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陷阱中突出的一点是经济增长乏力，表现在科技创新难度不断加大、工业规模扩张难以持续、潜在经济增长率降低、企业摩擦成本居高不下、资源消耗受到制约、外需拉动功能减弱、未富先老拖累经济发展、缺少全球知名品牌等。

第一节　科技创新难度不断加大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产品、技术、管理水平明显落后于高收入国家，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可以主要通过引进外资、人才、管理经验等措施尽快实现科技进步；但随着我国与高收入国家之间的技术水平差距不断缩小，这方面的国际环境已经发生改变，以后科技创新的难度会不断增大：一方面，我国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的难度越来越大，许多国家看到中国在崛起，自觉不自觉地加大了对我国引进技术的阻挠力度；另一方面，我国国内的自主创新能力，又因为受研发、人力资本条件等制约，短期内难以看到有大幅度提升。

从具体数据看，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的研究表明，1979年到2007年间，我国资本、劳动、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达到53.5%、25.3%、21.2%。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呈不断上升趋势，九十年代比八十年代上升了20个百分点；可是进入21世纪后，该贡献率就出现明显下降，以后如果想保持全要素生产率上升、至少不下降趋势，难度显而易见[1]。

那么，什么是全要素生产率呢？简单地说就是“生产活动在一定时间内的效率”。任何生产活动都应当追求效率，所以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常常被用来看作科技进步的主要指标，包括技术进步、组织创新、专业化和生产创新等方面。如果产出增长率超过要素投入增长率，这超过的部分就称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或总和要素生产率，简称tfp。

现在的问题是，既然我国以后要想保持全要素生产率上升比较困难，也就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我国即将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因为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过程中，技术创新不够而导致的经济增长乏力，正是中等收入陷阱主要成因之一。

第二节　工业规模扩张难以持续

进入21世纪后，我国第二产业和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持续高于经济增长速度，在gdp中所占比重持续提高，大大促进了经济增长。

然而发展到现在，我国工业增加值已经超过全球主要国家的历史高点，以后要想出现大幅度提升，将变得十分困难。这表明，如果寄希望于工业规模的持续扩张来推动经济增长，将会非常渺茫[2]。

从具体数据看，2001年到2008年间，我国第二产业和工业增加值年平均增长速度分别为11.3%、11.5%，分别超出gdp年增长速度1.1个百分点和1.3个百分点。尤其是2008年爆发全球金融危机前，我国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42.9%，达到历史最高点。

而现在，全球金融危机即将过去，美国等西方国家为了重振本国经济，纷纷推出“再工业化”运动，制定政策扶持传统产业复兴。这样一来，就在国际范围内制约了我国工业规模的继续扩张。

所以专家预测，今后我国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将会趋于稳定，要想在达到历史最高点后继续向上攀升，至少现在还不敢想象。

从其他各国的横向比较看，在那些已经完成工业化的国家中，德国的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的最高点出现在1970年，占39.1%，2007年已经下降到25.1%；美国是出现在1981年，占29.3%，2007年已下降到17.1%；日本是出现在1970年，占38.8%，2007年已下降到22.8%；韩国出现在1987年，占34.5%，2007年已下降到31%。

从这些国家的发展过程看，它们的占比在达到最高点后都经历了一个持续下跌过程。由此可以判断，我国的工业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以后的规模扩张空间会逐步缩小；只有尽快把重点转移到提升工业化产业素质上来，才会有助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第三节　潜在经济增长率降低

所谓潜在经济增长率，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各种资源得到优化和充分配置的条件下，所能达到的最高经济增长率。

不用说，潜在经济增长率会受各种资源约束，随着经济发展环境变化而改变。潜在经济增长率虽然并不等同于实际经济增长率，但毫无疑问，今后的实际经济增长率基本上是由潜在经济增长率决定的。

一些国际机构认为，未来我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将呈缓慢下降趋势。例如，世界银行的预测是，2011年到2015年间我国年平均潜在增长率为8.4%，2016年到2020年间将下降到7.0%。其他许多研究机构的观点也大体上差不多[3]。

