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喜爱的学科并不就是最容易的。我在中学背熟的古文“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还深印在脑里。我既不能当医生治病救人，又不配当政治家治国安民，我只能就自己性情所近的途径，尽我的一份力。

不是所有的理想与抱负，都能如愿以偿。

哪怕他曾为此翻过山、越过岭，忍受别离的苦痛、逃亡的孤寂……为此吃尽了苦头。到头来，得到的，却是一场浮云。

杨荫杭是热血少年，是有志青年，更是有责任心的父亲和丈夫。

面对嗷嗷待哺的一大家子，没能大义救国后，他选择了成为一名律师，填饱自己和家人的肚子。

他能游刃有余地化解兄妹间的遗产大战，怒斥三十来岁的大男人；也能自告奋勇地应对银行保险库失窃案，义务为被监守自盗的经理冤枉的管库老师傅辩护；更能才高行洁地推托高瑛私贩烟土出国的大案件，拒绝优厚的报酬……

利益冲突时，是最能考验人性的时刻。也许是见惯了人性的恶，杨荫杭不喜欢律师这个职业。所以，尽管他是个开明通达的父亲，但他反对女儿踏入律师这个行业。

虽然在当时，女律师很稀缺，但只有曾深陷其中的人才知道，律师，外表有多风光，内心就有多沧桑。

一个人要拥有多好的运气，才能遇见一个和谐幸福的家庭？一对父母要付出多少的气力，才能培养出满心阳光的女儿？

杨荫杭不想亲手打碎女儿的梦想。

可杨绛说，我想帮您。

她见过父亲忙起来的样子。递过来的状子很多，但书记员来不及抄，这时候，父亲往往会第一个记起杨绛。

父亲严谨，状子得工楷录写，而且不容许有半点差错。杨绛小时候经常捡父亲写秃的长锋羊毫去练字，但写出来的字依然入不得父亲的眼。

后来，钱锺书也“嫌弃”过她的字：“锺书曾责我曰：‘尔聪明灵活，何习字乃若此之笨滞？’”

钱锺书每天练字，无论是哪位书法大家的字体，都能很快地摹仿出来。杨绛见了艳羡不已，拉着钱锺书教她怎么执笔。钱锺书很认真地思考过后说：“尔不问，我尚能写字，经尔此教，我并趋写字不能矣。”

事情往往就是这样，越是刻意，就越是做不好。

杨绛心里越紧张，写出的字越难看，错别字也越多。怕父亲责骂，于是她“把纸摘去不整不齐的一星星，背后再贴上不整不齐的一小块”，把这场小小的“事故”赖给状纸。

父亲火眼金睛，拿过状纸读罢，便戳破了这场“事故”的真相——它背后是个慌里慌张、不认真的姑娘的毛躁小故事。

父亲说：“谁叫你抄错？”

杨绛也很懊恼，明明她已经小心小心再小心了，可这些“别字”太调皮，总能使出各种障眼法，逃过她的眼睛，而自己又太笨，到了爸爸面前，一下子显了形。

杨绛把笔一放，眼泪汪汪地委屈给他看。

女儿的眼泪，是能贯穿爸爸硬甲的长矛。

父亲叹口气，告诉她，以后交了卷儿，就躲到后园去，等他气消了再回来。

可杨绛每每都估算错误，在后园里踱上个半晌，不放心，又偷偷折回去，探着脑袋往屋里瞧，被余怒未消的父亲抓个正着。

被逮个正着的杨绛，噙着眼泪做贼心虚的模样，总能逗乐严肃的爸爸。爸爸叹息一声，朝她笑一笑。

杨绛看到爸爸笑了，眼里的担忧，伴着“咯咯”的笑声，化作眼泪，被风吹干。

后来有一次，父亲在出庭时忽然说不出话来。

律师，无不有着敏捷的才思与巧言能辩的口才。沉默，在法庭上会断送职业生涯。

不过，在此之前，他还有一个案件未了，本着善始善终的原则，他叫来杨绛帮忙写状子。

那是唯一一次，杨绛给父亲做助手。

父亲口述大意，杨绛书写成稿。

拿给父亲看的时候，以为父亲还会像往日那般发一发怒，她正准备往后园躲，父亲却招招手，一句斥责的话都没说，只动笔改了几个字。

从1906年到1919年，杨荫杭这个敢在会审公堂上和法官争辩的律师，走完了他的律师生涯，这条路开始时满腔热血，结束时干净利落。

他不需要女儿的传承，他说过，喜欢的，就是性之所近，就是自己最相宜的。

1914年，梁启超到清华大学以“君子”为主题进行了一场演讲，从此“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成为清华大学的校训并名扬天下。

