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后工业社会后，哪里有需要，哪里就会出现新的行业、新的中产阶层。但总体上看，大多数中产阶层还是出现在固定行业中，因为这才是一个巨大的中产阶层“蓄水池”。
中国中产阶层的收入有多高，一直是个谜。据国家统计局城市调查总队2002年6月在全国8省市的首次城市居民家庭财产调查，我国城市居民平均家庭财产22.83万元。结果一出来，就遭到众多质疑。2004年2月北京市统计局公布的资料表明，北京市城镇居民平均家庭财产47.5万元，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倍多，更是舆论哗然 2。
中国中产阶层收入有多高，这里按下不表，本章探讨他们收入高低的影响因素及其对策。
总体来看，中国中产阶层的收入现状主要表现在以下4方面：
收入规模，与中产范围有关
前面多次提到，中国中产阶层的范围目前并不确定，而中产阶层的收入规模与其范围划定是紧密相连的。这就是说，讨论中产阶层收入高低，与中产阶层定义有关。
不必“为中产而中产”
在我国大陆，巴黎百富勤公司对中产阶层的定义是：“人均年收入2.5万～3万元、家庭年收入7.5万～10万元，受过高等教育，参与企业决策和管理的，从事脑力劳动的专业技术人员及白领。”据他们2002年测算，符合这个标准的中国家庭有5000万个，家庭平均年收入7.5万元，家庭平均拥有资产31万元，人数占总人口13.5%。这个规模将在2010年翻一番，届时符合这个标准的家庭数量将达1亿个，家庭平均年收入15万元，家庭平均拥有资产62万元。
国际上通行的中产阶层标准是年收入2.5万～7万美元，按照这个标准，我国的中产阶层数量少得可怜。于是有专家提出，中产阶层标准应当根据“国情”进行调整，例如，将年收入0.5万～1万元划分为温饱型、1万～3万元划分为小康型、3万～10万元划分为富裕型，他们通通都是中产阶层，这样，我国城镇的中产阶层人口不就能达到95%了吗？也有专家提出，只有其中的“富裕型”才是中产阶层 3。
本书认为，如果因为按照“国际标准”我国中产阶层人口比例太低、所以要根据“国情”降格以求，这种做法虽属变通，却没有实质意义。可以说，这是一种“为中产而中产”，纯粹是搞数字游戏。
年薪几十万只是账面数
中产阶层的家庭年收入多少万，在贫困阶层看来是一个巨大数字，可是在他们自身眼里，更多的是一种“符号”。
2006年3月，本书作者应邀参加江苏省无锡市举办的“国际阳山桃花节”时，与两位私营企业总裁一起攀谈时了解到，这两位身价千万的富翁，一位给自己定的月薪标准是33000元，另一位是8600元。这个数字怎么来的呢？他们说，比他们的中层干部“略微高一点”。
这就是符号概念。因为平时几乎所有费用都能在企业报销，所以这不过是他们给自己确定的“零用钱标准”而已。
2005年初，广东省深圳市统计局城市调查队公布的200户常住人口家庭抽样调查表明，深圳市2004年平均每个上班族工薪收入48374.16元，每百户家庭拥有家庭轿车21.5辆，93%的户籍居民家庭拥有自有产权住房 4。
可以说，深圳市达到中产阶层起步价6万元家庭年收入的比比皆是。可是深圳人并不认同“中产”称呼，他们更愿意把自己定位于“薪富”族。在他们的心目中，“悠闲的生存状态”才是中产阶层首要标志。
“有闲”比“有钱”更重要
深圳人普遍认为，对于中产阶层生活方式来说，“有闲”比“有钱”更重要。如果（中）“产（阶级）不够”，“钱（降低家庭年收入标准）来凑”，这样的中产标准就没有多大意义。
30岁的服装设计师谢小姐，在深圳某知名品牌服装公司担任设计总监，年收入20多万元。未婚的她，每月都要把20%收入用于归还购房贷款，暂时还不准备买车。每月她都要花2000～3000元买衣服；每年都会抽出几天时间，花费一两万元去国外度假。
即使这样，她认为自己还不属于中产阶层，因为自己“钱不多，闲也不多”。平均每天都要工作10小时以上，累得有时候不得不想方设法逃避加班。在她心目中，中产阶层的生活方式应该有固定收入、事业稳定，有一房两车，外加一条狗，以家庭为生活中心 5。
收入高低，与从事职业有关