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间，即1979年到2009年间，我国经济发展速度明显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和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gdp年增长速度高达9.9%。即使在2008年爆发全球金融危机后，我国2008、2009、2010年的gdp增长速度仍然高达9.6%、9.2%、10.3%，在全球最先实现经济回升，但接下来谁也不敢保证今后的潜在经济增长速度会依然这么强劲。

研究表明，从全球其他国家的情况看，一个国家在经济高速增长持续二三十年后，一般总会出现一个经济减速或经济调整过程。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从第三个10年开始出现明显下降，到第四个10年年增长率大多只能在4%以下[4]。所以从这一点上看，我国如此这般的经济高速增长，已经顺利跨过第三个10年，堪称一种奇迹了。

第四节　企业摩擦成本居高不下

经济发展主要靠企业，而企业发展既离不开内部动力也离不开外部环境。这里所谓的外部环境，就是指企业的摩擦成本高低。

摩擦成本主要指制度摩擦成本，也就是企业在与外界磨合过程中付出的成本代价。在我国，企业家最头疼的不是如何集中精力抓经营管理，而是如何与政府部门打交道。这是因为一方面制度体系不明确，另一方面多头管理、相互扯皮，大大降低了办事效率。

为什么说这种成本是被“摩擦”掉的呢？归根到底，还是因为信息不完全，导致在正常成本支出以外需要消耗额外的成本支出。而这又与我国目前的国情分不开。

例如，我国制造业在全球非常具有竞争力，这是拜我国具有丰富的廉价劳动力所赐。按理说，既然我国的劳动力丰富，官员成本也不会高到哪里去。可数据表明，我国官员的昂贵程度排在全球前几位。当然，这种昂贵并不是说他们的账面薪水有多么高，而是指每个公民所供养的官员比例及其支出成本要远远高于大多数国家[5]。

具体数据是，1995年到2006年间，我国财政支出中行政管理费的金额从996.54亿元增加到7571.05亿元，12年间增长6.6倍；我国行政管理费用在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从1978年的4.71%一直增加到2006年的18.73%。可是看看2006年全球其他国家行政管理费用在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如何呢？日本是2.36%，英国是4.19%，韩国是5.06%，法国是6.5%，加拿大是7.1%，美国是9.9%，我国在全球“遥遥领先”。

我国的行政成本之高，从根本上压缩了企业盈利空间和工人的工资水平。数字表明，我国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占gdp比重目前只有12%左右，而美国高达42%。在我国gdp总量中，政府财政收入占30%，大量的农民和农民工被排斥在最基本的社会保障体系外；相比之下，我国台湾的gdp总量中财政收入只占12%，有关教育、医疗、失业、养老等最基本的社会保障体系却早已覆盖全体公民。

区别就在这里。“一个领着廉价薪水国家的公民，却供养着一个庞大、低效而昂贵的公务员队伍。由此带来的恶果是，我们的经济是增长了，可是公众却无法享受到经济增长带来的收益，或者享受的收益很少。”这样的经济发展还会有动力吗？

现在的问题是，虽然中共十六大报告中就提出要把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作为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但很难看到实质性动作。因为归根到底，政府官员也是“经济人”，追求利益最大化、尽可能多地控制资源是他们的本能反应，寄希望于他们挥刀自宫，根本不现实。所以能看到，有关提倡节约、反对浪费、引进绩效管理机制、实行信息公开等等，都只是治标不治本之策，很难收到实效。

可以想到的是，我国如果要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就必须下决心解决行政成本过高问题，这样才能调动企业经营积极性。

办法其实很简单，那就是根据国际惯例，把行政成本与gdp挂钩作为法定原则，超过这个比例就属违法，政府就应当破产。并且这个比例要借助于外力，即由全体国民讨论确定，由全国人大来进行监督。

第五节　资源消耗受到制约

发展经济离不开资源环境的制约。改革开放以来30年间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背后，是大规模、高强度的资源要素投入。

