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必须适应这种社会发展阶段，否则就会乱象丛生。中等收入国家普遍存在着民主乱象，阻挠着这些国家和地区大步跨越泥泞沼泽。顺应潮流，完善符合自身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民主形式，是解决之道。

第一节　民主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

民主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从哲学角度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反作用。所以，民主这东西既不可能也不应该超越社会发展阶段过远，又不可能也不应该过分落后于社会发展阶段，否则就一定会出“状况”。

换个角度看，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应该有不同的民主制度与之相适应，惟有如此民主才像个民主，才会发挥应有作用。否则，这种民主就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会带来一大堆麻烦。

这方面比较典型的是，英国、美国等高收入国家的民主就比较稳定，这些国家的民主是在自身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产物，各方面的制度建设比较完善，所以能够适应变化了的政治环境；而在一些中等收入国家，它们的民主基本或完全是从西方国家引进的，缺乏基本国家制度，并且本国社会经济和文化又对这种西方式民主不能提供有效支持，所以很容易出现民主乱象，最终阻碍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步伐。归根到底，这些国家的民主引进得“太快”，本国社会发展阶段还没到这个地步，所以不合拍。

再从不同历史阶段需要不同民主形式看，日本在这方面比较典型。日本的政局虽然稳定，可是最近20多年来日本首相却像走马灯似地频繁更换，以至于在国际政坛上出现了日本特有的“换相”现象。

为什么会这样呢？说到底这是因为这种从欧美国家引进的“议会民主制”不适合日本。这种情况如果不是发生在日本，而是其他中等收入国家，很可能会导致进一步的政局混乱，直至发生流血冲突。这方面泰国比较典型。这说明，不顾本国国情和特定社会阶段片面推行民主改革，从而导致民主过度或民主过早，都容易出问题。

从全球范围看，出现民主过度或民主过早，与美国不遗余力地在全球“输出”民主有关。只是作为输入国来说，一定要衡量本国社会经济已经发展到哪个阶段，而不是盲目引进，更不是照搬照抄。

这就像做买卖一样，并不是说你向我推销我就非得买下来；关键是要看我是不是需要。如果不顾实际盲目买下这些东西，不但浪费资金而且还占用地方，甚至引发内部纠纷，最终弊大于利。

从当今全球已经实行民主化的中等收入国家看，它们普遍存在着民主乱象，并且这些民主乱象大大增加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难度，甚至一再掉入恶性循环怪圈，在里面打滑。原因就在于这些国家的基本国家制度不健全、社会经济发展没有达到相应水平，它们的民主往往是受国外影响“催熟”的，而不是自然成熟的。打个比方说，西瓜如果不是自然长熟的而是催熟的，味道还会那么自然、好吃吗？

回到民主乱象的概念上来，这是指在民主制度建设“初级阶段”出现的各种混乱状态。从历史发展过程看，出现民主乱象可以说是“必然”的，但这个过程不宜过长，否则就会影响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民主建设，难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甚至会陷入政局动荡、政府频繁更迭的严重混乱状态。

总之，必须尽快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用真正的民主制度来加以匡正，使得社会和谐、稳定地向前发展。

有人看到这几年来亚洲国家的民主乱象非常突出，就把它归结为亚洲国家的传统注定不能搞民主。婉转一点的说法是，民主政治与亚洲传统相互排斥。这其中尤其是我国，因为我国封建社会历来强调集权统治，不主张民主、自由。与此相似的是，亚洲其他国家的文化传统也多是倡导儒家哲学，与西方民主架构倡导民主政治的价值核心相抵触[1]。

不用说，这种观点掩盖了事实真相，因而是不正确的。例如日本，日本是一个高度儒家文化了的国家，可是日本的民主与经济发展就结合得非常好，既有很高的民主诉求，又推动了社会进步，可谓成功典范。

从历史上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就有很高的民主诉求，真正原因要归结于日本在明治维新后的基本国家制度建设，而不是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是美国对日本的占领推动了日本民主进程。

由此可见，民主政治并不是西方国家独有的，也不是必然会在我国等亚洲国家水土不服。只要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必然会出现与此相应的民主进程，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的历史规律。

第二节　民主必须适应社会发展

民主必须适应本国社会经济发展现状，否则，无论是外生型民主还是内生型民主都会出现各种乱象。而在这其中，又以外生型民主出现乱象的可能性要大得多。

这方面比较典型的是菲律宾。菲律宾长期照搬照抄美国式民主，尤其是在1898年到1946年被殖民统治期间，菲律宾的物质和精神生活都深受美国生活方式影响，被称为“东方小美国”。