杨绛慕名已久，也想上清华大学，正好她中学毕业那年清华大学开放招收女生，但遗憾的是杨绛居无锡，清华大学却不到南方招生。

遗憾，是生命里的常态，有时强求不得。

杨绛没法，转而就近考入了东吴大学。

东吴大学是中国第一所西制大学，是民国时期中国法学教育最强的两所学校之一。

杨绛在父亲的鼓励下，选了文科。可是东吴大学没有文学系，法预科不错，但父亲又不想她走自己的老路，于是杨绛改学了政治。

人就是如此矛盾，选了喜欢的，怕以后会辜负了这份喜欢；选了“合适”的，又不感兴趣。

杨绛对政治毫无兴趣，功课都是能敷衍便敷衍。但有一项——排球场上的英姿，成了她“吹嘘”的资本。

刚进东吴大学那会儿，杨绛凑数进了排球队。本以为只是在场上跑上个几圈便算尽了力，岂料第一次比赛，就赚足了眼球。

“我用尽力气，握着拳头击过一球”，没承想，此球颇具灵性，“……乘着一股子狂喊乱叫的声势，竟威力无穷，‘砰’一下落地不起，我得了一分”。

那是至关重要的一分，是鼓舞士气的一球，虽然此后再没有过第二分，但当时全场的欢呼与掌声，热烈与激动，哪怕时隔几十年，杨绛也不曾忘却。

不能遗忘的还有常常泡在图书馆里的日子，那时候，随手拿起一本书，读完再换另一本。

总以为书读得越多，懂得也会越多，可真正博览群书后才发现，“最喜爱的学科并不就是最容易的。我在中学背熟的古文‘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还深印在脑里。我既不能当医生治病救人，又不配当政治家治国安民，我只能就自己性情所近的途径，尽我的一份力”。

于是课余的时候杨绛便自学法文。大姐姐是个好老师，但忙起来顾不上她，只好托好友给她介绍了一位比利时的洋夫人。

洋夫人住在杨绛艳羡的“临水人家”——“离葑门城楼不远，有一处，河水清湛，岸上几棵古老的垂杨树，长条蘸扶水面，水边有一块石凳，从这里沿着土阶上坡，有个小门，有堵粉墙。我从城墙高处，可望见墙内整齐的青竹篱笆和一座建筑犹新的瓦房。我每过这里，都驻足遥望，赞赏：‘好个临水人家！’”

洋夫人的教学认真而滑稽，总是指着“椅子”“茶杯”“茶壶”等蹦出法文名词，却总被“才疏学浅”的杨绛看出她的张冠李戴，而且发音也不甚准确。

不过，洋夫人做派新奇，杨绛每次上门都会带上小礼物，洋夫人也会摆出茶点招待，让杨绛沉迷在别样的风味里。

后来，杨绛意识到“临水人家”充满诺言后，便再也不去“临水人家”了。

出外求学的日子里，杨绛时时念家。终于挨到了暑假，便像风一般冲回了家。

父女甫一见面，杨荫杭便献宝似的，把新近研究的大字典搬出来给女儿看——印地文的，缅甸文的，印尼文的。杨绛随手翻了翻，很是艰涩难懂。

她说：“学这些天书太费脑筋了。”

父亲摇摇头，捧着一本大字典爱不释手：“一点不费心。”

母亲永远是最懂父亲的，她在一旁解释：“其实你爸爸自己觉得不费心，费了心自己也不知道。”

