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爱诉述自己的贫困，但往往过分夸大，和实际情况核对起来有很大的悬隔。

例如他在乾元二年（七五九）初冬寓居同谷（今甘肃成县）时所做的有名的《同谷七歌》中，便有不少极其夸大的成分。第一歌里说：“有客有客字子美，白头乱发垂过耳。岁拾橡栗随狙公，天寒日暮山谷里。”这把自己写得来就象周口店的“北京人”一样，年年岁岁都跟猴子一道，在山谷里过野人生活。其实乾元二年杜甫只有四十八岁，即使早衰，也还不至于就白发垂耳吧？那一年的初冬他只在同谷住了个把月光景便出发往成都去了，怎么好说“岁拾橡栗”呢？就在那一年，他自己在《发同谷县》一诗中说过：“奈何迫物累，一岁四行役。”一年之中就旅行过四次：春末从洛阳回华州，秋天由华州往秦州，初冬由秦州往同谷，仲冬由同谷往成都，他何尝是周年四季都在“山谷里”挨饥受冻？把自己的贫困夸大得太不着边际了！

第七歌里面也有这样的话，“男儿生不成名身已老，三年饥走荒山道。长安卿相多少年，富贵应须致身早。”这说得来好象三年之间他都在逃荒。由乾元二年冬倒数上去的“三年”，是唐肃宗乾元二年、乾元元年、至德二年。至德二年四月，杜甫由贼中逃出，赶赴凤翔行在，被任命为左拾遗。继因疏救房琯获罪，八月遣回鄜州省家。十月肃宗李亨回长安，杜甫扈从。乾元元年六月被谪贬为华州司功。冬末乘间赴洛阳。乾元二年便是上面说过的“一岁四行役”之年，杜甫的名诗《三吏》和《三别》即产生于这一年的春夏之交。行役的情况，深幸杜甫在诗中多所叙述。《潼关吏》：“要我下马行，为我指山隅”，可见由洛阳至华州是乘马。《发秦州》：“中宵驱车去，饮马寒塘流”，可见由秦州到同谷是有车和马。《白沙渡》：“我马向北嘶，……揽辔复三叹”，可见由同谷到成都也是一样。只有由华州到秦州的一段不详，但由华州出发以后是带着妻子同行的，妻子坐车，杜甫骑马，可毫无疑问。多谢杜甫这些杰出的纪行诗，证明了他自己并不是穷年累月饿着肚子在荒山深谷里徒步窜走。

乾元二年（七五九）十二月到了成都之后，靠着朋友的帮助，不久便着手经营浣花溪畔的草堂。起初的面积并不大，只有一亩地光景。他在《寄题江外草堂》一诗中说得明白：“诛茅初一亩，广地方连延。”题下原注：“梓州作，寄成都故居。”杜甫在梓州住了一年半光景，宝应元年（七六二）的秋天去梓州，广德二年（七六四）的春末回成都。去是因送严武赴京，回是因严武第三次入蜀。在他去梓州时，成都草堂已经经营了三年，规模大有可观了。看他以下的一些诗作吧：

“奉乞桃栽一百根，春前为送浣花村。

河阳县里虽无数，濯锦江边未满园。”（《萧实处觅桃栽》）桃树发育快，布局宽，一百棵桃树的栽种，估计要五亩地左右。草堂的园子可就够大了。当然，除种桃之外还早有其他的花木，因为他说的是园子“未满”。

“华轩蔼蔼他年到，绵竹亭亭出县高。

江上舍前无此物，幸分苍翠拂波涛。”（《从韦续处觅绵竹》）

“草堂堑西无树林，非子谁复见幽心？

饱闻桤木三年大，与致溪边十亩阴。”（《凭何邕觅桤木栽》）

除桃园之外，又曾布置竹林、桤木林。桤木林是“十亩”。竹林呢？有一百亩还多。《杜鹃》一诗里说过：“我昔游锦城，结庐锦水边。有竹一顷余，乔木上参天。”这“一顷余”是实数，不是夸大，因为他有一次除竹，一下便斫去了一千根。