可是结果怎么样呢？这种简单的模仿西方政治模式并没有给菲律宾带来西方式民主，反而造成一大堆痛苦，兵变和大规模游行示威连年不断，给政治、经济、文化生活造成不可估量的消极后果[2]。

从历史发展进程看，每当老百姓的基本生存问题解决了、全社会的文化程度提高了，就必定会开始出现民主诉求。面对这种民主诉求，政府当然要进行回应，不是主动回应就是被动回应，从而导致主动或被动地开放民主，形成一波波民主高潮。

需要注意的是，民主这东西本身并没错，可是一旦形成街头民主诉求无序膨胀，就会出现民主乱象，掉入中等收入陷阱[3]。

从这几年的情况看，我国周边国家相继陷入混乱，如泰国政局动荡、蒙古突发骚乱等等，就连社会发展程度很高的韩国也爆发民众大示威。这样的情形在日本、中国台湾也屡见不鲜。

实际上，在这些骚乱、动荡背后，都可以看到一个共同的身影，就是反对党。反对党的存在既推动了民主进程，使得执政党不敢为所欲为、肆无忌惮；又可能导致民主过度，使得民主在泥潭里越陷越深。

为什么会这样呢？归根到底，还是那句话：民主必须与社会发展过程相适应。许多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之一，就在于过早实行民主化，从而导致弊端丛生，反而阻碍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

从东西方国家的对比看。西方国家的民主更多地属于内生型民主（具体见下一节），尤其是这些国家早期的民主，多是在没有任何外部压力情况下发生的，这种民主体现了这个国家社会内部各阶层、各政治力量互动的格局，所以相对稳定、有章可循；而亚洲国家的民主更多地属于外生型民主，是受西方国家民主运动的发展影响，在自身内部很多因素不成熟或者根本不具备的情况下催生出来的，所以显得相对不稳定，如韩国、泰国、菲律宾等国家都是如此[4]。

换个角度看，民主在经济学意义上主要侧重于分配而不是生产。也就是说，这种民主推动的结果是侧重于如何合理分配，而不是扩大生产；说得难听一点就是利益斗争。

显而易见的是，如果这种斗争不能导致“大饼”越来越大，只是强调如何“分割”，就可能会产生一种误导，以为“有权就有一切”，有权就可以争夺到更多的物质、政治利益。大家都这样想，就会导致各政党与政党之间、利益集团与利益集团之间不断发生纷争，从而造成国无宁日。这一点在许多中等收入国家尤其明显。

可想而知，如果民主不能促进经济发展，就会增加社会动荡风险。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民主的发展具有不可逆性。这种不可逆性在高收入国家会体现出民主的整合力量，可是在中等收入国家尤其是多民族的中等收入国家，却会产生巨大的分化力量。结果就陷入了这样一种倒退：“民主—分化—强权”。在许多中等收入国家，这已形成一个怪圈，典型的如泰国等，这是这些国家频繁发生军事政变的原因。

为什么会这样呢？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薛澜认为，从拉丁美洲国家的情况看，这些国家长期落在中等收入陷阱里不能自拔，除了经济结构、宏观经济政策方面的原因，还有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即这些国家对老百姓的“期望值管理”没做好。

具体地说就是，政府在百姓对未来过于乐观的同时，没有提醒他们应当保持一份怎样的态度，对未来有一个切合实际的预期[5]。

不切实际的预期多了，老百姓的情绪和怨言就会大大增加，无论经济发展还是政治改革都会遇到阻力，不利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第三节　外生型民主容易发生乱象

民主是个好东西，但虽然大家都叫“民主”，“出身”不同的民主会具有不同的“性格”。相对而言，外生型民主更容易发生乱象。

从民主的产生和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看，民主可以分为外生型民主和内生型民主两大类。一般来说，外生型民主天生具有某种不稳定性，而内生型民主中这种稳定性会大大增强[6]。

所谓外生型民主，是指这种民主的产生主要是受外来因素（主要是西方国家）影响导致的。这方面比较典型的是韩国，当然不仅仅是韩国，许多中等收入国家的民主可以说完全是西方输出的结果。

外生型民主之所以不稳定，原因主要有两条：一是这种民主是从国外引进的，在本国国内缺乏基本国家制度支持；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就引出了第二点，这就是本国的社会、经济、文化无法对这种民主提供有效支持，导致这种民主水土不服。

这种情况下的反对党，虽然是为推动民主而存在的，可是容易看到，这些反对党为反对而反对，态度比较消极，建设性不强，所以对整个国家和政府的建设、监督作用有限，有时候甚至还会滋生各种内乱。

