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就业困难由来已久，这是国际分工给我国造成的后遗症。而放眼未来，这种就业困难还将继续下去，至多是程度不同、形式变异而已。可是，如果就业困难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就会影响社会安定，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更是一种奢望。

第一节　我国的就业困难由来已久

我国的就业困难问题由来已久，这是我们引以为傲的国际分工所决定了的。换句话说，这是国际分工给我们造成的伤害。

我国之所以在全球被称为世界工厂，实际上只是占了一个便宜，那就是尽挑一些知识和技术含量不高、只需要劳动力付出的产业，说得更难听一点就是国际上别人不稀罕的产业、赚钱最少的行业，拿到我们这里来发展。

这种国际分工有其历史原因和特殊性，也与国情有关。因为我国的基本国情是人口多、劳动力素质不高，所以只能挑选这些行业先进入再说，先解决饭碗再说。可是，这在人口红利多的时候还管用，一旦人口红利摊薄了，就会出现新情况，但这时候已经来不及了，要改变这种国际分工地位又谈何容易？

所以容易看到，我国就业困难的一大特点是，越是大学生、知识水平高的层次，就业就越是困难；而越是技术含量低的工种如服务员、洗碗工、快递员、一线工人等，还越是招不到人。

为什么？实际上这就是国际分工对我国劳动者造成的伤害，好像我国劳动者“天生就不配”干技术活似的，否则就只能就业困难。

那么，这种“不合理分工”又是怎样造成的呢？这不是某个国家更不是某个人决定的，是资本这个大佬在起作用。

资本的逐利性，必然要求劳动者不是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去从事某项工作，而是要根据资本为你的分工、安排你去做什么工作。

所以，当你看到招聘广告中到处写着要求应聘者“有若干年相关工作经验”时就知道，它所需要的是已经接受过这种分工洗礼的你，而不在乎你真正具有什么样的才能。这就是为什么大学生找工作难的原因，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这种“相关工作经验”。

怪谁呢？谁也不能怪，怪就怪在我们的大学教育根本就没有职业技能培训这一课，不能在离开大学校园前就让他们接受这种分工洗礼。所以，这些大学生找工作时很难适应这种分工定位，从技术到心理。

虽然初看起来你在大学里学过几十门功课，好像满腹经纶，可只要一踏上工作岗位，就发觉这些东西基本上都用不着。久而久之，就连你过去曾经学过什么课程也都忘了。这就是国际分工给你造成的伤害。

如果你既无法抗拒资本对你的分工，又不肯委曲求全，当然就只剩下找不到工作、下岗失业这一条路了。

谈完了国际分工，再来看劳动力结构变化、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劳动力供应充足；而劳动力供应充足，主要得益于三次人口出生高峰和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城市转移。

三次人口出生高峰中的第一次发生在1954年到1957年，出生率高于3%；第二次发生在1962年到1969年，出生率高于3%；第三次发生在1984年到1987年，出生率在2%左右[1]。

人口出生高峰期为我国经济增长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可是从现在的情况看，第一次、第二次人口出生高峰出生的人群，已经开始陆续进入退休年龄或接近退休年龄；与此同时，独生子女政策的实行，也使得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城市转移的情形不再，劳动力供需形势正在发生悄然变化，这是我国近几年来城市出现“用工荒”的主要原因。

而恰好在我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之时，我国劳动年龄人口（15岁至64岁之间）面临着达到峰值后逐渐减少的现实，这对以后的经济可持续发展必然会带来挑战。

据联合国预测，我国人口规模将在2030年达到顶峰，为14.62亿人。而在此以前，劳动年龄人口将于2015年达到最高峰，总量为9.98亿人。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的研究成果，我国在1970年到2010年间的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高于总人口增长率，而2010年以后则会呈相反走势。这就是说，我国从2010年开始出现人口红利拐点，劳动力供需形势开始发生变化。[2]