“我有阴江竹，能令朱夏寒。……

爱惜已六载，兹晨去千竿。”（《营屋》）

能够一次去掉一千根的竹林，要占地一顷多，是一点也不夸大的。正因为有这样的底子，所以当严武第三次入蜀，他《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武）五首》之四里面有这样的豪语：

“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

草堂里有四棵小松树，是他所关心的。所谓“新松”就是这四棵小松树，他在希望它们赶快成长起来。草堂里的竹林占一百亩地以上，自然有一万竿竹子可供他斫伐。但是，松树要高到一千尺，是不可能的；竹而赐之以“恶”名也未免有欠公平。杜甫在这儿是有所讽喻，“新松”指有品格的士大夫，“恶竹”指多逾牛毛的外寇或者“盗贼”。

杜甫其实是爱竹林的。就在《寄题江外草堂》诗里已经说得很明白：“我生性放诞，雅欲逃自然。嗜酒爱风竹，卜居必林泉。”后来在离开夔州，《将别巫峡，赠南卿兄瀼西果园四十亩》一诗里也说过：“苔竹素所好，萍蓬无定居。远游长儿子，几地别林庐。”他的成都草堂在经营就绪之后，他也经常赞美他所栽种的竹木。

“背郭堂成荫白茅，缘江路熟俯青郊。

桤林碍日吟风叶，笼竹和烟滴露梢。”（《堂成》）

“万里桥西宅，百花潭北庄。层轩皆面水，老树饱经霜。”（《怀锦水居止二首》之二）

把这些诗读起来，要说杜甫过的不是地主生活，那是很难令人首肯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杜甫在梓州时曾经送他的老弟杜占回成都去料理草堂，他有五律一首谆嘱他：

“久客应吾道，相随独尔来。熟知江路近，频为草堂回。

鹅鸭宜长数，柴荆莫浪开。东林竹影薄，腊月更须栽。”（《舍弟占归草堂检校，聊示此诗》）

后四句，赤裸裸地是一种地主心理。鹅鸭不少，怕被人偷掉，故“宜长数”；柴门闩好，不要乱开，提防强盗进来。请注意那个“频”字，可见杜占是草堂留守，经常往来于成都与梓州之间。到后来杜甫索性离开了成都，草堂无疑就让给杜占去了。在杜甫诗中，以后便不再见杜占之名。

但杜甫总是喜欢诉说自己的贫困。说自己吃不饱饭，“百年粗粝腐儒餐”（《宾至》）。说妻子也经常啼饥号寒，“恒饥稚子色凄凉”（《狂夫》），“入门依旧四壁空，老妻睹我颜色同；痴儿不知父子礼，叫怒索饭啼门东。”（《百忧集行》）这些都是在成都草堂做的诗。这样夸大地诉苦，和“风含翠篠娟娟净，雨浥红蕖冉冉香”（《狂夫》），“榉柳枝枝弱，枇杷树树香”（《田舍》），看来是怎么也不能调和的。

当然，杜甫也常说他在靠朋友帮助，所谓“故人施禄米”（《酬高适》），所谓“忧我营茅栋，携钱过野桥”（《王十五司马出郭相访兼遗营草堂资》），但这些是初到成都时的事。到后来已经有了那么大的院落，有林园、菜圃、荷池、药栏，而杜甫依然爱发牢骚，说到“厚禄故人书断绝”，他自己“欲填沟壑”（《狂夫》）。可能是规模太大了，需要的经费和人手更多了，因此有时无法周转。但为什么要把规模搞得那么大？那么大的一座园林是怎样扩张起来的？他在自笑为“狂”，实际上恐怕是适当的解嘲。

