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以开元十三年（七二五）二十五岁出蜀，随即进行了第一次长江流域的漫游，南浮洞庭，北游襄汉，东上庐山，直下金陵扬州，东北访汝南一带。据他三十岁时（开元十八年）《上安州裴长史书》里说：“见乡人（司马）相如大夸云梦之事，云楚有七泽，遂来观焉；而许相公家见招，妻以孙女，便憩迹于此，至移三霜焉。”可见他是以开元十五年招赘于许家，结婚时已经二十七岁了。所谓“许相公”即许圉师，高宗龙朔年间曾任左相，家于湖北安陆。

就在这结婚后第三年开元十八年的春夏之交，他经由南阳第一次赴长安。到达长安后寓居终南山，靠着他自己的才华和许家的旧有势力，他结识了唐玄宗的妹子玉真公主（后赐号持盈法师）、贺知章、崔宗之等人。在长安住了不久，在同一年的秋末又西游邠州、坊州，在那一带度过了一个冬天。开元十九年的春间回到终南山。当年五月以猎取功名无着，乃离京泛舟黄河东下，中途遇风浪，遂在梁园（开封）留下了。这一段经过，以前的研究家们都忽略了。稗山氏曾撰《李白两入长安辨》（见《中华文史论丛》第二册），首先注意及此；但他把这第一次入长安的时期，拟定在开元二十六年与二十八年之间，却是毫无根据的。我基本上采取了他的看法，但把时期提前了将近十年。我的根据是什么呢？李白《与韩荆州（朝宗）书》中有这样的话：

“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王公大臣，许与气义。”

开元十八年，李白三十岁。那时玄宗在西京。十九年十月玄宗曾赴东都，十一月即返长安。到二十二年正月又就食洛阳。李白在三十岁时要“历抵卿相”与“王公大臣”等交游，只有到西京去才有这样的可能。这就肯定着：李白在三十岁时断然去过一次西京。杜甫的《饮中八仙歌》所列举的八人是贺知章、汝阳王李琎、左相李适之、崔宗之、苏晋、李白、张旭、焦遂。苏晋死于开元二十二年（见《唐书·苏珦传》）。如果李白仅于天宝初年去过一次长安，苏晋何以能预“八仙”之游，前人多不知其故。今知李白曾两次去长安，“八仙之游”缔结于开元十八、九年，问题便可迎刃而解了。这样又恰好成为李白曾两次去长安的又一左证。杜甫的诗作于天宝初年，诗中所说有时涉及后来的事，如李适之为“左相”是在天宝元年，李白受诏侍宴也是天宝元二年间事，把历史事实前后错综，这是诗人的常用手法（写诗不是在写史），不足为异。

李白是功名心很强的人，他既为许圉师的孙女婿而不依仗许家的旧势力以猎取功名，是不能理解的。现在我们可以理解了，他在结婚后三年便曾经去过长安，那倒是很合乎常理的事。他的第一次长安之游，无疑使他的名气更大了，但并没有捞到一官半职。因而这一段史实，一千多年来，在他的一生之中，成为了被人忽视的暗礁。

李白后来移家到山东去了。他在《秋于敬亭送从侄耑游庐山序》里面说：“酒隐安陆，蹉跎十年。”这是说他招赘于许圉师家之后，前后经过了十个年头才离开了安陆，移家到鲁郡兖州任城东门内，其时当在开元二十四年。他何以要移家而且到鲁郡？详细的动机不明。《唐书》本传以为“父为任城尉，因家焉”，那是莫须有的事，前人已辨其妄。李白在《五月东鲁行，答汶上翁》诗里说：“顾余不及仕，学剑来山东；举鞭访前途，获笑汶上翁。”古时称“山东”本来指华山之东，范围很广。但此诗言及“汶上”，题为“东鲁行”，可见他到东鲁是为的“学剑”。李白的性格对于所接触的事物都相当认真。他读书认真，铁杵磨针的故事可证。作文认真，他对少年时所作的《大鹏赋》，“悔其少作，……中年弃之”可证。交朋友认真，《上安州裴长史书》中所述葬友人吴指南事可证。学道认真，他竟成了真正的道士可证。……因此，他为认真“学剑”而移家东鲁，当不会是泛泛的敷衍话。

