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封建时代的地主阶级，一般都以氏族传统的“高贵”而自豪。紧紧站在地主阶级立场的杜甫，较之李白具有更加固执的门阀观念。这在他的诗文中表现得十分露骨。

首先他矜夸杜姓是陶唐氏尧皇帝的后人。开元二十九年（七四一）作的《祭远祖当阳君（杜预）文》里面说：“初，陶唐氏出自伊祁，圣人之后，世食旧德。”天宝元年（七四二）为他姑母所作的《唐故万年县君京兆杜氏墓志》里面也说：“其先系统于伊祁，分姓于唐、杜。吾祖也，吾知之，远自周室，迄于圣代。传之以仁义礼智信，列之以公侯伯子男。”这种追溯远祖的说法当然也有它的根据。《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范）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这就是杜姓出于陶唐氏的根据。

这个古代传说上的氏族渊源，在他的诗里面也每每提到。《敬寄族弟唐十八使君》：“与君陶唐后，盛族多其人。圣贤冠史籍，枝派罗源津。”《重送刘十弟判官》：“分源豕韦派（豕韦氏之后，有刘累），别浦雁宾秋。年事推兄忝，人才觉弟优。”分明一位姓唐，一位姓刘，而自己是姓杜，但根据传说，便坦然认为同族，认为兄弟了。

唐十八，不知其名。杜集中关于这个人还有另外一首五律，题为《巫山县汾州唐使君十八弟宴别，兼诸公携酒乐相送，率题小诗，留于屋壁》。这是大历二年（七六七）春杜甫泛舟出峡，路过巫山县时所作。注家以为“唐十八为汾州（山西汾阳）刺史，时贬施州（湖北恩施）”。诗中称唐为“故人”（“故人犹远谪”），可能他们是在长安见过的。在《敬寄族弟唐十八使君》中他更盛称这位故人：“介立实吾弟，济时肯杀身。……得罪永泰末，放之五溪滨。鸾凤有铩翮，先儒曾抱麟。”誉之为翎毛被剪掉的凤凰，比之以作为普通的兽类而被猎获的麒麟。看来总得是一位相当的人物吧。但关于初次见面的刘十，他也在加以称颂，那就很难理解了。

送刘十的诗，集中也有两首，除上举一首外，还有《惜别行，送刘仆射判官》。两首都作于大历四年（七六九），杜甫去世的前一年，时在长沙。刘十也不知道他的名字，他是当时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的判官，诗中称梁为“仆射”，可能是他的兼职。刘十奉了梁崇义之命，由襄阳到湘潭一带“括马”（大量收罗马匹）。杜甫和他素不相识，在长沙才第一次见面，而却把他恭维得了不得。“刘侯奉使光推择，滔滔才略沧溟窄。杜陵老翁秋系船，扶病相识长沙驿。”“光推择”是不负使命的意思，为推荐和选择者增光。这是普通的恭维，但下一句便恭维得没有边际了。对于初次见面的一位地方军阀的判官，杜陵老翁竟称许他的才略比沧海还要宽！诗中对于梁崇义也推崇备至，说他浮云富贵，号令明晰，待士慷慨，自奉俭约，报主有一片丹心，却敌怀满腔浩气；收马不惜金帛，意在扫荡敌寇。其实这人和后来的藩镇差不离，是蓄有异志的。派人到长沙括马，实际是在扩充自己的兵力。其后在德宗建中二年（七八一），因拒奉朝命，为李希烈所杀。杜甫的称誉看来和事实不相符合。再请看《重送》一诗中还有这样的话：“本支凌岁晚，高义豁穷愁。”杜甫既认刘十为同宗，故自称“本支”。正当他困在长沙，自己深感到日暮途穷的时候，得到了刘十的“高义”，使他的“穷愁”忽然消掉了。这所谓“高义”，不是表明刘十对于杜甫曾有隆重的馈遗吗？这就无怪乎杜甫要在文字上尽力报酬这一“高义”了。

