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今以后，咱们只有死别，不再生离。

1941年的夏天，钱锺书终于风尘仆仆地回到了上海。

他原本应在前一年的暑假回来，只是那时候，钱基博反悔了，钱锺书万般无奈之下，本想与同事徐燕谋结伴，回上海陪杨绛和女儿过暑假，却因路途不通，未能如愿。

杨绛带着圆圆已经挤在辣斐德路的婆家等候多时了。她想象过无数次俩人重逢的情景，却怎么也没想到钱锺书会变得那么黑，长时间未打理过的头发和胡子肆意生长，身上裹着样式老土的粗布长衫，也无怪乎圆圆会警惕地盯着他。

钱锺书见了女儿，喜悦溢于言表，他从行李箱中掏出一只专门从船上带回的外国橘子递给圆圆。

钱锺书走的时候，圆圆才两岁多，如今两年未见，她怎么也无法把眼前的陌生人，与妈妈口中的爸爸画上等号。

她好奇地监视着钱锺书的一举一动，看到他把手中的行李箱放到妈妈的床边时，她忍不住了，护着妈妈说：“这是我的妈妈，你的妈妈在那边。”

钱锺书心有歉疚，讨好地笑问：“我倒要问问你，是我先认识你妈妈，还是你先认识？”

圆圆骄傲地宣示：“自然是我先认识，我一生出来就认识，你是长大了认识的。”

孩子对父母的爱，最是绵延与纯粹：我从出生就爱你，你从二十几岁才开始爱我；你只能爱我“一阵子”，我却爱了你一辈子。

杨绛总说，圆圆身上有钱锺书的“痴气”，大概便是这份“痴气”，让阔别两年宛如陌生人的爸爸，一句悄悄话便俘获了女儿的心。

后来，杨绛总遗憾当时没有问钱锺书到底说了什么具有魔法的话，让圆圆对他从警惕变得友好得像“哥们儿”一样。

很多年后，钱锺书与圆圆相继离世后，这个魔法，终究成了父女俩之间永远的秘密。

后来孤零零的杨绛无数次猜测，钱锺书说的会是“我是你的爸爸”，还是“你是我的女儿”，抑或是“你一生出来，我就认识你”。

或许都有，又或许不只如此。他是个博学的爸爸，更是个有趣的玩伴。

他教圆圆说英语单词，短的如dog、cat、pig等，长的如metaphysics等。见她孺子可教，又教她法语和德语单词。

圆圆不懂是什么意思，还总被爸爸推到客人面前显摆，逗得大家哈哈大笑。她自以为有趣，却不知道爸爸教她的都是些难登大雅之堂的粗话。

有了爸爸撑腰，在钱家，圆圆的胆子渐渐大了起来，人也淘气了许多，还学会了撒娇，活像一个“人来疯”。

奶奶总摇着头，满脸的不认可，说她和钱锺书是“老鼠哥哥同年伴儿”，“大的要打一顿，小的也要打一顿”。

要被打的钱锺书却很认真地告诉杨绛：“假如我们再生一个孩子，说不定比阿圆好，我们就要喜欢那个孩子了，那我们怎么对得起阿圆呢？”但是“专一的父爱”不影响他在女儿的被窝里埋“地雷”——各种玩具、镜子、刷子，甚至砚台或者大把的毛笔，就为了听到女儿的惊叫声，然后得意地取笑一番。

三个人异常珍惜这段短暂的夏日时光，因为钱锺书回上海前，已经从“西南联大”的同事那里得知，“西南联大”决定重新聘他任教，为此，他辞掉了“蓝田师院”的系主任之职。

能够重回“西南联大”，钱锺书是下了很大决心的。哪怕再次与妻女分隔两地，饱受相思之苦，他也情愿。只是天不遂人愿，眼看着暑假快要走到头了，“西南联大”的约聘书还迟迟未到。

杨绛问他：“是不是你弄错了，‘西南联大’并没有要聘你回学校？”

钱锺书踌躇着说：“袁同礼曾经和我有过约定，如果不方便去内地，可以到中央图书馆任职。”

眼看着弟弟妹妹都已有出路，各奔东西了，钱锺书望眼欲穿，既没有接到“西南联大”的约聘书，也没有等来袁同礼践约。

面临着事业风险的钱锺书，托在暨南大学任英文系主任的陈麟瑞帮自己推荐一份工作，陈麟瑞当即就说：“正好，系里都对孙大雨不满，你来就顶了他。”

钱锺书做不出来挡人前途的事，当下就回绝了陈麟瑞的好意，准备另寻他法。

那时候，他们挤在辣斐德路的客堂里——白天，是正常的会客厅；入了夜，将沙发和茶几挪开，铺上一张大床，再挂一副窗幔，就是一间卧房。

弟弟妹妹们离开后，空间倒是宽敞了，心里却因为工作的事，越发拥挤了。

钱基博经常写信回家，抬头总是写给小儿子的，字里行间总是夸赞小儿子“持家奉母”，责怪大儿子一事无成，还需要弟弟“扶兄”。杨绛很为钱锺书委屈，钱锺书却总是一再忍让。

他告诉杨绛：“爹爹因吾娘多病体弱，而七年间生了四个孩子，他就不回内寝，无日无夜在外书房工作，倦了倒在躺椅里歇歇。江浙战争，乱军抢劫无锡，爷爷的产业遭劫，爷爷欠下一大笔债款。这一大笔债，都是爹爹独立偿还的。”

