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社会的阶级矛盾，杜甫在安史之乱前后的流离转徙中，是亲身体会到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是人们所乐于称道的名句。这显然是从“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孟子·梁惠王》）脱胎而来，但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诗人，在一千二百多年前就能有这样明白的认识，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不过问题还得推进一步：既认识了这个矛盾，应该怎样来处理这个矛盾？也就是说：你究竟是站在哪一个阶级的立场，为谁服务？推论到这一层，杜甫的阶级立场便不能不突露出来了。他是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统治阶级的立场，而为地主阶级、统治阶级服务的。

杜甫广德元年（七六三）夏在梓州（今四川三台县）有《喜雨》一诗，诗里面有这样的句子：“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吴越！”——怎得用钢鞭鞭打雷公，降下滂沱大雨来清洗吴越一带！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请看他在诗句下的自注：“时闻浙右多盗贼。”原来他是要清洗或扫荡吴越一带的“盗贼”。那些“盗贼”又是些什么人呢？我现在根据《资治通鉴》中所叙述，把当时的情况，揭示如下：

“代宗宝应元年（七六二）八月，……台州贼帅袁晁，攻陷浙东诸州，改元宝胜。民疲于赋敛者多归之。李光弼遣兵击晁于衢州（今浙江衢县）。破之。……九月，……袁晁陷信州（今江西上饶）。冬十月，袁晁陷温州（今浙江温州）、明州（今浙江宁波）。”

“代宗广德元年（七六三）夏四月庚辰（初七），李光弼奏擒袁晁，浙东皆平。时晁聚众近二十万，转攻州县，光弼使部将张伯仪将兵讨平之。”

杜甫所说的“浙右盗贼”，指的就是袁晁领导的起义农民。那将近二十万人的农民起义军，杜甫恨不得把他们痛“洗”干净。他的希望是达到了。他所敬仰的“中兴名将”之一的李光弼——他在《八哀诗》中所哀悼的第二人，做到了他所期待的“雷公”，但没有等待他的钢鞭，费了八个月的“剿灭”，把农民起义军“扫荡”了。这不明显地表明了杜甫的阶级立场吗？

再举一个例子吧。在《夔府书怀》一诗中有这样的句子：“绿林宁小患？云梦欲难追！即事须尝胆，苍生可察眉。”诗句写得非常隐晦，如果不看注，是很难理解的。“云梦”的故事出于《左传》鲁定公四年：“楚子涉睢（“睢”，《左传》哀公六年作“沮”，水名。）济江，入于云中（云梦之中），王寝，盗攻之，以戈击王；王孙由于（“由于”是王孙之名）以背受之，中肩。”杜甫的诗意就是说强盗厉害，虽是“绿林小盗”你也不能轻视它，轻视了就会遭到楚昭王的处境，后悔难追。“察眉”的故事见《列子·说符篇》：“晋国苦盗，有郄雍者能视盗之眼，察其眉睫之间而得其情。晋侯使视盗，千百无遗一焉。晋侯大喜。”杜甫用这个典故，意思是对于“苍生”（老百姓）要卧薪尝胆地严加警惕，要能防祸于未然，在“眉睫之间”便能辨别出乱党。这就是杜甫的阶级感情，多么森严而峻烈呵！

以上只举了两例以表明杜甫的阶级意识和立场，杜甫是完全站在统治阶级、地主阶级一边的。这个阶级意识和立场是杜甫思想的脊梁，贯穿着他遗留下来的大部分的诗和文。生在封建统治鼎盛的唐代，要怀抱着那样的意识、采取着那样的立场，是不足为怪的。旧时封建时代的士大夫们要赞扬那样的意识和立场，也是不足为怪的。可怪的是解放前后的一些研究家们，沿袭着旧有的立场，对于杜甫不是采取批判的态度，而是依然全面颂扬，换上了一套新的辞令。以前的专家们是称杜甫为“诗圣”，近时的专家们是称为“人民诗人”。被称为“诗圣”时，人民没有过问过；被称为“人民诗人”时，人民恐怕就要追问个所以然了。