别有《寄刘峡州伯华使君》一诗，同是赠给一位姓刘的人。诗里面认亲族的关系虽然不那么显著，但也在称兄道弟。“昔岁文为理，群公价尽增。家声同令闻，时论以儒称。太后当朝肃，多才接迹升。”注家认为刘伯华当是刘允济的后人，更可能是允济的孙子。刘允济在垂拱四年（六八八）明堂初成时，奏献过《明堂赋》，得到武则天的嘉奖，拜为著作郎。（见《唐书·刘允济传》）杜甫的祖父杜审言也是以诗见重于武后，授以著作佐郎的。有过这样的关系，所以说“家声同令闻”。这所表示的不仅是“令闻”相同，而且刘与杜还同是一“家”。故诗的下文又说“老兄真不坠，小子独无承”。“老兄”不是泛泛的称谓，是从同一远古族系算来的兄弟行。

以上是杜甫自认为陶唐氏之后而自豪。这是从辽远的传说时代说起的，但从近一点来说，杜甫却把晋人杜预这位有名的历史人物认为他的“远祖”。上面已经征引过的《祭远祖当阳君文》，有必要再来补叙一下。

开元二十九年（七四一）杜甫家住偃师，在县西北二十五里的首阳山下筑了一个陆浑山庄。大概附有窑洞以备居息，故又称为“土室”。在这一年的寒食，土室筑成，他就做了那篇《祭当阳君文》，以表示自己“不敢忘本，不敢违仁”。

当阳君就是杜预（二二二——二八五），他是晋室的驸马都尉、镇南大将军，封为当阳县侯，死后谥为“成”。这位“身不跨马，射不穿札”的将军，在军事上却是足智多谋，又是出色的政治家、历法家、机器发明家、水利工程家，时人因而称之为“武库”，表明他的胸中，刀枪剑戟，应有尽有。但他还是一位历史学者，著有《春秋左氏传集解》，至今还流传于世。他自己称为有“左氏癖”。

这样一位历史人物，在杜甫自然乐于认之为“远祖”，而自称为“十三叶孙”了。这和系出陶唐氏的渺茫传说不同，而在大体上是有历史根据的。元稹的《杜君（甫）墓系铭》中也说：“晋当阳成侯姓杜氏，下十世而生依艺，令于巩。依艺生审言，审言善诗，官至膳部员外郎。审言生闲，闲生甫。闲为奉天令。”算来自杜预至杜甫，也恰为十三世。元稹所叙世系必然得之于请他做《墓系铭》的杜甫之孙杜嗣业，故能相合无间。经过近人的努力，根据《元和姓纂》的纪载，杜氏十三世的名位大抵上被清理出来了。但在这里依然小有问题，即是有人认为只有十二代，有人却认为有十四代。由杜预之死（二八五）至开元二十九年（七四一）凡四百五十六年，无论是十二叶、十三叶或十四叶，每代的年数绵亘到三十年以上，看来多少还是有些问题。但这样的问题，用不着去作深入的纠缠，杜甫自己的说法恐怕是较有根据的。杜甫有时也提到杜预之父杜恕，在《进〈雕赋〉表》中言“自先君恕、预以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杜甫诗文中提到杜恕的就只有这一处。

关于杜预的事迹，杜甫在诗中还屡屡提到。大历三年（七六八）在他暂寓江陵的时候有首《惜别行》，中有句云“尚书勋业超千古，雄镇荆州继吾祖”。“尚书”指当时的荆州刺史卫伯玉，“吾祖”也就是以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的杜预了。大历四年（七六九）在长沙做的《回棹》一诗中也有“凉忆岘山颠，……吾家碑不昧”，这说的是杜预在岘山刻的碑。碑凡二，一立于岘山之颠，一沉于岘山下的万山潭底，纪载自己的勋绩，以期永不磨灭。在山上的即使风化了，在水中的将来还可以出土。但和杜预的祈愿相反，岘山上的碑自然毁灭了，而水底的却至今尚未出现。