可是展望未来，这种大规模、高强度资源投入已经不可持续，所以以后的经济发展速度必定会受此牵累而降下来。

从具体数据看，2009年我国gdp占全球总量的8.5%，可是消耗的钢材却占全球总量的46%，煤炭占45%，水泥占48%，石油天然气占10%[6]。通过这样的对比容易发现，这从全球角度来看很不合算，只是因为你现在拥有这么多资源环境才铸就这样的经济增长；但显而易见，如果以后还是这样下去，将会变得十分“不合算”、“不可能”。

从单位产品能耗看，我国电力、钢铁、有色金属、石油化工、建材、化工、轻工、纺织八个行业的平均能耗比世界先进水平高出47%。这还是建立在近年来我国节能减排工作取得积极进展基础上的数据，否则能耗水平之高更令人吃惊。要知道，2009年我国的全国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排放总量，已经比2005年分别下降9.7%和13.1%，化学需氧量减排已经接近“十一五”目标，二氧化硫排放已经超过“十一五”目标，成绩不可谓不小。

所以，从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看，单位产品能耗的制约，将会随着我国经济总量的继续扩大而压制经济发展速度，形势十分严峻。

举个例子来说，我国在2004年制定的能源中长期规划纲要中就提出，要在2020年把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30亿吨标准煤以内，可是仅仅在2009年就突破这一控制目标，与2000年相比翻了一番。也就是说，从2000年到2009年间的情况看，我国平均每年新增能源消耗量大约为1.7亿吨标准煤，如果以后10年间仍以这样的增长速度攀升，那么2020年我国的能源消费总量将超过50亿吨标准煤，而这显然不可能。

更何况，我国早就向国际社会承诺，2020年我国的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要比2005年下降40%到45%，这一承诺也必然会对我国能源消费增长形成明显约束，压制主要依靠能源消耗带动的经济增长。

第六节　外需拉动功能减弱

过去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主要是外需拉动引起的。尤其是在进入21世纪后，外贸出口呈现出加速增长态势，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来说可谓是风助火势。但可以预见的是，今后这种外需拉动作用将逐渐减弱，经济发展必定会因此减缓速度。

从数据看，2001年到2007年间，我国外贸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1.6%，大大超过gdp增长率，对拉动gdp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即使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2008年，我国外贸出口的年增长率仍然高达17.2%。从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间看，这个时期是我国外贸出口增长速度最快、最稳定的阶段[7]。

但显而易见，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扭转了这一局面。在新的国际环境下，以后要想重现这种出口高增长态势将会变得不现实。

为什么这么说呢？原因就在于过去的那种“美欧消费、东亚生产”分工发生了变化。

在金融危机爆发前，美欧国家还非常享受这种悠哉游哉的生活，觉得有东亚国家为他们辛辛苦苦地生产、供他们享受真是“前世修来的福”；而在金融危机爆发后，这些国家已经开始意识到过去的这种负债消费发展模式有待改变，甚至开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了。

这其中最典型的是美国。为了走出金融危机，美国政府推出了“五年出口翻番”战略；与此同时，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对国外的市场开放也变得更加谨慎；再加上美中贸易逆差持续扩大，这些都让美国感到必须对中国制造点贸易摩擦什么的，以阻止我国产品出口。

这就是读者看到的，为什么这些年来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纷纷借用自主创新、政府采购、人民币汇率问题等向我国频频施压。实际上，这些问题虽然都客观存在，但与我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出口国的现实环境密不可分。

由此可以想到，我国以后要想通过外需拉动经济增长，难度会越来越大。也就是说，外需市场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会明显减弱，这为我国保持经济较高速度增长、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带来一定难度。

第七节　“未富先老”拖经济后腿

经济增长离不开劳动力的投入，而我国未富先老局面必将拖累经济发展。作为全球第一个进入“未富先老”的国家，我国今后必将会在养老、劳动力供应、独生子女教育方面，对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造成诸多不利影响。