新的专家们爱称赏杜甫的《三吏》和《三别》，以为是最富有“人民性”的作品，就让我们把这六篇作品来作进一步的研究吧。为了郑重起见，我把它们逐字逐句地试译成现代话，以增加我自己的确切的了解。

这六首诗的时代背景是怎样呢？肃宗乾元元年（七五八）秋，杜甫在左拾遗任内，以疏救废相房琯获罪，被谪贬为华州（今陕西华阴县）司功。到了冬季，他回到洛阳。那时郭子仪、李光弼、李嗣业等以六十万大军包围安庆绪于相州（今河南安阳）。安庆绪坚守以待史思明。史思明自魏州（故城在河北大名县东）引兵趋相州。第二年乾元二年三月，两军战于安阳河北，大风忽起，吹沙拔木，天地晦冥，咫尺不辨。两军各南北溃退，弃甲仗辎重无数。郭子仪切断河阳桥，保卫东都洛阳。李光弼、王思礼等撤回，其余溃归本镇。杜甫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回到洛阳而又离开洛阳的。可能在相州溃败后不久，他由洛阳折回华州，途中就其所闻所见写成了《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即所谓《三吏》；和《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即所谓《三别》。虽然是各自独立的六首诗，但也可以看为是在一个主题下分成六段的一部乐章。留下了当时战地附近人民的生活苦况，的确是很可宝贵的。我现在先从《三别》译起，再译到《三吏》。

新婚别

（原文）

（译文）

“兔丝附蓬麻，　“兔丝子缠在蓬上和麻上，

引蔓故不长。

牵条引蔓，自然不会太长。

嫁女与征夫，

养女嫁给兵，出门打仗，

不如弃路旁。

倒不如丢在路旁，不养。

结发为君妻，

我和你，做了夫妻一场，

席不暖君床；

席子还冰冷地铺在床上；

暮婚晨告别，

昨晚成亲，今早就要分张，

无乃太匆忙！

这也未免呵过于匆忙！

君行虽不远，

你去，虽说是近在河阳，

守边赴河阳。

但你到那儿，是上战场。

妾身未分明，

我的身子还和嫁前一样，

何以拜姑嫜？

叫我怎样去拜见高堂？

父母养我时，

我爹娘养我在家里辰光，

日夜令我藏。

昼夜都把我藏在闺房。

生女有所归，

嫁鸡随鸡，原是女生外向，

鸡狗亦得将。

嫁狗随狗，总得出阁从郎。

君今往死地，

你今朝是走向死亡路上，

沉痛迫中肠！

叫我的心痛呵，痛断肝肠！

誓欲随君去，

我发誓想同你一道前往，

形势反苍黄。

但那样，反而会弄得紧张。

勿为新婚念，

你不要把奴家放在心上，

努力事戎行。

你请专心一意，操练刀枪。

妇人在军中，

军中有女子会混乱阴阳，

兵气恐不扬。

有损军风纪，使斗志不昂。

自嗟贫家女，

自叹是贫家女，本无奢望，

致此罗襦裳；

今朝穿上了新制的衣裳；

罗襦不复施，

这衣裳从今后关进衣箱，

对君洗红妆。

当你面，我把这脂粉洗光。

仰视百鸟飞，

抬头看，天上有百鸟飞翔，

大小必双翔。

大小鸟儿尽都作对成双。

人事多错迕，

人世间总不免事多参商，

与君永相望。”　我同你，永远象织女牛郎。”

全诗是新娘子的泣别辞，把新娘写得十分慷慨，很识大体，很有丈夫气。但这无疑是经过诗人的理想化。诗人有时是以地主生活的习惯来写“贫家女”。真正的“贫家女”是不能脱离生产劳动的，何至于“父母养我时，日夜令我藏”？这显然是诗人的阶级意识在说话；不过象这样暮婚朝别、送郎从军的“贫家女”故事一定不会是虚构，只是杜甫写得还不够真实而已。