杜甫所爱夸耀的还有一位严格意义的祖父，杜审言。这是武则天所赏识的诗人，与陈子昂齐名，在唐代诗歌史上是有建树的一位高傲的人物。《新唐书》本传中说他曾经对人自夸：他自己的文章要使屈原、宋玉做听差，他的书法要使王羲之向他北面称臣。杜甫也很以有这样的一位祖父为光荣，他说“天下之人谓之才子”（见杜甫《万年县君墓志》）。在诗里面也常常称道，“吾祖诗冠古”（《赠蜀僧闾丘师兄》），“诗是吾家事”（《宗武生日》），把杜审言的诗看为前无古人，把诗歌看为杜家的专业，杜甫的高傲性格看来也不亚于他的祖父了。

杜审言曾经因事牵连，由洛阳县丞贬为吉州（今江西吉安）司户参军。在吉州受到同僚的陷害，被下狱，仇家更想处以死刑。他的次子杜并，年十六岁，手刃仇家于宴会席上致死。杜并自己也当场被人杀害。唐代人是重视子报父仇的，杜并的“孝烈”便受到了当代的同情（苏颋为作墓志、刘允济为作祭文），杜审言因之得以免罪，回到洛阳。武则天召见，要起用他，问他高兴吗？杜审言手舞足蹈称谢。武则天便叫他做一首《欢喜诗》，诗成，受到欣赏，授著作佐郎。

“惟昔武皇后，临轩御乾坤。多士尽儒冠，墨客蔼云屯。……吾祖诗冠古，同年蒙主恩。”（《赠蜀僧闾丘师兄》）杜甫在这里所歌咏的，便是审言受武后赏识的那一节。

“闾丘师兄”，据杜甫自注，是闾丘均之孙。闾丘均是成都人，“以文章著称，景龙中起家为太常博士”（附见《唐书·陈子昂传》）。

景龙是中宗复位后的年号，凡三年（七〇七——七〇九），但据杜甫的诗看来，在武后时代闾丘均已经早被重视了。

上面征引过的《寄刘峡州伯华使君》诗中叙述到刘允济与杜审言同被见重于武后，谓“时论以儒称”，这也就是“自先君恕、预以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的传统。因此，作为著作佐郎的诗人杜审言也应该算为“儒”了。杜甫在大历初在夔府所作的《偶题》中叙述到他自己作诗文的经历，有“法自儒家有”的诗句。“法自儒家有”等于说“诗是吾家事”。故如严格地说来，所谓“儒家”也不过是“书香之家”或者“读书人家”而已。《八哀诗》中哀李邕一首里面曾更具体地说到杜审言的诗。

“例及吾家诗，旷怀扫氛翳。慷慨嗣真作，咨嗟玉山桂。钟律俨高悬，鲲鲸喷迢递。”

李邕（即李北海）是器重杜甫的人，杜甫也推崇李邕。山东济南历下亭的壁上有李邕与杜甫的刻像。李邕是当时有名的文章家和书法家，他极力称赞杜审言的诗，故使得杜甫深受感激。

“吾家诗”指杜审言的诗。“嗣真作”指杜审言的一首长诗《和李大夫嗣真奉使存抚河东》，诗是五言排律，四十韵，共四百字。排律做到四十韵这样长，是杜审言开始的，故杜甫称为“冠古”。李邕极赏为“玉山桂”，意思就是天下第一。《晋书·郤詵传》，郤詵对答晋武帝问，自称“臣举贤良对策为天下第一，犹桂林之一枝、昆山之片玉”。这就是所谓“玉山桂”的出处，用得有点别扭。诗是排律，对仗谨严，故称为“钟律俨高悬”（象高悬着的编钟十二律严格地排比着）。长达四十韵、四百字，故称其“鲲鲸喷迢递”（有如长鲸大鲲，喷出的水气长远）。这是唐人应试诗的新形式，后人称为“试帖诗”。杜甫遵守着这个传统并把它扩大了。他有五言排律《秋日夔府咏怀一百韵》，长达一千字，是杜甫诗集中最长的一首。元稹曾极力推重他，说“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辞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1]，所说的就是这种排律诗了。他认为杜甫远远超过了李白。李白还没有走近杜甫的围墙，更说不上升堂入室了。封建时代的士大夫们大抵以为定论，这是由于封建时代以诗文取士，诗重排律的原故。但这种东西，在今天看来，和南北朝时代的四六骈文，明清时代的八股文，其实是难兄难弟。刘彦和《文心雕龙·明诗篇》里有两句话批评南朝刘宋诗文的风格：“俪采百字之偶，价争一句之奇”，很可以利用来批评唐宋以来的排律诗，并还须改动两个字，便是“俪采百句之偶，价争一字之奇”。这样苦心地勉强做出来的诗，认真说不过是文章游戏而已。

