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出处去就，是一辈子的大事，当由自己抉择，我只能陈说我的道理，不该干预，尤其不该强他反抗父母。我记起我们夫妇早先制定的约，决计保留自己的见解，不勉强他。

振华女中的大门一敞开，新旧学子们就纷纷前来报到，杨绛在紧锣密鼓中走马上任，总揽大权的同时，还要兼顾高三的英语教学，一切忙碌而又按部就班地进行着。

钱锺书尚未开学，仍在享受举家团聚的欢乐。可惜父亲钱基博的一封信，让原本短暂的快乐戛然而止。

他愁容满面地告诉杨绛：“‘蓝田师院’缺一个英文系主任，父亲想让我过去顶上。”

杨绛不同意：“‘西南联大’这份工作得来不易，你尚未做满一年，凭什么也不该现在换工作。”“西南联大”作为顶尖学府，不是谁都能够被破格录用的。假如突然离职，势必会引起许多人的不满。

钱锺书也为难：“我也不想离开‘西南联大’，但是父亲身体大不如前，我过去了，还能照应一二。”他补充道，“父亲也说了，只一年，一年后我们同回上海。”

争吵是难免的，但争吵本质上来自双方的不理解。杨绛不懂钱家人为何从老到少，全都看不透利弊，就连钱锺书本人，虽然说着为难的话，却也觉得应该去。

她向爸爸诉苦，絮絮叨叨地表明自己的顾虑与其中利弊，但爸爸却没有肯定她的顾虑，也没有否定钱锺书的想法。

爸爸只是面无表情地沉默着。

杨绛思绪万千，她没想到爸爸会如此回应自己。

不过，不论爸爸的沉默是何种原因，杨绛都从这份沉默中，解读出了这道难题的答案。

她逐渐冷静下来，想了许多，后来，她在《我们仨》中写道：“一个人的出处去就，是一辈子的大事，当由自己抉择，我只能陈说我的道理，不该干预，尤其不该强他反抗父母。我记起我们夫妇早先制定的约，决计保留自己的见解，不勉强他。”

自我说服的话，说上千言万语，也不及一次感同身受。杨绛专程空出时间，陪钱锺书一起去钱家周旋。她说：“一到那边，我好像一头撞入天罗地网，也好像孙猴儿站在如来佛手掌之上。他们一致沉默；而一致沉默的压力，使锺书没有开口的余地。”

钱家的沉默，和爸爸的沉默不同。

爸爸的沉默是对亲家的不赞同，却又不能指手画脚，也是对杨绛过于左右钱锺书事业发展的不赞成。

钱家的沉默，却是逼钱锺书就范的一种手段，是嫌弃杨绛不懂事的一种谴责。

杨绛终于懂了钱锺书的为难之处，她同情他，体谅他，不再给他施压，全凭他自己做主。不论最终的决定是什么，她都理解他，支持他。

此时父亲钱基博的老友兼“蓝田师院”的院长廖世承来上海招教，他几次三番以“孝道”劝说钱锺书。钱锺书思虑再三，最终决定舍弃“西南联大”的优厚待遇，转而到“蓝田师院”入职。

他立刻写了辞职信给“西南联大”的外文系主任叶公超。他或许还存有一丝侥幸，希望辞职信被回绝，就不会左右为难了。

只是造化弄人，钱锺书离开上海后，杨绛才收到姗姗来迟的电报。

钱锺书离开上海前，因为打定主意要去“蓝田师院”了，要做的准备不少：每天遵循着父亲信里的指示，今天找这个人办这件事，明天又找那个人办那件事……

本就聚少离多的俩人，如今又面临着离别，全然没有了假期初的闲适。

家庭中，夫妻关系始终要大于亲子关系。可是不管是来德坊的三楼，还是辣斐德路的亭子间，留给俩人独处的时间几乎都没有。

终于在中秋当天偷了闲。吃过团圆饭，笑过、闹过，大家各自睡了，杨绛和钱锺书哄睡了圆圆后，蹑手蹑脚地并肩赏月。

钱锺书用一首《对月同绛》，抒发自己的一腔离怨与无可奈何。

分辉殊喜得窗宽，彻骨凝魂未可干。

隘巷如妨天远大，繁灯不顾月高寒。

借谁亭馆相携赏，胜我舟车独对看。

一叹夜阑宁秉烛，免因圆缺惹愁欢。

杨绛则用一碗“生日面”抚慰他。她把面端给他：“你这次生日，大约在路上了，我只好在家里为你吃一碗生日面了。”不过或许分离在即，俩人都心思烦乱，估算错了钱锺书的生日。其实钱锺书的生日不在路上，而是他到了蓝田之后。