垂老别

（原文）

（译文）

“四郊未宁静，　“东西南北四方都是战场，

垂老不得安。

临到老来，也还得不到安康。

子孙阵亡尽，

儿子孙子都已战死干净，

焉用身独完？

俺有什么指望苟全性命？

投杖出门去，

丢掉拐杖，俺只好出门投军，

同行为辛酸。

伙伴们在为俺感到酸辛。

幸有牙齿存，

好在俺满口的牙齿齐整，

所悲骨髓干。

虽然骨髓枯了，上了年龄。

男儿既介胄，

大丈夫既然武装上了身，

长揖别上官。

打个拱手，向着官长辞行。

老妻卧路啼，

老搭当睡在路旁呻吟，

岁暮衣裳单。

数九寒天，衣裳单薄得很。

熟知是死别，

明知道再会是没有可能，

且复伤其寒。

更可怜呵她在战战兢兢。

此去必不归，

这一去再也呵不会回程，

还闻劝加餐。

她还在苦劝俺努力加餐。

土门壁甚坚，

河阳的土门，壁垒严整，

杏园度亦难。

杏园镇，料也是不易侵凌。

势异邺城下，

形势呵，不同于往时的邺城，

纵死时犹宽。

纵是死，也还有一段时辰。

人生有离合，

人生在世总有离合悲欢，

岂择衰盛端？

或盛或衰，哪能单凭心愿？

忆昔少壮日，

回忆俺年富力强的当年，

迟回竟长叹。

不能不低回反复终于长叹。

万国尽征戍，

普天下，尽都在南征北战，

烽火被冈峦。

山头四处，只见烽火连天。

积尸草木腥，

尸横遍野，草木也带腥膻，

流血川原丹。

血流成河，大地通红一片。

何乡为乐土？

哪里还有个什么‘桃花源’？

安敢尚盘桓！

俺怎敢还要在这儿流连？

弃绝蓬室居，

丢下了茅草窝，一去不返，

塌然伤肺肝。”　神魂无主，使俺呵伤心伤肝。”

一对老夫老妻的惜别，写得相当细腻。两位老人互怜互慰，终于硬着心肠离别了，然而五腑六脏是摧毁了的。子孙都阵亡尽了，老翁怕已年过七十，依然被拉去当兵。自知只有一死，丢下的老妻也只有一死。这就是不久前的“盛唐”景象！

无家别

（原文）

（译文）

“寂寞天宝后，　“天宝年安禄山叛乱以来，

园庐但蒿藜。

四处荒芜，田庐布满蒿莱。

我里百余家，

俺的乡里有百来户人家，

世乱各东西。

各自东逃西窜，有去无回。

存者无消息，

活着的人呵断绝了消息，

死者为尘泥。

死了的人呵化为了尘埃。

贱子因阵败，

小区区是由于邺城打败，

归来寻旧蹊。

找寻老路，俺才逃回家来。

久行见空巷，

走来走去，街坊满目空虚，

日瘦气惨凄。

阳光淡淡，气象冷冷凄凄。

但对狐与狸，

碰头的就只有一些狐狸，

竖毛怒我啼。

嚎叫着，耸着毛向我生气。

四邻何所有？

左邻右舍，到底有谁存在？

一二老寡妻。

只不过老寡妇一二而已。

宿鸟恋本枝，

晚来，百鸟都怀念着树枝，

安辞且穷栖？

俺岂能丢掉这破烂房子？

方春独荷锄，

正是春天，独自个用锄种田；

日暮还灌畦。

天色晚了，还得浇水灌菜园。

县吏知我至，

县官老爷知道俺已回家转，

召令习鼓鼙。

又派人来拉俺去当兵操练。

虽从本州役，

再去当兵，虽然只在本县，

内顾无所携。

内顾一无所有，不免凄然。

近行止一身，

拉到近处，只剩一个身子；

远去终转迷。

日后远去，到底谁能预期？

家乡既荡尽，

人家和乡里，都空空如洗，

远近理亦齐。

远处和近处，又何分彼此！

永痛长病母，

想起俺久病的娘，痛彻心脾，

五年委沟溪。

卧病五年，已经埋在沟里。

生我不得力，

生俺个蠢儿子，太没出息，

终身两酸嘶。

娘儿俩一辈子呼天抢地。

人生无家别，

人生一世弄到无家告别，

何以为蒸黎？”　做百姓的还有什么生理？”

