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人均gdp进入中等行列的国家或地区，如果对过去积聚起来的集中爆发的诸多问题不能加以妥善处理，就会像掉入陷阱一样，严重阻碍今后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表现为社会矛盾激化、经济徘徊不前、人民苦不堪言。

第一节　中等收入国家的发展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是指中等收入国家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方面必然会遇到的发展陷阱。出现中等收入陷阱是客观必然的，能不能顺利跨越这个陷阱则取决于多种因素。

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最早出现在2006年世界银行的一份名叫《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是指：“使各经济体赖以从低收入经济体成长为中等收入经济体的战略，对于它们向高收入经济体攀升是不能够重复使用的，进一步的经济增长被原有的增长机制锁定，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0000美元的上限，一国很容易进入经济增长阶段的停滞徘徊期。”[1]

简而言之，该报告认为，新兴市场国家在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的“贫困陷阱”后，很快会奔向1000~4000美元的“起飞阶段”；可是等轻而易举上了人均gdp4000美元的台阶后，原来由于经济高速发展而“一白遮百丑”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就会集中爆发，从而拖累这个国家迟迟无法顺利进入人均gdp12000美元的高收入国家行列。这种发展停滞，就叫中等收入陷阱[2]。

正如《东亚经济半年报》主要作者、世界银行东亚与太平洋地区高级经济学家米兰·布拉姆巴特所说：“东亚地区奋力应对并战胜了危机，恢复了稳定增长。过去10年目睹了中国作为一个全球经济大国的崛起，目睹了区域产值翻了一番，目睹了贫困率降低一半，目睹了全球和区域一体化快速推进和两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积累。”但他警告说，新的挑战正在出现，如果不能妥善应对，就会延缓这种经济增长甚至颠覆过去的增长。他说：“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是，使各国赖以从低收入国家成长为中等收入国家的战略，对于他们向高收入攀升是不够的。从历史上看，几乎没有哪个国家实际驾驭了出现的复杂的技术、社会和政治挑战。”[3]

中等收入陷阱在一些拉丁美洲国家中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这些国家有相当一部分早就进入中等收入行列，可是后来在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经济发展逐渐放慢，导致几十年过去后仍然在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中徘徊，只是从“低中等收入”进入“高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而已。

具体数据是，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就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可是直到2008年它们的人均gdp还只有7403美元，如果按照2000年的美元不变价格计算则是人均4864美元，依然在中等收入陷阱里挣扎，这种现象被称为“有增长、无发展”。拉丁美洲国家历经40年还没有走出中等收入陷阱，与起步时间差不多、可是只用不到20年就跻身于高收入国家行列的日本、韩国、新加坡等相比，形成巨大反差，这里面就有非常多的教训值得总结、反思[4]。

正因为中等收入陷阱在拉丁美洲国家最典型，所以中等收入陷阱通常也会被不严格地称为“拉美陷阱”。之所以说不严格，是因为这种“拉美陷阱”不仅仅出现在拉丁美洲国家，而是遍布全球，带有普遍性。

第二节　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案例

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凭空说说的，而是在国际社会中广泛存在。为了帮助说明这一点，以下举出一些典型案例来。

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比比皆是，最典型的国家集中在拉丁美洲地区和东南亚，它们的经济增长长期停滞不前，与之前大踏步跨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的那种豪迈迥然不同[5]。

例如，菲律宾1980年的人均gdp就达到671美元，可是直到2006年仍然只有1123美元，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可以说根本没什么变化。

另外一些国家，虽然人均收入增长较快，但仍然迟迟无法缩小与高收入国家标准的差距，对高收入国家行列可望而不可及。如马来西亚，1980年马来西亚人均gdp达到1812美元，2008年时为8209美元，就是怎么也跨不过12000美元大关。

同样的情形还有阿根廷。阿根廷1964年的人均gdp就超过1000美元，并且一举在20世纪90年代末超过8000美元。可令人大跌眼镜的是，2002年就又迅速下降到2000多美元；又令人意想不到的是，2008年又重新回升到8236美元。颇有一点“坐过山车”味道。但显而易见，这充分表明该国经济发展具有不稳定性。

类似这样的国家，在拉丁美洲地区还有很多。它们虽然都经过了二三十年时间的努力，但仍然在中等收入陷阱中徘徊，人均gdp最终都没能跨过10000美元门槛。

其中略有亮色的是墨西哥。墨西哥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经济增长速度基本上维持在6%左右，从而顺利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被称为“墨西哥奇迹”。[6]

