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一

沂蒙山有个钓鱼台。钓鱼台没鱼可钓，但又为何叫这个名字，不知道。不是每一个庄名都能说出来由的。

钓鱼台的姑娘美，一个赛一个；钓鱼台的姑娘多，一抓一大把。有“若看风景燕子崖，要看姑娘钓鱼台”的说法。

钓鱼台的姑娘美，原因挺复杂。当地比较流行的说法，是水土的关系。这里没鱼可钓，却有的是山泉。山泉的水，清又纯，喝了，能舒筋活血，清心健脾；洗了脸，不搓雪花膏，有花露水味儿。外加整年吃不饱，肚子不大，食物中多含叶绿素，榆钱儿、柳叶的不少吃，腰细。

钓鱼台的姑娘多，原因挺简单：打仗。庄上青壮年中的大多数都到部队里当兵去了，外加支前的，南下的，剩下的都是老弱残疾，姑娘们就相对地多起来了呗！

钓鱼台是姑娘们的天下。

说这话，是四十年代末期的事。

二

退后数几年，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沈鸿烈[1]

驻扎东里店。钓鱼台的形势复杂起来了。

钓鱼台在东里店以北五十里；钓鱼台以西十五里是八路军正规部队和游击队驻着，以东三十里，是日本鬼子的一个小队。

三足鼎立，钓鱼台正在夹缝儿里。

兔子不吃窝边草，钓鱼台处在相对静止中。

钓鱼台的村长叫刘乃厚，是男的，这年十四岁，个子跟村公所的那根秤杆子差不多高，两个袄袖子擦鼻子擦得锃明，有金属感。他不识字，但会看秤；脑子不很灵活，伺候一阵子部队，人家走了，还分不清是哪一部分。他会抽烟，耳朵上经常夹着不知哪一部分给他的烟卷把儿，抽完烟，把烟头儿往随身携带的秤杆儿上一捻，秤杆儿细的那一端让烟头儿烧得木头煳了，秤星儿没了，称东西用着那地方的时候，就糊儿马约的。

八路军正规部队、游击队和沈鸿烈那边儿，经常来钓鱼台。吃饭，刘乃厚在村公所伺候；需要住宿，就到各家去称铺草。往外拿的时候，他称得糊儿马约，往回送的时候，他称得很准。

这庄上分别有在八路军和沈鸿烈的部队里当兵的，回家也不用偷偷摸摸，刘乃厚听说后就往村公所请。他管他们叫“吃公粮的”。有时候，他能同时请两个分别在两部分当兵的去吃饭。那两位也不介意，把枪放到炕上，一个桌上喝酒，喝到一定程度还划拳。

刘乃厚很骄傲，经常训斥比他的年龄和个头儿都大许多的大姑娘、小媳妇。只有两个他不敢训，一个是妇救会长，叫李进荣，按庄亲他管她叫二奶奶；一个是青救会长刘玉贞，他的一个本族的大姑。这两人是秘密着的共产党员，但他并不知道。他怕她俩的原因是因为一条人命案，他知道，又不敢说。“说出去扒了你的皮”，是他大姑刘玉贞的话。

李进荣个头儿很高，膀大腰圆，三十七、八岁，没缠脚，走起路来“忽腾忽腾”的，老远能听见。她臂力过人，一只手抓着他的脖领儿提溜起来很轻松，独轮车推五、六百斤跟玩儿一样。

刘玉贞比他大三岁，十七，长得高而不大，壮而不胖，美而不俗，她大叔和二爷爷分别在八路军正规部队和游击队里当连长和副队长，他怀疑她手里有枪，因为她会打。

“要看姑娘钓鱼台”的说法，传得很广，沈鸿烈的部队里也有不少人知道，其中有个小当官儿的听说之后就来想好事儿。刘乃厚照例好酒好肉地伺候。喝到酒酣处，那人把匣子枪往炕上一扔，开始讲“老子”怎么过五关斩六将，然后张开大嘴，让刘乃厚看他的金牙。刘乃厚从没见过这玩艺儿，不知怎么弄上的，很稀奇，很羡慕。

“好看吧？”

“好看！”

“如今大闺女就喜欢这个，奶奶的，为了镶这个金牙，老子把一个好牙硬硬地拔下来了，哎，小孩儿，你找个大闺女来，给老子倒酒！”

刘乃厚这便就去找。在村公所专管炒菜的老头儿听见大金牙的话，把他叫住了：“这人没安好心眼儿，你别傻乎乎地就去找！你去问你二奶奶一声！”

刘乃厚这才去找李进荣。李进荣正吃饭，听完他的话，问道：“来了几个？”

“就他一个！”

“你先回去，就说‘你要的大闺女马上就来’！”

刘乃厚颠儿颠儿回去了。

李进荣悄悄地跟到村公所，从窗棂儿里看见大金牙块儿头儿不小，又悄悄地退出来，去找刘玉贞。正巧刘玉贞的二爷爷游击队副队长刘杰在家。刘杰一听大金牙，很兴奋：“很可能是他！”

“谁？”

“这人是个汉奸！正给鬼子和沈鸿烈牵线儿呢！”

“那就拾掇了他！”李进荣说。

三人商量了一番，刘杰让玉贞去村公所先稳住大金牙。李进荣不同意：“孩子小，俺去！这么俊的闺女，让这种人看见都便宜了他！”

那时节，大金牙正喝得迷迷糊糊，见进来的是个不很年轻的妇人，有点扫兴，可再一细看，却也觉得这个也将就。于是迫不及待地就要不规矩，他呲着金牙扎煞着手向她的胸前掏去。只见她笑咪嘻嘻地就将他的手扭到了后边儿：没等大金牙醒过神儿来，门外进来两个人，是刘杰父女俩。刘杰是杀人不眨眼的主儿，三下五除二就把他给收拾了。

刘乃厚没见过这阵势，吓得躲在墙根儿里尿了裤子。刘玉贞将他提溜起来，杀气腾腾地：“说出去扒了你的皮！”

就因为这件事，他怕她俩。

刘杰怕沈鸿烈报复，跟她俩嘱咐了几句，连夜调队伍去了。

没几天，日本鬼子的飞机炸了东里店，沈鸿烈没来得及报复，往南跑了。

三

刘乃厚村长当得很辛苦，很难，尽管他自己抬举自己，骄傲一会儿，训训没能耐的大姑娘、小媳妇，可多数人没把他当回事儿。他爷爷经常拿烟袋锅子敲他，他娘也经常拿笤帚疙瘩抡他，这很伤他村长的尊严。

说起他挨他爷爷的烟袋锅子敲，除去挨敲的本身不太光彩之外，这挨敲的原因，却不能不说是他的一件英雄事迹。若干年后，当他得势的时候，在他讲到“从小参加革命”的光荣历史时，经常提及这件事儿，但这是后话。