这首诗可能是六首中最好的一首，具体地描绘出了洛阳一带田园荒芜、人烟绝灭的景象。特别是最后一句：“何以为蒸黎？”作者把问题提出来了，但没有写出答案。答案可能有两个：一个是“只好造反”；一个是“没有办法”。照诗的情调和作者的意识看来，只能是后者。

新安吏

（原文）

（译文）

“客行新安道，　“旅行者在新安道上旅行，

喧呼闻点兵。

闹轰轰地碰着正在拉兵。

借问新安吏，

向新安的差官问了问情形，

‘县小更无丁。　差官说：‘县小，已经没有壮丁。

府帖昨夜下，

昨夜晚，上头来了一个通令：

次选中男行。’　挨次抽去十八岁的中男从军。’

‘中男绝短小，　‘刚满十八岁，人还没有长成，

何以守王城？’　抽去当兵，守城怎么能胜任？’

肥男有母送，

比较肥壮的，有母亲送行；

瘦男独伶俜。

没有人送行的，瘦骨零仃。

白水暮东流，

白水向东流去，时已黄昏，

青山犹哭声。

青山还带着一片的哭声。

‘莫自使眼枯，　‘不要白白地哭坏了眼睛，

收汝泪纵横。

收住眼泪，何苦枉自伤心！

眼枯即见骨，

眼泪哭干，即使哭成枯井，

天地终无情。

天和地都丝毫不讲人情。

我军取相州，

本来我军已把相州围定，

日夕望其平；

早晚都期望着拿下州城；

岂意贼难料，

又谁知敌情不容易料准，

归军星散营！

打下败仗，全军五裂四崩！

就粮近故垒，

有的为了粮草，逃回本镇；

练卒依旧京。

有的依据洛阳，重整溃军。

掘濠不到水，

挖掘战濠，不到见水光景，

牧马役亦轻。

郊原牧马，劳役也算很轻。

况乃王师顺，

更何况国军是名正言顺，

抚养甚分明。

抚养士卒又是十分公平。

送行勿泣血，

莫再痛哭呵，送行的妈妈们，

仆射如父兄。’”郭子仪待兵宽，有如父兄。’”

唐代自天宝三年至代宗广德元年七月规定：“以十八（岁）为中男，二十二（岁）为丁”（见《唐书·食货志》）。但在新安所有的壮丁都已经早被拉完了。现在奉命拉走年满十八岁的“中男”。诗人看到有母亲送行的“中男”比较壮，由于平时有母亲照拂；没有人送行的便瘦得可怜，这表明母亲是死了或者病倒了。为什么只说母亲送行呢？这也表明男丁早被拉光。天色已经黄昏了，人已经被拉走了，象河水东流那样一去不复返了。然而被撇下的母亲们还在山野里号哭。诗人便劝告她们：“不要哭了，即使把眼泪哭干，把眼眶哭现出骨头来也没有办法，天地都是无情的。”接着又加以安慰：“好在劳役不重，给养也还好，特别是做长官的人（退守河阳的郭子仪，时因战败降职为左仆射），就象大家的父兄一样，可以放心。”

诗很简练，而叙述却颇为细致。无疑，诗人是有同情心的，特别是“天地终无情”句，也表示了相当的激愤。旧时代的诗人能写出这样的诗来，的确是很少见的。但是，使人民受到这样的灾难到底是谁的责任？应该怎样才能解救这种灾难？诗人却是讳莫如深，隐而不言；而只是怨天恨地，只是对于受难者一味的劝解和安慰。故诗人的同情，应该说是廉价的同情；他的安慰，是在自己安慰自己；他的怨天恨地是在为祸国殃民者推卸责任。