值得一提的是，从近年来我国农民工中青壮年比例不断下降的情况看，我国农村劳动力进入非农产业的供求关系，正在发生全局性、趋势性变化。由此带来的必然结果是：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人口红利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逐年减弱。

换句话说就是，我国要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保持经济持续较快增长，就必须更多地依靠科技创新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否则，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时间会相对延长。

而这正是读者最关心的，因为归根到底，人口红利比较容易获得，而科技创新和提高劳动生产率都不是那么轻而易举能实现的。

第二节　就业困难的深层次原因

我国目前的就业困难由来已久，并且以后还将继续困难下去，至少短期内无法完全克服。所不同的，只是困难程度不同而已。

《了望》新闻周刊分析认为，究其原因在于我国长期以来人口多、就业矛盾突出，劳动力充分就业需求与劳动力总量过大、素质不适应矛盾突出，劳动力供应总量矛盾和就业结构性矛盾并存，城镇就业压力加大和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领域转移速度加快同时出现，新成长劳动力就业和失业人员再就业问题相互交织，这样一种特殊国情所决定的。

从深层次角度来挖掘，原因包括以下10个方面[3]：

第三产业发展不充分

资料表明，20世纪90年代我国第二产业增加值每增长1个百分点可以平均增加17个就业岗位，而第三产业增加值每增长1个百分点可以平均增加85个就业岗位。遗憾的是，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比重远远低于其他中等收入国家，与高收入国家相比差距就更大了。

就业的社会环境不宽松

其它国家的经验表明，在失业率上升阶段政府最主要的任务是两个：发展经济和促进就业，并为此提供一个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遗憾的是，我国为失业人员积极创造就业岗位的社会环境还很不够，在税收、工商、劳动、信贷、保险、城市管理、收费等方面的门槛高、收费项目多、服务不到位，严重制约了就业面的拓宽。

中小企业发展艰难

就业的主渠道是中小企业。所以中小企业的发展是否顺畅，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就业率的高低。遗憾的是，我国各级政府长期以来实行的是“抓大放小”政策导向，这使得我国中小企业发展十分困难，很多条款在实践中根本无法落实到位。这也大大限制了就业率。

促进就业资金投入不足

目前我国对城镇失业人员的资金投入，重点放在低保和失业保障方面，对促进就业资金的投入明显不足。这样做的结果是，虽然能解决暂时困难，却无法解决长远问题，与全球其他国家的做法恰恰相反。不用说，这种治标不治本会直接影响我国扩大就业措施的落实。

人才结构培养不合理

我国就业困难中出现的供需结构冲突，实际上反映了教育结构和市场需求两者之间的脱节，反映了教育体制的弊端和办学思路的短视。尤其是我国对职业教育投入太少，致使人才培养结构严重失衡，加大了国内就业压力。

再就业培训力度不够

主要表现在，培训机构不规范、课程不对路、培训费用高、培训单位与用人单位脱节等。失业者经过这样的培训，上岗后仍然面临着失业的危险。而国外的普遍做法是，在政府统一规划和指导下进行职业技能培训，培训的学费和失业期间的生活费全部由政府来承担。

缺乏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因为没有全国统一的、竞争有序的劳动力市场，所以失业者求职无门、用人者招聘无门。劳动力需求信息不对称、劳动力资源配置成本过高，失业者无处获得各种就业信息并进行咨询服务。可是在国外，许多国家都有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网络和用人信息库，方便得很。

推广非正规就业手段乏力

非正规就业也是就业，如季节工、临时工、小时工、轮岗制等，尤其是各种形式的社区服务，都是就业。可我国各级政府强调和考虑更多的是正规就业，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一些失业者不需正规就业的矛盾。而在国外，他们是各种就业形式一起上，更具体、实在。

就业服务体系尚未形成

就业服务体系包括就业标准的界定、目标的制定、战略的筹划、政策的实施、机构资质审核、项目落实、技能培训、社保资金管理和发放等。这些方面不到位，就会使得失业者在就业服务遇到问题时茫然无处，无处求助，这样当然就不利于他们的再就业了。

