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的注意点在六年级时几乎完全凝注到了岑蓉的的身上。
此时的岑蓉已不再和柯坐在前后排。柯那日渐增高的身材把他推到了后排。而岑蓉已开始懂得了矜持，她不再频频回头。偶尔的一回眸却具有了更深的内涵。柯拿不准那是什么，却使他更有了兴味。
岑蓉的体型在这一年有了明显的变化。胸前微微隆起，臀部明显发圆。脸上有了几颗细小的红颗。另一个吸引柯的地方依然是岑蓉的衣着。岑蓉是六十年代少有的几个从不穿补丁衣服的女孩。这使她在灰灰的人群中孤标而出色，婷婷诱人。也使从来都只能穿两个哥哥穿过的衣服的柯，在她面前越来越有了抬不起头来的感觉。
柯最喜欢看岑蓉穿毛衣，她几乎从来都以毛衣代替外套，这也是她区别于一般女生的地方。她的母亲不知怎么会有那么多的时间和那么灵巧的手，使她有那么多美丽的毛衣天天替换。她的毛衣上上总有较鲜艳的图形。兔子、小鸡活灵活现，红花绿叶艳丽逼真。胸前还常常缀着红黄绿三个小绒球。柯的幻想常常从这三个小球上升起，慢慢地穿透岑蓉的外衣，徜徉在她那白里透红的肤肌上。
与李老师有一个明显的不同之处是，哪怕是梦中柯也从不曾抽打或侮辱过岑蓉一回。他的幻想渐渐趋于理想而浪漫。与岑蓉在校外野地里嬉戏、漫游或者激烈争吵是最经常的内容。只有一次他梦见自己和岑蓉凭着双臂的划动就悠悠地飞上了半空，两人在崇山峻岭上悠然自由地滑翔着，一直飞到了北京。那可能是因为柯有一回听见岑蓉对人说，她此生最大的愿望是到北京去看***。虽然那也是他们那个时代所有人的共同心愿。
一丝不苟也是柯印象中的岑蓉的一个特点。
除了衣着的突出，她还是班上惟一一个风雨无阻，总是系着红领巾，总是戴着三条杠大队长标志，并且总是端正地坐着听课的人。从来没有哪个同学见过她上课时打瞌睡，从来没有哪个老师见过她少交过一点作业。作为中队委，柯负责收全班同学的作业，全班只有一个人，就是岑蓉，她的作业本从开学到放假，永远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几乎连一点褶边卷角都没有一一但凡有了一点污损，她也会及时用鲜丽的画报纸更换包皮。
尤为难得的是，柯经常暗暗察看岑蓉的作业本，上面几乎没有一处涂改或被像皮擦破涂污之处。她的字绢秀而细小，一笔一划，字与字的大小都印刷出来般极少差别。她要比别人多花少时间来做作业呀？
柯为此常常自愧弗如。尤其是看了她作业的内容，老师在上面划着的几乎总是红对勾一一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剌激了柯的上进心，他放了学尽管经常到乡野里去疯上一气，回到家的作业上却也丝亳不敢马虎，潜意识里就是不想落于岑蓉之后，或者不愿因此而被她瞧不起吧？
当然，岑蓉偶然也会看到柯的作业本。如果柯某一天家里有事来迟了，或者生病缺课了，这一天的作业本就会由岑蓉来代收。有时候柯会把作业本交给别的同学带去，岑蓉就会特别留意他的作业本一一这是柯的猜测，但他相信这种估计是不会错的。
有一回柯和岑蓉在星期天去学校陪李老师时，曾破天荒地有了个单独相处的机会。李老师上厕所去了，而且一去很长时间，那天李老师没有请别的同学，所以就剩下柯和岑蓉单独在办公室前的操扬上而对面站着。柯后来老觉得纳闷的是，本来这是个多么好的机会呵，可不知是两人平时吵吵闹闹多了呢还是什么原因，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两人反而都不由自主地板起脸作严肃状，而且各自扭过身子去不说话。打羽毛球也好，跳绳或翻跟斗也好，就更无从谈起了。