石壕吏

（原文）

（译文）

“暮投石壕村，　“天晚了，投宿在石壕镇，

有吏夜捉人。

夜里有差官来拉壮丁。

老翁逾墙走，

店老板骇得来翻墙逃走，

老妇出门首。

老板娘打开门出去应酬。

吏呼一何怒，

差官嚎叫得多么凶猛，

妇啼一何苦！

老板娘哭得多么悲痛！

听妇前致辞：

只听得老板娘向前说道：

‘三男邺城戍，　‘三个囝都守相州去了。

一男附书至，

一个囝刚刚捎信回来，

二男新战死。

两个囝不久战死在外。

存者且偷生，

活着的只好听天安排，

死者长已矣。

死了的有如石沉大海。

室中更无人，

俺家里再没有别的男人，

惟有乳下孙。

就只有吃奶的一个孙孙。

孙有母未去，

孙儿的亲娘没回娘家门，

出入无完裙。

衣裙破烂，不好出外见人。

老妪力虽衰，

俺个老妈子，力气虽然衰朽，

请从吏夜归。

愿跟随你老爷去应差奔走；

急赴河阳役，

连夜连晚赶到河阳的营盘，

犹得备晨炊。’还可以替大军们烧好早饭。’

夜久语声绝，

夜深了，说话的声音断了，

如闻泣幽咽。

仿佛有人在隐隐地抽泣。

天明登前途，

天亮了，我要奔赴前程了，

独与老翁别。”就只和店老板一人告别。”

“石壕”，前人以为即陕县城东七十里的石壕镇，由诗中看来，一夜可以赶到河阳，可见离河阳不远。河阳古有三城，北城在孟县，南城在孟津，中□城在夹滩——灵宝之北。河阳辖地颇广，郭子仪当时驻军于河阳，或者其驻军之一部分就在石壕附近，不然，三城的任何一城都不是一夜之间可以赶到的。

诗，完全是素描。诗人投宿在一家招商小客店里，适逢其会，遇着了这个悲剧。所写的老板娘颇有自我牺牲的精神。她被拉走了，“幽咽”的当是她守寡的媳妇。店老板躲过了风险之后，逃回来了。诗人完全作为一个无言的旁观者，是值得惊异的。呼号很猛的差官没有惊动诗人可以理解，因为只消表明身分是华州司功，就够了。但差官却没有奈何媳妇儿，不知道是否碍在司功老爷的面前不敢胡为，还是诗人行文有所文饰。只好作为一个问题附带着写在这儿。

潼关吏

（原文）

（译文）

“士卒何草草，　“士兵们多么忙呵，

筑城潼关道。

潼关上正在筑墙呵；

大城铁不如，

大城比铁还要强呵，

小城万丈余。

小城也高过一万丈呵！

借问潼关吏，

向潼关的差官细问根苗，

‘修关还备胡。’他说：‘修关预防敌人再扰。’

要我下马行，

他要我下马来仔细瞧瞧，

为我指山隅。

为我指示了山谷与山坳。

‘连云列战格，‘栅栏排列到与天相连，

飞鸟不能逾。

老鹰要飞过也感困难。

胡来但自守，

敌人再来，只消你闭关自守，

岂复忧西都？

长安的安危不用再耽忧。

丈人视要处，

贵台，请你看这儿多么险要，

窄狭容单车。

路窄，只容许单车过道。

艰难奋长戟，

紧急时挥动长长的枪矛，

千古用一夫。’　一夫当关，永远能够保牢！’

‘哀哉桃林战，　‘桃林之败，败在轻易出关，

百万化为鱼！

百万大兵化为了河鱼百万！

请嘱防关将，

请为我转告守关的将官，

慎勿学哥舒！’”殷鉴不远，切莫学那哥舒翰！’”