所谓内生型民主，是指这种民主的产生是这个国家自身社会和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出现的必然产物。内生型民主相对稳定，并且发展步伐比较稳固，发展前景相对更好。

原因在于，内生型民主因为是从这个国家内部产生的，所以各方面的国家制度建设比较完善，有能力适应这个国家的政治环境；并且，这种情况下的反对党建设性较强，换句话说就是积极的反对党。

这方面比较典型的是英国。在英国，政党是国家建制的一部分，无论执政党还是反对党，都基本认同国家基本体制，意见分歧主要表现在政策方面。通俗一点说就是，这些政党都想把国家搞好，只是采取的措施可能会各有不同而已。

不用说，有了这样的基本共识，无论是哪个党派成为执政党、哪个党派是反对党，都会以积极的态度来履行使命，有点相当于董事会中总经理和监事长的关系。

所以你能看到，在英国，政党可以更替，可是国家制度不会变，甚至在政策执行方面的连续性也很不错，不会有突然的改变。

也就是说，这些国家的民主表现在不同党派、政治力量之间会遵循共同的游戏规则，在制度框架内进行竞争，而不是相互拆台。所以，这些国家的反对党也被称为忠诚的反对党。

这样一分析就容易看到，亚洲国家的民主主要是外生型民主，各种政治力量之间虽然也有互动，可是并不严格遵守游戏规则，尤其是缺乏妥协、和解机制，有时候反对党和执政党之间甚至表现出公开的对立情绪、彻底否定对方。可想而知，这样的国家很容易发生民主乱象，借“民主、自由”产生骚扰和动乱。

说穿了，这种外生型民主与内生型民主相比，学到的只是民主的皮毛，而不是价值核心，所以很容易把事情搞僵，拖累国家发展。

从这个角度看，就容易理解为什么美国每年都要在全球尤其是在亚洲地区扶植一批“民主力量”，可是最终并没有给这些国家和地区带来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反而致使它们掉入各种困境之中了。

例如，美国国务院发布的《2004—2005年美国支持人权和民主的记录》中就宣称，“美国通过国际开发署向该地区提供了大笔资金，以资助当地的民主、治理及人权项目。为了推动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柬埔寨、马来西亚、老挝、斐济、越南、泰国等国的民主发展与法制建设，（美国）国务院下属的人权和民主基金对多项计划提供了支持。”[7]

可是结果怎么样呢？由于这种外生型民主不顾自身社会文化背景，盲目套用西方民主制度，所以这种所谓民主化进程，很容易发展成族群对立、民族分裂、社会动乱、贪污腐败、政局不稳等乱象。

正本清源，民主的核心是什么？是竞争，是各方都必须遵守同一游戏的规则。只有这样，这种竞争才属于良性竞争。当然，要维护这种良性竞争，就需要有一系列制度来做保证，这又是另一个问题了。

第四节　民主乱象在我国的主要表现

民主的最大好处是自由。普通百姓有了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信仰自由，意见表达就会畅通无阻。

民主与政府决策是否正确、效率高低，与经济繁荣、社会福利之间的关系并不一定呈线性，但这种言论开放和社会透明，非常有助于百姓宣泄情绪、统一共识，齐心协力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相反，如果这种表达渠道不通畅，就会出现各种民主乱象甚至暴力行为。在我国，民主乱象主要发生在基层，至少表面来看是这样。

究其原因在于，我国的民主进程被称为自下而上的民主进程。这种自下而上的民主进程，必然对上级权力的运行有很高要求，即必须首先要求上级的权力运行能够做到民主化、规范化、科学化。可是这一点在我国目前还不很具备，所以在基层出现各种民主乱象是不奇怪的。

例如，浙江省义乌市某村级股份经济合作社的换届选举中出现的乱象，在这方面就非常典型。

选举时，竞选者背着装满现金的背包，一家一家地去向选民“买选票”，每张选票的价格少则几百元、多则上万元，完全是看人下单。

竞选双方的这种拉票行为通宵达旦，以至于一度造成选举现场吵成一团，不得不重新选举。最后，仍然是涉嫌贿选者当选。

一个小小的村级经济合作社的选举，竞选者就为此掏出200万元资金用于贿选，看起来有点不可思议，可是不这样做又不行。正如一位竞选者所说：“我也买了票，也花了不少钱，不买不行，因为大家都在买。”容易看出，这种所谓的民主选举是如何被金钱绑架的[8]！

