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在荒野里失声恸哭，又在棺木上、瓦上、砖上、周围的树木上、地下的砖头石块上——凡是可以写字的地方写满自己的名字。这就算连天兵火中留下的一线连系，免得抛下了母亲找不回来。

圆圆最早不叫圆圆，爷爷为她取了一个寓意极好的名字——钱健汝，号丽英。但叫起来不顺口，于是杨绛和钱锺书即兴取了“钱瑗”这个名字，小名圆圆。

圆圆百天后，就随着父母二人去法国巴黎追梦。颠簸的路途中，杨绛想起一年前去巴黎的时候，还是和钱锺书两个人。那时候，钱锺书被派去做1936年“世界青年大会”的代表，到瑞士日内瓦开会。

本来只是陪同的杨绛，经人介绍，认识了在巴黎的共产党员王海经，因此也被邀请做“世界青年大会”的共产党代表。

如此一来，俩人都是“有身份的人”，谁也不是谁的附庸。

那样的奇遇极好，与会期间，重要的会议，他们认真对待，钱锺书还为代表中国青年的共产党员写英文演讲稿，获得了不错的反响。

有机会来一趟瑞士，自然要看看好风光。他们穿过陡峭的山路，到日内瓦湖“探险”，妄想绕湖走上一圈，反被宽广的日内瓦湖戏耍了一番。

返回巴黎后，清华大学的老同学盛澄华诚邀他们到巴黎大学攻读学位，还主动为他们代办了注册入学的手续。

如今来到巴黎，仍是这位老同学帮他们提前租了公寓，又到火车站接他们。车上，俩人告诉盛澄华，为一个学位浪费大把的读书时间，太不合算。

“我们都不想再读什么学位，但是仍然会继续在巴黎大学读书。”

没想到这个想法与盛澄华一拍即合，他说：“我和其他两个同学也不准备再攻读博士学位。”他还告诉杨绛和钱锺书，“巴黎大学博士论文的口试是公开的，谁都可以去旁听，我们就经常去。”

公寓距离巴黎市中心只有五分钟的车程，繁华而热闹。在巴黎读书的中国留学生很多，他们自成一个“圈子”。杨绛和钱锺书也认识了几个有趣的人——豪爽好客的t小姐，身边总围着一群追求者；年轻貌美的h小姐，是盛澄华正在追求的心上人；还有最终捕获t小姐芳心的“哲学家”。

在这里，他们还遇到了清华大学中文系的同学李玮和她的丈夫林藜光。

李玮作诗填词是一把好手，书法更是老练；林藜光治学严谨，他不屑巴黎大学的博士学位——博士论文口试时，考生里不管是博学多闻的学者，还是花钱请了“枪手”写论文的学生，被考官刁难一番就能得到博士学位，而林藜光此时正在攻读梵文。

他们有一个儿子，和圆圆只相差几天，作为母亲，杨绛和李玮又有说不完的话。

李玮在巴黎待得久，杨绛向她讨教经验，她摇摇头说：“我好几个同学都把孩子送到托儿所去了，但是据我看，托儿所生活刻板，吃、喝、拉、撒、睡都得按规定的时间来。我舍不得让我儿子去受这种训练，他还不到四个月。”

杨绛一听，看着怀里咿咿呀呀的小圆圆，顿时也有点舍不得了。

对门的邻居是一对没有孩子的夫妻，丈夫是个公务员，早出晚归，妻子就经常来逗弄圆圆。她得知杨绛的想法后，提议：“我想把圆圆带到乡间去养，那里空气好，牛奶好，瓜果蔬菜也很好，你们空闲了，过去探望也很方便。”

初怀圆圆的时候，杨绛有过这样的计划——将圆圆带到法国，托出去，或送托儿所，或者寄养乡间。

圆圆出生后，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了。她总是叫人牵肠挂肚，哪怕抱在怀里，也担心保护不好她。

对门太太见说服不了杨绛，想了个法子：“可以先试试，晚上让圆圆和我睡，看看她能不能习惯。”

两个人把圆圆的婴儿床从他们房子里，费心地挪到对门太太的房里。

晚上，杨绛和钱锺书不放心，时时侧耳倾听，竟没听到圆圆的一声啼哭，反而是他们两个辗转来、辗转去，一夜未眠。

早上，对门太太乐呵呵地告诉他们：“圆圆昨晚乖着呢。”

圆圆睡到很晚才醒，牵肠挂肚的杨绛和钱锺书在她醒后，急急地把婴儿床又挪了回来，这才安心了许多。

好在对门太太要照顾上班的丈夫，没时间回乡，双方便协商，他们付报酬，而对门太太则在俩人忙的时候，帮忙照看圆圆。

但圆圆还小，喂养还得杨绛亲自来。他们初到巴黎时，公寓的主人咖淑夫人供他们一日三餐。她手艺好，丈夫又是个豪爽的人，常常鸡鸭鱼肉摆满一桌子，丰盛之余又很便宜，但是不适合喂养孩子，商量后，俩人决定还是自己动手做饭。

