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时代的士大夫阶层，要想有所作为，功名便是他们的第二生命。他们是属于统治阶级，读书的目的就是为了做官，以管理百姓；说得堂皇一点，就是为了“治国平天下”。所谓“学而优则仕”，所谓“学古入官”[1]，在封建时代的士大夫们是视为天经地义的。

但要做官，进入实际统治者的地位，除帝王公侯可以世袭之外，尽管门阀有很大的作用，但总要经过一定的所谓选拔的门径。在唐代的情况是：一般要通过考试，成为“进士”或其他名目；其次是直接向皇帝陈情，或者通过有权位者的推荐。

杜甫是功名心很强的人，这三种门径，他都闯过，而且都不止一次。

他受过两次考试都失败了。第一次是在开元二十三年，年二十四岁，时在洛阳赴贡举，不第。第二次是在天宝六年，年三十六岁，时在长安应试，也没有及第。天宝六年唐玄宗下诏：天下有一艺者赴京应考。奸相李林甫怕应考者揭露自己的劣迹，玩弄了各种手法，使应试的人全部落第，他因而向皇帝恭贺，说是“野无遗贤”。在这一次的落第者中，元结也是一个。经过两次失败之后，杜甫没有再去应试了，于是便终身没有成为“进士”。

杜甫曾经三次直接向皇帝陈情。第一次是天宝九年，年三十九岁，他曾经直接进献《雕赋》，但没有下文。第二次是在天宝十年，年四十岁，他献上《三大礼赋》。这次受到唐玄宗的“奇视”，命待诏集贤院；第二年又召试文章送隶有司，参列选序，但也遭到李林甫的遏制，没有结果。第三次是在天宝十三年，年四十三岁，献上《封西岳赋》，又是没有下文。

三次所献的赋和献赋时所上的表文，都还保存着。杜甫自己虽然相当得意，说“赋或似相如”（《酬高使君（适）相赠》），又说别人以班固、扬雄比拟（《壮游》），其实并不那么高明。特别是那几通表文，应该说是杜甫留下来的恶札。《进〈雕赋〉表》说到自己是杜预之后、杜审言之孙，希望能承继祖业，这倒是写实。但说到自己“衣不盖体，常寄食于人，奔走不暇，只恐转死沟壑”；一再地恳求“伏惟天子哀怜之”，“伏惟明主哀怜之”。这不是把自己的贫困太夸大了吗？值得注意的是：杜甫很喜欢猛禽，除《雕赋》外，在他的诗中也有不少处关于雕鹗鹰隼的吟咏。这大约是由于他在青壮年时代喜欢打猎的原故。《进〈雕赋〉表》中有赞扬雕的几句话：“臣以为雕者，鸷鸟之殊特，搏击而不可当；岂但壮观于旌门，发狂于原隰？引以为类，是大臣正色立朝之义也。臣窃重其有英雄之姿。”这可表明了杜甫的个人英雄主义，然而和他过分夸大自己的贫困可怜，是极不调和的。

《进〈三大礼赋〉表》也用了同样的笔法，极力夸大自己的贫困，说“臣生长陛下淳朴之俗，行四十载矣。与麋鹿同群而处，浪迹于陛下丰草长林，实自弱冠之年矣。……顷者，卖药都市，寄食友朋。……恐倏先狗马，遗恨九泉。”

这些话把自己说得非常可怜，和《壮游》诗中所叙述的生活状况，形成了南北两极。

“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

饮酣视八极，俗物多茫茫。东下姑苏台，已具浮海航。

到今有遗恨，不得穷扶桑。……

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

这到底哪一边是真实，哪一边是浮夸呢？向皇帝进表，把自己说得太可怜相，其实是会得到反效果的。那样说，等于指责在上者无知人之明，使贤人不得其所。《雕赋》献上去，不报；《三大礼赋》献上去虽得到“待诏集贤院”而同样无结果，看来恐怕不单是文章并不那么杰出的原故吧。