杜甫做诗十分讲究规律，所谓“律中鬼神惊”（《赠郑谏议》），所谓“遣词必中律”（《桥陵诗》），所谓“晚节渐于诗律细”（《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律”或“诗律”，便是字的平仄、句的对仗。需做到“属对律切”，清规戒律很多，讲究起来没有止境。杜甫以尽力合乎规律为得意，李白则满不在乎，有时更有意在打破规律。两人的风格的确有些不同，在封建时代抑李扬杜的人却说杜甫是创新派、革命派，李白是复古派、保守派。这颠倒了的评价，不应该再颠倒过来吗？

杜甫的门阀观念甚至发展到和唐代帝室攀亲戚，讲世谊的地步。他有《别李义》一诗，叙述了杜家和李姓王朝的亲戚关系。

“神尧十八子，十七王其门。道国洎舒国，实惟亲弟昆。中外贵贱殊，余亦忝诸孙。”

“神尧”指唐高祖李渊，因李渊禅位给他的儿子李世民，故以唐尧比之。李渊有二十二个儿子。卫王李元霸、楚王李智云先卒。玄武门之难，太子李建成和巢王李元吉为秦王李世民所杀。李世民做了皇帝，剩下十七个儿子都封了王。

道国王李元庆是第十六个儿子，舒国王李元名是第十八个，故说道国与舒国，实在是亲兄弟。李义是李元庆的玄孙。杜甫的母亲姓崔，崔氏的母亲是李元名的外孙女，故杜甫是舒王的外孙女的外孙。杜甫在《祭外祖祖母文》中提到了这层关系。“纪国（纪王李慎，唐太宗李世民的儿子）则夫人之门，舒国则府君之外父。”“外父”是外祖之误，故杜甫自叙于王室的“诸孙”之列，虽然有内外亲疏之分，在母系的血统上来说，杜甫也要算是“王孙”了。杜甫和李义的世系，不妨列表如下：

杜甫还有一首诗《送重表侄王砅评事使南海》，则是在和李姓王朝讲世交。

“我之曾老姑，尔之高祖母。尔祖未显时，归为尚书妇。

…………

及乎贞观初，尚书践台斗。夫人常肩舆，上殿称万寿。六宫师柔顺，法则化妃后。至尊均嫂叔，盛事垂不朽。”

王砅的高祖父是礼部尚书王珪，杜甫的曾祖姑是王珪的夫人。诗中叙述了一段在杜甫认为是很重要的故事。据说在隋朝大业末年，王珪很穷，和房玄龄、杜如晦是亲密的朋友。有一次房、杜两人同李世民一道来访问王珪。李世民当时只有十八岁。王珪的夫人隔着窗户看到了李世民，认为是非凡的人，她私下把头发剪下来卖成钱，治酒款待了这几位客人。后来李世民做了皇帝，王珪也位至尚书。李世民和王夫人以“嫂叔”相称，夫人的德性化及于宫阃。这样一位夫人是杜甫的“曾老姑”，不用说杜甫是引以为荣的。