可是谁知道，就在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墨西哥的经济增长就开始出现不稳定态势，从80年代开始一直徘徊在3%左右，人均gdp与居民储蓄率等指标几乎停止增长，出现了工业部门缺乏国际竞争力、农业发展滞后、失业率增加、对外依赖进一步加深等症状。

在这种背景下，政府在激进的民族民主运动中进一步加强国有化，加强国家对经济活动的控制和干预，试图找到一条顺利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道路。与此同时，政府大举外债发展石油工业，没想到20世纪80年代初全球石油价格大幅度下跌、国际利率扶摇直上，从而导致泡沫经济破灭。接下来，墨西哥不得不大步走向自由经济，开放外商投资，全因一首面开放金融市场，结果因为游资炒作引发外汇市场动荡，后来在美国政府的金融支持下才得以稳定。

2011年2月墨西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表明，2010年墨西哥的gdp增长5.5%，达到10年来的最高点；而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表明，2010年墨西哥人均gdp达1.38万美元，总算一步跨入了高收入国家行列。

由此外界认为，墨西哥是在40年前进入中等收入国家，随后经过30年的艰苦努力才终于挣扎着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

但拉丁美洲经济学者认为，要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首先要解决的是经济可持续增长问题。从这个角度看，墨西哥等拉丁美洲国家的经济强劲复苏，更多的是因为国际市场原材料价格上涨和出口拉动效应造成的，并没能解决经济结构失衡这个深层次问题，所以，墨西哥是否真的走出了中等收入陷阱，还有待观察。因为归根到底，诸如以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产业结构布局不合理、生产性投资不足、高失业率、社会不公、贫富差距悬殊、普通百姓无法享受到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等等，这些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这时候就谈走出中等收入陷阱还为时过早。

从中等收入陷阱最多的拉丁美洲国家看，它们在过去40年里究竟遇到了什么问题呢？或者说，这些中等收入国家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究竟遇到了哪些陷阱呢？

虽说陷阱有很多，但其中突出的表现之一是危机频发，如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社会政治危机、80年代的债务危机，90年代以来连续发生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4年）、巴西货币危机（1999年）、阿根廷经济危机（2001年）。这些危机的频繁出现，实际上表明拉丁美洲国家的那种“先增长、后发展”主流意识和政策导向不成功[7]。专家预测，我国目前已经站到中等收入陷阱面前，说不定掉入陷阱的时间也就是最近5年内[8]。

明白了这一点就知道，为什么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有多么不易了。全球公认的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主要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如果撇开一些规模过小的经济体，真正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是日本和韩国。

具体指标是，日本1972年的人均gdp接近3000美元，1984年就突破10000美元，仅仅用了12年时间；韩国1987年的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1995年达到11469美元，仅用了8年时间，成功实现了由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过渡[9]。

第三节　跨越陷阱首先要缩小贫富差距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顺利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亟待解决的问题很多。但一般认为，在这许许多多问题中首先要面临的是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最终就只能在中等收入陷阱中挣扎。

从拉丁美洲国家的情况看，收入分配严重不平等，是这些国家经济“有增长、无发展”的主要原因，也是主要表现。这些国家在1970年左右的收入分配就已经呈现出非常集中的态势，基尼系数[10]最低的是0.44，最高的是0.66。21世纪初，巴西的基尼系数仍然高达0.64，乌拉圭、哥斯达黎加等的基尼系数虽然低于0.48，但仍然高于国际公认警戒线[11]。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就业不足和非正规就业就成为普遍现象，社会结构被长期固定下来，从而成为整个拉丁美洲国家的普遍问题。例如，1990~1998年间拉丁美洲国家的非正规部门包括自谋职业者、从事家庭服务和个体劳动者，对新增就业的贡献率居然高达61%。

这表明，绝大多数人都无法进入传统的“正规企业”就业，所以在整个20世纪八九十年代，拉丁美洲国家普遍存在着社会结构固化、无法向上流动的问题，而这又进一步加剧了贫富分化。进一步分析表明，原因在于这些国家在简易的进口替代结束后，直接进入了耐用消费品、资本品进口替代，没能像东亚国家那样及时转变经济发展模式。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中等收入陷阱中的许多问题都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首先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缩小贫富差距；而要做到这一点，又必须放在整个社会大环境下来通盘考虑，单兵突进未必能收到好的效果，也未必能走得多远。

