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政府用土地吸引招商、安排就业的背景下，腐败问题对我国经济的破坏作用一度被掩盖了下来。但接下来西方国家再也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市场吸收我国的巨大产能，这条路已经走到尽头。腐败问题不解决，我国要想走出陷阱绝无可能。

第一节　腐败是掉入陷阱的最大诱因

腐败问题在我国越来越令人担忧，从而成为我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最大可能。

《人民论坛》杂志在人民论坛网、人民网进行的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问卷调查表明[1]，“腐败多发、民怨较重”被排在第一位，共有3445人选择此项，占52%，从而成为我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最大诱因。

在这项调查中，76%的网友认为腐败问题“严重”，18%表示“比较严重”，两者相加比例高达94%。而在这50名专家中，认为腐败问题严重的占30%，“比较严重”的占26%，两者相加比例为56%。

腐败问题是一个全球性难题，从古至今无论高收入国家还是中等收入国家，也无论大国还是小国，都普遍存在腐败问题；并且，由于腐败问题导致政权更迭的现象并不少见。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卓元认为，我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最大威胁就是腐败问题，即来自权利和资本相结合，尤其表现在腐败问题早就出现“落势化”倾向，说穿了就是腐败到根子里去了。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林喆认为，之所以有这么多人认为腐败问题“越来越严重”是有原因的，腐败落势化现象就是其中之一[2]。

最早出现落势化倾向是在20世纪90年代，当时的主要表现为，腐败行为逐渐向民众层面上下落，也就是说，只要与公共权力有关的行为，都会发生异变。举个例子来说，各行各业的营业员、收银员、仓库保管员等，也都会利用自己手上的那点权力谋取私利，这就是社会权利意识的腐败。除非自己手中没权，有权总想腐败一把，这是最令人担忧的。

发展到现在，这种落势化主要表现为腐败行为从高职位上下落，也就是说一步步地向基层渗透，已经落到科级干部及科级以下干部。

这种现象的可怕之处在于，这是干部权力意识的腐败。也就是说，在这些工作人员看来，“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而用权的标志之一就是把权力用作自己谋生和发展的私权。

腐败落势化一直落到科级干部以下，说明问题已相当严重。科级干部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年轻。也就是说，这些年轻干部的成长环境中已经渗透腐败机制，再加上用人制度不当，就出现了所谓“贪官低龄化”趋势，这从2009年以来年轻干部成为腐败高发群体可以得到广泛证实。

例如，近年来媒体披露的敛财6000多万元的辽宁省抚顺市国土资源局顺城分局原局长罗亚平，拥有个人财产近3亿元、房产38处的山西省蒲县煤炭局原党总支书记郝鹏俊，轻松套走相当于该县全年财政收入四分之一的江西省鄱阳县财政局原经济建设股股长李华波，敛财2000多万元、欺走三任局长的山西省保德县住房保障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原副局长李志强[3]等，都只是科级、副科级、股级干部，可就是因为不是管钱就是拥有实权，并且缺乏有效监督，从而导致“小官大贪”问题频发。

为什么会这样呢？说到底就是科级干部最接近于基层，与经济活动联系最直接。归根到底，政府经济活动最终的项目投资都是要落到最基层的，这些科级干部就是最直接的经手人和掌管人，最有机会接近大宗财产，一旦心术不正或管理有漏洞，就会进行贪污腐败。

明白了这一点就知道，为什么有些科级干部动不动就是上百万甚至上千万的涉案金额。并且，这个级别的干部人数众多，一旦腐败起来危害极大。

那么接下来问，怎样解决这些腐败问题呢？能不能通过有人说的那种高薪养廉来解决呢？不可能。高薪养廉只是一种传说，一个童话故事。因为人从本质上说都是自私的，最可靠的是监督而不是自觉。

说到高薪养廉，大家引用最多的是香港的例子。可事实上，香港实行的根本不是“高薪养廉”，而是对于腐败的“零度容忍”[4]。

在香港老百姓中有一个共识，那就是廉政公署是香港社会发展的基石。这正是香港廉政公署（icac）的宣传词：“香港优势，胜在有你和icac”。这里的“你”，就是在香港的每一个人。只有每个人都来监督政府廉洁自律，再加上廉政公署的“不惧不偏、大公无私”，才能共同构成香港的竞争优势，即廉洁、高效、透明的政府运作机制和商业环境。