特困群体的社会保障力度不够

我国无论是领取最低保障金的人数还是领取标准都很低，对城市贫困人口的基本保障起不到应有作用。最典型的一个案例是，广东省一位母亲为了照顾脑瘫双胞胎儿子，辞职在家13年，耗尽家财为儿子治病，最后竟然连房租也付不起。2010年年末她含泪亲手溺毙了两个儿子。试想，如果社会保障能让她有一线生机，她又何至于会这样呢[4]！

第三节　就业困难一定程度上与腐败有关

就业困难在一定程度上与腐败有关。之所以这样说，是指就业环境不公平、不公正，使得原本就不多的就业岗位被少数权贵把持，更多的竞争者被挡在门外，从而显得他们的就业更困难。

例如，现在比较响亮的一句口号是大学生到基层去锻炼，可是“基层”在哪里，凭什么他们就愿意到“基层”去，谁都没有搞清楚。

2009年3月在北京大学毕业生大型就业洽谈会上，中国石油新疆销售公司在5小时内只收到4份简历。虽说石油部门是当今人人羡慕的高收入岗位，该公司这次也特地带来了财会、计算机等专业的16个用工名额，可就是因为该公司地处西部，西部地区的孩子不愿意回去，其他地区的孩子更不愿意去西部，才造成今天这样的尴尬。即使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大学生就业更加困难，现实也许依然如此。

一位拿到国外硕士文凭的毕业生说，回国后才发现人力资源管理这个专业在国内很难就业。他对西部地区的认识是“太穷”，在这种地方工作最担心突破不了当地的“关系网”，担心自己就算在那里踏踏实实工作个十年八年，到头来在升职方面还不如当地的“关系户”厉害[5]。别怪现在的孩子考虑多，社会就是这么现实，这些都是社会教给他们的。

且不必说现在考公务员、进事业单位、进国有企业主要是凭关系，就连进私营企业也是关系至上，差别只是严重程度不同而已。

有这样一个真实案例：一家基层税务所要招聘3名正式员工，先是在所有报名者中笔试，然后在通过笔试者中选出15名参加面试。面试的题目是什么呢？就是一句话：“你们如果有关系，就赶快去找，（你们）自己就不用再来了！”

试想，在这样的“面试题目”下，还会有多少真才实学的人奢望着公平竞争呢？最终结果是，真正有真才实学的人一定会选择离开。先不谈工资收入高低，而是实在不愿意与那些不道德、可耻的人为伍。

不要责怪面试官过于直白，事实就是这样。一方面说明他们顶不住压力，谁的关系过硬，就只能录用谁的孩子；另一方面是他们也是一片好心，不想让应聘者走“弯路”，大家都“正视”现实。

所以能看到，现在用人单位最缺的是什么？是保险公司销售员，并且保险公司长期以来似乎就从来招不满。可这又是一个什么工种呢？你去保险公司应聘，只能签代理人合同；辛辛苦苦开到了单，最终享受好处最大的却不是自己。而有朝一日开不了单，就会面临被退出危险。这种所谓的工作没有医保、没有社保，卖保险的人自己没保险，这本身就是一种莫大的讽刺。

有人会说，我国的就业困难关键是教育体制有问题：大学生读了大学就不肯当工人农民了，不肯自主创业当小商小贩了。说这话的人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而且完全漠视社会现实：如果上大学的真正目的是为了以后当工人农民、小商小贩，那又何必去读大学呢？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士农工商”的说法，所以不管你大学读的是什么专业，90%以上首先想到的是考公务员，虽然这是一个最不允许有个性、也是最不适合大多数人的职业；但就是因为公务员的工作清闲、饭碗牢靠，更在于待遇优厚、灰色收入多，从而令人趋之若鹜。

舆论媒体宣传工人、农民职业多么多么好，中专、技校毕业后怎么怎么受用人单位欢迎，可是你睁眼看看，有多少书记、市长、局长为自己的孩子和侄儿开后门是去干工人农民、读中专技校的呢？还不是都削尖了脑袋往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垄断企业里安插？