要知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能够分享到人口红利。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供应，使得我国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人口抚养负担轻；而随着老龄化人口比例不断提高，这种人口红利正在慢慢失去，并且会在以后5年到10年内出现拐点，阻碍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步伐。

据2011年4月28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截至2010年11月1日，我国大陆人口为13.39亿人（含港澳台在内为13.71亿人），其中60岁及以上人口为1.78亿人，占总人口的13.26%，与2000年举行的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上升了2.93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为1.19亿人，占总人口的8.87%，与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上升了1.91个百分点[8]。按照国际上通行的两大标准，即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及以上人口比例达到10%，或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达到7%[9]时，就表明这个国家或地区已经进入“老龄社会”，我国在10年前就已经进入老龄社会，并且老龄化程度在不断加快。

许多人对老龄社会感到担忧，其实老龄社会并没什么可怕的，当今西方高收入国家有许多早已进入老龄社会，但他们的人民生活同样非常富裕；相比而言，我国更应该担忧的是“未富先老”，即刚刚踏入高中等收入国家，还远远没有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就早已进入老龄社会。与全球其他中等收入国家65岁及以上老人的平均比例5%相比，我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要严重得多[10]。

第八节　缺少全球知名品牌

经济增长需要技术创新，而说到创新，就必定会谈到品牌。目前我国经济总量虽然位居全球第二，可是回过头来看却没什么在全球值得骄傲的品牌，这是一件十分遗憾和无力的事。

据***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介绍，在美洲和欧洲的各大城市，你在大楼上看到的都是韩国、日本品牌；在美国纽约的商业中心曼哈顿第五大道，你根本就看不到中国品牌的身影。

他在英国商场里买袜子，9.9英镑可以买一双英国制造的袜子，可是如果买中国制造的袜子，同样的钱可以买4双。这就是区别。为什么价格区别会这么大，是质量问题还是品牌问题？两者都有。他听阿尔巴尼亚人对他说，你们中国货很便宜，可是质量不好。这说明什么？说明中国产品的开发总是跟在别人后面，所以只能靠拼价格生存，价格只会越来越低，最终无钱可赚，甚至还要贴钱。

众所周知，在产业链中有一种“微笑曲线”理论。在微笑曲线“□”中，左边是“设计”右边是“销售”，中间是“制造”。我们总是乐于在微笑曲线的下面（中间）赚钱，虽然可能也会赚到一点，可是和左右两端相比，赚到的只是附加值最低的小钱、辛苦钱。这就是没有品牌或品牌不响的后果。

而从经济发展阶段看，我国目前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理应到了靠品牌赚钱的时候了。只有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中国才能有大发展。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建立强大的研发和销售体系，来支撑自己的品牌，不能再满足于尤其是政府不能再鼓励民族工业只是做“世界工厂”了，否则永远没什么希望。

谈到这一点，我国和印度有一比。当我国自我陶醉于自称“世界工厂”时，印度提出的口号是要变成“世界的办公室”。从这一点上看，印度人比我们高明，也更有智慧[11]。

[1]王一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战略选择》，《中国投资》，2011年第3期。

[2]王一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战略选择》，《中国投资》，2011年第3期。

[3]王一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战略选择》，《中国投资》，2011年第3期。

[4]江小娟：《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挑战与战略》，《经济研究》，2004年第10期。

[5]杨小刚：《中国官员为何这么贵》，网易财经，2010年1月22日。下同。

[6]王一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战略选择》，《中国投资》，2011年第3期。下同。

[7]王一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战略选择》，《中国投资》，2011年第3期。

[8]《统计局：普查登记大陆总人口13.39亿》，人民网，2011年4月28日。

[9]李玉亮：《我市已进入老龄社会》，《莱芜日报》，2007年5月21日。

[10]蔡昉：《中国“未富先老”压力大，须尽快超越中等收入阶段》，《南方都市报》，2011年4月18日。

[11]朱学东：《国富民强之路：幸福生活系政府改革方向》，《中国周刊》，2011年3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