打铁先要自身硬。香港廉政公署的高素质、高效能并不是高薪“养”出来的，他们的薪水只比同级公务员高10%左右。2011年香港经济自由度连续17年排名全球第一，评选机构《华尔街日报》和美国传统基金会认为，首要原因就是香港具有一个廉洁的政府。

第二节　腐败和经济发展关系复杂

腐败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并不一定意味着腐败高发必然会导致经济停顿或倒退，有时候也是会促进经济发展的。这样说并不是指腐败对促进经济发展“有功”，而只是指出两者关系的复杂性。

显而易见的是，腐败多发会导致这个国家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时步履重重，甚至导致社会倒退和改朝换代。虽然高收入国家也有腐败行为，并且可能还很严重；但高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的腐败方式不一样，具体地说是所有制纯度不同。就目前来看，还没有哪个社会主义国家能够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就可能与公有制这种所有制形式有关。

换句话说就是，中等收入国家的腐败行为与公有制有关。相反，在一个纯粹的私有制或纯粹的公有制国家里，腐败行为有可能会减少到最低程度。前者如美国，后者如朝鲜。

据浙江财经学院经济与国际贸易学院院长谢作诗教授研究，在一个腐败盛行的国家，经济发展并不完全是乏善可陈，要作客观分析[5]。

以我国为例，腐败的本质就是寻租，就是把公共资产转为私有。当然，这种转移方式可以多种多样，但有一点肯定，那就是如果没有了公共资产，也就谈不上腐败（私有资产之间的转移不叫腐败，叫交易）。所以，在一个非常纯粹的公有制或私有制中，就不会出现腐败土壤。而现在的问题是，这种非常纯粹的公有制或私有制都非常罕见，或者说根本不存在，所以导致腐败现象在全球各国都非常普遍。

但每个国家的腐败性质和后果各有不同，这就涉及到对经济的促进和促退作用了。在一个产权公有的社会里，腐败意味着公有制的瓦解、私有产权的界定和市场的形成。最典型的是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社会上流行“走后门”，这就是一种腐败，其结果是加速我国市场化趋势。可是经过改革开放、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确立后，这时候的腐败就意味着对私有产权和市场的破坏，这种腐败对经济发展就会有破坏作用。

现在的问题是，我国的腐败行为较为严重，可为什么经济发展速度还是如此之快呢？这就要从我国面临的特定国际环境来认识。

从理论上说，土地等重要生产资料国家所有，因此一定会导致被过度利用。这就是读者看到的，越是在经济发达的地方，招商引资就越是热火朝天。因为对国家来说，公有制土地并没有成本，卖出去就是钱。

在我国，由于大量生产要素都是国家所有的，所以只要面向全球进行招商引资，很快就能带动经济增长，这几乎是不假思索就可以肯定的。相反看西方国家的政府，由于它们的一切生产要素都属于私人所有，所以你看不到任何国家会对外“招商”，因为它们的政府没有任何属于它自己的东西可以拿出来对外招商，政府无权动用私人生产要素。

拿公共生产要素出来对外招商，无论价格高低，只要能换来资金和技术，就能在这片土地上形成“世界工厂”，这样就又解决了众多人口的就业问题。人口也是一种资产，但这种资产和土地不同，没有活干会影响社会稳定；而招商引资恰好能一箭双雕：既换来了资金和技术，又换来了全球最大规模的就业，从而推动了我国的高投资、高增长。

但应当看到，在过去的二三十年中我国的巨大产能能够被西方国家所吸收，但以后就未必能在这条路上继续这样走下去了。

所以，不是说腐败问题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没有破坏，而是在过去的这种特定国际大环境下，这个问题被掩盖了；如果腐败问题不解决，我国下一步要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就会变得异常艰难。

关于这一点，印度可能比我国看得更清楚。印度也是这次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恢复最快的国家之一，但经济发展的前景并不乐观。究其原因在于，印度银行不断的加息和腐败丑闻盛行，已经使得投资者顾虑重重，严重威胁到印度的长期经济增长。

印度主流媒体《今日印度》杂志刊发社论认为：“2010年，有一个词统治了这个国家的词汇表，那就是‘腐败’。”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也承认，腐败正在危害印度的国家形象。为此，印度有14位社会知名人士于2011年1月17日给国家领导人发表公开信，直言腐败已经成为印度的“治理赤字”，正在侵蚀国家肌体，所以必须以“紧迫感、决心和战时体制应对这种病症。”[6]看来，他们遇到了与我国同样的困扰。