中产阶层的收入高低，与所从事的职业有关。由于文化、经济、政治领域中的不同差异，这种职业特征十分明显。例如在美国，中产阶级主要是白领阶层；在英国，主要是小私有者和经理阶层；在德国，主要是职员、公务员；在印度，主要是受过大学教育的知识分子。
这一点在我国也同样突出，中国的中产阶层主要是公务员、外企高级白领、垄断行业员工、高科技企业员工、各类学校教师、各种技术人员、私营企业主等。
中产阶层职业构成具有行业垄断性
在我国，中产阶层的职业构成呈现出不同程度的行业垄断性。
这些垄断行业，依靠国家赋予他们的一定垄断地位，加上自身努力，在垄断经营中不仅获得超额利润，为员工收入的快速增长创造了有利条件。尤其是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的垄断行业，更容易使得一部分人凭借垄断收入顺利进入中产阶层行列。
据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对1000多户国有企业的调查，外贸、金融、旅游、电力、邮电、烟草6个行业的经营者，收入要高于其他行业70%以上。这还不包括大量的工资外收入和在职实惠。除此以外，证券管理机关、政策性银行、全国性总公司等单位的职工工资水平，也一般要高于同级国家公务员工资的2～3倍 6。
凭借垄断，通过这种方式大批量产生中产阶层，极大地挫伤了其他行业员工的生产经营积极性，阻碍了大多数人凭借正常经营努力和聪明才智进入中产阶层的通路。
公务员悄然进入中产阶层
公务员是人民的勤务员，即使级别最高的公务员，从道理上说也是人民的公仆。可现在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公仆”的工资比“主人”要高出许多倍。不用参考什么统计数字，只要看一看每年的大学毕业生打破了头要求报考公务员，就一目了然。在经济发达地区，公务员已经全行业地进入了中产阶层阶层。
领导干部首先富起来
这里的领导，包括、但不限于国有和集体企业领导。领导干部由于身居要职，有着良好的政治、经济、地位、人脉优势，更容易跨进中产阶层。这还不包括各种“穷庙富方丈”的腐败行为在内。
在全国较早实行“阳光工资”的广东地区，2003年4月16日，佛山市出台了《规范和完善镇级领导干部收入管理试行办法》。办法规定，各区根据经济发展情况，相当于公务员职务中科级干部的镇级领导干部，可以分两类享受最高年薪，南海、顺德所属镇的正职领导干部年收入最高可达15万元，副职最高12万元，而这在公务员工资序列中是找不到的 7。
收入多少，与本人年龄有关
中产阶层的收入多少，与其本人年龄有关。在我国，这种相关关系与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年龄规律截然不同。
中国中产阶层具有年轻化特点
在社会结构的自然演进过程中，大多数西方国家的中产阶级是由各种年龄群体构成的，成分非常复杂。可是在我国却比较单一。
一方面，在我国政府的产业政策引导下，高收入领域大多集中在诸如金融、证券、信息、高科技等新兴行业和外资企业中。这些行业在社会上处于上升地位，一旦进入其中，就意味着占领了收入制高点。
另一方面，中国新中产阶层大多具有较高学历，具有新的专业知识，懂外语、会电脑、会开车，比较容易进入到有竞争力的行业中去。他们无论在职业结构上，还是在生活方式、社会态度上，都与西方国家的中产阶级有巨大差异。例如：他们有令人羡慕的职业、有很强的高消费倾向，即人们通常所说的能挣会花；有渴求名望与成功的心理状态……所有这些，都会在比他们年龄略小的新一代中起到示范效应，激励他们勤奋工作、努力学习，将来也加入到中产阶层队伍中来 8。
年轻一代和年老一代的收入矛盾
近些年来，不乏有一部分老年人尤其是老职工抱怨说，自己干了一辈子，收入还不如那些刚毕业的“学生娃”；眼看还有几年就退休了，却不得不“提前内退”；更有四五十岁的中年人，上有老、下有小，面对着劳动合同每年一签的现实，随时都面临着失业威胁！
实际上这从一个侧面证明，我国存在着这样一个“新生代”，他们在人才资源市场上具有更高的竞争力，收入也超过其他年龄层。