进《封西岳赋》的表文，应该更加成为问题。表文中在大捧杨国忠，说什么“维岳授陛下元弼，克生司空”。当时杨国忠以宰相而兼司空，虽然大恶未著，但杨国忠何许人也？他是一名阿飞，靠着西蜀土豪鲜于仲通的推荐和资助，得到机会进京，为章仇兼琼奔走；更靠着和“从祖妹”杨玉环有些暧昧的裙带关系，便飞黄腾达，位极人臣。这个人的历史，杜甫不会不知道，怎么能以“维岳降神”（《大雅·崧高》）的调子来恭维呢？杜甫在《登慈恩寺塔》中能够讽刺唐玄宗的荒宴，在《丽人行》中能够揭露杨家姊妹兄弟的豪奢，而在这篇表文中却这样低首下心、卑躬屈节、奉承权贵，实在出人意外！

恳求有权位者的荐举，那就更加频繁了。在诗集中，下列若干首，都是在天宝年间，恳求荐举的长诗。

（一）《赠韦左丞丈济》；

（二）《奉赠韦左丞丈（济）二十二韵》；

（三）《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

（四）《投赠哥舒开府翰二十韵》；

（五）《赠翰林张四学士垍》；

（六）《奉赠太常张卿垍二十韵》（“垍”或作“均”，乃垍之兄，但张均曾为大理卿，不曾为太常卿）；

（七）《上韦左相（见素）二十韵》，等等。

用力之勤、数量之多，远远超过了韩愈的三《上宰相书》。他照例把自己说得非常可怜，把对方捧得非常崇高。他在《秋日荆南述怀》一诗中所描绘的自画像：“苦摇求食尾，常暴报恩鳃”，真可谓传神之笔了。

更令人诧异的是：他所恳求的人，往往不择对象。让我们把那些人物来检查一下吧。

左丞韦济，他在开元二十二年曾经把一位骗子道士张果推荐给唐玄宗，以事逢迎。张果说，他在唐尧时做过“侍中”的官，他已经活了几千岁了。这样的鬼话竟公然骗上了当时胡涂透顶的君臣。一生迷信仙术的杜甫，想来也是信以为真的。他不觉得韦济的丑恶，反而认为可以依靠，一再恳求。在第一首里说：“老骥思千里，饥鹰待一呼”，虽然在以鹰骥自拟，其实是自比于禽兽。第二首稍稍换了一个调门，说什么“今欲东入海，即将西去秦”，意思是说你再不推荐，我就要远走高飞了。到那时，“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我成了一只飞到万里海外的白鸥，在海波上载沉载浮，你要驯化我，便难之又难了。可惜那位左丞大人却始终无意来驯化这只“白鸥”，而这只“白鸥”毕竟也没有飞到海外去。

鲜于京兆是什么人呢？是四川的土豪鲜于仲通。他和杨国忠两人狼狈为奸，利用杨国忠和杨玉环的亲族关系，把杨国忠捧上了台；回头又由杨国忠来提拔他，让他做到京兆尹；又曾为剑南节度使。在剑南节度使任内，他把南诏逼反了；兴兵讨伐，被南诏打得大败。这样的害虫，杜甫求他荐举，在赠诗中竟称之为“骅骝”（千里马），为“间出”的“异才”（根据孟子的说法，五百年间才能出现一次的大人物）。连他的六个儿子都是“凤雏”，门下是一片“义声”。恭维一个坏人，竟这样不惜工本！看他说到自己时，则是“学诗犹孺子！”既不是司马相如，也不是班固和扬雄，而是一个才学做诗的小娃娃。——实际上，他当时已经四十一岁了！说自己因科考受绌，弄得走投无路；于是，在诗的最后，等于大声急呼地喊出：“有儒愁饿死，早晚报平津！”——我这个区区小学生（“儒”）穷得快要饿死了，快快转报给丞相吧！平津侯，是汉武帝时的丞相公孙弘的封爵。在这儿是借用来比当朝宰相杨国忠，也就是那位“岳降”的“元弼”。请看杜甫为了求取功名，是多么不择对象！这岂不是有忝“诗圣”或者“人民诗人”的称号吗？