日本鬼子还没炸东里店的时候，驻扎在钓鱼台以东三十里的那个鬼子小队，偶尔也到钓鱼台来过。八路军、沈鸿烈的军队进村不用跑，日本鬼子进村，却就要躲躲。钓鱼台三面环山，山很大，峪很长，四散开去，就是大部队搜山也很难找到。说不定哪条山峪里就藏着八路军、游击队，神不知、鬼不觉地就给你一下子。他们各自怕着对方，一般不敢在这里轻举妄动。

鬼子小队第一次进钓鱼台，庄上的人都跑了，刘乃厚自恃当村长，没跑，扛着秤杆儿迎了上去。初见时，鬼子没看清他扛的什么武器，唰地一个队形，端着刺刀围了上来。走近了，见他笑咪嘻嘻，没有动家伙的意思，放了心。刘乃厚将他们迎到村公所，就要烧水做饭，不想鬼子自己动起了手，去各家抓鸡牵羊，在村公所煮来吃。刘乃厚也帮着提水、抱柴禾，鬼子小队长还拿出一包糖块儿让他“米西”。因为不知道钓鱼台的政治和地理形势，鬼子的胆子很大，在杀鸡宰羊的过程中，就把枪架在院子里。刘乃厚见枪架附近有一堆铁盒子，上面画着搔首弄姿的美人儿很好看，他动了心，当再次抱柴禾的时候，便用脚踢了两个到柴禾堆里。

鬼子走了，庄上的人回来了，他将那两个圆铁盒子拿回了家。他爷爷一看，勃然大怒，用烟袋锅子敲着他的头：“狗日的，你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就往家拿？”

“不知道！”

“这是炸药！还不赶快给我扔出去！”

一听炸药，刘乃厚吓了一跳，就赶忙往外抱。在往外走的过程中，他动了一番脑子，扔到哪里呢？扔到山上？要是拾柴禾的小孩儿见了，不知道是啥东西，把它弄响了呢？炸着人呢？他还知道炸药怕水，正好前边儿老槐树底下有口井，便把那两个圆铁盒子扔进了井里。他娘听说他把炸药扔到了井里，拿笤帚疙瘩抡他：“王八羔子，你扔到井里，庄上的人向哪打水？”他娘心眼儿挺好，告诉四邻八舍“别吃井里的水了，里面有炸药！”

好在钓鱼台村外山泉有的是。打那，庄上的人，都到村外去挑水吃。

这便是若干年后，他经常提起的同日本鬼子“机智灵活”开展斗争的那件英雄事迹。

四

日本鬼子投降，沂蒙山解放，钓鱼台成了共产党的天下。

刘乃厚的村长撤了职，由青救会长刘玉贞担任，妇救会长李进荣当了党支部书记，刘杰回村当了治保主任。刘乃厚始才知道：庄上还有这么多共产党员，连他爷爷，还有几个过去他经常训过的大姑娘、小媳妇也是。

村长是个苦差使儿，但撤了职，毕竟不是件光彩的事，他有点小牢骚。

往后，庄上常过解放军，每当需要住宿的时候，刘玉贞还非常注意发挥他的特长，调动他的积极性，让他烧水、称铺草。他秤杆子还经常扛，耳朵上照例夹着烟卷把儿，不过神气上稍微差了点儿。

这年钓鱼台来了土改工作队，说是叫队，其实就一个人，是女的。看来，钓鱼台的情况，上边儿很熟悉，这庄上没有雇长工、短工、吃剥削饭的，只有一个雇过工，雇的还是他本家的一个哥哥。钓鱼台土改工作量不大，所以只派了她一个。

她叫曹文慧，比刘玉贞稍大点儿。钓鱼台的姑娘美，她比钓鱼台最拔尖的姑娘还好看，怎么美她怎么长，该苗条的地方就苗条，该丰满的地方便丰满，再加上会打扮，那就更是盖了！她留着短发，扎着皮带，皮带上挂着小手枪，既英俊又威武，刘玉贞让她比得怪丢得慌。

曹文慧没住村公所，住在玉贞家。玉贞的娘那时刚给玉贞生了个小弟弟，她爹五十岁得子，恣得了不得。玉贞的娘，生了孩子得了病，当玉贞把曹文慧领回家的时候，她娘还躺在炕上，管曹文慧叫“工作同志”。

玉贞和文慧一铺睡，她叫她“曹大姐”，她叫她“玉贞妹”，叫得挺亲，跟亲姊妹俩一样。

玉贞很快就发现曹文慧的黄挎包里有一个跟蜂窝似的“小机器”儿，放到嘴上，吹气能响，吸气也能响，而且响起来怪好听。挎包里还有个小本本儿，里面写着数码字儿，玉贞问她：“是账本儿吗？”

文慧笑了：“不是！傻妹妹：这是歌谱儿！”

于是文慧按着歌谱唱起了“嫂嫂，嫂嫂，蜜嫂，嫂倒拉嫂嫂……”

玉贞挺纳闷儿，心里话，“曹大姐唱的歌里，怎么净‘嫂嫂’？”

她唱一遍，又用那“小机器”吹一遍，吹的跟她唱的一个调儿。玉贞越发纳闷了：“这‘小机器’儿叫什么？”

“是口琴！”

“口琴？得几年才学会？”

“不用几年，你识了字就会了！”

往后曹文慧教她唱“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唱“解放区的天，是明亮的天……”

文慧唱得很甜，很好听。

这时候，玉贞也确实觉得：天格外蓝了，地格外大了，水格外甜了……

但刘玉贞很敏感，曹文慧叫他“傻妹妹”，她不痛快了好几天。她在钓鱼台的姑娘中，算是最有能耐的，家里、地里、公事、私事，她都能拾得起，放得下，可曹大姐还说她“傻”。过后，她又冷静地想了想，跟人家曹大姐一比，可不就是傻吗？

这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她哭了。文慧挺奇怪：“怎么了，你？”

玉贞不答腔。待到文慧躺下的时候，玉贞趴在她耳朵上，不好意思地说：“曹大姐，你懂的事儿真多，俺怪馋得慌，跟你一比，俺活了这么大，就跟白活了一样！”

文慧嗔怪地：“真是个傻姑娘，这点事儿也值得哭？以后学就是了，我教你！哎，这两天咱也学了上级的政策，你说王文敬家该定个什么成分？”

“按说该定个富农，可王文敬的大儿还在咱队伍上，再说他雇短工雇的又是他没出五服的一个哥哥，定高了合适吗？”

“文件上可没说儿子参加革命，就可以划得低一点儿……”

“进荣二婶怎么说？”

“她说上级怎么说就怎么办！”