就这么僵持了5、6分钟后，岑蓉忽然先有了声音，她噗哧一笑，马上又用手掩住了口，作若无其事状。但是柯因此得着了一个说话的理由。于是他嗓门干干地问岑蓉：
你笑什么？
我没笑呀？
岑蓉说话时反而把脸扭得更开了。但是柯却因为她答理了自己的话而大受鼓舞，于是紧盯一句道：
你明明笑了，我不会听错的。
那我又没笑你。
我不是说你笑我。
那么好了。
可是我总觉得你是在……
怎么啦怎么啦？我连笑笑的权利都没有啦？岑蓉的脸上突出出现一副凶相，话音也陡然变成了他们在课堂上吵架似的调门。
柯立刻软了些：
你不要凶好吧？我又不是在怪你。
谁凶啦？是我凶还是你凶啦？
我也没怪你凶呀？
没怪就拉倒。
这种话根本就不像是和谁对话，倒有一种关门打狗，让你无法再接下去的强烈意味。因此柯被噎得顿时说不出话来。但他心里也真开始恼她了，因此噎了两分钟后，他又猛地迸出一句诘问：
我还是不明白你刚才为什么要笑嘛？
岑蓉也忽然哑了。顿了有一分钟，她似乎是不由自主地作了一个事后让柯回味不已的动作，她突然转过身来，伸出根纤细的手指，看上去来势汹汹实际上的感觉却并不重地点在柯的脑门上：
你呀！自己到玻璃那边照照去吧！
柯大吃一惊，慌不择路地跑到后面的教室，在玻璃上照了一下，立刻挨了当头一棒样缩矮了身子__大概是先前翻跟斗弄的，柯那本来就因难得剃一次而蓬乱的脑袋上，头发全是虬结而竖着的，上面还沾了片羽毛球上掉下来的断翎。
柯红着脸冲到水龙前去洗脸，并用手沾水，努力抚平自己的头发。
岑蓉的笑声变成一种故意夸张了的歇斯底里，直到李老师回到这儿来。
其实那天李老师要是再晚回来一些时候就好了，说不定他们下来的对话就不至于还是那么硬戗戗等于什么没说了。
除了上述这些，柯对岑蓉的记忆中不曾有过什么类似怜悯、同情之类的印象。他对她始终有着一种逐渐扩大的自卑。岑蓉的衣着、首屈一指的优异成绩、连续多年的班长和少先队大队长的身份，都使柯自叹弗如。
但有一次，柯真的被岑蓉吓坏了。
那也是六年级下学期一个秋日发生的事。岑蓉在课堂上突然哇地哭出声来。李老师吃惊地冲到她身边，连问数遍她就是不说原因。一向和气的李老师也恼了，一把将她拉起来。没想到岑蓉的哭声绝望得近似嚎叫，同时一前一后紧捂住自己的下体。
李老师恍然大悟，立即将她带到办公室去。
可想而知，全班为之一片哗然。是否有个别女生知道那是怎么回事，柯不得而知。柯自己和所有男生，都确信岑蓉得了一种突发性的凶险疾病。大家家中都有母亲或姐妹，可怎么也无法把她们的月经和岑蓉的痛苦联糸起来。
柯坐立不安，模糊地觉得自己似乎应该对此承担些什么。好不容易听到下课铃响，他急忙冲到教师办公室去。就在校门前，柯碰上了被一位高个子女同学搀扶着的岑蓉。李老师从哪儿借了条裙子给她换上，并让人送她回家。
柯和岑蓉视线相汇的片刻，柯发现岑蓉的情绪已稳定，但脸色仍很难看，苍白而憔悴，如一张白纸。一看见柯，岑蓉的嘴角突然抽动了一下，脸一扭，似乎要哭出来。这使柯异常地感动，巨大的怜悯油然而生，同时也生出了一股见义勇为的胆气。
你好点了吗？柯伸出手去：要不我送你回去吧？