和李白同时有一位击剑名人叫裴旻。唐文宗太和初年（八二七）曾把李白诗歌、张旭草书、裴旻剑舞，称为“三绝”。裴旻事略，在《新唐书》中，附见《李白传》后。他曾随幽州都督孙佺北伐奚人，为奚人所围，乃舞刀立马上，飞矢四集，迎刃而断。奚人大惊，解围而去。裴旻又曾为北平守，当时北平多虎，一日射虎三十一头之多。这样一位舞剑名人、射虎能手是李白所崇敬的，愿意拜他为师。李白曾经写信给裴旻，说：“如白，愿出将军门下。”（见裴敬《翰林学士李公墓碑》）裴旻当时或许隐居在东鲁，故李白移家就教。这个推测虽然没有更进一步的确切证据，然李白为了学剑愿拜裴旻为师，也可见李白学剑的要求是如何认真了。李白的武艺也达到惊人的高度，他在幽州打猎，曾经“一射两虎穿，……转背落双鸢。”（《赠宣城宇文太守兼呈崔侍御》）他不认真练习，断难具有这样的本领。

李白对于他的家室的感情也非常认真。他的许氏夫人为他生了一子一女，大体上是各种文献所共通的说法。许氏早逝，但死于何时是一个问题。儿女的年岁也有各种不同的揣测。这些虽然是无足重轻的问题，但在了解李白的性格和他部分作品的创作年代上是值得加以探索的。

我们确切知道，李白于天宝元年（七四二）四月曾登过泰山，不久便携儿女南游。他先把他们寄放在南陵（在唐属宣州宣城郡），他自己南下会稽，和道士吴筠同隐居于剡中，在今浙江省曹娥江上游。吴筠不久受到唐玄宗的征召进京，由于吴的推荐，更有贺知章、持盈法师等为之揄扬，因此朝廷也派使臣征召李白，他因而得到第二次进京的机会。他先回到南陵与儿女相别，有《南陵别儿童入京》一诗以纪其事。

“白酒新熟山中归，黄鸡啄黍秋正肥。

呼童烹鸡酌白酒，儿女嬉笑牵人衣。

高歌取醉欲自慰，起舞落日争光辉。

游说万乘苦不早，著鞭跨马涉远道。

会稽愚妇轻买臣，余亦辞家西入秦。

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时令是在季秋，在南陵山中有一个“家”。家中有“儿女”，但没有说到儿女的母亲，而且在大骂轻视朱买臣贫贱的“会稽愚妇”。李白别有七绝《别内赴征三首》，旧时注家均以为天宝元年同时所作，其实那是天宝十五年末应永王李璘的征召下庐山时的诗，留待下面加以说明。儿女看见父亲回来了，但还不知道父亲又将远别，故“嬉笑牵衣”。这时的儿女看来还相当小，但小的总会有五六岁了。太小而无母，则不能同出远门。李白在入京前先回南陵，主要的目的看来就是要安顿儿女，很明显他是托人把儿女带回到东鲁去，然后单身进京。

李白以天宝元年的冬季，第二次入长安，受到唐玄宗的引见，奉命供奉翰林。做了一年多的宫廷诗人，虽然名噪一时，但也并没有实受到一官半职。由于张垍、高力士、杨玉环的相继谗毁，在天宝三年的春季便被排挤出京，美其名曰“诏许还山”。这是李白在政治活动上的第一次大蹭蹬。李白以当年三月经由商州东下，漫游了梁宋和齐鲁。在这期间，他和杜甫、高适相遇，并一同游览。特别是李杜的相遇，在中国文学史家们是视为一件大事。杜甫自己也很重视，他在晚年的诗中曾经两次回忆到：“昔者与高李，晚登单父台”（《昔游》）；“忆与高李辈，论交入酒垆”（《遣怀》）。但他们的相处并不很久。我们知道李白以天宝四年即南下金陵，漫游了会稽、霍山、庐江、寻阳等地。天宝九年又北游洛阳与龙门。十年的春季回到了东鲁的寄居。其后不久又南下，便没有再回过东鲁了。

李白尽管南北漫游，登山临水，求仙访道，饮酒赋诗，仿佛忘记了身外的一切，然而他对于自己的幼儿幼女是非常关心的。在他的诗中多次提到他的儿女。不妨把它们引证在下边吧。

一、《送杨燕之东鲁》诗，这里只摘引诗的后半段：

“我固侯门士，谬登圣主筵。一辞金华殿，蹭蹬长江边。二子鲁门东，别来已经年。因君此中去，不觉泪如泉。”