“那就定富农。哎，高三婶子，刘乃厚他娘，李五爷爷，还有几家，这两天找俺，说要把成分改得高一点儿，改成中农呢！”

“为什么？”

“他们说定成贫农，怪丢得慌！”

文慧哈哈笑了：“……我的乡亲们哪！”

五

刘玉贞的长辫子铰了，也会唱“北风那个吹”和“解放区的天是明亮的天”了。个别地方唱得不很准，她自己又加进去了许多拐弯儿的调儿，但听起来格外好听，格外有味儿。

玉贞铰辫子和会唱歌儿这两件事儿，有点脱离群众，姐妹们有点嫉妒：

“当个村长，就跟工作同志样的，还铰成半毛儿，没看看自己穿的什么，配吗？”

“人家行噢，家里住着工作同志，有人教，会唱歌，咱白搭！”

“人家还会弹……什么琴？”

“口琴！”

“对，弹口琴！”……

这种议论很多，但刘玉贞本人并不知道。

这天，她跟文慧去村外泉边挑水，遇见进荣二婶，李进荣给她传了传话，她就直问：“谁说的？谁说的？”

文慧在旁边笑笑说：“人家说说怕啥的？抽空儿我教她们，让大伙儿都会唱！”

回家的路上，文慧要挑，玉贞问她：“你行吗？”

“我试试！”

文慧不会挑，挑起来前仰后哈，扭扭摆摆的，玉贞说：“还是我来！”

“不，我非把它挑回家不可！”

回到家，文慧累得满头大汗，肩膀也压红了。她问玉贞：“老槐树底下，不是有井吗？怎么都到村外去挑水？”

“井里，让刘乃厚这个私孩子扔进炸药去了！”

“什么炸药？”

“不知道！乃厚说用铁盒装着！”

“走，去看看！”

井里，黑漆溜光，石缝里长满了青苔。文慧脱了鞋就要下，玉贞拦住了：“不行，你没下井的样子，谁扔进去的让谁捞！”说着就打发旁边的小孩儿去叫刘乃厚。

不一会儿，刘乃厚扛着秤杆子颠儿颠儿地来了。

读者三年没见他了，他好像没见长，鼻涕是不流了，耳朵上却仍然夹着烟卷把儿。他平时还偶尔发点小牢骚，嫌村公所没村公所的样子啦，怨公家来人往各家派饭啦……但在刘玉贞面前他却毕恭毕敬，不管他正干着什么，只要她叫他，便马不停蹄地跑去。他让她吓破胆了。那晚上她提溜他，杀气腾腾的那个凶神样儿，他一辈子也忘不了。

“大姑，啥事儿？”

“下去，把你扔下去的东西捞上来！”

刘乃厚哼哼了一会儿，他不是不会下，他是怕那东西响了。

文慧看出了他的心思：“不要紧的，是炸药，在水里泡了这么多年也不会响了！”

这时候，井边儿上早就围了好多人，刘乃厚也有点儿英雄主义的小特点儿，这会儿，想在众人面前露露脸儿，便让人找来筐子和笊篱，然后把点着的灯笼放到筐子里，用绳子吊下去，把笊篱往腰后一别，才顺着灯光慢慢往下挪。

水很深。笊篱把儿很短，捞了半天没捞着，他干脆跳到了水里。

当那两个铁盒被提上来的时候，围观的人们，“刷”地跑出好远，都怕那玩艺儿有危险。

文慧看了铁盒却笑得直不起腰来了，笑够了，她拿起两个铁盒对大家说：“乡亲们哪：这不是炸药，是罐头！”

“罐头？”

“罐头是干什么的？”有人问。

“罐头是好吃的！”

“好吃？”

“你敢吃吗？”又有人问。

“敢！不过，我不舍得吃！咱们慰劳下井的吧！”

这功夫，刘乃厚刚从井里露出脑袋，冻得嘴唇发紫，浑身打“得得”，听见这话，以为是取笑他，便真地动了肝火儿：“没看俺冻成这样儿，还作践俺！”

文慧把他拽上来：“小兄弟，不诳你！真的好吃，不信我吃给你看看！”

说着就让人拿镰刀把盖儿起开，自己先吃了一口，“咦！是狗肉！快吃点暖和暖和！”

众人见这东西确实好吃，又不舍得了：

“别给这小子吃！娘的，害得咱全庄三年到庄外打水吃！”

“可怜可怜他吧！你看他冻得那个熊样儿！”

人们七嘴八舌，争吵不休，玉贞却就不知什么时候眼圈儿湿了：“别吵了！谁也甭怨！都怨咱不识字啊！曹大姐，您教俺识字吧！”说完，“呜呜”地哭了起来。

众人受了她的感染，想起这些年因为不识字受的那些难为，都哭了，连刘乃厚也掉了眼泪。

曹文慧眼睛也红了：“大伙儿放心，现在土改也搞完了，明天咱就开办识字班！”

六

钓鱼台第一个识字班，就在井台旁的老槐树底下办起来了。开学后的第一件事，是给大姑娘、小媳妇铰辫子，铰髻子。这是刘玉贞的决定，“封建尾巴不割的，不准参加识字班”。“封建尾巴”的话，是她跟文慧学来的。

她这个决定不大得人心。

“从娘胎里带出来的东西也能铰？”

“您当干部、办公事，剪了行，俺小百姓家铰了象啥话？”

“他大姑，你抬抬手，行行好吧，要铰让姑娘们铰，俺老婆家就甭铰了吧，咹？”

“都给我铰了！”李进荣不知什么时候来了，舞舞扎扎地就一声断喝，“从娘胎里带出来的咋不能铰？你下生的时候，脐带儿不铰还不行哩！你那几根黄毛儿就那么值钱？当小百姓的咋不能铰？小百姓就不干革命，不奔社会了？先铰我的，跟我一般大的，比我小的，统统铰，我今年平四十！”

“那得问问俺舅！”

“你舅见了要不愿意，让他找我！”

这时候就有几个想溜的，李进荣喊道：“玉贞！把你刘杰二爷爷叫来，让他带上枪！”

人们一听要去叫刘杰，都不敢动了，他们三个杀大金牙的事，这时候已经在庄里传开了。

“玉贞啊！你就别麻烦他老人家了，俺剪就是！”

“识字还得剪辫子，唉，铰吧！”

于是乎都铰了。

剪完了头发，吹口琴。曹文慧把会吹的曲子都吹了。完了，每人又把口琴传看了一遍，最后由曹文慧教唱“北风那个吹”。

第一堂课上完了，剪头发的时候，还哭哭咧咧，哼哼唧唧的大姑娘、小媳妇们，这时候都夹着小板凳儿唱着笑着离去了。

七

识字班不光识字。这时候莱芜、孟良崮，往后是淮海大战相继打响了，识字班又担负起了动员民工队、做军鞋支前等任务。

识字班动员民工队很得罪人，刘玉贞得罪的最多。按庄亲该叫四哥的刘德厚是她动员出去的。这年麦收前的一天，西北角上突然压上来一块黑云，各家都忙着收自己的麦子去了，刘德厚的老婆披头散发，满脸鼻涕地找到玉贞：“我跟你拼了！”