美国耶鲁大学教授戴维丝，曾经在研究中国城市代际结构时发现：在我国改革开放前，文化程度较低的年长一代，占据了地位较高的职业和职位；而文化程度较高的年轻一代，从事的却是较低职位的工作。这表明，改革开放前我国人才资源配置完全没有体现市场竞争原则。人才资源配置处处论资排辈，年龄越大、资格越老、收入也越高，两者呈现出一条直线上升关系。
这种情形在改革开放后彻底颠倒了过来。中国人民大学李强教授1994年调查发现，20～30岁的年轻人，收入要高于其它各年龄组，尤其是超过中年组。41～45岁的中年组收入指数最低。
究其原因，只能从代际更替上得到解释，而且这种奇特现象只有在社会急剧转型期才能出现。原因在于，由于引入市场竞争机制，竞争力强的年轻人收入增加很快，不能适应社会剧变的中老年人收入必然下降，甚至完全被淘汰出局、失去收入来源。这从年轻人的收入高低与他们受教育程度高度相关上，可以看出来 9。
我国中产阶层内部结构中年轻人比例较高的事实表明：代际更替正在以职业结构、产业结构、新的经济体制的面目出现，这从本质上反映了我国社会正在走向一个资源配置更优、效率更高的方向。
中产阶层年轻化分布不均衡
在西方市场经济发达国家，收入和年龄之间的关系一般呈现出中间高、两边低的曲线，年轻时和年老时收入较低，年龄在45岁左右时达到最高。中年人经验丰富、竞争力最强，理所当然收入最高。
可是在我国，年纪轻轻不到30岁倒能进入中产阶层行列。这是因为，市场转型重塑了两代中国人的利益结构：作为计划经济社会中间阶层的国营企业职工、即目前的这一代中老年人，在市场经济下出现了整体衰落；而新崛起的一代年轻人，特别是一些新兴产业和大城市中，正在形成新的中间阶层。这些年轻人普遍具有高学历，在新兴行业或外资企业就职，而这些行业和企业又处于上升期，于是水涨船高，他们进入了中产阶层。
这种新中产阶层的出现，在全国范围内并不是均等的。根据李强教授1996年在全国23个省市的县级以上城市调查，发现有这样的规律：在省会城市，30岁以下的年轻人收入要高于41～55岁的中老年人；而在县级市中，30岁以下的年轻人收入却低于41～55岁的中老年人。究其原因在于，在大城市中，30岁以下的年轻人中有相当一部分大款，是他们提高了该年龄组的平均收入水平 10。
这就是说，虽然从总体上讲，年轻人中的中产阶层比例较高；可是从社会总的阶层分布看，我国中产阶层的比例仍然很小；尤其是在大城市的比例要高于小城市，这表明在全国范围内还不普遍。
收入悬殊，与权力背景有关
我国改革开放后，出现了一种权力排斥现象——体制外的人要想获得相应发展机会，成本要高于体制内的人。随着市场机制的全面引入，体制内、体制外两种不同分配机制，分化出了两种不同利益群体，“准中产阶层”群体从此出现。
家庭背景的关系
这种“准中产阶层”群体主要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私营企业主，另一部分是干部“下海”经商者。
在下海经商的那部分人中，许多人具有良好的家庭背景，并因此大踏步进入中产阶层。他们个人或家庭因为具有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和背景，有机会借助于权力资源优势，在体制外方便、轻松地获得高收入，不费吹灰之力就成了中产阶层。
例如，有一位理论工作者，本来是摇笔杆子的，没有半点经商头脑，可当时他却第一批下了海，而且与许多干部停薪留职相比，他是干干脆脆的直接辞职。为什么？就是因为他的父母是国家计划经济部门的高级干部。父母给他提供什么钢材紧缺的信息，然后帮助他获得相应批文，靠这些批文他就能赚钱。事实上，他下海后的第一笔生意就赚了好几十万。在之后的事业发展中，他又利用这种家庭资源很快把事业做大。
显而易见，这种家庭背景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利用这种家庭背景进入中产阶层也是不正常的，因为它直接预示着每个人的发展机会不同。发展机会上的不公，必然导致社会地位分配结果的不公，而这与和谐经济、和谐社会的宗旨背道而驰。
精英联盟的勾结
在我国目前的社会结构中，还有一种“精英联盟”现象。
最常见的是，体制内的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在利用手中权力的过程中，互相勾结成利益联盟，学会了“交换”，以最大限度地获取不义之财。这样，自然而然就加快了他们进入中产阶层的步伐。
