢第，校书郎，陕县尉，知名当时，不幸早世。”颜真卿《崔孝公宅陋室铭记》亦云然，唯不及陕县尉。其为陕县尉时在天宝元年，略见《唐书·韦坚传》。此人和李白似无关系。
李白在被赐金放还后，对于别人也在请求援手。有时显然有点不择对象。他有一首《走笔赠独孤驸马》，和《赠崔侍御》第二首是同样性质的诗。“独孤驸马”是独孤明，唐玄宗的又一个女婿，尚信成公主。
“都尉朝天跃马归，香风吹人花乱飞。
银鞍紫鞚照云日，左顾右盼生光辉。
是时仆在金门里，待诏公车谒天子。
长揖蒙垂国士恩，壮心剖出酬知己。
一别蹉跎朝市间，青云之交不可攀。
倘其公子重回顾，何必侯嬴长抱关？”
前四句写出驸马公的威风，中四句回忆待诏时的光荣，末尾四句写出自己的落魄。把独孤明比为信陵君，把自己比为侯嬴。希望独孤明重回青顾，挽救自己的失脚。单从诗面看来，李白与独孤明之间的“青云之交”，事实上是标准的势利之交，正如李白自己慨叹过的“前门长揖后门关，今日结交明日改”（《赠从弟南平太守之遥》）。然而李白却不惜低首下心地向这样的人请求援手。这是李白的又一面。任华在《杂言寄李白》诗中称赞李白“数十年为客，未尝一日低颜色”，看来有时是不尽然的。
其实李白要想被当时的朝廷所重用，认真说是等于梦想。在开元、天宝之交，唐代的统治已经由最高峰折入下行阶段。幸运儿同时又是败家子的唐玄宗，自中年以后迷信神仙符箓，专意渔色享受，政权操在奸相李林甫手里。李林甫为了巩固自己的相位，凡是稍有骨气的人都受到他的排斥和杀害。左相李适之，“酒中八仙”之一人，因与李林甫抵触被贬，终于被胁自杀。凡与李适之接近的人差不多都被贬斥，甚至被杖杀。如为李白与杜甫所推崇过的李邕（北海）便是被杖杀者之一。李林甫为了预防文臣的出将入相，影响他的相位，他怂恿玄宗以非汉族的武人为将。因此，当时的大将，大都不是汉人。以非汉人为将是唐代的传统，这本不是坏事，显示出没有民族的歧视。但因动机不纯、用人不择，却酿成了大祸。象安禄山那样屡次败阵、屡犯死罪的人，竟倚为独当一面的重镇；安之所以叛变，事实上是唐玄宗和李林甫有以养成的。在这样的局势之下，稍有远见的人，都不安于位或洁身退隐。如李白的推荐者吴筠和贺知章，都比李白早离开了长安。关于这样的局势，李白自己也未始没有感觉到。上举《翰林读书言怀》一诗也正表明了他的预感。同样的诗，有《送裴十八图南归嵩山》二首，值得加以研究。
第一首：
“何处可为别？长安青绮门。胡姬招素手，延客醉金尊。临当上马时，我独与君言。风吹芳兰折，日没鸟雀喧。举手指飞鸿，此情难具论。同归无早晚，颍水有清源。”
第二首：
“君思颍水绿，忽复归嵩岑。归时莫洗耳，为我洗其心。洗心得真情，洗耳徒买名。谢公终一起，相与济苍生。”
两首诗毫无问题是天宝二年秋或三年春在长安做的。值得注意的是两首的立意互相矛盾。前一首是说：你归隐嵩山，我不久也要回去了。后一首是说：你归隐不要独善其身，总应该东山再起。这矛盾如何解决呢？据我看来，第二首先作，是和其他饯别者一同做的，是门面话；第一首后作，是“临当上马时，我独与君言”的心里话。由第一首看来，李白对于当时的局势是很清楚的。“风吹芳兰折”，是说贤者遭到摧残。“日没鸟雀喧”，是说世道晦暗，群小喧嚣。这两句诗，如果和《答杜秀才五松山见赠》开头一节印证起来，意趣便非常显豁。
“昔献《长杨赋》，天开云雨欢。当时待诏承明里，皆道扬雄才可观。敕赐飞龙二天马，黄金络头白玉鞍。浮云蔽日去不返，总为秋风摧紫兰。……”