哥舒翰也被捧得没有边际。他称之为麒麟阁上的第一人，是“英雄”，是“当朝杰”，而以自己没有成为哥舒翰的部下，深为遗憾。哥舒翰当时在任河西节度使，他比之以“崆峒”——西边的一座大山，而愿为之保镳——“防身一长剑，将欲倚崆峒！”当然，哥舒翰这位突骑施族的军阀，在未失败以前，和混血胡人安禄山相抗衡，是赫赫有名的。诗人高适就出自他的幕下。然而李白却对哥舒翰抱着蔑视的态度，在《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诗中说：“君不能学哥舒横行青海夜带刀，西屠石堡取紫袍”，把他和斗鸡之徒相提并举。（李白诗集中有《述德兼陈情上哥舒大夫》一首，已被证明为伪作。）看来，李白的识见是高于杜甫的。哥舒翰在天宝十五年六月失守潼关，向安禄山投降了，称安为“陛下”，并甘愿为之招降纳叛。没有见效，为安庆绪所杀。杜甫的吹捧，不是太无知人之明吗？

杜甫不仅对哥舒翰本人吹捧，而且还吹捧他的部下。有《赠田九判官梁丘（在哥舒翰幕中）》诗一首，起句是“崆峒使节上青霄”，所谓“崆峒”和前一首的比喻相同，即指哥舒翰。连他幕下的人，都象天上人一样。接着便称颂哥舒如汉朝的霍去病，他的幕府中人都是曹操幕府中的阮瑀之流。据说收揽了这么多美才，都是出于田九的推挽，因而希望田九也把自己推荐给哥舒。“麾下赖君才并美，独能无意向渔樵？”“渔樵”是自比。这也幸好田九无能为力，或者哥舒无意引用，不然《潼关吏》中的“请嘱防关将，慎勿学哥舒”，恐怕也就不好下笔了。

张垍，也是大成问题的人。他是燕国公张说的儿子，唐玄宗的女婿。玄宗特别宠爱他，住在宫中，曾经面许以宰相之位，没有实现。天宝十五年六月中旬，玄宗奔蜀，他没有跟上去；下旬长安沦陷，他却投降了安禄山，但仍为安的部下所杀。降贼虽然是后事，但可见张垍是没有骨气的人。而且他还谗毁过李白，连魏颢都知道的事，杜甫不应该不知道。杜甫在当年是与李白情如兄弟的，为什么对于谗毁过李白的人，却一再地赠诗吹捧，卑辞恳求？特别是第二首，把自己说得太不象样了。“顾深惭锻炼，材小辱提携；槛束哀猿叫，枝惊夜鹊栖。”说受到深厚的照顾，自惭“锻炼”不够；材能太小，够不上驸马的“提携”。自比为“哀猿”，为“夜鹊”，又是一套禽兽。当然，赠诗的目的是在紧接着的最后两句：“几时陪羽猎，应指钓璜溪？”图穷匕首现，是希望张垍在玄宗面前说话，让自己直上青云。使用了“钓璜溪”的故事，是以吕尚自比，仿佛占了身份，其实为了凑韵自比为老渔翁而已。期待唐玄宗成为周文王，把自己立即提升到太公望的高位，倒是很恳切的。

白居易有《见尹公亮新诗偶赠》一首，我觉得倒可以借来赠给杜甫。

“袖里新诗十首余，吟看句句是琼琚。

如何持此将干谒，不及公卿一纸书？”

以诗文求有权位者荐举（“干谒”），是唐代士子的通习，倒不能以此苛责杜甫。但杜甫是以“独耻事干谒”（《赴奉先县咏怀》）自行标榜的人，而实际的情况却是这样。未免有点言行不一致吧？