这诗当作于天宝六年春，时在金陵。李白是以天宝四年秋离开东鲁，故诗云“别来已经年”。诗里也只说到“二子”，没有说到二子的母亲。李白是那么旷达的人，为什么他一说到子女便那么伤心？这里面应该有对于孩子们的母亲的怀念。

二、《寄东鲁二稚子》（原注“在金陵作”）：

“吴地桑叶绿，吴蚕已三眠。我家寄东鲁，谁种龟阴田？春事已不及，江行复茫然。南风吹归心，飞堕酒楼前。楼东一株桃，枝叶拂青烟。此树我所种，别来向三年。桃今与楼齐，我行尚未旋。娇女字平阳，折花倚桃边。折花不见我，泪下如流泉。小儿名伯禽，与姊亦齐肩。双行桃树下，抚背复谁怜？念此失次第，肝肠日忧煎。裂素写远意，因之汶阳川。”

诗里说和儿女相别已经快三年了，故可推定：诗必作于天宝七年的春天。这和南陵相别已经五年多了。就诗中描绘的情况看来，长女平阳的年纪已不很小，故作父亲的人会作诗慰问。次子伯禽也长到和姐姐的肩头那样高了。姐弟的高低相差一头地，看来年岁的相隔是有十年光景。诗里明明说出：“抚背复谁怜？”的确是没有母亲的。这和南陵相别时的情况是一样，可见许氏夫人是早死了。

三、《送萧三十一之鲁中，兼问稚子伯禽》：

“六月南风吹白沙，吴牛喘月气成霞。……

夫子如何涉江路，云帆嫋嫋金陵去？

高堂倚门望伯鱼，鲁中正是趋庭处。

我家寄在沙丘旁，三年不归空断肠。

君行既识伯禽子，应驾小车骑白羊。”

诗当作于天宝八年的夏天，伯禽又大了两岁。作父亲的人悬想到他“应驾小车骑白羊”，看来应该有十三、四岁的光景了。没有提到长女平阳，封建时代已经长大了的姑娘是不好轻易见客的。

把上面几首诗综合起来，再参照以魏颢在《李翰林集序》中所述，可以比较正确地了解到李白在开元年间到天宝初年的家室情况。

“白始娶于许，生一女一男曰明月奴。女既嫁而卒，又合于刘，刘诀。次合于鲁一妇人，生子曰颇黎。终娶于宋。”（魏颢《李翰林集序》）

魏颢的序文，夺误颇多，很难属读。单是这一小节便有不少的问题。既言许氏“生一女一男”，而接着却只标出一个“明月奴”的名字。“明月奴”很明显地是女孩子的小名，不象男孩子的名字。因此“一男”二字是后人加上去的。刊本或作“二男”，更谬。除去“一男”二字，即“白始娶于许，生一女，曰明月奴”，文字便毫无问题了。

“女既嫁而卒”也不知所云。魏颢与李白的相遇是在天宝十三年，序文之作是李白长流夜郎途中的乾元元年。如谓平阳既嫁而许氏卒，则在平阳未嫁之前而许氏早就不在了。如谓平阳既嫁而平阳卒，这应该是后来的事。但我们明确地知道，李白以至德二年（七五七）在寻阳狱中所作的《百忧章》里面有“草掷二孩”句，可见当时平阳尚未嫁。平阳嫁于何时，甚至是否曾经出嫁，都不得而知。卒于何时更不得而知。论理父亲在监狱或流窜期中，没有母亲的女儿是不会轻易出嫁的。故“女既嫁而卒”，应该是“女既笄而卒”，古者女子十五曰及笄，应该是平阳在十五岁时或者将近十五岁时，而许氏去世了。因许氏去世，所以才“又合于刘”。这样才能顺理成章。李白与许氏结合是在开元十五年，平阳比伯禽要高一头地，看来她即生于开元十五年末或十六年。待她及笄或将近及笄，则为开元二十八或二十九年。我拟定许氏之卒在开元二十八年的年末。她是移家东鲁之后去世的。移家东鲁在开元二十四年，伯禽之生当在开元二十五年，与长姐平阳相差十岁。因有长姐带领小弟，故天宝年间李白才能长期在外漫游，然而是经常在思念着他们的。这样的定年才可以合情合理。