又在夸耀他被玄宗征召、待诏翰林的往事。说到“浮云蔽日”、“秋风摧紫兰”，不就是“风吹芳兰折，日没鸟雀喧”复写吗？《送裴图南》是天宝二年或三年在长安时做的，有话不好明言；《答杜秀才》是隔了十年之后的回忆，往年的哑谜便自行透出谜底来了。
还有值得注意的是：在裴图南之外同时又有一个人名裴周南，是李白亲密的酒友。范传正《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有云：“时人又以公及贺监（知章）、汝阳王（李琎）、崔宗之、裴周南等八人为酒中八仙。”杜甫《饮中八仙歌》则为贺知章、汝阳王李琎、左相李适之、崔宗之、苏晋、李白、张旭、焦遂，无裴周南之名。前人以为“八仙”各有异说，故范、杜所举不同。但仅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我的看法是：杜甫所咏“八仙”是早期开元年间形成的；范传正所言则是后期天宝年间的演变。杜甫所咏的苏晋死于开元二十二年（见《唐书·苏珦传》）。他被列入“八仙”是在李白以开元十八年第一次入长安时事。苏晋去世后，世人又以裴周南代替了他，故范、杜所举不一致。在这里又可以发现第二个问题。裴周南既与李白有这样深厚的交谊，他和裴图南是否就是一个人？我看是很可能的。“周”与“图”字形极相近，二者必有一误，论理以“图南”为更适。
象这样诗友、酒友、道友，有的退隐，有的贬谪，有的受害，李白自己也有意离开，只是时期有早迟罢了。
然而李白的心境始终存在着矛盾。他一方面明明知道朝廷不能用他；但另一方面他却始终眷念着朝廷。他有《鲁中送二从弟赴举之西京》诗，一开首就有这样的四句：
“鲁客向西笑，君门若梦中；霜凋逐臣髮，日忆明光宫。”
这忠心耿耿的程度是不亚于“每饭不忘君”的杜甫的。约略同时所作的《单父东楼秋夜送族弟（李）况之秦》，诗中也有这样的几句：
“长安宫阙九天上，此地曾经为近臣；
一朝复一朝，发白心不改；
屈平憔悴滞江潭，亭伯流离放辽海。”
自比为屈原，其实也就是比唐玄宗为楚怀王。自比为崔駰（亭伯），那对于上层有所不满便更加暴露了。崔駰在东汉和帝时为大将军窦宪的主簿，由于切直，为宪所疏远，使出为乐浪郡的长岑县令。崔駰自以远去，不得意，遂不就任。李白用了这个典故，显然是借以表示自己的不得意。
这些诗都是“赐金还山”后不久的诗，但这种矛盾的心境，直到后来长流夜郎遇赦放回之后，都依然没有改变。《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那首长诗便是绝好的证明。诗长八百三十字，是李白现存诗歌中最长的一首。这诗可以说是李白的自传。诗中叙述到他在天宝十一年十月去过幽州，看到安禄山势力的庞大，曾经痛哭流涕。他责备了唐玄宗养痈遗患，“君王弃北海，扫地借长鲸”；也责备了唐玄宗无知人之明，“无人贵骏骨，绿耳空腾骧”。他自己是“心知不得语”，“挟矢不敢张”，无可奈何。但到后面说到长流夜郎遇赦放回后，他又希望韦良宰进京时为他说项，使他能够回到朝廷，为朝廷报效了。
“五色云间鹊，飞鸣天上来。传闻赦书至，却放夜郎回。暖气变寒谷，炎烟生死灰。君登凤池去，勿弃贾生才。”
他又自比为贾谊，希望韦良宰向朝廷建议，把自己召回。这时的朝廷已经是肃宗朝廷了，其实是每况愈下。肃宗李亨为了能早日收复长安，曾与回纥相约：“克城之日，土地、士庶归唐；金帛、子女归回纥。”父亲把天下的一半送给安禄山，儿子则把人民的一半以上卖给回纥。这样的卖民天子，没有可能召回李白这样一位“贾生”，也是理所当然的。