这些人把持了好的岗位，就必然会促使其他大学生抢占大专生的饭碗、大专生抢占中专技校生的饭碗，相互残杀。所以，如果大学毕业去干最低微的工作不是因为没本事，而是因为“拼爹”拼不过别人，这就不是什么改变就业观念，而是教育的耻辱、社会的不公。相反，如果找工作完全需要公平竞争，大学毕业后上街乞讨都不值得人同情。

这样说来说去，就又回到社会问题上来了。所以说，就业困难绝不是某个人能力、水平、机遇的问题，而是与社会不公有关。相反，如果有机会在比自己能力、道德、人品都要高尚许多的人手下打工，哪怕工资低一点也乐意，因为这会学到许多东西，并且惺惺相惜。相反，如果这种不合理的竞争制度宁用奴才、不用人才，大学生无论做什么事都会感到可耻的。

第四节　就业困难还将继续下去

我国的就业困难还将继续下去，并长期存在。这不是危言耸听，也没必要危言耸听。但毫无疑问，我国明确提出要增加国民收入，有人甚至认为增加国民收入就是增加工资和减税；可是在政府看来，更重要的当然是首先解决就业、促进充分就业。

因为对于个人来说，就业不仅是增加一点点工资问题，更是社会问题。因为一个人只有有了可靠的就业岗位，才会有一种归属感、成就感、集体感，才可能生活得更好。也就是说，充分就业是确保社会稳定的重要前提。

我国的就业困难与全要素生产率过低有关。所以为了应对劳动力供给短缺，政府必须把关注重点放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上来。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必然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在这方面，拉丁美洲国家的教训值得借鉴。20世纪内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许多拉丁美洲国家利用劳动力、原材料等生产要素价格低廉的优势，大量吸引外资，经济发展力度非常快，这和我国目前的情形非常相似。

可是接下来，当它们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经济增长反而停滞不前甚至大幅度倒退，两极分化严重，并且诱发了大量的经济问题，以及社会动荡。实际上，这就与劳动力供应短缺有关。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蔡昉认为，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的劳动力无限供给，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在他看来，未来几十年我国仍然会是世界工厂，但这个世界工厂的外贸、结构、内涵都会发生巨大变化。如果做不到把经济增长驱动力放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上，以替代过去的那种资本和劳动等要素投入，就会影响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从而掉入中等收入陷阱[6]。

那么，什么是全要素生产率呢？这个概念最早是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索罗（robert m.solow）提出来的，所以全要素生产率又称索罗余值。它的完整概念是：生产活动在一定时间内的效率。

容易看出，全要素生产率的来源包括技术进步、组织创新、专业化和生产创新等，是用来衡量单位总投入的总产量的生产率指标，其计算方法是：总产量与全部要素投入量之比。在这其中，作为人口红利代表的人力，只是各种资源要素（人力、财力、物力）中的很小一部分。只有把目光放在大力促进技术进步上，才能取代劳动、资本、土地等要素投入的短视行为。事实上，全要素生产率之所以称为索罗余值，反映的正是在去除劳动、资本、土地等要素投入后的“余值”。

根据全要素生产率理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必须坚持市场和投资机会的自由进入、资源要素和市场的平等获得，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说穿了就是，只有彻底放开劳动力市场，才能从根本上提高我国制造业竞争力，维护世界工厂的比较优势。相反，如果政府一味保护落后产业，就会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不利于长远发展。

从这一点上看，蔡昉认为我国普通劳动者的工资每年增长10%是一件好事，能够改善收入分配和就业困难。如果要说有什么不好的话，那就是可能会给农民家庭发出一种错误信号，认为“读书无用”、不如早点出来挣钱。如果是后者，同样会影响我国以后人力资本无法适应产业结构升级需求的危险，这才是要极力避免的。

那么接下来看，怎样才能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呢？最简单、最通俗的做法是工资协商制度。从道理上讲，劳动力虽然也是一种商品，可它和其他商品不一样，不是完全由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市场供求关系只是决定劳动力价格（工资）的影响因素之一，除此以外还要受劳动力市场制度的制约。