玉贞一闪身：“我正要去给你割麦子，你拼什么？”

“你一个人顶屁用！”

“现在这么急，上哪找人去？”

“你的识字班呢？你的村长呢？我不活了！孩儿他爹呀！我不活了哇！”哭着就跟玉贞扭到了一块儿。她哪是玉贞的对手！玉贞一拳把她打倒：“你要好意思，就在这里疯吧！”这时正好文慧赶来，两人去给刘德厚割麦子去了。刚割完，雹子也下来了。玉贞家的麦子一棵也没割，全砸到了地里。

玉贞娘从炕上爬到院子里，连急加哭带雹子砸，昏过去了，她的弟弟在雨水里“哇哇”地哭，一群小鸡儿的死尸在院子里的水洼儿里漂着……玉贞回到家一看，号啕大哭起来。

识字班刚开始的几个月，刘玉贞忙着自己识字，再加上爹支前，娘有病，回家还得哄弟弟，没怎么顾上别的学员，多一个少一个的，没往心里去。这天，刘乃厚拿着那盒罐头来找她：“给俺小叔吃吧！”他管她小弟弟叫叔。递上罐头，他猴猴着脸，蹲在旁边不走。她问他：“有事啊？”

“有点事！”

“说吧！”

“俺替乃义家二嫂上识字班行吧？”

玉贞很奇怪：“你凭什么替她？”乃义不是他的亲哥哥，先前他在沈鸿烈的部队里当兵，日本鬼子炸东里店的时候，把他给炸死了！刘乃厚管乃义的老婆叫二嫂，她比他大四岁。

刘乃厚吭哧了半天，说道：“嘿嘿，那档子事，您还不知道吗？”

玉贞先前对他俩倒是有所耳闻，可光心思刘乃厚还是个孩子，就没往心里去，听他的话音儿，想是真的了，她装作不知道地问他：“哪档子事？”

“嘿嘿……她有了！”

玉贞一下羞红了脸，马上又板起脸孔：“人小心不小，干这种丑事！”

“不是我……是她……”

“你十几了？”

“虚岁十八！”

他个子小，玉贞先前没以为他这么大，如果知道，她早动员他支前了。她想狠狠骂他一顿，可这种事她从没遇到过，不知怎么处理，就说：“你去找进荣婶说去！”

“往后，识字班里要是有什么事，俺多干点儿！”

过后李进荣告诉玉贞，刘乃厚跟她二嫂的事，是该怨女的。

刘乃义的老婆，是富农王文敬的三闺女，叫王艳花，长得不错，就是懒点儿，馋点儿。早先刘乃义的爹跑小买卖，贩个虾皮儿什么的，家境不错，刘乃义识几个字，会记账，王艳花看中了他，她爹也同意，就嫁给了他，那年她十七。后来刘乃义不知怎么跑到沈鸿烈的队伍里当了兵。日本鬼子炸完东里店，跑到钓鱼台扫荡过一回。村长刘乃厚这回没敢呆在庄里，也上了山，他跟王艳花躲在一个地窨子里，从里面又把洞口垒起来。头回鬼子送给他一袋糖临上山也没忘了，他俩正在洞里吃糖，鬼子追到了山上，两人都听见鬼子的皮鞋声了。这时候，一条花不溜秋的蛇从石缝里钻了出来，王艳花吓得脸干黄，大气也不敢喘，眼看要爬到她身上的时候，刘乃厚一把抓住了蛇头，又怕弄出响声，就往石头上磨，把蛇磨死了，他的手也磨破了。王艳花很感动，打那以后，她对他挺好，她公公不在家，婆婆早死了，有点好吃的也叫他去吃。上回刘乃厚下井捞罐头，上来之后感冒了，王艳花给他熬姜汤，让他捂着被子出汗，她守了他一夜。刘乃厚他娘孩子多，不怎么管他。王艳花把他的病养好了，他很感激，她问他：“你怎么感谢我？”

“给你干活儿！”

“你这点小人儿，力气还没我大呢，能干啥？”

“你叫我干啥我干啥！”

“那好，你给我端盆水来！”

“干啥？”

“给我洗洗脊梁！”

她把衣服脱了，他就给她洗。三洗两洗，就洗出事儿来了。

“你说怎么办？”玉贞问。

“我也不知道该咋办，要不，去问问文慧！”

李进荣将这事儿跟文慧又学了一遍，文慧说，“恐怕也不能全怪女的，我原先也觉得他挺老实，见了玉贞妹跟老鼠见了猫一样，可前天我在沂河里洗澡，有个人趴在树丛里看我，我一喊，他跑了，看背影挺象他！”

李进荣说：“让王艳花把他勾引坏了！”

文慧突然深沉地说：“谁都不要怨，其实这是一种正常的感情，我们是女人，战争把姑娘们留大了，让女人们受苦了！”

她俩从她的这不太好懂的话里，觉察出了什么，她们对她的心事一无所知。

好半天，李进荣又说：“按说刘乃厚那一年维持会长当得算不赖，当时大伙儿耍弄他，选他当村长，他就认了真，庄上还就得有这么个爱跑腿儿的！”

玉贞说：“咱识字班里要不要男的？象刘乃厚这样的咱们收不收？还有，孩子们怎么办？”

文慧笑笑说：“男的要是好意思参加，让他们参加就是了！孩子上学问题嘛，现在还打仗，要上级派教员来恐怕不可能，要不，咱们先把学校成立起来，从识字班里选几个学习好的当教员，怎么样？”

“行！”

八

钓鱼台的识字班里，大姑娘多，小媳妇少，渐渐的“识字班”成了大姑娘的代名词。沂蒙山区各地的情况差不多，一提识字班，就都知道是大姑娘。

识字班们学习很刻苦，如同“洛阳纸贵”一样，钓鱼台里一时铅笔贵。李进荣和她的女儿都参加了识字班。她年纪大了些，学习格外吃力，每当看着她用舌头蘸蘸铅笔尖儿，一笔一画地学写字的时候，曹文慧心里总是热呼呼的。而她的女儿却常常因为她写错了某个字，就大声吵她，她脸上泛起惭愧的神情，一声不吭，这是她唯一允许别人可以顶撞她的时候。