从忠君思想这一角度来看问题时，李白和杜甫的态度有所同，也有所不同。同，是他们始终眷念着朝廷；不同，是李白对于朝廷的失政还敢于批评，有时流于怨悱；杜甫则对于朝廷失政讳莫如深，顶多出以讽喻。李白是屈原式的，杜甫则是宋玉式的。封建意识愈朝后走，愈趋向于宋玉式的忠君。所谓“臣罪当诛，天王圣明”（韩愈语），成为自唐以来君臣关系的典则。因此，旧时代的士大夫们对于杜甫的“每饭不忘君”能够津津乐道，对于李白的“日忆明光宫”则视若无睹。这是主观意识在作怪。旧时代的文人爱把杜甫比为“圣人”，把李白看作“浪子”，实际上是不那么平允的。就如王安石那样的人，他也说过这样的话：“李白识见卑下，诗词十句，九句言妇人、酒耳。”诗中言酒，杜甫比李白的还要多。诗中言妇人，特别象关于歌伎侑酒之类，是封建时代的恶习，李白与杜甫都未能脱出这个泥沼。但李白在诗中也屡次讥刺“荒淫”和“好色”，足见他也深知其非。
“神女去已久，襄王安在哉？荒淫竟沦替，樵牧徒悲哀。”（《古风》第五十八首）
“陈王徒作赋，神女岂同归？好色伤大雅，多为世所讥。”（《感兴八首》之二）
公平地说来，李白在封建时代的文人中还算是比较有节概的。他比较能和民众接近，他所交往的上层也还比较有所选择。他能藐视权贵倒是事实。例如，高力士是唐玄宗所信任的宦官头子，已经做到“将军”，太子“兄”事之，诸王公主等称之为“翁”，而李白却没有把他看在眼里。又例如，右相李林甫，他在文字上一次也没有提到过。从这些事例看来，李白的为人比较还能洁身自好，虽然他也有他的十分庸俗的一面。
要之，李白和杜甫一样，在封建制度鼎盛时代，都紧紧为封建意识所束缚。他们的功名心都很强，都想得到比较高的地位，以施展经纶，但都没有可能如意。他们的经纶究竟是怎样？两人都不曾作过有系统的叙述。单就李白来说，他在《明堂赋》《大猎赋》中透露了一些梗概。
《明堂赋》：
“下明诏，颁旧章。振穷乏，散敖仓。毁玉沉珠，卑宫颓墙。使山泽无间，往来相望。帝躬乎天田，后亲于郊桑。弃末返本，人和时康。”
《大猎赋》：
“饱人以淡泊之味，醉时以醇和之觞。鼓之以雷霆，舞之以阴阳。虞乎神明，狃于道德。张无外以为罝，琢大朴以为杙。顿天网以掩之，猎贤俊以御极。……使天人晏安，草木蕃殖；六宫斥其珠玉，百姓乐于耕织；寝郑卫之声，却靡曼之色。”
大抵上是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混合起来的一套所谓“仁政”——大公无私，举贤任良，节用爱民，重农轻商。封建时代的士大夫阶层大都有这样的空想，实际上任何朝代的统治者都没有认真实施过。李白诗中对于地方官吏的治绩每每加以称道，也不外是施行“仁政”的那一套刻板文章。但有一点突破了陈套，值得注意的东西，那便是《题瓜州新河饯族叔舍人贲》一诗中的开头四句。
“齐公凿新河，万古流不绝。丰功利生民，天地同朽灭。”
“齐公”指齐澣。《唐书·玄宗纪》：开元二十六年“润州（今江苏镇江）刺史齐澣开伊娄河于扬州南瓜州浦。”又《齐澣传》：开元二十五年“迁润州刺史。润州北界隔吴江，至瓜步沙尾纡汇六十里。船绕瓜步多为风涛之所漂损。澣乃移其漕路于京口塘下，直渡江二十里。又开伊娄河，二十五里即达扬子县。自是免漂损之灾，岁减脚钱数十万，……迄今利济焉。”这是值得称赞的建设事业。它的好处不仅在“岁减脚钱数十万”，而是减少了人民的牺牲，节省了人民的劳役，可以多尽力于农作。李白对这建设事业作了极其高度的评价，“丰功利生民”，是有眼识的。可惜他没有用他的诗笔来对这一事业加以尽情的描绘，而只是短短地写下了二十个字。