所以在我国目前跨入中等收入国家门槛后，政府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建立劳动力市场制度，让劳动力市场制度和劳动力供求机制共同发挥作用，来决定当前社会的工资水平。这也是日本、韩国等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带给我们的经验。

从这个角度看，目前我国正处于劳动力市场制度形成的初期，这个阶段的劳动争议不断增加并不一定是坏事。政府正可以利用这一点，创造一个制度平台来对此进行规范，形成一种劳动报酬与劳动生产率同步提高的有效机制，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可是，做到这一点又谈何容易？正如前面提到的资本的能耐，它能在确定国际分工时随时改变自己的态度——当资本看好某个行业有利可图时，就会千方百计地迅速进入，从而创造一种新的国际分工。

不用说，新的行业分工，又会要求与此相适应的新的就业岗位、新的产业工人。由于这是一个新行业，所以具有与此“有若干年相关工作经验”的人很少。相反，却由于新的行业具有更高的技术含量、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对人员配备的数量减少了；与此同时，资本从其他行业抽出进入新行业，也会对其他行业的人员配备数量进行压缩。两者合计，全社会的劳动岗位就减少了，就业困难更严重了。

所以能看到，当全社会就业困难的时候，这些失业人员就会与就业人口相竞争，使得就业人口的劳动强度不断增加、工资水平不断下降（至少也会拉低工资上涨幅度）；而就业人口的劳动强度不断增加、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过剩人口也就越来越多、就业就越来越难。如此恶性循环下去，就会出现“把女人当男人用、把男人当牲口用”的尴尬局面。

具体数据是，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报告，[7]1993年到2005年间我国工业增长与提高劳动生产率密切相关，但与就业增长关系不大。1998年到2006年间，我国国有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从人均3万元左右上升到18万元左右，非国有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从人均4万元左右上升到10万元左右。1998年以来，我国就业岗位创造的速度远远低于产出和固定资产增长速度，如果不出现就业困难才奇怪。

问题的严重性还不止于此。要知道，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目前的劳动生产率还很低。例如国际劳工组织提供的数据是，全球劳动生产率最高的国家是美国，年均创造财富6.38万美元；其次是爱尔兰5.59万美元、卢森堡5.56万美元，我国工业劳动生产率只有区区1.26万美元[8]。

可以想见，随着今后劳动生产率的必然提高，就业困难局面将进一步加剧，从而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构成巨大挑战。

按理说，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得一部分人就业发生困难，应当是一件好事。因为这意味着不断有劳动力从原先的行业（主要是第一、第二产业）中解放出来，去从事新行业（主要是第三产业）。

可是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只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才会觉得疼。也就是说，只有当你失业在家、衣食没着落时，才会感觉到这种失业有多么痛苦。更何况从社会发展趋势看，这种由于资本转移所提供的新岗位数量会远远没有资本拉动劳动生产率所造成的过剩人口数量多，从而导致就业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

[1]王一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战略选择》，《中国投资》，2011年第3期。下同。

[2]蔡昉：《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刘易斯转折点》，《经济研究》，2010年第4期。

[3]李欣欣：《十大深层原因造成中国“就业难”》，《瞭望新闻周刊》，2002年12月4日。

[4]刘冠南：《抚养13年后，东莞母亲浴缸溺死13岁脑瘫孖仔》，《南方都市报》，2011年5月16日。

[5]李珊珊、李斌：《就业再难，学生也不愿去西部，称怕对不起家里人》，《中国青年报》，2009年3月9日。

[6]常红晓：《蔡昉：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新世纪》，2011年2月21日。

[7]世界银行东亚及太平洋地区扶贫与经济管理局：《中国第十一个五年规划——中期进展情况评估》，国务院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2008年12月18日。

[8]翰啸：《中国人为何勤劳而不富有？我们需要一场劳动生产率革命》，中国经济网，2010年7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