不料岑蓉又哇一声哭出来，且一个劲地摇着头，小跑着躲开了。那个女同学则捂着嘴笑得前仰后合。柯呆住了，不知所措地望着她们的背影。
这事在柯的心头投下了一片阴影。尤其是不久后，他从大家一知半解的议论中模模糊糊地明白了些什么，以及岑蓉自此事后对他表现出来的似羞非羞的回避，都使柯感到无地自容。他无端地相信岑蓉会恨自已，会更加瞧不起自己。联想到自己一向的淫邪心理，他越发感到自己在岑蓉面前的渺小。他不止一次地暗中责怪自己，怎么总是在恰当的时候（比如在陪李老师值班时和岑蓉单独相处时）说不出话来，却在不恰当的时候（比如最近这一次）乱说一气蠢话呢？
此后不久发生的另一件事，则彻底打消了小学时代的柯对岑蓉的最后一丝幻梦。
六年级下学期开始的体育课，也许是“风太大”对本校争取球类名次已失去信心。他除了重点训练柯寻求垒球上的突破外，对其它人则采取逢课必教跳高的战略。当时还不兴背跃式，俯卧式则“风太大”自己也不太敢示范。于是都跳跨跃式。
正值初秋，天仍然很热，而那年头谁也没有正儿八经的田径裤。大多是杂七杂八的大裤衩子，腿一撩一撩地跨栏，下面就容易露出来。一个叫林红英的女同怎么也不敢学跳高，风太大就叫她在横杆边专事放杆。没人碰落横杆时，她就在横杆前蹲着。
突然有一回，男生张勇猛一跨，碰落了横杆。林红英刚要去捡横杆，张勇一甩手，推了她个仰面朝天：
都是你害的！
众人大惊，不知此言何据。张勇犹怒火万丈：
她恶劣！老是在偷看我。
说着他指了指自己下身。轰地一下，笑声、口哨乱作一片。林红英如小偷般跪缩作一团，一脸血红的羞恼，一句话说不出，泪珠扑簌簌往下掉。
有意思的是“风太大”。他嘴里含着哨子，大步冲上前来，眼珠似要凸落，瞪瞪张勇，瞪瞪林红英，好一阵后，猛地向张勇一声断喝：
滚！
张勇大吃一惊，免子般没了影踪。
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这件事给大家的刺激如此之烈，无论男女生，都不再理睬风太大的哨子，嘁嘁喳喳如一群春噪的麻雀。起先是一般的来劲，后来则成了严肃的辩论，有说张勇有理有说林红英无辜的。有说张勇自己思想不端正所以冤枉别人的，也有相信林红英的确是偷看了的。有意味的是，同情林红英的反而是男同学多。柯也是同情林红英的，不过他暗自相信张勇也许不会瞎说。
大家同情林红英的缘由是不可告人的。如同意外发现一个同谋，柯的内心获得了一阵松弛。不幸的是他的心弦立刻又被岑蓉的一番话无情地扯紧了。这天岑蓉的言辞和神色均是如此激烈，以至所有的同学都为之不安。
岑蓉以一个班长的身份说：
我说大家别吵了好不好？争论这种问题的人，不觉得自己也很可耻吗？只有心灵丑陋的人才会对这种事情感兴趣！
这时，有人插了句嘴：
那么他俩反而一个也没错啦？
谁说的？谁对谁错他们自己心里明白。你们谁看见了？说对说错全是根椐自己的猜测，更下流！更不要脸！
岑蓉的能言善辩素来为众人所服，要不然她也不会当那么多年的班长。她的话也确实较为雄辩，众人一时为之噤声。
柯也暗觉岑蓉的话有理。但不知怎么，他觉得很不爱听。暗觑别人，也有撇嘴挤眼的。但对于柯而言，岑蓉的话显示出她的纯洁、清高；也就更加反衬出自己的卑污、低下。他觉出他和岑蓉之间的距离之遥远。仿佛有一股洪流从他们中间泻过。柯的自信为此而又一次痛苦地萎缩。
他悻悻地扭过头，却又触及风太大迷茫的目光。已经有些淡化了的那个星期天偷窥的情景又在他怀里蹦哒了一下。他惭愧地低下头，狠狠地碾烂足下的一蓬蒲公英，一时心中充满对自已的绝望，一时又痛下改邪归正的决心。