大概是因为热爱，所以在此过程中所耗费的一切心力都觉得理所应当。

许是受了父亲这份影响，杨绛为自己的幼稚无知感到惭愧，她说：“一个人没有经验，没有学问，没有天才，也会有要好向上的心——尽管有志无成。”

杨绛虽然不喜欢政治，也深觉自己不是治国救民的那块料，但好在脑子好使，成绩还算不错。

1930年，杨绛的同学蒋恩钿得知她想学文的心思，力劝她转学到清华大学借读。

蒋恩钿是个运气极好的姑娘，1929年，清华大学首次到南方招收女学生，她正巧赶上。杨绛却因为勤奋好学，只用了五年便修完了六年的课程，提前一年从振华女中毕业，因此错过了清华大学的招录。看着昔日好友在自己曾经梦寐以求的学府里徜徉，杨绛羡慕极了。

杨绛动了心思，立刻着手报考清华大学。拿到准考证的那天，杨绛有多兴奋，弟弟杨宝昌因脑膜炎去世那天，她就有多心痛。

那天，是清华大学招生考试的日子。这一天，她失去了挚爱的弟弟，也失去了惦念已久的文学之梦。

人总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中成长的，当年的杨荫杭是，此刻的杨绛也是。

那时候，出国留学是一种堪比“宝塔结顶”的社会风尚。杨绛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母校振华女中的校长帮她申请到了美国韦尔斯利女子大学的奖学金。

“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

父亲和母亲意见一致，他们告诉杨绛：“你如果愿意去，可以去。”至于学费和路费，必然倾其所有，全力筹备。

深思熟虑后，懂事的杨绛不忍心给家里添负担，而且，她的老师们个个都是持有学位的留学生，一个洋学位也没什么了不起。与其去美国读政治学，还不如在较好的大学里攻读文学。

后来她解释：“我当初选读文科，是有志遍读中外好小说，悟得创作小说的艺术，并助我写出好小说。”

1932年，东吴大学因为学潮，停了课。无学可上的杨绛急坏了，为了不耽误学业，杨绛那千回百转的清华梦再一次跃上心头。

好事总多磨，一心想上清华大学的杨绛，却因为好友孙令衔已经帮着大伙儿把去燕京大学借读的事情办妥了，只能随着孙令衔等人一同坐上了去南京的火车。这趟旅程很远，一如心里的那个清华梦。

到了南京，出了火车站，跟随着陌生的人流，杨绛走到长江边，拦了一条船，从长江的这一头，渡到那一头。下了船，如滚滚的长江水般，继续坐上开往北平的火车。

1932年2月27日夜晚，北平的火车站里，费孝通已经等候许久了。

最深情的告白，是陪伴。

1923年，振华女中转来了一个男孩子，老师领他到杨绛班里时，大家都惊奇不已。

有了好奇，便有了靠近。十二岁的杨绛也好奇过他是怎样的一个人。上课时频频张望，下课了就凑过去问长问短，带他一起玩游戏。

小时候的费孝通憨憨的，杨绛用树枝在沙地上画了个胖嘟嘟的孩子，画完后连连取笑他：“这是谁？这是谁？”

费孝通看着眼前这个像“洋囡囡”的小姑娘，只会红着脸傻笑，一句会哄小姑娘开心的俏皮话都不会说。

久了，杨绛只觉这个同学也和其他同学一样，没有什么奇特之处。

殊不知，这个憨憨的男孩子早已把她看进了眼里，装进了心里。

俩人有幸进了同一所大学，还同在一个班里。此时的杨绛正当妙龄，爱读书的女孩子气质斐然，吸引了一众男孩子的目光，有胆大的跃跃欲试，结果还没摩拳擦掌，就被费孝通这只“拦路虎”吓退了：“我跟杨季康是老同学，早就跟她认识，你们追她，得走我的门路。”

绯闻便是这样传出的，即使杨季康的追求者有“七十二人”之众，可她的男朋友是费孝通。

所以，他才会在那个交通不便的年代，连续三次从郊区赶往北平火车站，只为见一见藏在心上的那个人。

只是，再深情的一厢情愿，最终都会败给杨绛与他人的两情相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