买菜的活自然交给了钱锺书，这也让他的法语突飞猛进——初到法国，两个人一起读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很多单词、句子，钱锺书觉得陌生，杨绛却总能脱口而出。

读书方面，钱锺书不落人后，为了提高法文，他从15世纪维容的诗开始，读到18、19世纪的名家作品，一本本、一家家，刻苦而扎实。

厨房的活也难不倒杨绛。她把鸡和咸肉放在一起，再点缀些蔬菜，熬成一大锅汤。出锅后，“我喝汤，他吃肉，圆圆吃我”。

圆圆不挑食，等到她的胃能消化除母乳以外的食物时，咖淑夫人教杨绛做“出血牛肉”，他们把鲜红的血留给圆圆吃，再配上面包蘸蛋黄，空心面煮得软软糯糯，将圆圆养得胖乎乎的。

钱锺书捧着圆圆肥肥嫩嫩的小脚丫，凑近了闻一闻，然后夸张地做出恶心呕吐的表情，逗得圆圆“咯咯”笑。

环境使然，圆圆再大点，也喜欢上了“读书”。往往杨绛和钱锺书捧着书读得津津有味时，小嫩手伸过来捣乱，一把抢走他们手中的书。

钱锺书逗她：“你也想读书啦？”

于是，他们专程帮圆圆也置办了一套读书的行头——一只高凳，一本字小书大的丁尼生的全集——书很便宜，是他们从旧书店淘来的。

这方面他们经验丰富，因为不求学位，所以只需要按照自己的喜好，制定一份课程表——每日读中文、英文，隔日读法文、德文，后来又添上了意大利文。

所需的书，有盛澄华帮忙从图书馆借来的，更多的是俩人从大街小巷的旧书店淘来的。

以后读书的时间，杨绛和钱锺书各据桌子一角，圆圆则乖乖坐在凳子上，摊开书，握着笔，有样学样地看一看，再画一画，常常看不出来画的是什么东西。

在巴黎的这一年，是肆意读书的一年，是惬意欢聚的一年，是不受炮火波及的一年，但这样闲适、温馨的美好时光不多了。此后，大地动荡，山河破碎，生离死别、怨憎嗔痴成了人生常态。

杨绛初次有所察觉，是家书里少了一个声音——妈妈怎么不说话了？每每杨绛在回信里问及，父亲和大姐姐总能找出借口搪塞过去，直到过了年，大姐姐才在信里说：妈妈去世了。1937年的深秋，在日寇空袭时，妈妈染上了恶性疟疾，最终没能挺过来。

杨绛后来在《回忆我的父亲》中写道：“有一次，我旁观父母亲说笑着互相推让。”

当时听妈妈说：“我死在你头里。”爸爸说：“我死在你头里。”妈妈想了想，当仁不让地说：“还是让你死在我头里吧，我先死了，你怎么办呢？”

大姐姐在信中说：苏州失守，比邻们逃的逃，死的死。满耳的凄声哀号，满眼的尸殍遍野，当死亡近在咫尺时，父亲紧紧攥着陪了自己一辈子的妻子的手，用切实的举动告诉她：“你死了，我便不独活。”——生时是伴儿，死了还是伴儿。

大姐姐也做好了同归于尽的准备。可阿必还小，她还有大把的时光，父亲托自己的两个妹妹带着阿必一起逃难。阿必哭喊着，怎么也不愿意走。

丈夫和女儿最终没能留住唐须嫈，她还是先走一步了。

杨荫杭用几担白米换了一具棺材，第二天，父女三人将唐须嫈入殓。那天，天上飘着蒙蒙细雨，他们想尽办法，才找到肯抬棺材的人。

坟地是借来的，杨荫杭再三恳请，才找到瓦匠，在棺材外面砌了一座小屋，厝在坟地上。

杨绛在《将饮茶》中重提此事时说：“据大姐讲，我父亲在荒野里失声恸哭，又在棺木上、瓦上、砖上、周围的树木上、地下的砖头石块上——凡是可以写字的地方写满自己的名字。这就算连天兵火中留下的一线连系，免得抛下了母亲找不回来。”

当时，杨绛握着信的手在发抖，从震惊到怀疑，从害怕到放声恸哭。悲痛蔓延到四肢百骸，眼泪止不住地流。

钱锺书护着她，劝说了无数句，安慰了无数遍。但从此，她没有妈妈了，这是世上任何一种文字与语言，都无法宽慰的疼痛。

钱锺书也不好受。山河失陷的年代，没有人能够幸免。祖国水深火热时，巴黎也受战争影响，法郎贬值，生活物品紧俏，就连想回国，也是一票难求。

幸好有里昂大学的朋友帮他们抢到了法国邮轮的三等舱船票。

那是1938年的8月，阔别祖国三年后，他们终于要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