杜甫勤于做诗投赠，求人荐举，但也不能说没有效果。天宝十四年，他曾经被任为河西尉，没有接受；继改任右卫率府胄曹参军，他便接受了。有人说，这是出于韦见素的推荐，是杜甫在一年前《上韦左相二十韵》求荐的结果。韦见素这个人虽然没有什么特著的恶迹，但他是杨国忠所引用的人，其人的品质也就可想而知。他的唯一被前人称许的劳绩，是跟着唐玄宗一道逃到了四川。如果授杜甫为河西尉，回头又改任京官，真是出于韦的照顾，可见他还是比较看得起杜甫。然而杜甫，对于这种应付式的照顾，却不大领情。他有《官定后戏赠》一诗叙述了自己的心境。

“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老夫怕趋走，率府且逍遥。

耽酒须微禄，狂歌托圣朝。故山归兴尽，回首向风飚。”

河西县在唐代有两处：一属于云南，在蒙自附近，天宝后没入南诏；一属于四川，在宜宾附近。估计杜甫被任为县尉的是后者。两者都是西南偏僻小县，杜甫不愿意去做县尉，他自己解嘲，是在学陶渊明不愿为五斗米折腰。但右卫率府胄曹参军，是一个管兵甲器仗和门禁锁钥的八品以下的小京官，他却又屈就了。他说他宁肯在京师当逍遥派，有不多的俸禄可以买酒喝，有多余的闲暇可以狂歌度日。所以他归故乡的念头也就没有了，而且回头还有机会被大风吹到天上去。这些都是老实话，但也不免有点难乎为情，故他只好向自己开玩笑。题为“戏赠”，是表明自己的又高兴而又不太高兴。高兴是乐得做了京官，不太高兴是嫌官卑职小。

事态是十分清楚的，表明着杜甫的挑肥选瘦，想做大官而不愿意做小官，留恋都门生活而不愿意去穷乡僻境与民众接近。但近代的研究者，却在这个问题上也要挖空心思为杜甫辩护。有人说，县尉这种地方官职是“鞭挞”老百姓的。高适曾经做过封丘县尉，他在《封丘县》一诗中自叹：“拜迎长官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因此，他把县尉抛弃了，转入哥舒翰的幕府，杜甫有《送高三十五书记十五韵》贺他，说“脱身簿尉中，始与棰楚辞”。据说，杜甫的不就河西尉也就是不愿意去“鞭挞黎庶”，要永“与棰楚辞”。

又有人说，县尉是肥缺。岑参有《送张子尉南海》诗，“不择南州尉，高堂有老亲。……此乡多宝玉，慎莫厌清贫！”据说，杜甫的不就河西尉，也就是不愿意去刮地皮。

遇有问题便替杜甫辩护，是煞费苦心的，深怕有损于“诗圣”或“人民诗人”的徽号。但可惜不能使人轻易信服。县尉照例要“鞭挞”老百姓，但是谁叫你一定要“鞭挞”？县尉照例可以刮地皮，但是谁叫你一定非刮不可？

管理兵甲器仗和门禁锁钥的差事也并不那么光荣。兵甲器仗、宫闱仓库等哪一样不是从老百姓那里聚敛来的？聚敛时有多少吏人能不用“鞭挞”？“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赴奉先县咏怀》），这些很有光辉的诗句表明杜甫的认识很明确。况“兵甲”之类是杀人的武器，这些不在老百姓手里的武器，而杜甫却愿去管理，他不见得就那么心安理得。此其所以有《官定后戏赠》之作，不是在为自己解嘲，而是在向自己嘲笑了。

事实上，他的不就河西尉，不久之间是有些后悔的。《赴奉先县咏怀》中有这样的一节话：

“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居然成濩落，白首甘契阔。

…………

顾惟蝼蚁辈，但自求其穴；胡为慕大鲸，辄拟偃溟渤？”

自己在埋怨，为什么这样“愚”，公然以稷契自比！到头来一无所成。想到蝼蛄和蚂蚁都还有它们的巢穴，自己为什么总希望学鲸鱼，要在大海深处游泳？他分明是在责备自己所好太高而所骛太远了。