“又合于刘，刘诀”。这位刘氏可能是李白在天宝元年游江东时的结合，结合不久便离异了，在《南陵别儿童入京》中，所大骂的“会稽愚妇”应该就是这个刘氏。这个刘氏是不安于室的，李白有《雪谗诗赠友人》一首可证。诗中也在大骂妇人：“彼妇人之猖狂，不如鹊之彊彊；彼妇人之淫昏，不如鹑之奔奔；坦荡君子，无悦簧言！”前人以为骂的是杨贵妃，显然是臆解。诗中虽然提到妲己、褒姒、吕后、秦始皇的母亲，但转语是“万乘尚尔，匹夫何伤？”是侧重在“匹夫”，而非侧重在皇室。可以推想到那位刘氏与李白离异后，曾向李白的“友人”处播弄是非，故李白乃“雪谗”自辩。事情是明白如火的。

“次合于鲁一妇人，生子曰颇黎”。这位无名氏的鲁妇人，看来是出于魏颢的误会。魏颢自号为王屋山人，他是李白的崇拜者，在天宝十三年曾经从王屋山（在山西阳城县西南）到东鲁去访问李白，不遇，便南下追寻。他本人游遍了浙江，归途在扬州才同李白见了面。故他对于李白家室的叙述，有的是根据李白的口授，有的是出于他的推测。所谓“生子曰颇黎”，其实就是伯禽。伯与颇，音相近。禽字由黎字的音推测，应该本作“离”。伯离即颇黎，被后人误为了伯禽。“伯禽”本是西周初年周公旦的长子鲁公的名号，李白何至以古人的名字来名自己的幼儿？然伯离一千多年来已误为“伯禽”，我们也只好将错就错了。无名氏的鲁妇人可能是李白友人的眷属（如“竹溪六逸”中除李白而外的任何一位），是李白拜托她来照拂自己的儿女的，被魏颢误会为李白的夫人了。

“终娶于宋”。“宋”字是“宗”字的错误，前人已言及。李白的最后一位夫人是宗楚客的孙女，有《窜夜郎于乌江留别宗十六璟》一诗可证。

“君家全盛日，台鼎何陆离！斩鳌翼娲皇，炼石补天维。一回日月顾，三入凤皇池。失势青门旁，种瓜复几时？犹会众宾客，三千光路歧。皇恩雪愤懑，松柏含荣滋。我非东床人，令姊忝齐眉。浪迹未出世，空名动京师。适遭云罗解，翻谪夜郎悲。拙妻莫耶剑，及此二龙随。惭君湍波苦，千里远从之。白帝（城）晓猿断，黄牛（峡）过客迟。遥瞻明月峡，西去益相思。”

“娲皇”指武则天。宗楚客是武后的从姐子。兄弟三人（秦客、楚客、晋卿）都被重用。曾因贪赃，同被流窜岭南。秦客在岭南病死，楚客与晋卿遇赦（“一回日月顾”）。楚客在武后与中宗时代曾经三次拜相（“三入凤皇池”）。后因韦后搞宫廷政变，谋害了唐中宗，李隆基（后来的唐玄宗）起兵把韦后杀了。同时也杀了宗楚客和晋卿，因为他们迹附韦后。但从诗里看来，宗家不久又恢复了名誉。所谓“失势青门旁，种瓜复几时？”便是借用秦东陵侯邵平的故事来喻宗家的遭遇，邵平因秦亡而曾种瓜青门外。但宗家的失势并没有多久。这和同时被李隆基斩杀了的上官昭容的遭遇相仿佛。李隆基杀了她，不久却令宰相张说（悦）为她编集作序，在序中极力加以赞扬。

李白和宗氏的结合，时期估计当在天宝三年（七四四），地点当在梁园（河南开封）。于时是在李白“空名动京师”之后，而宗氏则已“失势去西秦”（《自代内赠》）。梁园是宗氏的寓居，李白也说他自己“一朝去京国，十载客梁园”（《书情赠蔡雄》），可见他在梁园也有家，往来于此，累十年之久。宗璟是李白的妻弟，长流夜郎时，水程送了他一千里。夜郎在今贵州遵义附近，但李白是由长江溯流而上，到了巫峡遇赦，并不曾到达遵义，可知“乌江”不是贵州境内的乌江。注家王琦以为寻阳江，则宗璟的湍波千里远送，可见是从黄河流域远道赶来的。