从那时起，柯自觉不自觉地避着岑蓉。也不知岑蓉对此有什么感觉。毕业时同学们互赠照片、小本，柯和岑蓉谁也没送谁什么，甚至都没有说上一句再见之类的话，虽然他们从此将各奔东西__那一年市里刚刚开始实行小学就近升学，因为地段不同，两人分别进入了9中和14中。而实际上即使如此，两人还在一个市、一个区，谁也保不准将来就再也没有重续旧缘的机会。但人的命运就是如此多舛，那个年代又是如此动荡，下放（个人的、家庭的）、内迁直至不久后爆发的轰轰烈烈的全国性上山下乡运动，如风起云涌的海潮般大范围、超广度地播弄着国人的命运，这才是真正左右柯和岑蓉本来就相对脆弱之因缘的根本因素。
＊
值得再记上一笔的是，小学毕业后的第二年，也即名义上柯和岑蓉的初一上学期那年春天__因为文化革命，他们的三年初中，实际上只上过不多几堂学习最高指示的所谓课程一一柯给岑蓉写了一封信，并且还与她见了一面。虽然，这两者间从后来的状况看并无必然关系，但柯总觉得不可能全无关系。而不论是否真有什么关系，那封信和两人的会面都说明了某种必然性。至少，大家都有再会的愿望。
也许因为这是柯此生写给一位异性的第一封信（能不能算情书还不太好说），所以时隔多年后他对当时的许多细微感受仍然印象鲜活。
是那年立春至清明之间某一个日子的事情。具体日子柯记不清了，但却清楚地记得那是个颇为凄凉的日子。院子里的一株桃花已经萌发了好些红骨朵了，却极其罕见地来了场倒春寒，一夜嗖嗖作怪的北风后，桃花的嫩苞上抹了一层灰似地粘了些雪粉。太阳出来了，但柯到院子里刷牙时，风依然刮得他脸上麻丝丝地生疼。
柯至今仍觉得奇怪的是，那些年代怎么就比现在冷得多，也许是因为营养差又穿得单薄吧，反正一遇上这类天气，早上人就不敢出被窝。好在那时也无所谓上学不上学，所以柯刷完牙后，望着桌上残余着些微暖气的稀饭和黑乎乎的大头菜，摇了摇头便又溜回了被窝。直到父母和哥哥姐姐都出去了，柯还赖在里面不起来。
实在也是百无聊赖，柯望着天花板盘算着等风小一些时，上哪儿去玩。他先想到了毕业后就没再见过面的顾永林，后来又想到李老师和风太大，听说他们的下放地是新疆。如果是真的，乖乖，那地方现在还不知比这儿冷上十倍百倍吧？柯下意识地缩了缩身子，思绪却不知怎么一下子又跳到岑蓉身上去了。
她现在还好吗？这种时候，她还会像小学那样一丝不苟地上学，一丝不苟地做作业（写***语录）吗？
后来，他长时间陷入一种矛盾中，拿不定主意是不是上她家看看去。他甚至编造了许多蛮自然的借口，比如正好路过这里，比如，问问她们学校是不是还正常上课；比如，听说李老师和风太大下放到新疆去了，是不是真的？如此等等。
柯也知道岑蓉家住在哪里，而且也不太远。只是和他家方位不同，也因为其它难以说清的心理，他只到她家去过一次，还是不成功的一次。那天放学后他到别的同学家去玩，回来时从岑蓉家巷子路过。同学在一个石库门上按了下电铃，说那是岑蓉家，我们去要点凉开水喝喝。柯心里很想进去，嘴上却说我不去。正在这时同学突然掉过头来，落荒而逃。原来门开处，一条个头不大却叫声尖利的巴儿狗嗖地窜出来，冲着柯的裤管就是一口。幸亏一个保姆样的矮老太及时喝住了那狗，柯才没被咬着皮肉，却已吓出了一身冷汗和一泡眼泪。
以后柯就再也没到岑蓉家去过。男女同学中互不串门在那个年代是很正常的，不太正常的是，柯自己也有些奇怪，怎么那么多年，我连她家那条巷子都没有再路过一下呢？好像有意躲着似的。