诗人到了潼关，看到在筑新城。他打听了一下情形，被请下马来踏看了新城的形势。于是和管工程的差官作了一番对话。差官是主张坚守的，夸示了“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要。诗人也同意坚守，因而回想到不久前哥舒翰轻率出关应敌的失败，要后来的守将引以为前车之鉴。

“桃林”就指潼关一带。天宝十五年（七五六）六月，占据了洛阳的安禄山，派兵进攻潼关。当时守将哥舒翰本拟坚守，但为杨国忠所疑忌，怕这位突骑施族的大将也有异志，怂恿唐玄宗派遣宦官促战。哥舒翰仓卒出关应敌，遭受大败，全军覆没。哥舒翰本人为部下所出卖，成了俘虏，投降了安禄山，但终竟为安庆绪所杀。

这六首诗，的确是杜甫的刻意之作，基本上是写实，具有独创的风格。从内容上来说，的确是颇能关心民间疾苦，把安史之乱时靠近前线的真实面貌，留下了一些简洁的素描。在旧时代的文人中传诵了一千多年——当然也有人不敢选读，是可以令人首肯的。但在今天，我们从阶级的观点来加以分析时，诗的缺陷便无法掩饰了。杜甫自己是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的人，六首诗中所描绘的人民形象，无论男女老少，都是经过严密的阶级滤器所滤选出来的驯良老百姓，驯善得和绵羊一样，没有一丝一毫的反抗情绪。这种人正合乎地主阶级、统治阶级的需要，是杜甫理想化了的所谓良民。杜甫是不希望人民有反抗情绪的，如果有得一丝一毫那样的情绪，那就归于“盗贼”的范畴，是为杜甫所不能同情的危险分子了。他曾经在《甘林》一诗中这样明白地吐露过：“时危赋敛数，脱粟为尔挥；……劝其死王命，慎勿远奋飞！”国步艰难，苛捐杂税很多，在个人所能做到的范围内可以施点小恩小惠；但谁要逃跑或者抗粮拒税，那就不能马虎了。“劝其死王命”，这就是杜甫的基本态度，也就是这《三吏》和《三别》的基本精神。把这种精神和态度，说成是“为了人民”，人民能够同意吗？

认真说，杜甫是站在“吏”的立场上的。《三吏》中所写的“吏”都不那么令人憎恨。“石壕吏”虽然比较凶，但只是声音凶而已。对于“潼关吏”，诗人还引以为同调。潼关吏是主张防御的，诗人表示同情，认为哥舒翰之败确实是出关迎敌的结果。这却充分证明：诗人的军事见解并不怎么高明。战争的胜负，关键在乎人心的向背，并不全在乎战术上的攻或守。这点常识上的问题，诗人都忽略了；而只一味地谴责哥舒翰。哥舒翰固当谴责，但只谴责他一个人，那是对于更上级的负责者开脱罪行。在这一点上，杜甫是有意识的。他有时也骂骂“小吏”，而为“大吏”大帮其忙。请读他的《遣遇》一诗吧：

“石间采蕨女，鬻市输官曹。丈夫死百役，暮返空村号。……贵人岂不仁，视汝如莠蒿？……奈何黠吏徒，渔夺成逋逃！”

他把横征暴敛、苛差劳役的暴*，归罪于在下的奸猾小吏，而说在上的“贵人”是仁慈的。这和《新安吏》中的“仆射如父兄”是一样的手法，和《潼关吏》中的“慎勿学哥舒”也是一样的手法。

过分夸大《三吏》和《三别》的“人民性”，是不切实际的，对于杜甫并没有作到深切的了解。为了认真地了解杜甫，我还要举两首新研究家们认为富于“人民性”的作品来加以解剖。我同样采取逐句对译的形式，以免自己在了解上的疏忽。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原文）