钓鱼台的识字班，使全村大部分妇女都能识字了，这里的女人比男人的文化水平高，象刘玉贞、李进荣她们，都能看报纸、作记录了。为着学文化，她们付出了相当的代价。这中间，刘玉贞的爹在淮海战役支前的时候牺牲了，她娘得病死了，她背着刚会走的弟弟既当村长，又参加识字班。一九五五年，当她作为沂蒙山区第一个女社长参加全国劳模会的时候，她的发育稿就是她自己起草的。

钓鱼台的识字班，使全村姑娘们身价倍增，当支前的、参战的男人们都回来的时候，他们发现，识字班们不仅把持着庄上的所有领导权，而且一个个的还有点儿牛皮烘烘，就象她们的功劳比他们还大似的。她们满口的新词儿，动不动就跟你理论理论；她们胆大妄为，随便就在沂河上的柳汉里划禁区，中午不让男人们去，而她们自己则嘻嘻哈哈，赤条条的就下河洗澡；她们闹自由、自己搞对象，找对象还要看奖状，看特长；嫁妆不要柜子、橱子，单要钢笔、本子，个别奢侈的还要口琴；她们搞新式婚礼，包袱一挎就上了婆家……钓鱼台的上层建筑不知不觉地就发生了许多变化，而男人们并不难接受。

全国解放后，曹文慧当了钓鱼台乡的第一任乡长。后来，她跟她的同学，一个从抗美援朝战场上回来的团副政委结了婚。若干年后，刘玉贞的弟弟当了作家，跟曹文慧的女儿结了婚，但这是后话。

下篇

一

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全国一解放，曹文慧当了钓鱼台乡的第一任乡长，三十四年后，她的女儿肖英仍然在这个地方当乡长。钓鱼台成了她家的“世袭领地”。所不同的是：肖英当乡长时的年龄大了些。她与刘玉贞的弟弟刘玉霄结婚后，生了一个儿子，儿子的年龄也跟当年她母亲当乡长那时的刘玉霄的年龄差不多了。

一九八四年春节前后，沂蒙山区县社一级机构改革，钓鱼台又由公社改回了乡。当“蒙北县钓鱼台乡政府”的牌子，在掌声、锣鼓声、鞭炮声中，由肖英亲手挂到原公社大院儿门口的时候，在场的五十岁上下以及这个年龄以上的钓鱼台人民，都眼泪汪汪的了。“乡政府”的牌子，连同挂牌子的人，使他们想起曹文慧、刘玉贞时期；想起识字班时期；想起他们自己拿着结婚证书，幸福而羞涩地从挂着这块牌子的门口里进去或出来的情景，想起拿着户口本儿到这里往那上头填上一个新的小成员的情景……

这种场合，刘玉贞自然是非到不可的，她的心情，表情，较之其他人是更复杂的。肖英挂好牌子，跑到玉贞跟前，见玉贞泪水纵横，有点奇怪：“姐姐，你哭什么？”

“……没什么，那边儿，进荣二婶在那里，你去看看她！”

人群的一角，李进荣老太太柱着拐杖同样地感慨不已，见肖英走到跟前，便问：“小英子，你妈咋没来？没给她打封信说声？”

“俺妈正在办离休手续，过几天玉霄跟她一块儿来！”

“好，好，好好干，啊？”

这时候，刘乃厚猴猴着脸，也凑了上来！“小婶子，你跟俺姥娘当乡长的时候，一个样儿哩！”说着把脸转向李进荣：“是吧，二奶奶？”

他五十多岁了，仍然长着个孩子脸，脸上带着谦恭和讨好的表情，“小婶子”叫得挺亲。肖英在众目睽睽之下，让他叫得脸上泛起了一片红晕。

这一天，对钓鱼台来说，真是美妙而又阳光灿烂，天格外蓝，格外明亮……

二

肖英在她妈还没结婚的时候，就让她妈把将来可能有的她许配给了刘玉贞的弟弟。当时，妈与刘玉贞开的是玩笑话儿，到后来，想不到却成了真的。

当战争刚一结束，支前的、参战当中的一部分回家来的时候，钓鱼台以及附近的村里，出现了一个谈对象和结婚的高潮，识字班们都忙着找主儿和准备出嫁去了，学文化的事就降到了非常次要的位置。

这东西很容易传染的。钓鱼台乡政府结婚登记证的存根一天能积好几本儿，曹文慧有点沉不住气了。

这天，她买了酒，去找刘玉贞：“给我杀只鸡！”

“来客了？”

“没有！咱自己喝，自己吃！”

“是你的生日？”

“什么生日不生日的！我当乡长的，喝点酒还要等过生日？”

这神情连同喝酒的事情本身，把玉贞吓了一跳：“你会喝酒？”

“会！男人们会干的，我都会！”

曹文慧并不会喝酒，喝着喝着，突然哈哈大笑起来，笑得很狂，笑过之后，又呜呜地哭了，哭得很伤心：“妈的，我等不了了，老子廿六了！那个没良心的，活着不来个信；死了不通个知！我恨死那个兔崽子了！”

玉贞第一次看见大乡长披头散发、鼻涕一把泪一把的样子，第一次听她这么难听、这么粗野的骂人，这便知道了她的许多事情。

曹文慧是青岛人。她的父亲，是一家酱菜店的小老板，酱菜做得很绝，很出名，连国民党青岛警备司令都爱吃。他的副官常去他家买酱菜，去得很频繁，酱菜店老板很高兴，正在中学读书的曹文慧则从副官的那令她不安的眼神里，察觉出了他买酱菜以外的原因。她的舅舅是地下党，这时候，正在她读书的学校里当老师。文慧对他说起过这件事。没过几天，一批学生来沂蒙山根据地，她舅舅便让她跟了出来。她参加了八路军。并同跟她一起来沂蒙山的同学肖一雄相爱。这之后，他上了前线，她则做了地方工作。

“哗……”文慧吐酒了。

“呜……”玉贞哭了。

“哇……”四岁的小弟弟吓哭了。

因为年龄大了些，曹文慧很喜欢孩子，经常把玉贞的弟弟抱去作伴儿，她给他起名叫小霄。有天晚上，她突然醒了，醒来之后，发现她的乳头儿在小霄嘴里啧着，她的另一个，在他的小手里抓着，她意识到醒来的原因，“啪”地朝小霄的屁股上打了一下。他正睡得迷迷糊糊，让她打醒之后，“哇哇”直哭，她又赶忙把乳头儿塞到他的嘴里，她狠狠地点着他的额头：“你这个小坏蛋、小冤家呀！”

她将这事儿偷偷告诉给玉贞，玉贞眼圈儿红了：“俺娘死得早，他多受了许多委屈。”

曹文慧有时候胡思乱想，说话开始大大咧咧：“让小霄给我当儿子吧！”

玉贞猜出她给他起名叫小霄的用意：“那怎么行！俺就这一个弟弟，给你当女婿嘛，还差不多！”