永王失败时，李白逃奔至寻阳，即被囚系于寻阳狱中。夫人宗氏曾经为他奔走营救。《在寻阳非所寄内》（“非所”即监狱）一诗中说得很清楚：“闻难知恸哭，行啼入府中。多君同蔡琰，流泪请曹公。知登吴章岭，昔与死无分。崎岖行石道，外折入青云。相见若悲叹，哀声那可闻！”那时宗氏寄居在豫章（南昌），闻难奔赴寻阳营救，途中要翻过峻险的吴章岭。崎岖道上的奔波，极类蔡文姬营救董祀时的心情。“曹公”指的是江南宣慰大使崔涣，或者是御史中丞宋若思。崔、宋二人都曾替李白昭雪，故李白以曹操相比拟。特别是宋若思，他把李白从狱中释放了出来，还让他参加了他的幕府。李白是很感激的，有诗纪其事，诗题云《中丞宋公以吴兵三千赴河南，军次寻阳，脱余之囚，参谋幕府，因诗赠之》。看来宗氏的奔走也和蔡文姬一样产生了效果。宋若思还向朝廷推荐李白，“请拜一京官，献可替否，以光朝列。”（见李白集中所谓《为宋中丞自荐表》）但朝廷不仅没有批准，反而追究了李白的“罪行”，长流夜郎。这就是《别宗璟》诗里面所说的“适遭云罗解，翻谪夜郎悲”了。刚从狱里释放出来，却又不得不长流夜郎，李白的悲愤是可以想见的。

宗氏和李白有相同的信仰，她也是信仰道教的人。李白有《题嵩山逸人元丹丘山居》诗，诗有序：“白久在庐（江）、霍（山），元公近游嵩山，故交深情，出处无间；岩信频及，许为主人，欣然适会本意。当冀长往不返，欲便举家就之，兼书（同读道书）共游，因有此赠。”诗题和诗序不相应，序只言有意应邀，诗题却是已经到了山居，题诗壁上。看来，诗题是后人误加的，诗序即是诗的长题。这诗，注家多以为作于天宝九年，大抵近是。于时李白的神仙迷信还非常浓厚，元丹丘是他亲密的道友，他竟想举家隐遁，和元丹丘同读道书，一道学仙。值得注意的是诗的末尾四句：

“拙妻好乘鸾，娇女爱飞鹤。提携访神仙，从此炼金药。”

“拙妻”自然是宗氏，“娇女”是平阳。照上述的估计，这时平阳已经有二十二、三岁了，受了她父亲的影响，同时也是时代潮流的影响，她也在梦想乘鸾驾鹤了。在这首诗里面，诗人的情趣有了很大的变化。他不象在《南陵别儿童入京》里面那样，大骂“会稽愚妇”；也不象在《寄东鲁二稚子》里面那样，深叹“抚背谁怜”。他是把妻女并提，而且准备全家修道，当然连儿子伯禽也是包含着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无疑是因为他认为宗氏和前妻的子女能和睦相处。

白有《秋浦寄内》诗，有句云“我今寻阳去，辞家千里余”。这个“家”不是指东鲁的家，是指梁园的家。宗氏是寄居在梁园的，故又云：“我自入秋浦，三年北信疏。……有客自梁苑（园），手携五色鱼；开鱼得锦字，归问我何如。”李白是以天宝十二年秋离梁园南下，“三年”了，诗当作于天宝十四年。又有《自代内赠》一诗，不一定是李白的代作，唐代妇女能诗的人不少。诗云：“估客发大楼（山名），知君在秋浦。梁苑空锦衾，阳台梦行雨。妾家三作相，失势去西秦，犹存旧管弦，凄清闻四邻。”《秋浦寄内》便是回答这首诗的。由种种迹象看来，李白在写了《秋浦寄内》之后不久，在天宝十四年的冬季曾经回过梁园。适逢其会，遇到安禄山的叛变，洛阳陷没，潼关阻塞，因而匆匆地改变胡装，和宗氏南窜。连留在东鲁的一对儿女都顾不及了。有《奔亡道中五首》便是这时的纪事。这五首诗，前人均以为作于至德二年（七五七）永王失败之后，与《南奔书怀》同时，内容与情调全不相属。姑且举出第四首以示例：

“函谷如玉关，几时可生还？洛阳为易水，嵩岳是燕山。俗变羌胡语，人多沙塞颜。申包惟恸哭，七日鬓毛斑。”