完全可以肯定，杜甫是有雄心壮志的人，他总想一鸣惊人，一举而鹏程九万里。但这种希望，他一辈子也没有达到。很强的功名心不能落实，结果可以转化为很强的虚荣心。杜甫也就为这种毛病所侵犯，他的虚荣心也十分惊人。他平生有三件得意事，几乎使他可以抓到满足功名心的希望，他始终认为是十分光荣的。

第一件是天宝十年献《三大礼赋》，奉命待制集贤院。这和李白的待诏翰林相同，他和李白一样在诗中常常夸耀这件事。

“忆献三赋蓬莱宫，自怪一日声辉赫。

集贤学士如堵墙，观我落笔中书堂。

往时文采动人主，今日饥寒趋路旁。”（《莫相疑行》）

“曳裾置醴地，奏赋入明光。天子废食召，群公会轩裳。”（《壮游》）

“明光起草人所羡，肺病几时朝日边？”（《十二月一日三首》之一）

蓬莱宫就是明光宫。“置醴地”是用西汉楚元王刘交敬礼穆生的故事，穆生不喝酒，每有宴集，楚元王要为他备甜酒（“置醴”），以示优遇。杜甫进献了《三大礼赋》，俨然在以王者之师自居了。

第二件是至德二年初夏，杜甫由长安贼中潜投凤翔，被肃宗朝廷任命为左拾遗。左拾遗属于门下省，在皇帝左右尽拾遗补阙的责任。官虽然不大（只是七、八品的小官），却是皇帝的“近臣”或“近侍”之臣，是可以向皇帝提意见的谏官。这比待制集贤院又高了不止一等了。

“微躯忝近臣，景从陪群公；登阶捧玉册，峨冕聆金钟。”（《往在》）

“我昔近侍叨奉引。”（《忆昔二首》之一）

“往时中补右，扈跸上元初。……

通籍蟠螭印，差肩列凤舆。……

不才同补衮，奉诏许牵裾。”（《赠李八秘书别》）

“中补右”系李八秘书的旧职，中书省右补阙的省称；照此类推，则门下省左拾遗自可称为“门拾左”了。“补阙”这个官名，从《大雅·丞民》“衮职有缺，惟仲山甫补之”而来。拾遗与补阙同是谏官，故言“同补衮”。（“衮”是天子的衮龙袍，不敢斥言天子，故以“衮”字代替。）拾遗和补阙，所用的印信是盘着螭龙的。天子出行时同陪“凤辇”，天子祭祀时戴着高帽子，捧着“玉册”赞礼。请看《往在》里的那几句，把左拾遗的官样，叙述得多么神气！

第三件是唐代宗广德二年（七六四）严武第三次入蜀，再为东西川节度使。六月表奏杜甫为节度使署中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赐绯鱼袋。员外郎是从六品，这比七、八品的左拾遗又升了级。杜甫已经五十三岁了，他是相当满意的。在这以后的诗中便屡屡提到他做了员外郎（省称为“郎”或“省郎”、“台郎”、“郎官”）；“银章”、“朱绂”、“纱帽”、“绯鱼”，和他的诗笔纠缠着，似乎摆脱不掉。