也许因为现在仍然缺乏上她家去的勇气，也许因为那些天他看过许多哥哥他们从设计研究院图书馆抄来的“黄色小说”，比如《红与黑》、比如《漂亮朋友》等的潜在影响，总之，年龄刚过十四岁的柯，在那个干冷料峭的早晨突然冒出了给岑蓉写封信的愿望。而且这个愿望一经产生，立刻不可遏制地成为了现实。
他脑海中咕咕泛泡般成串成串冒出想说的话来，于是连件外套也顾不上披，抖抖嗦嗦跳下地，从书包里取出一枝铅笔，再从作文簿上撕下一页纸来，回到被窝里，就那么伏在枕头上，下面垫本小说，便几乎是一气呵成地写下了此生第一封“情书”。
在信的开头部分，柯照例也像当时刚开始流行的那样，写下了“首先，让我们衷心敬祝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的套话。其实柯知道像他们这种差不多还是孩子间的通信，是亳无这个必要的。但他这么写的目的恰恰是为了向岑蓉暗示他们已不是孩子，同时也将其视为自己已成熟的一种标志。
信的内容，柯现在已不可能全部回忆得起来，但有些话却仍然记得很清楚：
……有一天黄彩香告诉我（她现在仍和柯分在同一个学校、同一个班级），说前几天碰到过你，你问她我现在怎么样了？我怎么也不相信这是真的（当然不是真的，因为这个细节纯粹是柯临机一动编出来栽到黄彩香头上的，反正岑蓉不见得会去找她对质），因为你过去那么恨我，对吗？不过，我真的一直想对你说句话，不管你怎么想，反正我从来不想跟你吵闹。你掐我的事，要不是黄彩香讲出来，我也绝对不会告诉老师的。我一直佩服你比我学习好，各方面都比我好，而且还暗暗地想要赶上你。
你还记得顾永林说过的那句话吗？我觉得那句话很没劲，但好像还是说对了一点点，不知道你觉得对不对？
……你喜欢看书吗？我大哥现在是中学生红卫兵联合会的委员，他们抄四旧时抄回来多少好看的书呵。我看过了《红楼梦》，还看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特别是这本书太感动人了。你看过这本书吗？我觉得你长得有点像书里插图上的冬妮娅。脾气也有点像，也有点不像。你要是没看过的话，我可以借给你看。你只要给我回封信就可以了，我会把书送到你学校或者家里去，我知道你住在什么地方……
现在想来，柯哑然失笑，但仍然为自己的黠智而有些自得。毕竟是第一封“情书”，毕竟才十来岁的人哪。而那信写得还相当通畅，且通篇不着一个爱字，流露和暗示的却分明是那么回事。况且，还给岑蓉预留了一个回信或就此恢复接触的理由一一借书……
遣憾的是，至今柯也没法确知岑蓉是不是看过这封信。他所确信的就是，写完信自己为了不至于后悔，立刻爬起来，花了占自己尚存的零花钱四分之一的5分钱，到离家不远的邮电所去买了信封、邮票，写清岑蓉的姓名地址后，把信直接交给了邮电所柜台里的人。记得他还在信封背面上写下这样两句话：
信儿信儿快快跑，
见到亲人先问好。
这是他偶然从大哥收到的一封信上的封皮背后看到的，觉得很有意思就写上了。但他又觉得“亲人”两字有些不妥，便把它划掉，在边上改写为“朋友”。
柯也确信不可能是自己把岑蓉家的地址写错了，因为那地址他去过。星期天到学校陪李老师值班时，又亲耳听岑蓉告诉李老师并一直记在心里的。后来，他到岑蓉家去的时候，还特意核对了门牌号，与他写的完全无误。