（译文）

“八月秋高风怒号，　“仲秋八月的狂风放声怒吼，

卷我屋上三重茅。

把三重茅草从我屋顶上卷走。

茅飞渡江洒江皋，

茅草飞过江去，洒满岸头，

高者挂罥长林梢，

有的高挂在大树的树颠，

下者飘转沉塘坳。

有的飘落下水荡和水沟。

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南村的儿童们欺我衰老，

忍能对面为盗贼。

好忍心呵，当我面就做强盗。

公然抱茅入竹去，

斗胆地把茅草抱进竹林，

唇焦口燥呼不得。

制止不住，叫得我唇干舌燥。

归来倚杖自叹息。

回家来扶着拐杖只好叹气。

俄顷风定云墨色，

不一会儿风止了，乌云如漆，

秋天漠漠向昏黑。

秋天白昼短，茫茫成了黑夜。

布衾多年冷似铁，

布被条盖了多年，冷如铁板，

娇儿恶卧踏里裂。

小娃儿不好好睡，把被蹬穿。

床头屋漏无干处，

床头屋顶在漏雨，湿成一大片，

雨脚如麻未断绝。

雨脚毫不间断，象麻线一般。

自经丧乱少睡眠，

自从战乱以来就很少睡眠，

长夜沾湿何由彻？

湿糟糟地，长夜漫漫何时旦？

安得广厦千万间，

怎么才能有高楼大厦千万间？

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让天下的寒士们住下，皆大喜欢；

风雨不动安如山！

风吹不动，雨泼不进，安如太山！

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

呵呵，什么时候耸现出这些高楼大厦，

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我的茅庐破烂，自己冻死，也心甘情愿！”

诗的性质，旧时的注家有不同的说法。有的说是隐喻时事，有的说是写实。但无论是隐喻也好，写实也好，诗里面是赤裸裸地表示着诗人的阶级立场和阶级情感的。

诗人说他所住的茅屋，屋顶的茅草有三重。这是表明老屋的屋顶加盖过两次。一般地说来，一重约有四、五寸厚，三重便有一尺多厚。这样的茅屋是冬暖夏凉的，有时候比起瓦房来还要讲究。茅草被大风刮走了一部分，诗人在怨天恨人。

使人吃惊的是他骂贫穷的孩子们为“盗贼”。孩子们拾取了被风刮走的茅草，究竟能拾取得多少呢？亏得诗人大声制止，喊得“唇焦口燥”。贫穷人的孩子被骂为“盗贼”，自己的孩子却是“娇儿”。他在诉说自己的贫困，他却忘记了农民们比他穷困百倍。

异想天开的“广厦千万间”的美梦，是新旧研究专家们所同样乐于称道的，以为“大有民胞物与之意”，或者是“这才足以代表人民普遍的呼声”。其实诗中所说的分明是“寒士”，是在为还没有功名富贵的或者有功名而无富贵的读书人打算，怎么能够扩大为“民”或“人民”呢？农民的儿童们拿去了一些被风吹走的茅草都被骂为“盗贼”，农民还有希望住进“广厦”里吗？那样的“广厦”要有“千万间”，不知道要费多大的劳役，诗人恐怕没有梦想到吧？慷慨是十分慷慨，只要“天下寒士”皆大喜欢，自己就住破房子冻死也不要紧。但如果那么多的“广厦”真正象蘑菇那样在一夜之间涌现了，诗人岂不早就住了进去，哪里还会冻死呢？所谓“民吾同胞，物为吾与”[1]的大同怀抱，“人饥己饥，人溺己溺”的契稷经纶，只是一些士大夫们的不着边际的主观臆想而已。

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

（被一位老农夫扭着喝酒，他不断赞美御史中丞严武）

（原文）

（译文）

“步屧随春风，

“顺着春风，随意在郊外散步，

村村自花柳。

四处是桃红柳绿，一片画图。

田翁逼社日，

临近社日了，有位年老农夫，

邀我尝春酒。

邀我到他家里去，春酒满壶。

酒酣夸新尹，

醉中夸奖新任的成都府尹，

畜眼未见有。

‘牛眼睛没见过这样的好人！’