第三节　灰色收入规模急剧扩大

在我国这样一个公有制国家，灰色收入规模急剧扩大是腐败问题愈演愈烈的原因之一。如果腐败问题不能得到很好解决、收入分配不能置于阳光下，对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会造成严重障碍。

所谓灰色收入，是指在现行体制、制度中已经实际形成可是却并没有被追究，或者暂时不被追究的“潜规则”下形成的收入。灰色收入可能并不违法，但肯定不合理。它的透明度很低，或者根本就没有透明度，是在钻制度和法律的孔子。

灰色收入的实质是公共资金和公共财产的暗中分配。它减少的是政府和企业的收入，增加的是少数个人的收入。目前我国在公共资金使用、资源和土地管理、自然资源收益、垄断性收入等环节上，普遍存在着这种情形。这也是导致我国垄断行业收入畸高的根本原因之一。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经济学家宋晓梧，根据省际收入法gdp构成数据计算得到的结果是，1990年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尚有53.4%，2001年就下降到51.4%，2007年更是猛跌到39.7%，七年间下降了11.7个百分点[7]。与劳动报酬严重偏低相应的是，我国灰色收入规模在急剧扩大，成为分配不公和腐败的根源。

不用说，既然叫灰色收入，那就不是人人都有份的，只有有权有势者才能获得灰色收入，这就进一步大大加剧了贫富分化。

据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小鲁估计，2008年我国灰色收入规模为5.4万亿元人民币，与2005年相比3年间增长1倍，大大超过gdp增长速度。他认为，“高收入阶层出现严重的隐瞒收入现象的原因之一是有大量来源不宜公开的收入，这与腐败和其他非法收入密切相关，也包括各种违规违纪收入。”[8]

从这个角度看，我国用来衡量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不应该是国家统计局所说的接近临界点概念，如果计入灰色收入，早就进入了警戒区。

这同时也表明，我国距离中等收入陷阱更近了，收入分配悬殊已经严重危及社会和谐，这并不是危言耸听。

王小鲁的研究报告发表后，国家统计局网站上连续登出王有捐、施发启两位统计官员提出的商讨。实际上，在这种探讨背后重要的不是有关统计数据真实性问题，而是“如何认识我国当前的收入分配状况、如何应对当前突出的社会矛盾、如何推进改革来解决这些矛盾”。[9]当然，其前提条件是必须掌握准确的统计数据，否则一切分析都无从谈起。

那么，王小鲁又是根据什么来评估2008年我国灰色收入的规模为5.4万亿元人民币呢？看看这个立论是否成立，不就一清二楚了吗？读者如果能认真看看王小鲁他们采用的调查方法就知道，这样得到的调查结果可信度更高。

接下来的问题是，我国灰色收入为什么会这么高呢？原因虽然多种多样，但主要原因在于我国市场化改革不彻底、生产要素价格改革滞后、政府改革不到位。

正如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有企业监事会主席熊志军分析的那样，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悬殊主要原因有三条：一是每个人的先天秉赋和后天努力不同，按照市场经济的分配原则来说，当然会有差距，这是正常的。二是政府改革不彻底，导致出现了“制度漏出效应”产生了诸如“灰色收入”等。俗话说，“马无夜草不肥”。灰色收入常常是正常劳动收入的多少倍，有没有灰色收入当然就成为拉大贫富差距的主要因素之一了。三是由于区域发展不平衡和改革不平衡造成的差距。

从中容易看出，在这三大原因中，第一个原因是正常、合理的，第二、第三个原因是不正常的，也是迫切需要纠正的。然而现在的问题是，好像目前并没找到什么好的解决方法，至少是纠正不彻底。

第四节　腐败或致社会倒退或灭亡

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表明它们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只是因为无法很快跨越整个过程而变得步履重重，不得不在陷阱中挣扎徘徊。原因之一在于这些中等收入国家的腐败行为比较突出，影响了社会进步、发展，甚至导致倒退或灭亡。这种情形在历史上屡见不鲜。

从历史发展规律看，腐败是古代专制王朝难以根除的一大顽疾，有低谷也有高潮，具有一种周期率。一般来说，一个王朝在建立之初政治总是比较清明的，君臣相对廉洁，腐败问题不会很严重。可是往往经过几代人之后（一般只要两三代），官场就会变得昏暗起来、腐败问题层出不穷，最终导致像决堤的洪水一般汹涌而出。有朝一日到了官场上墨黑墨黑、民冤沸腾时，也就表明这个王朝的末日将来临了[10]。