这有丝毫的迹象，表现出江南情景吗？此外，如《扶风豪士歌》的“我亦东奔向吴国”，《猛虎行》的“窜身南国避胡尘”，《赠武十七谔》的“爱子隔东鲁，……千里阻同奔”等语，如李白不曾于天宝十四年冬初北返梁园，这些奔窜的情迹是无法说明的。但反过来，也就是李白于天宝十四年冬初确曾回过梁园，遇安禄山之乱而苍黄南奔。到达江南已是天宝十五年的春天了。他和宗氏，先在江南流寓过一些地方，最后上了庐山。

在这里，最适宜于《别内赴征三首》七绝的叙述。

（其一）“王命三征去未还，明朝离别出吴关。

白玉高楼看不见，相思须上望夫山。”

（其二）“出门妻子强牵衣，问我西行几日归？

归来倘佩黄金印，莫见苏秦不下机。”

（其三）“翡翠为楼金作梯，卷帘愁坐待鸣鸡。

夜泣寒灯连晓月，行行泪尽楚关西。”[1]

这三首诗，前面曾提到注家都以为天宝元年应唐玄宗征召、与《南陵别儿童入京》同时所作，那是完全弄错了。不仅诗的情趣不一致，地望也讲不通；因此，也有人说《别内赴征》是伪作。其实这三首诗是至德元年（即天宝十五年）应永王璘的征聘时所作的。李白有《与贾少公书》，说到了“王命三征”的实际。

“白绵疾疲苶，长期恬退。才微识浅，无足济时。虽中原横溃，将何以救之？王命崇重，大总元戎，辟书三至，人轻礼重。严期迫切，难以固辞。扶力一行，前观进退。”

“中原横溃”显然是指安禄山的叛变，当时东西二京都陷没了，正是安禄山的毒焰不可一世的时候。“大总元戎”显然是指永王璘东巡。故“王命崇重，……辟书三至”，不就是“王命三征”的实际吗？把历史背景弄清楚了，诗意便可以豁然贯通了。

永王东巡事，《唐书·永王璘传》叙述得相当扼要：“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安禄山反范阳。十五载（即肃宗至德元年）六月玄宗幸蜀。至汉中郡，下诏以璘为山南东路及岭南、黔中、江南西路四道节度采访等使、江陵郡大都督，馀如故。（案：开元十三年封永王，十五年五月遥领荆州大都督，二十年七月加开府仪同三司。）

璘，七月至襄阳，九月至江陵，召募士将数万人，恣情补署。江淮租赋，山积于江陵，破用巨亿。……肃宗闻之，召令归觐于蜀，璘不从命。十二月，擅领舟师东下，甲仗五千人，趋广陵。”

江陵是永王的根据地。永王之聘请李白，论理是在他到了江陵之后，估计是在天宝十五年的十月中旬。前后派人去庐山聘请了三次，可知前两次的聘使在江陵或江夏与庐山之间作了两次往还。第三次的聘使还蹲在庐山上敦促。这第三次的聘使就是韦子春，他是永王“谋主”之一人。李白有《赠韦秘书子春》的诗，所写的就是敦聘时事。“气同万里合，访我来琼都。披云睹青天，捫虱话良图。留侯将绮季，出处未云殊。终与安社稷，功成去五湖。”把韦子春比为张良，把自己比为商山四皓中的绮里季。为了保卫汉惠帝是张良建议把商山四皓请下山来的，这典故用得很明显。“琼都”就是庐山。《郡国志》：“庐山迭嶂九层，崇岩万仞。《山海经》所谓‘三天子都’，亦曰‘天子障’也。”（案见《海内东经》）[2]韦子春见《唐书·玄宗纪》，天宝八载四月，“著作郎韦子春贬端溪尉，李林甫陷之也。”又见《宋高僧传》卷十七《唐越州焦山大历寺神邕传》，“著作郎韦子春，有唐之外臣也，刚气而赡学。”查《唐书·职官志二》，在秘书监之下有二局：一曰著作，二曰太史；著作局中有著作郎二人。故“著作郎”韦子春又可以称为“秘书”。就是这位韦子春的广长舌把李白说动了，使白在诗中宣告：“苟无济代（世）心，独善亦何益！”而终于下了庐山。

李白随韦子春下庐山应在十二月下半月，已是冬末，故《别内赴征》第三首中有“夜泣寒灯连晓月”句。他是被聘请去江陵的，故有“行行泪尽楚关西”句。时令与地望都完全吻合。但到李白下山时，永王的楼船已经到了九江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李白便匆匆忙忙地上了楼船。