从萌生写信念头到把信交进邮局，前后不到两个小时。柯的情绪也可以说是连贯而平稳的，似乎没有多少踌躇和犹豫。怪的是，信一交进柜台，柯的呼吸就起了变化，心中蓦地生出种近乎恐惧的感觉。他抖呵呵地瑟缩在邮电所门前的冷风里，反复生出返进去要回那封信的想法，又反复把它强抑下去了。
以后的几天简直是柯的蒙难日，尤其是估摸着该收到回信的那几天里。每天上午他学校也不去，同学家也不去，总之就一个人躲在家里，心口不断地像要大便似的，一波波地泛着潮涌。很早开始就眼巴巴地看着钟，一趟一趟地往院门口跑。那儿的墙上有个方木格子，上面分成许多小格子，写着院里每家每户的名字。邮递员一般上午10点来一次，把报纸或信件放进去。柯远远地望着邮递员的影子或是那突然变得神秘起来的信格子，身子便开始哆嗦了。可一溜烟冲过去的结果又总是失望――他家的信格子里总是空落落的，像一只无情地嘲讽他的嘴。
然而，就在柯彻底绝望后的一天里，事情突然出现了某种转机。他虽然没有等到岑蓉的回信，却等到了她的邀请，居然是请他到她家里去玩！
当然，岑蓉请的不是柯一个人，来请他的也不是岑蓉自己，而是原来班上的宣传委员林红英。说是岑蓉请她带口信，邀请他和原来班上所有的中队委和学校的两个大队委，明天到她家去玩，她还有要紧的事情和大家说。
柯当时表情淡漠地一口应承下来，林红英走后却陷入长久的矛盾之中。此事距他给岑蓉写信一个月了，她不回信，却突然来了这么个邀请，会不会是个陷阱呢？但林红英肯定地说，岑蓉还请她带信给了其他两三个同学，这事就不会是针对他个人的什么阴谋。至于岑蓉怎么突然在大家都毕业分别快一年的时候，发起这么个聚会，他虽也感觉奇怪，却并不多虑。令他顾虑的是，岑蓉不回他的信，自己还到她家去，是不是太有点那个了？
对于岑蓉的杳无音信，此前柯的猜测一直是她可能没有收到他的信。这样想多少令他感到心安些。但现在想想，又觉得这种想法可能性不大。
那么，她既然不回信，我还去她家干嘛？但若真的不去吧，柯又觉得下不了那个决心：去了才可能通过她的言谈表情弄清她到底收没收到我的信，否则，终究是一块悬在心里的石头呀……
终于，柯还是忐忑不安地去了岑蓉家。
尽管他为了壮胆，先约了林红英等几个同学一起去，进了岑蓉家院子时，还是禁不住双手冰凉，两腿发软。不仅因为那层特别的心虚，更因为从来没有进到岑蓉家大门的柯，一进她家的院子，心里平添了几分自卑并突然强烈地感觉到，自己给她写那封信是多么地痴愚而荒唐。
他再也没想到从门外看上去有一棵蓬勃的雪松，并有一圈高高围墙的院落，竟是岑蓉一家人单独居住的。从里面看，院子还相当不小，两排冬青从院门通到一座虽然不大却很漂亮的哥特式小楼，小楼的外观虽然已经旧了，却仍给柯一股逼人的威严感。通向小楼的水泥甬道两边有长长的木椅，上方是正在扬花的紫藤绿荫。这天天气挺好，春阳暖洋洋地，玫瑰的清香飘散在每一个角落里。所以，岑蓉和她妈及那个以前为柯哄过狗的老保姆，在紫藤廊下排开两张长桌，上面有茶水和瓜子，还有在那个年代对于柯而言极为稀罕的国光苹果……
这房子一点也不好。大约是看出了同学们一脸的惊羡，岑蓉一边招呼大家坐，一边主动说起了她家的房子：外面看上去蛮漂亮，里面光线一点也不好，成天黑咕隆冬的。爬墙虎太密了，我们也扯不动它。
扯它干什么呀？一个同学说：那样才好看呢，还洋气。
住着就不舒服了呀。岑蓉仍然竭力贬斥着自家的房子：光线暗，房子也太旧了，里面的地板都嘎吱嘎吱响，晚上一个人上楼可害怕啦。屋顶也不行，稍微下点雨就漏，弄得墙壁上到处是霉迹斑斑的，讨厌透了……