“行！只要以后我有女儿！”

再过两年，肖一雄从抗美援朝战场上回来了，他到钓鱼台来找曹文慧，两人见面百感交集，哭着叫着地抱到了一块儿。突然，他把她松开了，他看见她的床上，睡着一个不很小的小孩儿，他的嗓音儿陡地变了：“这是谁的孩子？”

她有意急急他：“我的！”

他的脸色变得吓人：“你的？”

“我的！这么多年，也不来个信，谁知道你是死是活？”

“嘿！”肖一雄气急败坏地就要走，玉贞一下走了进来。她在门外已经呆了一会儿，刚要进来，见他俩抱在一块儿，羞得她够戗！这时候，听文慧越说越不象话，便走了进来：“你可是肖大哥？文慧姐是吓唬你哩！那是俺弟弟！”

曹文慧笑得直不起腰来：“我就是要急急这个小兔崽子！”

肖一雄“嘿嘿”了两声，便拿糖给玉贞和小霄吃。

肖一雄在钓鱼台呆了五天，临走要把曹文慧带走，她不干，骂骂咧咧道：“兔崽子，你的工作是工作，我的工作就不是工作了？跟你干啥去？当随军家属？想得你娘的倒美！”

肖一雄让她骂得嘿嘿着：“你变粗野了！”

“你不粗野，头天见面，还没登记，你他娘的就……”

“你小点声！”

肖一雄走了之后，留给钓鱼台人突出的印象是沉默寡言，羞怯腼腆，一点儿不象副政委，守着曹文慧的时候，人们这样说：“你们老肖可真老实！”不守着她的时候，都说他“怕婆子”。

曹文慧廿八岁结婚，婚结得晚了些，爱的方式有点变形。虽说她没跟他去，但他们都疯狂地补偿着久别时的感情，贪婪地享受着生活的乐趣。两人级别不低，肖一雄更高一些，不愁路费，他们穿梭般地你来我往，结果是在他们婚后的四年中，她生了三个孩子，第一个是女的，即肖英。

老妇救会长李进荣对她怜惜地说：“你呀！文慧，哪怕停一年哩！别太热火了！也该注意自己的身体，来日方长哩！”但她一次一次的生育，非但没有破坏她的外貌，还更增加了一种少妇的美，她的外貌没受影响，可乡长的工作却不能不蒙受点损失。因此，当肖一雄转到某市委当办公室主任的时候，曹文慧也调去了，她在那里当了一个厂的党支部书记。

三

还在曹文慧发酒疯的那次不久，文慧就问玉贞：“哎，你干么不找主儿？”

“等弟弟稍大点儿的时候，跟你一块儿！”

“傻妮子，跟我一块儿干什么？有合适的赶快找一个，你要照顾小霄，不会在本村找一个？”

“本村差不多都是亲连亲，我的辈份又高，没合适的！”

“那就在外村找一个，把他招赘到钓鱼台来就是了！”

刘玉贞接受了这个方案，很快就找了一个，当她的弟弟开始上学的时候，便结了婚。

在这之前和之后，刘玉贞有许多脱产转干的机会，就在曹文慧调走的时候，她还动员玉贞接替她的职务，但刘玉贞都拒绝了。理由还是她的弟弟：既不能把弟弟自己留在家里，也不能带着弟弟东跑西颠，只能她自己在家里。

刘玉贞的丈夫叫徐文福，参加过淮海战役，也是党员。人很老实，很勤快，也很敏感，时时保持着某种警觉，很怕别人瞧他不起。刘玉贞家里房子不少，但他非要自己另盖几间，最后还是盖起来了，尽管盖房子的东西都是玉贞家的。他会织布。他从他自己的家里带来一台织布机，织起布来的时候，嘴唇随着梭子左右动弹。他经常揽活干，给谁家织布吃谁家的饭，另外再收一点钱。当玉霄大一点的时候，听说他打过仗，便缠着让他讲战斗故事，他只说：“了不得呀，那可不是闹着玩儿的呀！”他偶尔也跟玉霄谈起共产主义，但一般都是从消费的角度。

因为他很敏感，玉贞时时有种对他不起的感情，唯恐使他受了委屈，顺着他，让着他，给玉霄的温情自然就少了些。玉霄受了那人的感染，学得也很敏感，小心着不要让他生气，也不让自己受欺负。他不让玉霄放学之后去拾柴禾，玉贞说：“他愿意去就让他去吧！”

他便说：“这可是你让他去的呀，人家要说起来，可别怨我呀！”

小玉霄性格开始孤癖起来。从前光他姊弟俩的时候，自由自在，现在在自己的家里却还要时时小心着，他偷偷哭过好几回。有一回哭的时候，让玉贞看见了，玉贞便抱着他一起哭，完了，她对玉霄说：“好好上学呀，要不……”

这话她经常说，他从小便记得挺牢。他不知道姐姐的潜台词是什么，猜不出“要不”就会怎么样，但这两个字使他感到了某种压力，他学习很刻苦，成绩很好。

往后她有了孩子，初级社合并成高级社的时候，社长也不干了。她又留起了髻子，穿着用她丈夫织的布做的带大襟儿的褂子，盘着腿儿，“吱吜吱吜”地纺线穗子，眼里终年布满着血丝。她后背的脖领处，经常湿漉漉的，干了的时候，好似撒了一层盐粒子。

她拼命让玉霄上学，她自己的孩子却没有一个能上得了学。她的孩子一个个的挺懂事。玉霄上初中的时候，每当星期天回家，玉贞总要给他做点好吃的，只做一点儿，刚够他一个人吃。孩子们在旁边眼巴巴地望着，玉霄让他们一块儿吃，他的大外甥说：“你吃吧，舅！你在外边上学，怪累！”孩子刚八岁，说话跟大人样的，他的鼻子有点酸。有一回，八岁的外甥去河里捉了几条小鱼，拿回来要给他舅吃，回来见玉霄上学去了，孩子哭了。

她孩子生得挺多。当玉霄高中毕业因为赶上“文化大革命”没能考大学而去参了军的时候，她又有了第六个孩子。

玉霄临离开家之前，玉贞给了他一只生了锈的口琴和一个几年前的旧信皮儿，她对他说：“小时候，你可记得咱这儿有个女乡长，姓曹？”

“好像记得一点儿！”

“你小时候，她对你挺好，这个口琴就是她送给你的，这个信皮儿上是她的地址，多年不通信了，不知道她还在那儿不，有空儿的时候，你写封信去打听打听，别忘了人家！”

完了，她哭了：“这些年，你受委屈了，家里很穷！”

他也哭了：“是我拖累你了！”