永泰元年（七六五）四月，严武再次任东西川节度使刚满一年，突然在任上病死了，这对于杜甫是很大的打击。五月，他就断然离开了他的成都草堂，买舟南下，经过嘉州（乐山）、戎州（宜宾）、渝州（重庆）、忠州（忠县），想直下夔门，但因病在云安呆了几个月，终于到夔州（奉节）留下来了。他在夔州住了三个年头，得到夔州都督柏茂琳（琳或作贞）的照顾，生活是稳定的，使他在那里又做了不少的诗。

他在夔州主管东屯的一百顷公田，这大约是由于柏茂琳的推荐而得到“朝廷”的允许。他有一首五律，题名为《晚》，第五、六两句云：“朝廷问府主，耕稼学山村。”这可透露了他主管东屯的内部事实。是“朝廷”向夔州都督打听了杜甫的情况，故柏茂琳让他主管东屯。但也并不是他亲自主管，而是有代理的执行官——“行官张望”，他在诗中称之为“主守”，其下还有所谓“家臣”，当然是些农奴了。

“东屯大江北，百顷平若案。……

主守问家臣，分明见溪畔。”（《行官张望补稻畦水归》）

“尚恐主守疏，用心未甚臧。清朝遣婢仆，寄语逾崇岗。

西成聚必散，不必陵我仓。岂要仁里誉？感此乱世忙。”（《秋，行官张望督促东渚耗稻向毕，清晨遣女奴阿稽、竖子阿段往问》）

此外还有好几首同性质的诗，表示了杜甫勤于督察，耕稼管理得很认真。他既为东屯主管，一百顷公田的收成虽不必全归于他，所谓“西成聚必散，不必陵我仓”，即秋天的收成要分献出去，不是全部使我的仓廪如岗如陵的，但总有相当一部分作为他的俸米归他所得。因此，他能慷慨地分送一些给他的邻里。

“明朝步邻里，长老可以依。时危赋敛数，脱粟为尔挥。”（《甘林》）

把糙米分散些给老农，这就是所谓“仁里”（对邻里讲人道主义）。但杜甫为什么要施行仁义呢？《甘林》的末尾两句说得很露骨：“劝其死王命，慎勿远奋飞！”真是好一个称职的“主管”！这位“主管”之所以能施行仁义，明显地是靠着有多余的禄米。也就是这一项收入使他能够买下瀼西的四十亩果园和古堂。

“客病留因药，春深买为花。”（《小园》）

“小园”是买来的，为了种花，当然也种药草，还有其他的果木。

“有客乘舸自忠州，遣骑安置瀼西头。

古堂本买藉疏豁，借汝迁居停宴游。”（《简吴郎司法》）

“古堂”也是买来的，看样子相当宽敞，可供游览，可备宴客。“吴郎司法”就是后来受到瀼西四十亩果园赠送的“南卿”。他和杜甫有亲戚关系，诗中作了交代。瀼西果园很可能就是所谓“小园”了。自谦曰“小”，实际上并不小。

“柴门果树向千株，丹橘黄柑北地无。……

桃蹊李径年虽古，栀子红椒艳复殊。”（《寒雨朝行视园树》）

园里有向千株的果树，无论如何，应该是一位庄园主了。但杜甫并不以此而满足。

“此邦千树橘，不见比封君。……

万里巴渝曲，三年实饱闻。”（《暮春题瀼西新赁草屋五首》之二）

这诗充分表明了杜甫对于生活要求的过高标准。《史记·货殖列传》：“蜀汉、江陵千树橘，此其人与千户侯等。”但在杜甫看来，还不足以相等。他在夔州呆了“三年”（仅三个年头），对于下里巴人所唱的歌曲，实在听饱了，听厌了。

一百顷公田的耕作是要费大量的劳动力的，想来不外是租赁给农民而收取赋税。四十亩果园的经营也不那么容易。杜甫诗中透露出了好几个用人的名字，有“隶人”伯夷、辛秀、信行，又有“獠奴”阿段，“女奴”阿稽，果园的管理大约就靠着这些人了。有《课小竖锄斫舍北果林，枝蔓荒秽净讫，移床三首》诗，在题上透露了这个消息。