读者当然会问，这样的选举怎么可能公开、公正进行呢？难道就没有人监督吗？当然有。可是，如果这种民主乱象已经成为一种风气，那就什么样的监督都没用。

在这次所谓选举中，指导和监督换届选举的社区居委会主任和支部书记都在选举现场。在接受记者提问选举中是否存在贿选时，主任回答说：“这事怎么说呢，这是一种社会现象。”书记则干脆装聋作哑：“有没有贿选我不清楚。”

事实也确实如此。就在上一年末选举市人大代表时也是这样，当时至少有5人为竞选者出资5万元购买选票，贿选者果然如愿以偿当选市人大代表。

对于这种买选票方式，一些选民表示欢迎，认为每选举一次自己就可以白拿一笔钱，家里人越多，钱就可以拿得越多，有时候还可以从竞选双方两头得好处，又何乐而不为呢？反正无论选谁都一样，都不会为老百姓说话办事的。

千万别小看这样的村级选举。之所以竞选者舍得投入巨资买选票，其中有利可图。就拿该村来说，该村涉及到旧城改造工程的规模至少上亿元，而旧城改造资金使用权实际上就掌握在这些人手里。

虽然我国选举法规定，贿选者当选无效，并可给予治安管理处罚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可是，一旦这种贿选行为成为普遍现象时，也就法不责众了。

例如，当地某街道人大工作委员会主任就辩解说，经济合作社的选举不同于村委会和人大代表选举，经济合作社是社员经济自主组织，对这种组织形式的贿选界定和如何处理，法律并没有规定。

这真是一种奇怪的说法。因为既然是选举，第一位强调的就是要体现选民真实意愿。而现在这些官员面对如此民主乱象，竟然这样心安理得，一句“没什么大不了的”就能轻松搪塞过去，这正反映了我国民主政治的严重滞后。贿选成为一种风气，哪里还有什么民主可言？

原因在哪里？西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院长王周户认为，村官选举中出现的各种乱象之所以长期存在，根本在于公共管理权和集体财产权的两权合一[9]。

所以看到，虽然同样是基层群众自治组织，性质也一样，居民委员会选举中就没有出现过这种乱象，原因是居民委员会的职责只是办理本居住地区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并且向人民政府反映群众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两者最大的不同，就是村委会还承担着依法管理本村属于村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财产，管理村级财务的责任。这样一来，其中就有很大一块利益驱动在里面了。

明白了这一点就知道，为什么越是经济发达的地区这种选举乱象越明显了，因为这些地方的土地收益率更高，更有利可图。

怎样解决这种乱象？办法很简单，那就是实行两权分离，而不是责怪村民素质不高，或者民主选举本身有什么问题。只要把村级集体财产权通过公开聘请首席执行官（ceo），让他去独自进行经营和管理，村委会只起监督作用，问题马上就能得到解决。

当然，所有这一切都需通过民主进程中的法律规范来实施。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认为，任何政体都不可能完美，民主也一样。由于每个国家的经济、社会结构、文化背景不一样，所产生的民主形式也不见得会一样。对于中国来说有两点值得反思，一是民主建设不能因噎废食，尤其是不能把民主看作是西方颠覆中国的阴谋，这是非常片面的；二是中国需要思考自己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民主之路，并且在这种民主化到来之前做好相应准备。归根到底，民主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政治体制必须符合这种发展变迁[10]。

[1]郑永年：《亚洲民主乱象让中国引为鉴》，《国际先驱导报》，2008年7月21日。

[2]沈惠平：《亚洲一些地区“民主乱象”分析》，《红旗文稿》，2011年3月7日。

[3]胡**：《“中等收入陷阱”逼近中国》，《人民论坛》，2010年7月30日。

[4]郑永年：《亚洲民主乱象让中国引为鉴》，《国际先驱导报》，2008年7月21日。下同。

[5]胡雅君、张晓阳：《薛澜：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21世纪网，2010年10月28日。

[6]郑永年：《亚洲民主乱象让中国引为鉴》，《国际先驱导报》，2008年7月21日。下同。

[7]沈惠平：《亚洲一些地区“民主乱象”分析》，《红旗文稿》，2011年3月7日。

[8]孔令泉：《义乌“大塘下贿选事件”：竞选者背着现金“买选票”》，《民主与法治时报》，2007年11月1日。下同。

[9]贺小巍：《各地村官选举争夺激烈，土地收益权成驱动力》，《陕西日报》，2009年1月25日。

[10]郑永年：《亚洲民主乱象让中国引为鉴》，《国际先驱导报》，2008年7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