从我国的情况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成就举世瞩目，究其原因，其中既有一系列政策变革所起的作用，也有全球化和生产外包转移大趋势的功劳。但这种经济成就在目前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大的背景下，要想得到持续发展，难度将会进一步加大。

例如，仅仅从我国人口红利[12]角度出发，就能很清楚地看出这个问题有多么难。在过去，人口红利是有力保证我国经济高速增长趋势下劳动力优势得以延续的主要原因，而现在看到，这种优势已接近尾声。

据联合国测算，我国劳动力市场将于2014年左右进入实质性短缺状态，到2017年劳工需求数据将达到8.37亿人、劳动力供应人数是8.19亿人。换句话说，届时从静态方面看，我国劳动力将会缺少1760万人[13]。另一方面，我国老年人口扶养比例在2008年达到历史性低点，之后将会有显著提升。

这两个因素结合起来，意味着我国作为“世界工厂”的黄金时代正在慢慢过去。从过去新兴国家的发展经历看，出现刘易斯拐点[14]之后，原来的低端工资状况必定会出现一次持续飞涨。也就是说，未来几年我国的低收入人群会随着这种工资水平的快速增长，大大缩小与中产阶级之间的收入差距。

关于这一点，读者实际上已经能清晰地看出来。这突出表现在：应届大学毕业生的工资收入已经和农民工相差无几，甚至还要低于农民工收入；部分技术工人的收入已经超过白领阶层，个别的甚至超过普通公务员阶层。

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角度看，实际上这些都不奇怪，并且可以说是好事。如果这种局面得不到扭转，我国就无法最终跨越这个阶段。

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所说：“我国基尼系数已跨过0.4这个贫富差距警戒线，达到0.47（2004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有些学者更是认为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55。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会导致内需不足，增长乏力。更会造成社会动荡、社会不公平等问题。”[15]要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就必须首先缩小贫富差距，有一个和谐的社会环境。

第四节　中等收入陷阱客观存在

自从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出现后，全球各国就出现一种议论：中等收入陷阱是否真的存在？这种说法是否真的成立？中等收入陷阱是否真的难以逾越？

关于这些问题，当然不能简单地感情用事说“是”或“不是”，而是要进行一番分析比较，然后才能得出正确结论。

最早提出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的世界银行所给的定义，完全可以说含糊不清，但其中清晰地指出了“这一后果必然会出现”。

世界银行在2007年发表的题为《东亚复兴：经济增长的思想》的研究报告中认为，“由于缺乏规模经济，东亚的中等收入国家不得不努力保持其前所未有的高增长率。以生产要素的积累为基础的战略可能会导致持续恶化的后果。这一后果必然会出现，因为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会下降。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内，拉丁美洲和中东是中等收入地区，但它们无法走出这一陷阱。”[16]

2010年，世界银行在发表的题为《有力的增长与不断增加的风险》的研究报告中，同样提出这一观点，认为“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内，拉丁美洲和中东的许多经济体掉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在这一陷阱中，作为高产、低成本的生产国，它们力图在工资成本不断上升的情况下保持自身的竞争力，但无法提升其价值链，也无法进入正在不断扩大的、以知识和创新为基础的产品和服务市场。”

2010年9月13日，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在北京参加中国与世界银行合作30周年座谈会上明确指出，目前摆在中国面前的新问题就是“中等收入陷阱”，即从中等收入发展到高收入比从低收入发展到中等收入更难。不过他同时又认为：“中国已开始在研究产生新的增长源的各种方式，尤其是通过城市化、人力资本形成、创新政策等，避免落入这个陷阱。中国从中低收入经济转向高收入社会的经验，可供其他中等收入经济体借鉴。”

总结以上各种说法，从中容易看出两点：一是“这一后果必然会出现”，意思是说出现中等收入陷阱是必然的，至少是难以避免的；二是因为拉丁美洲和中东地区这些中等收入国家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都没能走出这一陷阱，所以推导东亚国家也会必然如此。