杜甫还养了将近一百只可以治风湿病的乌骨鸡，见《催宗文树鸡栅》。宗文是杜甫的大儿子，单从诗题看来，好象宗文也是一个劳动力。因此有人说：“杜（甫）为人似有偏爱，故诗中屡称骥子（次子宗武），……不似宗文（长子，小名熊儿）之遣树鸡栅也。”（胡小石《杜甫〈北征〉小笺》，见《杜甫研究论文集》三辑二一〇页）但诗里面明明有“课奴杀青竹”句，则宗文也不过是监工而已。

要之，杜甫的生活，本质上，是一个地主的生活。他有时也穷，但是属于例外。他是以门阀的高贵自矜许的人。在年轻时裘马轻肥，在偃师县有陆浑山庄，在长安的杜曲有桑麻田（见《曲江三章》第三首），在成都有草堂，在夔州有果园，这些杜甫自己并不想隐讳。他也说过“穷冬客江、剑，随事有田园”（《建都十二韵》），研究家们却偏偏要替他隐讳，有意无意地是“诗圣”或“人民诗人”的观念在作怪。

在这里倒应该提出一个问题。杜甫在夔州的生活是相当稳定而优裕的，为什么他一定要离开四川？他在夔州住了三个年头，终于在大历三年（七六八）的正月买舟出峡了。他为什么一定要离开那比较稳定的生活？对于这个问题，杜甫有两句诗作了明确的回答：“此身那老蜀？不死会归秦！”（《奉送严公（武）入朝十韵》）这简直等于在发誓了。

杜甫在四川住久了，他有时很讨厌四川，无论在成都，在梓州，在夔州，时时在诗中吐露出这种心境。“厌蜀交游冷，思吴胜事繁；应须理舟楫，长啸下荆门。”（《春日梓州登楼二首》之二）“巴蜀倦剽劫，下愚成土风。”（《赠苏四徯》）“夷音迷咫尺，鬼物傍黄昏。”（《奉汉中王手札》）“异俗吁可怪，斯人难并居；家家养乌鬼，顿顿食黄鱼。”（《戏作俳谐体遣闷二首》之一）“瘴疠浮三蜀，风云暗百蛮；卷帘唯白水，隐几亦青山。”（《闷》）象这样的诗句，举不胜举。他所以“思吴”的“胜事”是些什么呢，没有明说。但在老来回忆青壮年游吴越时事的诗——《壮游》中吐露了一些消息：

“越女天下白，鉴湖五月凉；剡溪蕴秀异，欲罢不能忘。”

写得很浑朴，不象李白的《对酒》《杨叛儿》，韦庄的《菩萨蛮》等写得那么显露。且把韦庄的《菩萨蛮》之一引在下边，以当注脚吧。

“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鑪边人似月；皓腕凝双雪。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

“鑪边人似月，皓腕凝双雪”，不就是“越女天下白”吗？“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不就是“欲罢不能忘”吗？杜甫所“思吴”的“胜事”，毫无疑问，就是这些风流逸事。杜甫也并不经常是那么道貌岸然的。

“乌鬼”有种种解释；有人解为鸬鹚（四川人呼为“渔老鸦”），我认为比较可靠。《埤雅》引《夔州图经》称“峡中人谓鸬鹚为乌鬼，养使捕鱼”。沈存中《梦溪笔谈》中也有此说。峡中滨江之人在当年专倚捕鱼为生，故家家有乌鬼之畜养，顿顿有黄鱼可供膳。“黄鱼”，杜甫有诗咏之，诗之前四句云：“日见巴东峡，黄鱼出浪新。脂膏兼饲犬，长大不容身。”《尔雅·释鱼》鳣字下注云：“大鱼，似鱏而短鼻，口在颔下。体有邪行甲，无鳞，肉黄，大者长二三丈。今江东呼为黄鱼。”陆机谓“身形似龙，……大者千余斤”[1]。殆海鱼溯江产卵者。但所谓“家家”“顿顿”亦极言其多而已，有钱人家便当除外。家有鸬鹚、顿吃黄鱼，在老百姓说来，正是可庆幸的事；而在杜甫则视为“异俗”，叹为“可怪”，谓为难与共同生活，所谓“鸟兽不可与同群”。杜甫在这时显然忘记了他在《同谷七歌》之一中所自描绘的“岁拾橡栗随狙公，天寒日暮山谷里”了。