徐文福不识字，玉贞识字班时候学的字，这时候也已经忘得差不多了，当玉霄从部队给她来信的时候，她连封信也不会写了。

四

大跃进。“社教”。“文革”。别的地方搞了多少革命，钓鱼台便搞了多少革命。今天这个下去了，明天那个上来了，钓鱼台大队的成年人中，有一半以上都当过大队以下的形形色色的干部，连刘乃厚也当了几天大队革委会主任。他当大队革委会主任的时候，阶级斗争抓得很紧。他领着群众斗他的岳父王文敬；斗刚刚下台的他的前任；控诉王艳花怎么腐蚀他。他控诉得很具体，把一些细节说得很详细，他白天控诉，晚上回去照样跟把他拉下水的那个人在一起睡觉。

王文敬让他斗得上了吊，他老婆让他控诉得出不来门。这地方，当“叛徒、特务、走资派”不丢人，最丢人的是“当贼、养汉子”，在人们的眼里，他老婆属于“养汉子”的那一类。但他没斗杀大金牙的那三人，刘杰死了，刘玉贞早不当干部了，李进荣德高望重，谁动她一指头她敢跟谁玩命。

刘乃厚当主任的时候，经常去小学里作报告。讲他十四岁就参加革命的光荣历史，讲他机智灵活同日本鬼子开展斗争，破坏鬼子军火供应的英雄事迹。孩子们都很信，从井里往外捞罐头的时候，他们都还没下生。

赶到“清理阶级队伍”的时候，刘乃厚下了台，原因是他对王艳花明斗暗保，阶级阵线不清。

“清理阶级队伍”后的第二年，钓鱼台来了个女“知青”，进村就找刘玉贞。刘玉贞见了她挺面熟，刚要心思在哪里见过，就见她从挎包里拿出了一对绣花枕头皮儿，玉贞猛地想起来了：“你是肖英？”

“刘大姨！”

玉贞高兴地眼里流出了泪：“好妹妹，别叫大姨，叫姐姐！”

“不，那不尊重！”

徐文福在旁边说：“叫啥都一样，快进屋去，大老远的来了，就多住些日子！”

肖英说：“来了我就不走了！”

进得屋去，肖英见墙上有几张军人照片，便问玉贞：“这个可是小霄哥？”

“是他！他给你家写信了？”

“写了！”

“你妈怎么说？”

“妈说他是好孩子，让我跟他多联系！”

肖英跟她妈从钓鱼台走的时候，才四岁，但对钓鱼台的情况却很熟悉，问玉贞：“哪个是老妇救会长李进荣？”

玉贞就领她去看李进荣。

问“那个是捞罐头的那口井？”

玉贞又领她去看井。

问“谁是刘乃厚？”

又把刘乃厚叫了来。那时节，刘乃厚刚下台不久，正在庄上受冷落，听到老乡长曹文慧的女儿要见见他，受宠若惊，进了门，朝肖英一个鞠躬：“小婶子，您来了！”

肖英一下让他叫愣了。

刘玉贞赶忙过来打掩护：“他跟你叫着玩儿呢！四十多了，没正形，他就这么个人！”

刘乃厚猴猴着脸：“嘿嘿，嘿嘿！”

肖英下乡到钓鱼台没受了委屈，她住在玉霄住过的房子里，在庄上小学里当民办老师。关于她下乡的原因，以及她跟刘玉霄恋爱的过程，都很普通，就跟生活里和公式化的小说中常见的一样，不足为奇。无非是她老子成了“走资派”，她下乡到她母亲战斗过的地方，在那里她跟一个战士通信建立了感情，而这个人在她还没有影儿的时候就被她妈认作了未来的女婿，虽说有点“包办”的性质，但她自己也同意，如此而已，根本不值得花费笔墨去描写。

倒是他们订婚的时候，某些细节很能让人玩味儿。

刘玉霄当兵四年提了干，第一次休探亲假的时候，曹文慧也来到了钓鱼台（都是预先约好的）。喝着酒的时候，便将事情挑明了。本来都很高兴，刘玉贞却就忽地站起来，毕恭毕敬地走到曹文慧跟前，一个鞠躬：“表婶子……”她那眼里的泪水和近乎乞求的表情，让曹文慧心里一阵战栗：“这就是那个识字班时候的玉贞妹吗？”刘玉霄看到这情景，仿佛听到老年的闰土见着鲁迅时喊“老爷”的那一声，心里一阵揪疼。这还不算，刘玉贞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又虔诚地对玉霄和肖英说：“明天，你俩去咱们父母的坟上烧个纸，说一声！”

徐文福说：“烧不烧的吧，修大寨田的时候，坟都深埋掉了，再说玉霄一个军官，领章、帽徽的去磕头，也不好看！”

“坟头没了不要紧，找到那块地方，差不离儿就行，他是军官就能不要父母吗？”

刘玉霄心里又是一阵战栗：“这就是身为共产党员的沂蒙山区的第一个女社长吗？”

曹文慧和刘玉霄都觉得玉贞变了，他俩曾讨论过这种变化，曹文慧激动地说：“能怨她吗？孩子多，穷，没完没了的所谓的革命，某种革命给人们带来的创伤，甚至超过连续多年的战争，你看着吧，这样下去，这种创伤会越来越明显！”

刘玉霄听着这话，耳边似又响起了闰土的声音：“……连最小的孩子也能做事了，可还是不够吃……”

五

在曹文慧和刘玉霄的敦促下，刘玉贞六个孩子中的最小的三个，都上学了，徐文福开始还有点犹豫：“……正干着活儿！”

玉霄说：“孩子上学的费用，我包了，他们上学给家里带来的损失，我给你补上！”

“甭，甭价，让他们上就是了！”

往后，肖英被推荐上了大学，当了工农兵大学生，毕业之后，分到钓鱼台公社农技站工作，不久，便跟玉霄结了婚。

当肖英有了孩子的时候，刘玉贞的那三个正在上学的孩子，都争着要去看小孩。肖英说：“不好好上学，看什么孩子？”

玉贞说：“孩子笨，老师教得也差，学习都白搭，他们愿意给你看孩子，你就挑一个呗！”

“不行的，越不学不就越笨吗？你们三个都回去，以后每星期我检查你们一次作业！”

三个孩子都跑了。

肖英对玉贞说：“姐姐，你年纪还不大，怎么变得这么糊涂呢！玉霄不在家，每次来信都嘱咐我督促外甥们学习，过去，他上学的时候，你费了那么多力，现在对你自己的孩子怎么倒不上心了呢！”

“庄户人家，也不是那块料，他舅聪明点儿，命苦，知道用功，再说，我不供给他上学，也怕配不上你！”

肖英眼圈儿一红：“我的好姐姐呀！”