这种情形在不同发展阶段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总体上说，当某一种商品社会需求旺盛、资源短缺时，只要公共监督和规范运作不到位，尤其是在“双轨制”运作机制下，就一定会发生权力排斥现象。它一方面使得权力者通过不正当途径加入中产阶层，同时，又不允许非权力者通过正当途径加入中产阶层。这是我国中产阶层发育过程中，遇到的一种特定结构现象。
正因如此，学者张宛丽对我国中产阶层的发展并不乐观：“今后10年是我国中产阶层发育的关键时期，如果不顺利，我国的中产阶层有可能被撕裂，从而影响整个社会结构向公平性的橄榄型发展。” 11
管理层收购不规范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刘纪鹏教授举例说，我国南方某钢厂搞管理层收购（mbo）。企业改制前的总资产是50亿元，净资产29亿元。政策规定，收购时如果经营者一次性付款，可以打折，结果以22亿净资产为底价，一把手出600万元（其中100万自己出、500万贷款。没有说谁贷款，也没有说谁给担保）。通过这600万，他拿到了22亿净资产中17.9%的股份（天晓得这个账是怎么算的？）。而mbo收购一年后，该企业的净资产就从22亿增加到了100亿，这位企业家也就成了中国首富 12。
虽然这个例子已经超出了研究中产阶层收入的范畴，可是在中产阶层中也有许多类似的例子。
空手套白狼的荒唐
有些中产阶层之所以能够“中产”，简直是谁也看不懂：他们既没有实业，又不懂科学技术，也没有20世纪80年代价格双轨制攫得的第一桶金，更不是出身于名门望族。甚至，至今仍然是连电脑、外语都一窍不通的“新文盲”，他们凭什么“中产”起来？
学者归纳他们的“暴富操作流程图”是——制定圈地计划→摆平土地批租方→最低首付资金→取得可套取银行贷款的土地手续→用承建单位资金做到正负零→搞定银行获得抵押贷款→基本完成收益周期。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华民对它通俗化解释说：有些人根本没钱，但可以通过各种关系将要收购的国有资产作为事先和约抵押给银行，然后由银行给出现金流，转给被收购企业的所有者，而收购者本人一分不出。他不用承担任何风险，一夜之间就成了富豪。
这种做法的荒唐之处在于：他并没有用个人资本参与市场和协议收购的竞标，而是用银行的钱来购买国有资产，然后变成自己的。
老百姓一看就知道，这不能算是“市场—资源—金钱”之间的“资本运作”，而实实在在是“空手倒”。因为他根本没有拿出钱，事实上也拿不出钱来，所拿出的钱都是银行的，归根到底是别人的钱。
正因如此，在资本主义国家，早期原始资本积累需要经过100多年，经过如此这般运作，在这里十几年甚至几年时间就完成了 13！
1 本案例参考了《“中产钟点工”：一寸光阴一寸金》，2004年10月28日民营经济报。
2 《中国有多少中产阶级》，2004年5月25日科学投资。
3 《跨国公司与中国中产阶层的形成与发育》，1999年第4期管理世界。
4 钱飞鸣、姚正华：《年薪几十万只是本账，中产标准在深圳认同者少》，2005年2月25日深圳商报。
5 钱飞鸣、姚正华：《年薪几十万只是本账，中产标准在深圳认同者少》，2005年2月25日深圳商报。
6 《跨国公司与中国中产阶层的形成与发育》，1999年第4期管理世界。
7 王刚：《佛山公务员悄然步入中产阶级》，2004年9月11日中国经济网
8 胡俊：《转型社会中的中产阶级》，2002年10月8日东方杂志。
9 李强：《市场转型与中国中间阶层的代际更替》，1999年第1期战略与管理。
10 李强：《市场转型与中国中间阶层的代际更替》，1999年第1期战略与管理。
11 李松涛：《中产有权力背景，中间阶层发育面临公平性考验》，2005年9月2日中国青年报。
12 《李曙光、刘纪鹏、徐晓松搜狐财经国企改革与国资立法三人谈（实录）》，2004年10月15日搜狐财经。
13 肖鸿扬：《解密一些中国富豪“暴富流程图”》，2004年8月31日市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