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文化人，爱祖国的文化，爱祖国的文字，爱祖国的语言。一句话，我们是倔强的中国老百姓，不愿做外国人。

杨绛和钱锺书搬进蒲石路蒲园。

1949年5月27日，凌晨，夫妇俩和圆圆趴在地板上，听了一夜的雨声、枪声、嘶喊声，而后陷入一阵胆战心惊的沉寂中，三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又不时地互相摇摇头。

每一扇窗户后面，都藏着探究的目光和紧张的呼吸。直到一声号角，划破天际。

窗外，天亮了。

解放了。

他们发现这次打进来的这群人不跋扈，不嚣张，反而腼腆而淳朴。他们不入户，睡马路，得知杨绛和钱锺书要去清华大学任教后，还帮着买了火车的软卧票……

杨绛感慨道：“我们如要逃跑，不是无路可走。可是一个人在紧要关头，决定他何去何从的，也许总是他最基本的感情。我们从来不唱爱国调，非但不唱，还不爱听。但我们不愿逃跑，只是不愿去父母之邦，撇不开自家人。我国是国耻重重的弱国，跑出去仰人鼻息，做二等公民，我们不愿意。我们是文化人，爱祖国的文化，爱祖国的文字，爱祖国的语言。一句话，我们是倔强的中国老百姓，不愿做外国人。”

出色的学者从未被遗忘，清华大学的吴晗伸出橄榄枝时，钱锺书想到积劳成疾、整日病恹恹的杨绛，他说：“换换空气吧，也许换了地方，你的病就好了。”

八月末的火车上，两个倔强的老百姓，牵着圆圆，圆圆抱着心爱的洋娃娃，洋娃娃的肚子里，藏着几两杨绛用法币换来的黄金，一家人满怀期待地踏进了水木清华。

时隔十四载，眼前的清华大学虽早已不复记忆中的模样，但是物质上的厚待，让飘摇的杨绛，有了一种久违的踏实感。

清华大学重才，为钱锺书开了三门课——“大二英文”“西洋文学史”和“经典文学之哲学”，他的薪资待遇是同辈中最高的，在校务会议上也占有一席之地。

比起丈夫的待遇，杨绛稍逊一筹。不是清华大学不重视，而是因为清华大学有规定，夫妻不能同时在学校做专任教授。

杨绛退而求其次，做了兼职教授。不仅是因为她心里从来都把钱锺书放在首位，还因为自钱锺书写《围城》开始，她日日夜夜做“灶下婢”；后来圆圆生病，她又夜以继日地照顾圆圆。圆圆病愈后，她却病得一发不可收拾——日渐消瘦的同时，低烧不退，整日萎靡不振，也查不到病因。

她教授“英国小说选读”，工资按钟点计算，杨绛自称是“散工”。但散工最大的好处在于可以躲开许多会议，她那时候病得不算轻，从分配给他们住的新林院宿舍到开会的三院，只一里长的路，常常也会走得气喘吁吁。

只兼职授课，多了闲暇的时间，她正好可以养病。

办好入职手续后，脱离了“贫与病”的小家庭也算安定了，当务之急是为圆圆安排入校事宜。

杨绛看中了清华附中，去报名时，却因年纪不够大被学校的规定拦在了门外。圆圆长大了。清华附中要求她必须重新入读初一课程，但她在上海已读完了一年级，这无异于浪费时间。

一家三口本是带着美好的憧憬而来的，虽然未尽如人意，但也不算失望。

换了新环境后，得了一只刚断奶的小郎猫，抱在怀里软乎乎的，全家都很宠爱，帮佣李妈还给它取了个名字叫“花花儿”；以前在清华大学的老师温德先生邀请他们去家里听音乐，总是挑出杨绛喜爱的唱片；另外盛澄华、袁震这些好朋友也都齐聚清华大学，闲暇的时候，串串门，聊聊天，杨绛的身体眼见着好了起来。