里面有那么多房间，你不好住在楼下吗？
我就是住在楼下的呀。可是楼下比楼上更糟糕，天阴的时候潮气大，房间里的东西很容易发霉。更可怕的是还有蚂蚁爬进来，夏天还有百脚（蜈蚣），而且是那种你们根本都没有看见过的大百脚，有这么长哪，有一次都爬到我帐子上啦！
哦！
对了，还有白蚂蚁，就是会吃木头的蚂蚁，睡在床上的时候，都可以看见椽子上密密麻麻的孔，弄不好哪一天这座楼就轰一下塌下来啦……
你们不好请人来修理一下吗？
修？到处是毛病，除非拆了重造。再说，现在是什么时候？
大家于是不再作声，但表情上却未必信服岑蓉的理论。不过，他们很快就察觉了岑蓉拼命贬低这地方的根本原因一一他们在紫藤花架下落座后才发现，小楼内的楼梯过道和小楼外的檐廊上，到处堆满着用新木板钉起来的大木箱和麻袋包、塞满杂物的筐篮及草绳捆扎着的坛坛罐罐。
岑蓉这才告诉他们，请大家来的目的，就是为了最后的告别。他们顶多再过一个星期就将全家下放，回祖籍地老家去了。也就是说，从此岑蓉将和她的父母家人一起，成为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夫！
这样的一户人家，这样的一些人儿！
更令柯震惊的是，他从岑蓉脸上看到的决无半点想象中的悲伤或忧愁。相反，她满面春风，脸色甚至比在学校当大队长时还要光鲜，充满了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在她滔滔不绝的描述中，她将自己想象成一个提着花篮，莲步轻移于田园诗情中的花仙子，一个摆脱了学业重压和抄家、批斗、流放到冰天雪地等重重阴影的自由的牧女……
柯和同学们这才知道，在此之前的岑蓉，曾经经历过了好几个月的惊扰与忧戚。她早已退休的外公被上海来的造反派押回上海批斗，父母被宣布为反动的黑五类，家里被打着各式各样大旗的造反派红卫兵轮番抄查一一相比而言，柯和同学们也油然为他们终于获准这么个出路感到庆幸了。
岑蓉说，她对这座城市一丝一亳的眷念也没有，却对同班同学和老师们倍感留恋。所以尽管家里已乱成这样，她还是央得母亲同意，请大家来最后一聚。
说到这里，岑蓉的眼睛才红了起来，柯也才猛地意识到，除了由衷的解脱感，她的快乐大部分是不真实的，无奈而虚幻的。
这时他忽然想起了自己给岑蓉写的信，心里反而也为之一松：在那样一种乱糟糟的日子里，岑蓉就是收到信，又怎么可能有心思给他回信？而且，既然一切都乱了套，失去了常规，谁能保证她真能收到那封信呢？
这时候，大家倒都有了和岑蓉通信的愿望，纷纷要求她留下地址，或到了老家给他们来信，岑蓉说她现在也闹不清老家的具体住址，但允诺到了之后一定给他们来信。
实际情况是，自那天以后，柯从未收到岑蓉片言只语。他估计别人也不会收到。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兵荒马乱”之际犹留恋着的同学的岑蓉食言的呢？柯与收不到自己那封信的回信一样不得而知。但以他现在的估计，或许这与岑蓉到了老家的实际感受不无关系。当注定要破灭的田园牧歌真的破灭在眼前，当荒凉、贫寒、闭塞并且对改变现状的可能几乎完全绝望的时候，谁还有心思去触摸那千百里外的“故国”、旧友，触摸了又将如何呢？