关于剪发治酒的故事可以令人联想到晋人陶侃的母亲。《晋书·陶侃传》：“侃早孤贫，为县吏。鄱阳孝廉范逵尝过侃，时仓卒无以待宾。其母乃截发，得双髲以易酒肴。乐饮极欢，虽仆从亦过所望。”后来侃因范的推荐，逐渐显达。杜甫的曾老姑显然仿效了陶母。但是，关于这个故事却有不同的说法。《新唐书·王珪传》载王珪母李氏嘱王珪引房玄龄、杜如晦来其家，窥见之，以为二人乃公辅才，敕备酒食款待。没有说到李世民，也没有说到杜氏夫人剪发。因此，有人对杜甫的诗怀疑。但事关杜王两家，如果杜甫捏造，王砅怎能坦然相信呢？《新唐书》的撰述者是宋人，应该是传闻失实，或有所省略而已。

根据上述，可见杜甫重视门阀的观念非常深固。他不仅重视自己的门阀，而且还重视别人的门阀。

《赠韦七赞善》诗中有云：“乡里衣冠不乏贤，杜陵韦曲未央前。尔家最近魁三象，时论同归尺五天。”在“尺五天”下杜甫自注云：“俚谚曰‘城南韦杜，去天尺五’。”这不仅夸示了杜家世系的高贵，同时也夸示了韦家世系的高贵。注家引唐代宰相世系表以为证：“杜氏曾任宰相者十一人，韦氏十四人。”韦杜二家，与王室的距离，真是只有一尺五远了。

“名家莫出杜陵人，……拖玉腰金报主身。”

这是《季夏送乡弟韶陪黄门从叔朝谒》一诗中的两句。“黄门从叔”指杜鸿渐。杜鸿渐是请唐肃宗李亨背着他的父亲唐玄宗即皇帝位于灵武的劝进者之一人，曾为河西节度使，后以黄门侍郎同平章事镇蜀。大历二年还京“朝谒”，杜甫的诗便是当年季夏做的。照“名家莫出杜陵人”看来，杜家的有名显然还在韦家之上了。有名的家族莫有一家还能够超出杜陵杜家之上的，不少人“拖玉腰金”，——襟垂碧玉佩，腰悬黄金印，杜甫真可谓自豪了。然而遗憾，这正表现了他的浓厚的封建意识。

杜甫既重视门阀，故对于有门阀地位的人，往往不择对象，甚至使用曲笔加以颂扬。最使人惊愕的有《滕王亭子二首》，代宗广德元年（七六三）杜甫游阆州（今四川阆中县）时所作。滕王是李渊第二十二个儿子李元婴，调露中（六七九）曾任阆州刺史。这个人是一个出奇的坏蛋。新旧《唐书》本传都说他骄横无度，狎昵厮养，酷好狩猎，骚扰百姓，借狗求罝，弹人取乐。高宗李治都屡次告戒他，但不改故态，臣下进谏更要遭受到打骂。对于他的胡作非为的事例，《新唐书》还有所纪载，实在是不堪入目。

这样一个狗彘不如的王爷，杜甫却偏偏对他怀念不已，并假借人民之口而加以歌颂。请直接读他的原诗吧。

一“君王台榭枕巴山，万丈丹梯尚可攀。

春日莺啼修竹里，仙家犬吠白云间。

清江锦石伤心丽，嫩蕊浓花满目斑。

民到于今歌出牧，来游此地不知还。”

二“寂寞春山路，君王不复行。古墙犹竹色，虚阁自松声。

鸟雀荒村暮，云霞过客情。尚思歌吹入，千骑拥霓旌。”台榭是劳动人民的业绩，江山是祖国的自然，诗人要对台榭歌颂，要对江山赞美，本无可厚非。但一首“君王”，两首“君王”，悼叹不置。前称“出牧”，后颂“霓旌”，尊崇无际。连明代的杨慎（升庵）都表示不满：“其恶如此，而诗称‘民到于今歌出牧’，未足为诗史。”[2]这批评是很中肯的，然而注家仇兆鳌却不同意，他说第一首“末二句一气读下，正刺其荒游，非颂其遗泽也。”我也照他的说法“一气读下”了，我就感觉不到有什么“刺”。亭园写得那么美，做“王爷”的偶尔出游，要流连一下，何所见其“荒游”？何况用了“歌出牧”字样，怎么也表达不出恶意。其实“来游”的主词分明是“民”，与“歌”字是同位动词，因上句既言“出牧”，下句又言“来游”，如果同属于王，句法上犯复。王的“来游”，照第二首的“千骑拥霓旌”看来，也不能写得那么随便。