一“台郎选才俊，自顾亦已极。……居然绾章绂。”（《客堂》）

二“朱绂犹纱帽，新诗近玉琴。”（《西阁二首》之一）

三“幕府初交辟，郎官幸备员。”（《秋日夔府咏怀》）

四“身觉省郎在，家须农事归。”（《复愁十二首》之四）

五“莫看江总老！犹被赏时鱼。”（《复愁十二首》之十二）

六“素髮干垂领，银章破在腰。”（《奉赠卢琚》）

七“衰老自成病，郎官未为冗。”（《晚登瀼上堂》）

八“不才名位晚，敢恨省郎迟？”（《夔府书怀》）

九“通籍恨多病，为郎忝薄游。”（《夜雨》）

十“为郎未为贱，其奈疾病攻！”（《赠苏四徯》）

差不多念念不忘自己是“员外郎”，这虚荣心的强烈也真是有点出人意外。无怪乎南宋诗人陆游也提出了诘问。

“功名不垂世，富贵但堪伤；底事杜陵老，时时矜省郎？”（《秋兴》）

杜甫如有知，对于这个诘问是难于回答的。

要之，杜甫的功名心很强，连虚荣心都发展到了可笑的程度。他不愿意做小官，但在实际上他也缺少办事务的才干。他担任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的期间很短，没有留下什么德政；由于安禄山叛变，长安沦陷，他的职务大约很快便被吹掉了。《夔府书怀》一诗的开头两句是：“昔罢河西尉，初兴蓟北师”，由不就河西尉直接连到安禄山的叛变，率府胄曹参军一职根本没有提到。可见为期很短，无话可说。

在左拾遗的任内，留下了一些歌咏宫廷生活的诗，那在目前看来是毫无价值的。不久，因疏救房琯，触犯了肃宗的怒鳞，被罢为华州司功参军，掌管地方上的文教祭祀等工作。这在他的宦途上是一大蹭蹬，比李白在天宝三年被赐金还山的待遇，还要冷落。他到了华州就职，一和案牍接触，便大不耐烦，甚至光火了。有《早秋苦热堆案相仍》一诗可证。

“七月六日苦炎热，对食暂餐还不能。

每愁夜中自足蝎，况乃秋后转多蝇。

束带发狂欲大叫，簿书何急来相仍！

南望青松架短壑，安得赤脚踏层冰？”

大诗人不耐烦做刀笔小吏的神态，写得活现。天气满热，饭都吃不下；晚上既多蝎子，秋后反而又多苍蝇；真是要叫人发狂大叫了。公文堆满案头，不断地来麻烦我。朝南望，华山上的青松横躺在狭窄的山谷上，多么自在呵！我恨不得打着赤脚去踏上深厚的坚冰呵！可以看出诗人是多么不耐烦！

其实杜甫在华州司功任内不足一年，看来倒是很受到优待的。他秋间到了华州，冬天便远赴洛阳，翌年三四月之交又才从洛阳回华州。在这次旅途中做了不少的诗，有名的《三吏》和《三别》便是在回华州时做的。他自己也承认过：“曾为掾吏趋三辅，忆在潼关诗兴多”（《峡中览物》）。假如他是深受束缚，他不会有那样大的自由和那么多的雅兴。但是，到了这一年的秋天，由于关辅地区饥馑，他索性摜掉了乌纱帽，自行离开了华州的职守。这也应该说是分外的自由了。

广德元年杜甫在梓州时，曾被朝廷任命为京兆功曹参军，殆由严武归朝后所推举，但因已定计出峡，不就。第二年三月严武再任东西川节度使，他折回成都，做了严武幕府中的参谋；在职仅半年光景便解职回草堂。据说是由于同幕府中年轻的人们不能相处，实际上同严武本人也有一定的矛盾。《莫相疑行》：“晚将末契托年少，当面输心背面笑”；《赤霄行》：“孔雀未知牛有角，渴饮寒泉逢抵触”；都是这时候做的诗。细玩辞句，是有上下级的关系存在，决不是单因为同僚间的不能相处。

在夔州主管过东屯百顷田，如果也是官职的话，他只有在这项任务上处理得相当胜任愉快，但也不安于此而买舟出峡了。在夔州，他在诗歌创作上也是丰收的。《峡中览物》诗在“曾为掾吏趋三辅，忆在潼关诗兴多”之后，接下去也就是“巫峡忽如瞻华岳，蜀江犹似见黄河”——这也等于说：“曾为屯守趋三峡，忆在夔州诗兴多”了。

杜甫毕竟只是诗人而不是政治家。作为政治家虽然没有成功，但作为诗人他自己是感到满足的。

[1]《尚书·周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