那天的告别聚会也并没有像岑蓉希望的那样，成为一次畅叙友情的机会，它很快就被一小伙吵吵闹闹冲进小院来的“工总司”的人给搅黄了。他们在院墙上砰砰打洞，然后挂上一块“工总司联络部”的大木牌，说是这房子已被他们征用，并催促岑蓉家快快动身。
一直在他们前后陪着笑脸递茶敬烟的岑蓉母亲诺诺连声，并不停地向岑蓉使眼色。看着岑蓉咬着嘴唇不出声的样子，大家只好起身告辞。
大大出乎柯意料的是，送他们出门的时候，岑蓉突然趁人不备时，用胳膊肘碰了碰他的肩膀，并飞快地将一个信封小卷塞在他手里。他正想问这是什么，岑蓉一个眼色将他止住了。
你走的时候我要去送你。林红英眼圈红红的回过头来，柯立刻闪身于岑蓉后面，心照不宣地将那个小卷塞进裤袋里。
不要，不要。岑蓉上前搂住林红英肩膀：我还不知道哪一天走，也不知道是坐船还是坐长途汽车。
这么说，路也不会太远吧？你还可以再回来玩玩的呀？
谁知道呢？我妈说坐船方便，只是慢起来要花两天时间。坐汽车的话，也要一整天才能到呢。
哦！
这就是柯记得的他们最后的道别词。而再细细回想，就他而言，除了刚才那个小小的细节外，他到了岑蓉家直到分别，其实并没有和她有过个别的交流。他说过的很少的几句话，也不过是随着大家说几句关于多写信之类的客套话。
其实他是有一肚子话想说的。尤其是和所有人都分手以后，他急切地掏出岑蓉塞给他的小纸卷后。
那个小信封卷并不是一封信，而是一枝相当名贵的大头派克金笔。那笔虽说很旧了，但恰恰因此才特别珍贵。而且它的性能一点没有被时光磨损，写起字来依然流利而有劲。柯在和岑蓉同班时从来没看岑蓉用过，说不定是她父亲或外公的。总之，那是一个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极为贵重的礼物。
她为什么要送我这么珍贵的礼物？是不是她觉得，不送给我反正也会让造反派抄走的？
不见得吧？而且，她真的没有收到我的信吗？
这是柯后来反复考虑过的问题。但当时，萦绕在他心头的却是：
她家里人怎么肯让她把这枝笔送给别人的？会不会是她趁乱捞出来的吧？
但不管怎么样，这枝笔曾长期伴随着柯，见证着他的沉浮人生，抒写着他的苦辣酸甜。遗憾的是，在新近的一次搬家后，柯在自己那已然“扩容”到一百四十多平米的房间里，心满意足地整理写字台时，发现那枝笔不在笔筒中了。
＊
至于他和岑蓉，一别就是二十多年。当柯再一次见到岑蓉时，她显然已如大多数下放者一样回了原籍。
柯对此并不吃惊，微微有些吃惊的是，此时的她已是一个妆扮得极其浓艳的中年妇人。她胖了也更华贵相了，乡村的岁月并没有使她的肤色有何变化。还是那么白净，或许因为人胖了些，脸上看不出有什么皱纹。气质上也看不出有丝毫下放过的痕迹。耳朵后随着她身子的扭动而亮闪闪地晃悠的坠子，令柯一下子又看见了当年她毛衣上晃荡的红黄绿三个小绒球。
岑蓉一个人（为什么会是一个人？）在皮草部专心地比试皮大衣，没看见柯。
柯一认出她便掉转了脸，随后隐在立柱后，通过她试衣照着的镜子仔细审视了她一会，也再三犹豫了一会，尽管确认她身边并无丈夫之类同伴，但他终于还是决定不去认她。岑蓉的变化其实不算小，奇怪的是好像一点也没出乎柯的印象，似乎她从来就是在他眼皮底下这么演变来着。
而那天他也没有一点和她叙旧的冲动，甚至心里都没起多大波澜。似乎一切本当如此。
每个人都会有这么个过程的。离去时柯这么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