然而，意外的是解放以来的研究专家们却还有人在说：“这类诗就是在用曲笔，‘伤心丽’三字正泄露着此中消息，‘丽’而至于‘伤心’，‘歌’就应该是‘刺’而不是‘颂’。”（傅庾生《杜甫诗论》一四八页）这真是惊人的“曲笔”！“伤心丽”译成现代话就是“好看得要命”，相传为李白所作的《菩萨蛮》上半段也有“寒山一带伤心碧”句，“伤心碧”也就是“绿得要命”。断断乎不能说有了“伤心丽”字样，“歌”就变成“刺”了。

最后还有值得注意的是：杜甫对于陶渊明却有微辞。虽然他也肯定陶的诗，把陶和谢灵运并举，“焉得思如陶谢手，令渠述作与同游？”（《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但他在《遣兴五首》之三中对于陶是有所批评的。

“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道。观其著诗集，颇亦恨枯槁。达生岂是足？默识盖不早。有子贤与愚，何其挂怀抱！”

尽管杜甫对自己的二子宗文、宗武，比起陶渊明对其五子还要更加关怀，但他却坦然对于陶渊明加以讥刺。黄山谷认为是“寄之渊明以解嘲”，这种说法也未免太纡曲了。

更有进者，陶渊明自认为是陶唐氏的后人，他的《命子》诗（给他的大儿子命名为“俨”，取字“求思”的诗），一开首就说：“悠悠我祖，爱自陶唐。邈为虞宾，历世重光。御龙勤夏，豕韦翼商。”照这叙述看来，陶氏与杜氏应该说是同祖。陶渊明更应该说是杜甫的远祖了。但杜甫在诗文中却没有承认过这层关系。虽然杜甫的“曾老姑”——王珪的夫人，分明效法了陶侃的母亲剪售头发以酬宾客，而杜甫在诗文中也没有提到过这位在晋代赫赫有名的陶侃。陶渊明是把陶侃认为曾祖的，可能不是嫡亲，在《命子》诗中对于这位曾祖推崇备至。陶侃是东晋的功臣，在军四十一年，位至八州都督，封长沙郡公，故诗中言“桓桓长沙，伊勋伊德，天子畴我，专征南国；功遂辞归，临宠不忒，孰谓斯心，而近可得？”为陶渊明所这样推崇的人却被杜甫抹杀了，陶杜同祖的关系也被抹杀了。杜甫是十分尊重族系传统的人，这却怎样来解释呢？

看来杜甫不承认陶侃的一族真正是陶唐氏的后人。陶侃本是东晋当时的少数民族溪族。晋成帝咸和三年（三二八）他已七十岁左右，位至征西大将军，并讨平了苏峻之难，建立了大功；然而同时的温峤却在背后称之为“溪狗”（见《世说新语·容止篇》）。据此，可见陶渊明自称为尧皇帝的后人是出于假冒，这也暴露了陶渊明的庸俗的一面。如果从这一个角度来说陶渊明“未必能达道”，倒是千真万确。

其实远古的神话传说是荒渺无凭的。陶唐氏的存在究竟是否历史事实，其本身就是问题。因而杜氏之不必为陶唐氏的后人，也和陶氏之不必为陶唐氏的后人一样。杜甫虽然没有明说陶渊明假冒，而在实际上没有承认他们是同族。这可从反面来证明杜甫的门阀观念是怎样顽强，并也同样证明杜甫的庸俗更远远在陶渊明之上。

[1]元稹《唐故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

[2]见《升庵全集》卷五八《民歌出牧》条，文作“其恶如此，而少陵老子乃称之，所谓诗史者，盖亦不足信乎？”作者据仇兆鳌《杜少陵集详注》第一〇八九页摘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