钱锺书在去往蓝田的途中，作了一首《耒阳晓发是余三十初度》诗，感念自己的三十岁生日。

他“跋山涉水”了三十四天，途中吃不好，睡不好，还给累病了。杨绛也不省心，钱锺书刚走，她就收到了清华大学秘书长沈茀斋的责问书。

只是等杨绛辗转把消息传给钱锺书的时候，一切都晚了。当初递辞呈时，钱锺书只给叶公超寄了一封，而未给校长梅贻琦写信辞职，其实是想履行完和父亲钱基博的师院之约后，还能够重返“西南联大”。他绝没想到，自己舍“西南联大”而就“蓝田师院”，惹恼了叶公超。

人的命运，往往离不开时代的推波助澜，拿走了一些珍而视之的东西后，又会给予另一份惊喜——在“蓝田师院”的这一段经历，为钱锺书以后撰写《围城》，增添了许多佐料——《围城》中的“三闾大学”的原型就是“蓝田师院”。

钱锺书到了“蓝田师院”后，当即给沈茀斋和梅校长回信解释了个中缘由，但既来之则安之，他尽力做好英文系主任之余，还“君子进庖厨”，亲自为父亲炖鸡补身子。

可惜钱锺书的孝顺，父亲不仅瞧不上眼，还责怪道：“这是口体之养，不是养志。”

钱锺书不敢拂逆父亲。在寄回上海的信里，没有半点隐瞒与父亲的问题。从只言片语中，杨绛虽读懂了他的委屈，只是杨绛的日子也并不好过。

她做事认真负责，是个出色的教师；但做校长不够圆滑，往往得罪了人还不自知。

那时候，圆圆已经会自己爬楼梯了，须有人时时看护着，一不注意，她就会自己爬上四楼找小表姐玩。

小表姐比圆圆大两岁，已经能认识许多字了。每天到了念书的时间，她常常自己捧着一本《看图识字》，坐在椅子里大声读。圆圆就坐在她的对面，羡慕地听。

杨绛见了，也买了两册书送给圆圆。圆圆爱不释手，有模有样地学着小表姐，从头念到尾，一字不差——但她却是把书倒过来念的，认的全是颠倒的字。

大家都觉得很新奇。杨绛下了班回来，大姐姐忙叫她过去看：“快来看圆圆头念书。”

圆圆才两岁半，还不到认字的年纪。杨荫杭不赞同圆圆太早识字，他担心“会把圆圆教笨”。但是现在当家的是大女儿，她认为有错就要改，还特意买了一套字卡亲自纠正。

圆圆大概随了爸爸，记性极好。大姨把字卡一字排开，指着一个字，教上一遍，圆圆就记住了，而且颠来倒去，也不会忘记，还能指出在哪哪见过这个字。

大姐姐朝杨绛显摆：“她只看一眼就认识了，不用温习，全记得。”

看着圆圆日渐长大，杨绛欣慰的同时，心里不免惆怅。自己每日披星戴月，做着并不喜欢的事情，连陪伴女儿的时间都越来越少。

一次，杨绛正在挑灯批改英文卷子，圆圆一遍遍地过来扯妈妈的衣角，请求妈妈陪自己玩会儿。杨绛一遍遍地让她等等，等等，再等等。饶是懂事的圆圆也有了情绪，她眼里含着眼泪，伸出软乎乎的拳头，作势就往卷子上捶。

杨绛心疼极了，觉得自己简直是在虐待圆圆。

1940年，暑假到来前，杨绛深思熟虑后，第二次向季玉先生寄出辞呈——她半年前提出过一次，被季玉先生否决了。这次，为了坚决辞掉工作，她把交接事宜都安排妥当了。

季玉先生见她心意已决，也不好再强迫，只是杨绛这个校长是在教育局立了案的。一校之长，不是儿戏，不是说换就能换的，总得慢慢地过渡。

季玉先生要杨绛的图章：“学生的成绩报告单，将来的毕业证书上，都得盖你的图章。”

杨绛想也未想，就把图章交给了季玉先生。信任是相互的，季玉先生曾经毫无保留地信任她，而今不过是一枚图章，她同样信得过季玉先生。

看着季玉先生离去的背影，在惭愧又敬佩的情绪拉扯中，她很不好受。

惭愧于自己原本咬咬牙，努努力，也能稳稳当当地做好一个振华女中校长；敬佩于眼前这个五十四岁，已经步入老年的老校长，一辈子四处奔波，从未想过为自己寻一良人相伴，把全部的生命都献给了振华女中。

在振华女中的这两年，是杨绛最糟糕的一段经历，她忙忙碌碌，却变得不像是自己了。

这也是她最宝贵的一段经历，在这里，她见识到了一上来便递名片的如“黑皮阿二”般的地痞流氓；也见识到了包括学校在内的“凡是挂牌子的”，都得向地头蛇送“节赏”的无奈。

家里人说她傻，这么好的工作居然说不要就当真不要了。可是杨绛不后悔，她像爸爸一样，保持本心，做自己认为对的事。

一如她告诉季玉先生的话：“人各有志。”

她终于可以随心所欲地做自己喜欢的事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