杜甫讨厌四川的情绪有时到了相当惊人的程度，连“青山”“白水”都是看不惯的。当然，这是在“闷”时做的诗，说得倒很直爽。在他不闷的时候，他对于四川的山水也还说了不少的公道话。“远游虽寂寞，难见此山川”（《季秋江村》）。“俗薄江山好”（《续得观（杜甫之弟）书迎就当阳居止，正月中旬定出三峡》）。“形胜有馀风土恶”（《峡中览物》）。他是比较喜欢四川的自然，而很不喜欢当时四川的社会。当时的四川，特别在夔州附近，还不十分开化。因此，人被斥为“下愚”，为“鸟兽”；风俗被斥为“薄”，为“怪”，为“恶”。他在四川得过疟疾，在《哭郑司户（虔）、苏少监（源明）》诗里说：“疟痢餐巴水，疮痍老蜀都。”但他在长安也得过疟疾，《病后，过王倚饮》中说：“疟疠三秋孰可忍！寒热百日相交战。”看来四川的风土也不见得特别坏。杜甫的讨厌四川，更重要的原因是心理作用，他是以地主贵族的眼光在看当时的四川。他向往长江下游的吴越，尤其向往三秦。三秦是“朝廷”所在之地，“每饭不忘君”的人要向往“朝廷”，是丝毫也不足怪的。吴越，则是地主生活的典范。当然，吴越也有另一面。杜甫所憧憬的是“胜事繁”的吴越，而不是“滂沱洗”的吴越。

在这里又有第二个问题值得提出来。那就是，杜甫既那么眷念“朝廷”，在出峡之后为什么不直上三秦，而却南下潇湘？

对于这个问题，在杜甫的诗中，也有明确的回答。那就是大历四年（七六九）在湘潭写的《酬韦韶州见寄》的开头两句：

“养拙江湖外，朝廷记忆疏。”

是北方的“朝廷”把他忘记了，没有召他回去或给予出路。根据他到夔州时曾经得到过“朝廷问府主”的经验，估计他在离开夔州出峡前一定给“朝廷”打过报告（或者是通过柏茂琳转报），说他准备回京，在江陵等地等候“朝廷”的指令。他出峡后，在江陵、公安、石首等地徘徊了将近一年，看来就是在等待朝命，然而“朝廷”把他忘记了，没有下文。因此，他才南下“养拙”——是说不会做官，只好休养藏拙。但除“养拙”外，也还有一项更实际的要求，便是养病。他在出峡前后是病得相当厉害了。本来有消渴症（糖尿病），又在“病肺”（不知是喘息症还是肺结核），进而半身不遂，以致“右臂偏枯半耳聋，……悠悠伏枕左书空”（《清明二首》之二）。聋的是左耳，牙齿落掉了一半：“牙齿半落左耳聋”（《复阴》）。视力衰退：“眼复几时暗，耳从前月聋”（《耳聋》）。脚也不灵了：“卧愁病脚废”（《客居》）。这些都是他出峡前的情况。《清明二首》作于入湘以后，但在出峡前的《送高司直》诗中已经说：“我病书不成，成字字亦误”，可见他的“右臂偏枯”不能写字，发病是在出峡之前。

因为“朝廷”疏远了他，又因为病，所以他在大历四年的《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尔遣兴寄递，近呈苏涣侍御》一诗中竟说出这样等于绝望的话：“此身已愧须人扶；致君尧舜付公等，早据要路思捐躯。”他说自己不行了，连走路都要人搀扶了；治国平天下的大事谈不上了，请裴虬和苏涣二位仁兄努力吧！早一点青云直上，下定决心，为报国而献身！倔强的杜甫说出了这样的话，悲凉的心境是可以揣想的。