六

三中全会。生产责任制。钓鱼台仿佛又回到了解放初期那鼎盛的年代。

玉米不再叫“金皇后”了，化肥的名字也不通俗，好东西很多，钓鱼台人都知道好，可不会叫，不会用。肖英住在家门子上，跟谁都有点儿直接的或间接的亲戚。化肥不好买，托她买化肥；优良品种不好换，托她换种子；买了，换了，不会用，请她去指导，她很忙……

勤劳致富的口号，叫得很响。可肖英很快就注意到：这里的人一边重视科学种田，一边不让孩子去上学。

刘乃厚种着责任田，开着豆腐店，忙得他整天颠儿颠儿的，小跑一样，秤杆子耍得很老练，称东西很准，一点儿不糊儿马约。他的孙子都上学了，他把孙子叫回来，在豆腐店里拉风箱。他的老伴儿王艳花五十多了，但一点儿不显老，她年轻时候馋一点儿，会保养，老得慢，如今依然风韵犹存，往豆腐店里一站，使人想到“豆腐西施”。

生活是很显著地好起来了。刘乃厚也戴上了手表，镶上了金牙。他镶金牙不是受某人的影响，为着好看，而是食物发生了质的变化，为了咀嚼需要。肖英的丈夫刘玉霄，这时候早已从部队转业，转到曹文慧所在的那个市里的文联当作家。他曾发表过一篇短文，叫《从镶牙看变化》，就是受了刘乃厚的启发。他告诉玉霄：“过去穷，喝稀粥，有牙没牙关系不大，如今生活好了，吃小米煎饼，啃排骨，没牙不行！”说着说着，他吹起来了：“我十四岁那年就当村长，玉贞大姑还是接我的班儿呢！那回，沈鸿烈手下的一个副官来咱村，张着大嘴让我看他的大金牙，那时候还点煤油灯，我一看，俺娘哎，黄灿灿，金黄瓦亮，把俺馋得够戗。俺心思，人有势了，连牙也换成了金子的，这还是个副官，要是当个师长、军长的，还不得换上它十个、八个的大金牙？可谁曾想，如今咱也镶上了！”说着，就把金牙拿下来让玉霄看。这牙是活动的，上边塞满了饭渣牙垢，把玉霄恶心得够戗。完了，他把牙安上，“总而言之一句话，根本性的是政策好哇！是这话吧，小叔？”

这是刘乃厚。

刘玉贞家变化也同样巨大。玉霄回来的时候，徐文福请他去喝酒，家里的摆设是“土洋结合”，尽管不伦不类，却很丰盛。他的织布机架到猪圈的房梁上去了。徐文福说：“原来想砸了它烧火的，后来一想不能砸，等人们穿涤纶、涤卡的穿烦了的时候，说不定又喜欢咱这种家织的老粗布！”

玉霄适才发现这人还挺能说话，并不怎样的沉默寡言。喝起酒来的时候，徐文福说：“过去拖累你和弟妹了，现在你俩就只管放心，生活你也看见了，你没看见的还有存款，你在省城打听着点儿，要是有四、五百块钱的彩电，给我也买一台！”

玉霄先前一直以为姐姐的心情很抑郁，现在看来，她比自己想象的要好一些。她的表情开朗了许多，眼睛闪着他小时候熟悉的光芒，偶尔也露出一点心满意足的神情。

玉贞的大女儿给肖英看过几年孩子，如今有了主儿了，眼瞅着就要结婚。肖英先前有过话儿，等她出嫁的时候，给她做件家具，问玉贞：“打什么？”

家具玉贞说：“什么也不缺，你甭操心，立柜、菜橱的打了五、六件，人家男方还要做一些，要那么多家具干什么？”

肖英说：“那怎么行！我先前说过的，怎么好失言呢？”

玉贞说：“你要实在愿意打，就给她打个写字台，俺家还有的是现成木料，先前她跟我要过的，俺心思写字台是写字的，她又不识字，要那个干什么，就没给她做！”

肖英便买了个写字台给她。把写字台送过去之后，肖英心想：她不识字，却要写字台，很耐人寻味儿，物质生活提高了，文化水平没跟上，便使得整体生活不协调，不充实，有点畸型了。

七

肖英没想到自己还能当乡长。机构改革，讲究文凭，并且强调女同志要占一定比例，她符合这个。另外她的工作干得也不错。钓鱼台三天一集，每逢三、六、九钓鱼台有集的时候，肖英便在农技站门口挂图片摆摊儿，搞科技咨询，也是肖英主讲。旁边经常有个挂着“五鼠闹东京”的布帘卖老鼠药的，拉着架子，扯着嗓子，喊得挺响，常把肖英的讲解压住了，她便也学着喊。她喊得很甜，很好听，跟唱歌似的。有一回，她正喊着，让玉霄看见了，玉霄的脸刷地红了，回到家说了她一顿：“你象个卖狗皮膏药的！”她挺委屈：“还不是为了咱家乡的人民！”钓鱼台是她的家的概念很牢固，她从没提过要回城市，她妈也没让她回去。虽说是个城市姑娘，但气质上跟农村姑娘差不离儿，不扭扭捏捏，不酸文假醋，没有大学生的架子，苦也能吃，活也能干，又联系群众，乡长，这便当上了。

肖英当乡长之后，抓的第一件事就是大办以扫科盲为主要内容的识字班，各村便很快做出了响应的行动。

没过几天，曹文慧和刘玉霄来到了钓鱼台，钓鱼台大队的负责人听说后，请新老乡长去参加他们识字班的开学典礼。曹文慧去了。开学典礼会场仍设在老槐树下的井台边，老识字班们见曹文慧来了，忽地把她围住了，老姐妹们抚今追昔，感慨万端。当大队负责人请老乡长讲话的时候，曹文慧把刘玉贞拽了起来：“玉贞是咱钓鱼台老识字班的倡导者，请她先讲！”

刘玉贞激动地眼圈儿都红了，她说：“这三十多年，我好像白过了样的，要是重新从那时候开始活多好啊！大伙儿好好学哇！别光开个头儿就算了，我就这几句！”

随即曹文慧感情凝重地说：“这几年，咱钓鱼台生活好了，大伙儿肚子饱了，可别让脑子空了哇！玉贞说得好，别光开个头就算了。我离休了，也不想再走了，想在沂蒙山过过晚年，但愿咱老区人民今后再没有办扫盲识字班的必要！”

“哗……”热烈的掌声。

开完了会，识字班学员们挪到新落成的夜校教室里去上课，大队负责人让肖英来剪彩，肖英把剪子递给了曹文慧，曹文慧递给了刘玉贞，刘玉贞又递给了李进荣。李进荣老太太乐呵呵地说：“从前识字班开学是剪辫子，剪髻子，现在是剪绸子，社会还是进步了！”

一九八四年三月于济南《山东文学》创作班

[1]

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