也就是说，中等收入陷阱客观存在，并不是某些人的妄想，也不是一种危言耸听。正因为它是一种客观存在，所以本书的研究才有价值。

至于说中等收入陷阱的定义，世界银行在前两次报告中对此都说得比较含糊，甚至可以有多种解释，或者在解释尺度方面松紧不一。但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最后一次在中国的叙述说得则比较清楚，那就是明确指出这是一种相对而言的“更难”；然后他又话锋一转说，他已经看到中国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方面开始的努力了。

如果撇开这句话是场面上客套的含义，我们可以理解这种中等收入陷阱是：相对于过去的经济长足发展来说，如果这些国家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以后的经济发展就会增加难度，甚至变得“不可能”。

不过，这样的理解仍然比较含糊。因为这里的经济增长主要是指人均gdp，而不同国家的人均gdp既涉及到gdp总量，也涉及到人口数量多少。

虽然不能一概而论说人口基数大是好事还是坏事，但显而易见，如果这些人口的平均素质高，将会形成一种资源优势，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有巨大帮助；相反，如果人口平均素质差，就会成为一种人口劣势，拖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努力。

除此以外，由于我们所说的中等收入陷阱主要是指高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停滞不前或起伏不定，所以这种说法有可能会忽视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难易程度。

例如，美国经济史学家华尔特·惠特曼·罗斯托（walt whitman rostow，1916—）就认为，全球各国经济发展都会经历5个不同阶段，分别是：①传统社会阶段；②为“起飞”创造前提的阶段；③“起飞”阶段；④向“成熟”发展的阶段；⑤民众的高消费阶段。他认为，在这5个发展阶段中第③、④阶段的时间过程一般要在60年左右，而这恰好对应高中等收入国家的发展阶段。也就是说，如果从这一理论考察，从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跨越的时间本来就该是“漫长”的。

所以，读者在关注和探讨中等收入陷阱时，有必要认识到这一点，即由于全球各国经济发展处于不同时期所面临的不同特点，不要简单地用单一思维来分析判断。这样看来，会容易得到两点结论：

一是无论是否叫中等收入陷阱这个名称，中等收入国家在面临新一轮经济发展时，发展难度加大的现象客观上是存在的。或许这也能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为什么全球100多个发展中国家中，最终能够脱颖而出顺利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只是极少数。

二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应当根据不同国家的国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很可能不只是一种解决途径。具体到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方面来看，我们可以参照拉丁美洲国家这方面的教训以及日本、韩国的经验，但也不必完全照搬照抄，应当从我国现阶段国情出发，尤其是从我国在国际经济分工中的特殊地位来研究对策，化劣势为优势。

当然，这样说也并不排除我们可以对中等收入陷阱的特点、表现、成因、解决对策进行共性研究，而这正是本书要想达到的目的。

[1]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

[2]任冠军：《日韩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网易财经，2011年3月2日。

[3]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半年报：新挑战是避开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发展门户网，2007年4月5日。

[4]张勇：《“中等收入陷阱”：拉美国家的反面教训》，人民网，2010年7月7日。

[5]王一鸣：《“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比较和原因分析》，《学习时报》，2011年3月29日。下同。

[6]郭炘：《墨西哥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深圳特区报》，2011年4月4日。

[7]张勇：《“中等收入陷阱”：拉美国家的反面教训》，人民网，2010年7月7日。

[8]史晋川：《中国怎样来破解“中等收入陷阱”》，《都市快报》，2011年3月9日。

[9]王一鸣：《“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比较和原因分析》，《学习时报》，2011年3月29日。

[10]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是全球各国广泛运用的用来定量测定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的指标，最早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corrado gini，1884—1965）1922年提出来的。它的经济含义是：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进行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收入占总收入的百分比。基尼系数介于0到1之间，最小为“0”，表示人与人之间的收入分配完全平等，“0”差异；最大为“1”，表示100%的收入被“1个人”占有了。

[11]张勇：《“中等收入陷阱”：拉美国家的反面教训》，人民网，2010年7月7日。

[12]所谓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较大，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人口红利是经济快速增长助推器，也是我国成为“世界工厂”的基本优势之一。

[13]张蓓、罗燕红等：《中产伤不起》，《钱经》，2011年4月8日。

[14]所谓刘易斯拐点，是指劳动力从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具体地是指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枯竭。这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w.arthur lewis）最早在人口流动模型中提出来的观点。

[15]张蓓、罗燕红等：《中产伤不起》，《钱经》，2011年4月8日。

[16]江时学：《真的有“中等收入陷阱”吗》，《世界知识》，2011年4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