诗中的“白玉高楼”、“翡翠为楼金作梯”等是道家的惯用辞令，以金玉比坚贞洁白，正合乎宗氏的信仰。由诗的情趣看来，宗氏是不大同意李白下山的。第二首中表现得虽然隐约，但在雾中分明有山。“出门妻子强牵衣，问我西行几日归？”“妻子”即妻，犹如夫称“夫子”。《韩非子·外储说左上》：“郑县人乙子，使其妻为袴。其妻问曰：今袴何如？夫曰：象吾故袴。妻子因毁新令如故袴。”此其证一。又杜甫《舍弟观归蓝田迎新妇二首》之一，诗中云“汝去迎妻子”；“新妇”已称“妻子”，此其证二。“出门妻子强牵衣”，乍看，好象有点小儿女子态，舍不得别离。但到下两句便把真相透露出来了。“归来倘佩黄金印，莫见苏秦不下机”，这是反用苏秦的故事来作回答。苏秦先游说秦王，失败而归，“妻不下纴，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苏秦的一家人是势利鬼，待后来游说六国，身佩六国相印，于是态度一变。但宗氏的态度，照李白的诗看来则完全不同。诗意是说：“如果我佩着黄金印回来，你不要看到我这个庸俗的苏秦而不肯理睬吧。”这就透露了宗氏的不同意，而是勉强让他去从永王东巡的。反用典故应该说是李白的创举。

把李白的家庭生活情况弄清楚了，同时有好些难解的作品也才可以得到理解。乐府《公无渡河》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顺便揭举在这儿，加以解说。

“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

波滔天，尧咨嗟；大禹理百川，儿啼不窥家；

杀湍堙洪水，九州始蚕麻；其害乃去，茫然风沙。

披发之叟狂而痴，清晨径流欲奚为？

旁人不惜，妻止之：‘公无渡河！’——苦渡之。

虎可搏，河难凭，公果溺死流海湄。

有长鲸白齿若雪山，公乎公乎挂罥于其间。

箜篌所悲竟不还！”

“黄河西来”是说黄河倒流。《古风》第三首：“秦皇扫六合，……诸侯尽西来”；《梁甫吟》：“朝歌屠叟辞棘津，八十西来钓渭滨”；都是向西而来。又《孟子·滕文公下》：“当尧之时，水逆行，氾滥于中国”，是李诗所本。黄河倒流是喻安禄山的叛变。“昆仑”喻唐代的朝廷。“尧”喻唐玄宗，因为他把帝位让给了他的儿子李亨。“大禹”，是指当时的天下兵马元帅——李亨的长子广平王李俶。李亨是处在虞舜的地位，诗中没有点出。“披发之叟”有人以为喻永王李璘，其实是李白自喻。“旁人不惜妻止之”的“妻”，不就是“出门妻子强牵衣”的那位宗氏吗？“长鲸白齿”喻当时的谗口嚣嚣，杜甫《不见》诗中的“世人皆欲杀”。“挂罥于其间”喻系寻阳狱中及长流夜郎。这首乐府很可能是在长流夜郎的途中所作。他当时没有料到：仅仅三个年头便在中途遇赦，故有“箜篌所悲竟不还”的结语。

关于宗氏，李白还有《送内寻庐山女道士李腾空二首》，值得叙述。

（其一）“君寻腾空子，应到碧山家。水舂云母碓，风扫石楠花。若恋幽居好，相邀弄紫霞。”

（其二）“多君相门女，学道爱神仙。素手掬青霭，罗衣曳紫烟。一往屏风叠，乘鸾着玉鞭。”

李腾空是有名的“口蜜腹剑”者——奸相李林甫的女儿，《庐山志》中说她“幼超异，生富贵而不染，遂为女冠，入庐山，居屏风叠之北”。可见唐代风气，凡是不愁穿吃的闲男闲女，大抵都在求仙访道，遁世出家。所谓“不染”，其实是另一种染法。李腾空是“相门女”，宗氏也是“相门女”，她们自然更是同气相求了。值得注意的是：李白送宗氏单独去庐山，而没有陪着同去。我推想这两首诗很可能作于长流夜郎、遇赦放回以后的上元二年（七六一）左右。李白寄居金陵，复往来于宣城、历阳之间，已年逾六十；因过分失意而迅速衰老，对于道教的迷信已逐渐破除。然而宗氏则愈益醉心隐逸，看来他们两人可能是在那时作了情投意合的最后诀别。