以我国清朝为例。我国清朝虽然属于封建社会，可是如果放在现在也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所以在谈论中等收入陷阱时还是具有借鉴作用的。在顺治皇帝入关时，王公大臣们还多少保留一些关外游牧民的那种朴实作风，政治清明。尤其是在顺治10年（1653年），顺治皇帝甚至亲自在大范围内对官员进行考核，一共对969名官员进行革职降级，并且从此建立了朝廷官员三年一考核的制度。

到了康熙年间，经济繁荣、国库充盈，而且朝廷的那种廉洁作风依旧。举个例子来说，当时的朝廷人员只有明朝的5%~10%，经费开支也只有明朝的12.5%。而到了接下来的雍正年间，腐败问题就开始抬头了，只是因为雍正皇帝始终对腐败保持高压态势，所以腐败问题还没有变得不可收拾。

接下来是乾隆时期，腐败现象开始走出谷底、强劲上扬。顺治帝当年建立的朝廷官员三年一考核制度已经流于形式，完全成了相互恭维的走过场。不仅如此，乾隆40年（1775年）后居然还出现了公开的索贿行贿，官场和市场相差不大，一切政务都变异成了商品。

可想而知，在进入嘉庆、道光时期后，越来越膨胀的官吏腐败又会怎么样了？一句“千里来做官，只为吃和穿”就可以概括一切。到了咸丰时期，清朝加速腐败，百姓怨声载道，为清朝的灭亡埋下伏笔。

推而广之，这种腐败周期率不仅仅存在于清朝，在其他朝代也同样如此。总体来看，原因主要有三条：

一是信仰缺失。具体地说，就是在这些官员身上已经找不到对儒家道德的认同，对仁、义、礼、智、信等个人操守的坚持，对廉洁奉公、为民做主执政理念的实践，没有信仰，终致堕落。

二是皇帝一代不如一代。在君主专制体制下，皇帝位于权力的金字塔顶端，掌握着最高权力。整个王朝都是皇帝的，按理说皇帝应该比任何人都痛恨腐败才对；但实际上，社会机构越来越庞大，对皇帝的能力、身体、毅力、职业道德等也会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

一般来说，开国皇帝干这份工作比较轻松。他们对自己亲手打下的江山十分珍惜，并且是真刀真枪杀上来的，所以工作起来任劳任怨，既不会抱怨，更不会逃避。可是后来的皇帝就没这份感情了，也不一定有这份能力，导致腐败环境越来越宽松。

三是强大而稳定的官僚系统是封建皇朝一大特色，官多害人。究其原因在于，随着官僚体系越来越强大、越来越盘根错节，官员人人以升官发财为目的，哪里还去管老百姓的死活呀？腐败环节越来越多，改革就变得越来越不可能，最终导致执法者投鼠忌器，只好不了了之。

例如，如果对照当年顺治帝颁发的“官员贪污十两就抄家，衙役贪污一两就流放”的戒律，清朝中后期所有官员都得抄家，这样做显然不可能，那唯一的办法就是让这个王朝自生自灭，“总把旧桃换新符”了。

所以说，腐败问题就像毒瘤，如果不能彻底根除，就会蔓延到整个官僚体系，最终导致不可收拾，古今中外概莫如此。这也是当今许多国家在中等收入陷阱里挣扎的主要原因之一。

[1]高源：《中国能否越过“中等收入陷阱”——50位专家与6575名网友调查结果的对比分析》，《人民论坛》，2010年第13期。

[2]林喆：《官员腐败现“落势化”倾向，制度反腐形态已经成型》，人民网，2010年7月21日。下同。

[3]《山西贫困县小官狂敛2000余万，欺负走三任局长》，《山东商报》，2011年5月9日。

[4]《香港廉署：非“高薪养廉”，而是“零度容忍”》，《瞭望新闻周刊》，2010年1月25日。下同。

[5]谢作诗：《腐败与经济增长》，价值中国网，2010年1月21日。下同。

[6]颜颖颛：《外媒称腐败危及印度经济增长，总理誓言改革》，《新京报》，2011年2月15日。

[7]《中国将掉进中等收入陷阱，分配不公致贫富差距大》，天津网，2010年12月13日。

[8]《中国居民“灰色收入”引发争论》，美国《华尔街日报》，2010年8月31日。

[9]王小鲁：《直面收入分配恶化，不能躺在虚假数据上分析》，《第一财经日报》，2010年9月7日。

[10]张程：《跳不出去的腐败周期律：专制王朝如何走向灭亡》，人民网，2011年5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