回头指大男，

回过头去，指着大儿子议论：

‘渠是弓弩手。

‘他本是飞骑营的弓弩大兵。

名在飞骑籍，

他是长番，照例是不能代更，

长番岁时久。

在营里已呆了好几个年辰。

前日放营农，

前几天放他回家为庄稼奔走，

辛苦救衰朽。

分担辛苦，救了俺这个老朽。

差科死则已，

应差上粮，到死也心甘情愿，

誓不举家走。

决不全家逃跑，流落到外边。

今年大作社，

要大办春祭，祝今年的丰收，

拾遗能住否？’

拾遗公，请你留下，能不能够？’

叫妇开大瓶，

又叫老板娘把大酒坛开口，

盆中为吾取。

倒在大瓦盆里，好为我添酒。

感此气扬扬，

看到老农喜扬扬，使我感受，

须知风化首。

民情欢愉，这正是风化之首。

语多虽杂乱，

老农话多，虽然是颠五倒六，

说尹终在口。

但夸奖长官，不断在转舌头。

朝来偶然出，

清晨，我偶然到外边来闲游，

自卯将及酉。

没想到，从卯时起将到交酉。

久客惜人情，

久客在他乡，人情真是难有，

如何拒邻叟？

我怎能拒绝，不同老农应酬？

高声索果栗，

老农大声地叫添板栗、炒豆，

欲起时被肘。

几次告辞，都拐着不许我走。

指挥过无礼，

举动放纵，礼貌太不讲究，

未觉村野丑。

但也不觉得他那粗鄙可丑。

月出遮我留，

月亮出来了，还不让我分手，

仍嗔问升斗。”

还怪添酒不勤，酒喝得不够。”

时严武为剑南东西川节度使兼成都尹，又兼御史中丞，中丞乃御史大夫的副职，尊称之则为大夫。因兼成都尹，故诗中又屡称为“尹”。诗里把老农写得很朴实，说话也很直率，在旧时代可以算得是一篇好作品。但不久前的研究家，竟有人说“杜甫已经超越了自己的阶级，和农民差不多成了一家人”，那完全是皮相的见解。诗里的老农，很明显是一位富裕农民。诗人和这位老农，是把界限划得很清楚的。他是却不过人情，才勉强受着招待。说老农太不讲礼貌，说老农粗鄙，阶级的界线，十分森严。诗人为什么要做这首诗？他的用意不是在感谢老农，而在为自己设防线，特别是要借老农的口来赞美严武。诗不是写给老农看的，而是写给严武和他的幕僚们看的。“借花献佛”，诗人的手法倒相当高明，但能闭着眼睛说，是“超越了自己的阶级”吗？

对于严武应该作怎样的评价？旧时代的史官们也还比较客观，一方面赞美他的防御吐蕃的武功，另一方面也斥责他的骄奢暴猛。《唐书·严武传》中有这样的一段话：

“蜀土颇饶珍产，武穷极奢靡，赏赐无度。或由一言，赏至百万。蜀方闾里，以征敛殆至匮竭。然蕃虏亦不敢犯境。”

这评价是接近真实的，和杜甫的诗对照起来，可见诗人在使用曲笔。“一言而赏至百万”，杜甫的这首诗，不知道要得到多少报酬了？但杜甫尽管布下了防线，就因有这样的诗，却也遭受到了士大夫们的责难。《唐书·文苑传》说他“纵酒啸咏，与田夫野老相狎荡，无拘检”。看来就是根据这首诗所下的评语。这也表明：尽管诗人已有森严的阶级感情，然而阶级感情还有比他更森严的人存在。

如果真是“超越了自己的阶级”，杜甫不仅不能成为“诗圣”，恐怕连他的姓和名都早就消声匿迹，或者遭受到一千多年的“乱臣贼子”的骂名了。“超越了自己的阶级”，真真是谈何容易！

[1]“物为吾与”，《宋元学案》卷十七作“物吾与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