因为病，但也不愿意屈服于病魔，因此也就加强了求仙炼药的念头。快出峡前的《忆昔行》落尾两句是：“更讨衡阳董炼师，南游早鼓潇湘柁！”董炼师是董奉先，他在“天宝中修九华丹法于衡阳，栖朱陵后洞”（见《舆地纪胜》）[2]。杜甫入湘后到过衡阳，不知道他是否去访问过董奉先。但即使访问过也是无济于事的。炼药还丹是破费的事，杜甫早就知道：“苦乏大药资，山林迹如扫”（《赠李白》）。到老来漂泊到三湘时，更没有这样的物质条件了。因此他转换了一个法门，便是由求仙炼药转而为参禅向佛。《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审）李宾客（之芳）一百韵》中，对于这种心境有明白的表示。

“身许双峰寺，门求七祖禅。落帆追宿昔，衣褐向真诠。”

杜甫是禅宗的信徒。“落帆”是说人生到了晚景，何逊诗“解缆及朝风，落帆依冥浦”[3]。“追宿昔”是说要找寻本来面目。杜甫打算走向顿门，明心见性，立地成佛，以求得所谓“禅悦”。这不用说完全是主观主义的形而上学的空想。关于宗教信仰问题另作讨论，在此不必多说。总之，杜甫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两方面都遵循着地主生活的方式，是无可讳言的。

在这里想附带着叙述一下杜甫对待屈原的态度。

湘水流域，和屈原的生世有密切关联。屈原是赴湘水支流而溺死的，古人称之为“湘累”。因此，入湘的文人往往有诗凭吊。乾元二年（七五九）秋，杜甫时在秦州。他揣想李白尚在长流夜郎（今遵义附近）途中，可能是取道湖南。他在《天末怀李白》的末尾猜想李白“应共冤魂语，投诗赠汨罗？”但李白当时走的是长江水路，而且已经遇赦，杜甫没有猜中。杜甫出峡后南下三湘，他自己是不是曾经“投诗赠汨罗”呢？在杜甫入湘后的诗中，就只有一处提到屈原，而是带有谴责的意思的。《上水遣怀》中有这样四句：

“中间屈贾辈，谗毁竟自取；郁没二悲魂，萧条犹在否？”

这冷淡严格的态度有点惊人，照他看来，屈原和贾谊的遭到谗毁是活该，是咎由自取。贾谊还比较受优待些，在入湘后的诗中还有四五处提到：

“贾生骨已朽，凄恻近长沙。”（《入乔口》）

“长怀贾傅井依然。”（《清明二首》之一）

“贾傅才未有。”（《发潭州》）

“鵩鸟长沙讳。”（《哭韦大夫之晋》）

“载感贾生恸。”（《别张十三建封》）

屈原呢？在同贾谊一道被谴责过一次之外，便再也没有提到了。当然这说的是入湘以后的事，在入湘以前是屡次提到的。例如，《最能行》中便说：“若道士无英俊才，何得山有屈原宅？”又每每把屈原与宋玉并提，如说“窃攀屈宋宜方驾”（《戏为六绝句》之五），“不必伊周地，皆登屈宋才”（《秋日荆南述怀》），“羁离交屈宋”（《赠郑十八贲》），“迟迟恋屈宋，渺渺卧荆衡”（《送覃二判官》）。屈原的才具和文章，杜甫是不能否认的。但比较起来，杜甫对于宋玉是无条件的同情和向往，而对于屈原则有所保留。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含有敬意的辞句是以“屈宋”并称，含有谴责或抗衡之意的辞句则是以“屈贾”并称。“屈贾”并称的辞句，在《壮游》中还有一例——“气劘屈贾垒”，自己的气势能使屈原和贾谊的壁垒披靡。这儿就断断不肯说“屈宋垒”了。