关于伯禽，也还有一些材料可以补充。

《赠武十七谔》一诗有序：“门人武谔，深于义者也。质木沉悍，慕要离之风，潜钓川海，不数数于世间事。闻中原作难，西来访余。余爱子伯禽在鲁，许将冒胡兵以致之。酒酣感激，援笔而赠。”诗中也说到“狄犬吠清洛，天津成塞垣；爱子隔东鲁，空悲断肠猿。”这很明显是天宝十五年初做的诗，于时安禄山占据了洛阳，但长安还没有沦陷。伯禽已近二十岁，姐姐平阳则快三十岁了。诗中没有提到平阳，但平阳当时还没有出嫁，其后不久在寻阳狱中做的《百忧章》中有“星离一门，草掷二孩”二句，可以证明。同时所作的《万愤词》中有“穆陵关北愁爱子”句，“爱子”则不限于伯禽，而是把平阳也包含着的。女子子也是子，《东鲁别二稚子》一诗即可为证。

在至德二年的当时，伯禽姐弟还在东鲁。但在长流夜郎、遇赦放回后，伯禽显然在江夏一带随侍着他的父亲了。《门有车马客行》乐府中有云：“叹我万里游，飘摇三十春”，飘流在外已经三十年。“廓落无所合，流离湘水滨”，表明是在乾元二年最后漫游潇湘时所作。那时有远客来访，“乃是故乡亲”，是从四川来的。于是便“呼儿扫中堂，坐客论悲辛”。这个“儿”，毫无疑问，就是伯禽了。

伯禽以后似乎一直在他父亲身边。上元二年（七六一），李白去世的前一年，早春，寓居金陵。有《游谢氏山亭》一诗，开头两句是“沦老卧江海，再欢天地清”，表明了环境和时代。末尾两句是“醉罢弄归月，遥欣稚子迎”，“稚子”无疑是指伯禽，说不定也还包含着平阳。作父母的人对于自己的儿女，尽管已经长到二、三十岁了，始终是看作“稚子”的。

伯禽在李华《故翰林学士李君墓志》中曾被称誉。“有子曰伯禽，天然，长能持（侍），幼能辩（贬），数梯公之德，必将大其名。”“天然”以下八个字似有夺误，意不甚了了。姑照字面解释，似言其性情不矜持，对于长者能奉侍，对于幼者能自损，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之意。然而“必将大其名”的预言，却并没有说中。

伯禽是定居在当涂的，死于李白死后三十年的贞元八年（七九二）。贞元十二年，宣歙池等州观察使范传正为李白建立新墓。据其《新墓碑》云：伯禽有女二人，“一为陈云之室，一乃刘劝之妻，皆编户甿也。”两女都嫁给了普通的农民。据两女的诉说：“有兄一人，出游一十二年，不知所在。父存无官，父没为民，有兄不相保，为天下之穷人。”看来伯禽的儿子，是在伯禽在世时就离开了家，其后不知下落。但李白的这两位孙女倒很有志气，范传正哀怜她们成了农民的妻室，向她们建议“改适于士族”，被她们拒绝了。这是很值得称赞的，不愧是李白的孙女！

再隔四十八年后的会昌三年（八四三）二月，裴敬所作的《墓碑》，记载着墓左人毕元宥的话：“二孙女不拜墓已五、六年。”看来这两姊妹是在李白去世后七十五、六年先后去世的。李白没有直系的后代，是所谓“绝嗣之家”；但他的墓长留在当涂，直到今天都还被人民保护着。一九六四年五月，我曾经去过采石矶，看到了古人所谓燃犀渚或牛渚。长江边上的太白楼也焕然一新了。我当时做了一首《水调歌头》以纪行，抄录在下边，作为本文的结束。

“久慕燃犀渚，来上青莲楼。

日照长江如血，千里豁明眸。

洲畔渔人布罶，

正是鲥鱼时节，我欲泛中流。

借问李夫子：愿否与同舟？

君打桨，我操舵，同放讴。

有兴何须美酒，何用月当头？

《水调歌头·游泳》，

畅好迎风诵去，传遍亚非欧。

宇宙红旗展，胜似大鹏游！”

[1]第三首第二句多作“谁人独宿倚门啼？”，第三句“夜泣”作“夜坐”，今从别本。——作者注

[2]《郡国志》以下乃引自《太平寰宇记》卷一一一，其文作“三天子障”与“天子都”，而《山海经·海内东经》：“庐江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泽西，一曰天子鄣。”此系作者引《太平寰宇记》而又据《山海经》校正其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