杨绛问：“小叔叔呢？”

钱锺书解释：“小叔叔不相干，爹爹是负责人。等到这一大笔债还清，爹爹已劳累得一身是病了。”

不过，脾气再好的人，也有硬气的时候。10月下旬，陈福田以“西南联大”外文系主任的身份，带来了姗姗来迟的约聘书。

不论是有心抑或无心，钱锺书都知道，自己在“西南联大”是不受某些人欢迎的，他没忘当年“辞职别就”后，叶公超对袁同礼说过的话：“钱锺书这么个骄傲的人，肯在你手下做事啊？”

既然不受欢迎，便不去自讨没趣。钱锺书客客气气地辞谢了“西南联大”的聘请，没有说一句难听话。

杨荫杭得知后，把自己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教授的“诗经”课时，让给了钱锺书两个小时。

见面那天，震旦女子文理学院的负责人“方凳妈妈”和钱锺书聊过之后，很赏识他的学识，额外为他增加了课时。为了维持生计，钱锺书像杨绛那样，做起了家庭教师。

比起钱锺书的窘境，杨绛在工部局北区小学做代课老师的待遇就好太多了。不仅工资高，每个月还有三斗白米，而且只在下午上半天课，多出来的时间，她已经开始着手写话剧《称心如意》了。

缺点是通勤时间过长。每天她要从辣斐德路出发，乘车到法租界的边界，步行穿过一段不属于租界的长路，再改乘公共租界的有轨电车，跨过黄浦江，才能到达。

杨绛常常困得在公交车上打盹儿，但不久后，日军偷袭美军，轰炸了珍珠港，上海这座“孤岛”彻底沦陷。

自从钱锺书留在上海后，杨绛也留在了婆家。此番“做媳妇”，不同于之前偶尔买点礼物上门“做做样子”的礼节，现在是要同住一个屋檐下，时时见面，事事操心。

日寇在上海实行米粮管制，分配给市民掺了杂质和麸皮的黑面粉；混了黄、白、黑沙子的碎米；揉了泥，还总缺货的煤球……杨绛得自己筛去面粉里的杂质；用镊子挑出沙子；听到沿街有卖米的，赶紧冲出去，不论多贵，都得赶紧买；把煤末子视为至宝……

日子越发难过起来，这就显得学校里的白米弥足珍贵。所以，再苦再累，杨绛也依然坚持工作，风雨无阻。

日寇管控上海后，限制极多。杨绛上课，在途经黄浦江大桥时，要下车，向桥上把守的日本兵鞠躬。杨绛骨头硬，不愿弯腰，常常低着头，蒙混过去。

后来日寇直接上车排查，乘客必须站起来接受检查。有一次，杨绛站得比别人迟了一会儿，被日本兵怒目而视，她怕极了，但仍本着不示弱的精神，目光如炬地瞪着前面的车窗。

日本兵走了，杨绛却心有余悸。她不愿向日寇低头，却又无可奈何，她得为了女儿和钱锺书，为了爸爸和亲人保全自己。

她换了一条比较远的路，往往下了车，还得折回半站路，中间还要路过一段三教九流聚集的地方，她经常碰到盯梢的流氓。那些人不是朝她风言风语，就是戏谑地吹口哨。

后来，检查的日本兵天天换，杨绛又重新走回了老路。虽然幸免于难，也不过是从虎口又回了狼窝。不久后，日本人接管了工部局北区小学，杨绛便愤然离职了。

生活上的拮据尚且能忍，精神上的贫穷却使人丧失底气。

钱基博的来信常常提醒钱锺书，他是父亲最没有出息的儿子。纵然又多了两个家教学生，但经常还要依靠几个学生的束脩维持生活。

夏天时，有人送来了一担西瓜——那么多！那么大！杨绛和钱锺书认为应该是住在三楼的堂弟的人情，绝不会是送给自己的。

他们叫堂弟把西瓜全都搬上了三楼。直到学生打来电话，才知道是钱锺书阔绰的学生送来的酬礼。

圆圆睁着惊奇的大眼睛，看着堂叔叔把西瓜搬了下来，爸爸又把西瓜分送上楼。她佩服地说：“爸爸，这许多西瓜，都是你的！”又“与有荣焉”道，“我呢，是你的女儿。”

杨绛和钱锺书被她一副“自豪”的小模样逗得哈哈大笑，可笑过之后，杨绛不免生出些悲悯：“可怜的锺书，居然还有女儿为他自豪。”

钱锺书看得透彻，他对杨绛说：“咱们一家人同甘共苦，总胜过别离。”他庄重而又严肃地发愿：“从今以后，咱们只有死别，不再生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