精力充沛的闲暇时光，杨绛不愿它从指间溜走，她抓住每一分每一秒，沉浸在书本的乐趣里。

一次，她随手翻开了英译的西班牙名著《托梅斯河上的小拉撒路》，被书中的故事吸引，按捺不住地拿起笔，想要把这个故事分享出来：孤苦无依的主人公原本只是一个天真的孩子，但为了活下去，他在一个又一个或装模作样，或故弄玄虚，或道貌岸然的主人手底下讨生活，看透了他们的虚伪与肮脏。

杨绛说：“唯有身处卑微的人，最有机缘看到世态人情的真相。”她将译作取名为《小癞子》，通过小癞子的眼和嘴，撕开了华美衣袍下藏着的令人作呕的虱子，只不过最终他也穿上了皇帝的新衣。

杨绛不愿流于世俗，在清华大学校园里，放眼望去，一道道身着列宁服的婀娜风景里，杨绛仍然穿着旗袍，撑着一把小洋伞，被取笑了，也只是一笑而过。

对待女儿也是如此。她和钱锺书商量后，给阿圆办了休学，她觉得与其浪费时间重新学习一遍早已学过的课程，和参加大大小小数不清的“中学生会议”，还不如待家里养精蓄锐。

至于学业，像当年她在牛津大学旁听时那样，她买回了初二和初三的课本，给阿圆也梳理了一套并不严格的课表：每天练习两页墨笔字；由杨绛亲自教授数学、化学、物理；学习英文文法并作练习，熟读英文课文一篇，每周写中、英文作文各一篇，由爸爸亲自批改。

这在阿圆看来是很轻松的学习任务，完成每日的学习后，剩下的时间，杨绛交给她自由支配。

初到清华大学，阿圆对一切都充满了好奇。她像杨绛和钱锺书初到牛津那般到处探险：承载光荣历史而又朴实的大礼堂，爸爸和妈妈一见钟情的古月堂，见证了他们定情的工字厅……走累了，又遇见了他们也曾花前月下的那片荷塘，不远处，撞钟人拉起木桩，撞向铜钟，悠悠的钟声仿佛穿越时光而来。

灰楼的音乐堂是令阿圆最为惊喜的“桃花源”。她看见空着的琴房，便钻进去练习，一下子就喜欢上了指尖在黑白琴键上的舞蹈，迷醉在了动听的音符里。

阿圆童真的眼里，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从此便是“水木清华”了。

在发现每月花一元钱便可每天练琴一小时后，弹奏钢琴的乐趣，渐渐取代了枯燥的功课。她投机取巧地翻出爸爸之前没有批改过的作业充数，第一次侥幸过关，第二次也糊弄过去，第三次被抓个正着。

教女心切的钱锺书震怒了，指着她痛斥：“小小年纪就学会了弄虚作假，这是品德败坏！”

饶是如此，他并不曾像父亲钱基博那样，奉行“揍一揍就打通任督二脉”的棍棒式教育。父亲对女儿总是多了点怜惜，他在盛怒之下，也只是气冲冲地撕了英文语法书，并威吓道：“我再也不教你读书了！”

在教育上杨绛和钱锺书统一战线，把心疼藏在心底，给予了阿圆严厉的批评，并责令她：“把书补好，以后不许再犯浑了！”

不需要谁的苦口婆心，从那以后，阿圆再也不敢了。每天认认真真做完功课后，还能帮着爸爸做登记学生分数之类的杂事。

她心细又乖巧，登记的过程中，发现了严肃的爸爸注意不到的事，就像发现了秘密一般，总会悄悄地讲给妈妈听——有两张卷子上的笔迹是与众不同的紫墨水，而这两个人，之后果然终成眷属了。

阿圆不仅是爸爸的好助手，也是妈妈的“小棉袄”。

1950年，钱锺书在好友乔冠华的介绍下，被借调往城里做翻译工作。平时在城里，周末才能回校团聚。

他临走前，嘱咐阿圆：“妈妈身体不好，你要好好照管妈妈。”

阿圆点头答应，并很负责任地执行。雪夜里，阿圆一个人把煤球里的猫屎抠干净，指头被冻得通红；生着病，还惦记着妈妈要去温德先生家听音乐；代数题做起来烦琐，妈妈偷懒，她拿了参考书自己对照着学习……

所有的成功都不是凭空而来的，1951年的秋天，阿圆以代数满分的成绩，被贝满女中录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