杜甫的抑屈扬宋，在《咏怀古迹五首》中表现得最为突出。这五首七律，第一首是有关庾信的古迹，第二首是有关宋玉，第三首是王昭君，第四首是刘备，第五首是诸葛亮。五位历史人物的古迹，都在由夔州至江陵的一段地带中，故联类而及。但在这一段地带里面，秭归有屈原宅，杜甫明明知道，但却没有兴趣来专门咏吟了。而且咏庾信的一首还是因宋玉而发。江陵有宋玉的故宅，庾信由建康避难至江陵时，在这里住过。这故宅是杜甫所特别向往的。“宋玉归州宅，云通白帝城”（《入宅三首》之三），“曾闻宋玉宅，每欲到荆州”（《送李功曹之荆州》），真真是一往情深。最好还是看他在《咏怀古迹》第二首中，对于宋玉是怎样倾慕吧。

“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

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

江山故宅空文藻，云雨荒台岂梦思？

最是楚宫俱泯灭，舟人指点到今疑。”

他视宋玉为“师”。所谓“亦吾师”者，是承第一首来，庾信是师，宋玉也是师。在这里屈原的位置便没有了。

为甚么杜甫要这样抑屈扬宋？这表示了杜甫封建意识的特别森严，他是继承了班固、颜之推等人的传统的。班固曾经指责屈原“露才扬己，……强非其人”；颜之推也说他“露才扬己，显暴君过”，而且还肯定为“轻薄”。（见王逸《楚辞》洪兴祖补注）屈原是忠于楚王的，但他的忠君方式不合乎杜甫的标准。杜甫的标准是什么呢？在宋玉的《九辩》中可以找到。“专思君兮不可化”，“窃不敢忘初之厚德”，“窃不自聊而愿忠”，这些都是“每饭不忘君”的源泉了。这种忠君的方式，为后来的韩愈概括成为两句话，便是“臣罪当诛，天王圣明”。

总之，屈原是不合格的。极力赞扬屈原的人，如贾谊，如司马迁，如李白，也都是不合格的。杜甫晚年，和李白显然有些隔阂（杜甫没有哀挽李白的诗），从这一个角度上，大可以看出一些微妙的根源。

或许有人会说：杜甫既抑屈扬宋，何以又屡以屈宋并举？理由很简单，屈原毕竟高于宋玉，屈宋并举也就是抑屈扬宋。

但杜甫诗中，有一处被前人解错了的，有必要在这里加以纠正。《地隅》中有云：“丧乱秦公子，悲凉楚大夫；平生心已折，行路日荒芜。”“秦公子”，注家以为王粲。谢灵运《拟邺中诗序》有云：“王粲，家本秦川贵公子孙。”又王粲在荆州时曾作《登楼赋》。这解释是正确的。但说“楚大夫”是三闾大夫屈原或者包含着屈原，那就错了。其实，这个“楚大夫”是专指宋玉。宋玉在楚由“小臣”而做到“大夫”，故也可以称为“楚大夫”。《隋书·经籍志》有《楚大夫宋玉集》三卷，正称宋玉为“楚大夫”。说到“悲凉”（一本作“悲秋”），正合乎宋玉的性格；说到“心折”，也正合乎杜甫对于宋玉的向往。宋玉以《九辩》的“悲秋”著名，杜甫屡次说到他的“悲”。除《咏怀古迹》中的“摇落深知宋玉悲”之外，还有“清秋宋玉悲”（《垂白》），“直觉巫山暮，兼催宋玉悲”（《雨》），“悲秋宋玉宅”（《奉汉中王手札》）。故“悲凉楚大夫”或“悲秋楚大夫”，断然为宋玉无疑。

以宋玉为“师”的人对于屈原不大满意，这正是地主阶级在精神生活上的一种合乎逻辑的表现。

[1]见《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卷下《有鳣有鲔》条。

[2]粤雅堂刻本《舆地纪胜》卷五十五。

[3]汉魏百三家集本《何水部集》：《宿南洲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