另外有一首《丁都护歌》，解释上有异说，值得在这里讨论一下。
“云阳（即丹阳）上征去，两岸饶商贾。吴牛喘月时，拖船一何苦！水浊不可饮，壶浆半成土。一唱都护歌，心摧泪如雨。万人凿（缪本作系）盘石，无由达江浒。君看石芒砀，掩泪悲千古。”
宋人萧士赟疑是讽刺韦坚。天宝初，江淮南租庸等使韦坚，曾导引浐水至长安城东，成广运潭。二年而成，民间萧然愁怨。（见《分类补注李太白诗》）
明人胡震亨袭其意，以为讽刺齐澣。“澣新河在瓜步者，白尝作诗颂美，此独言其苦。瓜步岸卑易开，润州岸高难开，地势至今然，白诗并纪实也。……芒，石棱；砀，石纹；指所凿盘石言。”（见《李诗通》）
王琦所见有异于萧、胡。王云：“芒砀诸山实产文石。或者是时官司取石于此山，僦舟搬运；适当天旱水涸，牵挽而行，期令峻急，役者劳苦，太白悯之而作此诗。‘凿’字旧本或作‘系’字，‘万人系盘石，无由达江浒’，诗旨益觉显然。”（见《李太白文集辑注》）
今案王说近是。诗意分明言拖船运石之苦，并非言凿石开河之苦。但“芒砀”在此乃迭韵联语，犹言“莽撞”。胡以石棱、石纹解之，王说为“诸山”，均系望文生义。芒山在沛，砀山在梁，于此了不相涉。揣诗意当是采取太湖石由运河北运，故言“云阳上征”。太湖石，在唐代已见珍视。《唐书·白居易传》：“罢苏州刺史时，得太湖石五，……以归”，可证。又唐昭宗时人吴融有《太湖石歌》，首四句云：“洞庭山下湖波碧，波中万古生幽石；铁索千寻取得来，奇形怪状谁能识？”“铁索千寻取得来”即“万人系盘石”之意，原文当以作“系”为是。太湖石多孔穴如眼。搬运时或用席类裹之，以防损坏，故诗云“掩泪悲千古”。自来统治阶级即多佳木奇石之贡，如《禹贡》已言青州“厥贡……铅、松、怪石”。有李白此歌，可见开元、天宝年间已有太湖石之采贡。这正可以补足史籍的缺文。李白深感其劳苦，故言莽撞的太湖石都在同情劳苦人民，而流出千古伤心之泪。这和齐澣有何干系？胡震亨受了萧士赟的暗示而别立新说，其实是说不通的。李白对于齐澣开新河既那样超级赞美，岂能复加以讽刺而矛盾至此！
齐澣是有才干和权变的历史人物，曾受到武则天和李隆基的器重，为姚崇、宋璟所信赖。姚与宋曾言：“欲知今，问齐君。”[4]他以进士出身，而却颇有政治手腕。史书上说他“行贿中官”，得到高力士的支持，因而在地方上做出了一些事业。为了推进事业，减少阻碍而与中官联系，是否可以目为“行贿”，是值得考虑的。然而就是那样有权变的齐澣，而终为李林甫所遏制未能大用，这恐怕也就是李白之所以极力称赞他的另一个原因吧？
李林甫做了二十年的宰相，死后是杨国忠继承了他的权势。杨国忠死后，又是由肃宗时代的李辅国继承。当时的政局实实在在有如江河日下。李白显然没有齐澣那样的才干，他生在这样的时代，而又不能“摧眉折腰事权贵”（《梦游天姥吟留别》），尽管他有“兼善天下”的壮志，要想实现，岂不完全是个梦想？
李白在政治活动中的大失败，在第一幕结束之后还有第二幕，不久也就要开场了。
[1]所谓“当时”，应指开元十八年第一次去长安的时分。这两句诗也足证李白曾经两次去长安。——作者注
[2]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六。
[3]《酉阳杂俎》卷十二。
[4]《资治通鉴》卷二一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