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们两家门不当，户不对。他家是旧式人家，重男轻女。女儿虽宝贝，却不如男儿重要。女儿闺中待字，知书识礼就行。我家是新式人家，男女并重，女儿和男儿一般培养，婚姻自主，职业自主。

一天，王季玉到杨家开门见山，直奔主题：“我要在上海筹建振华分校，你是最合适的振华校长。”

杨绛对母校苏州振华女中校长——王季玉的突然造访大感意外，对她提出的担任校长一职，更加惶恐而不安。

杨绛一直是一个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人。担一两科教职可以，但做校长，别说没做过，更不知道该怎么做；她对当官也不感兴趣，何况爸爸亲身体会过做官的苦与身不由己，他曾笑言那是“狗耕田、牛守夜”的待遇。

杨绛不经意间瞥见季玉先生发间的白丝，不禁想起，这位振华女中的校长，于海外求学归国后，曾经也是炙手可热的人才，求才若渴的学府纷纷朝她伸出橄榄枝，她却为了继承母志，回到了振华女中。

面对仅有五名学生——中途还有一名学生辍学——的振华女中，她秉持自己独特的教学理念，将中西方教学相结合，教学方式活泼多样，注重学生全面发展，教学内容涉及雕刻、绘画、国乐、文艺、家政及演讲、辩论、作文竞赛，并聘请如蔡元培、竺可桢、俞庆堂等名师授课，一步步提高教学质量，将该校发展为校风淳朴的名校，使许多学子慕名而来。

最困难的时候，她为筹集经费，自己每个月只领二三十元的生活费；她的卧室陈设简陋，仅可容膝；她穿布衣、布鞋，上面还打满了补丁，被戏称为“叫花子校长”；她执教生物、英语，生了病也要站在讲台上，不放弃每一个学生。

振华、振华——振兴中华。

复课并于上海重建振华分校，王季玉先生不是为了自己的私欲。相反，她有一颗拳拳的爱国之心。

1937年，苏州沦陷后，日本人强制接管振华女中，王季玉先生岂会看不透他们的野心？身体的控制虽可怕，但思想的入侵才是最具毁灭性的。

五十二岁的季玉先生不甘于做日寇管制下的“良民”，她遣散了师生学子，秘密将八十余箱图书转运到东山，寻了一处农舍，将图书和贵重器材藏在复壁内，自己也于东山易姓改名，等待一个好时机。

如今，杨绛学成归来，季玉先生觉得这个“好时机”终于到了。可是，杨绛却认为季玉先生是有点强她所难了。

对她来说，能安安稳稳地陪在爸爸身边，照顾好圆圆，谋一份生计之余，写点自己喜欢写的东西，等待钱锺书的归来，人生便足矣。

季玉先生却告诉她，不够、不够！

人生那么长，护我们的家国尚在沉浮中，上海是一座孤岛，永远不知道哪一天就会被炮弹击中。

杨绛慨然，她拿不定主意。钱锺书不在，她去找爸爸商量。爸爸却一反常态，支持她去做。

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做汉奸不可为，重建“振华”尤可为。

同样支持她的，还有钱锺书。

钱锺书到“西南联大”报到后，因学校尚未开学，便也急急地回到了上海。他想念才分别不久的妻子和女儿，还有久久未见的双亲。

钱基博自己谋得了一份去往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的教学工作，却坚决反对杨绛抛头露面。他不以为然地说道：“谋什么事？还是在家学学家务。便是做到俞庆棠的地位，也没甚意思。”

许多年后，再回忆起这一段，杨绛说：“其实我们两家门不当，户不对。他家是旧式人家，重男轻女。女儿虽宝贝，却不如男儿重要。女儿闺中待字，知书识礼就行。我家是新式人家，男女并重，女儿和男儿一般培养，婚姻自主，职业自主。”

一向开明的杨荫杭回敬起亲家，也是毫不留情：“钱家倒很奢侈，我花这么多心血培养的女儿，就给你们钱家当不要工钱的老妈子！”杨荫杭的开明通透不只如此，后来在弥留之际，阿必还未大学毕业，他担心阿必的学业之外，关于婚配，他如是说：“如果没有好的，宁可不嫁。”

男尊女卑，杨荫杭不认，钱锺书不认，杨绛也不认。

杨绛只认自己——点了头，许下了诺言，再苦、再难，也要全力以赴。

筹建分校，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在孤岛，谋生已不易，更何况还要大张旗鼓地“干一番大事”——校舍的房子去哪儿找？房租的经费是多少？教职员的班子怎么凑？将来开学了，招生多少？学费多少？教职员的薪水怎么定？

季玉先生不是甩手掌柜，她手把手地教杨绛筹划，校舍可以去找赫德路振粹小学的女校长商议合用；并和杨绛一起制定挑选教师的标准，传授杨绛约束教师的方法；还教杨绛怎样将一门课教到精通，并取得威信。

杨绛一边仔细聆听季玉先生的教诲，一边把该做的事情一一记在笔记本上。

信任是全无保留的，季玉先生把银行存折和钤记印章郑重地交到杨绛手里，便退居幕后。

杨绛从答应季玉先生开始就全力以赴，常常早出晚归，东奔西跑，做完一件事，便注销一件。

看到笔记本上的“注销符”越划越多，杨绛的心是雀跃的，但一心无法二用，顾此失彼的事常有发生。

那年冬天，圆圆身上出了红疹；次年的春天，圆圆又得了痢疾，伤了肠胃，稍不注意就会吃坏肚子。肠胃靠养，平日里也要多加忌口，圆圆这不能吃，那不能吃，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别人吃。

一次，杨绛做家教的学生送来了一大篓白沙枇杷——入口消融，水又多——是圆圆从来没有吃过的东西。杨绛和家里人围在一起边吃边聊，圆圆忍不住跑过来，委屈巴巴地扯一扯妈妈的衣角，眼角挂着一滴眼泪。

杨绛自责又心疼，却也只能在结束了一天的忙碌之后，躺在床上，教她唱童谣。那是少得可怜的亲子时光，但圆圆是一个懂事的小姑娘，她知道妈妈忙，能和妈妈一起唱童谣，已经很开心了。

钱锺书也时常来信，并且事无巨细地写成日记。杨绛却因为忙碌，很久才回复一封。钱锺书没有为此责备她，也从不抱怨，反而感念杨绛的辛苦，给杨绛推荐了两名英语教师。

杨绛后来才知道，钱锺书把思念写成了诗，藏在一词一句中——《昆明舍馆作》：

屋小檐深昼不明，

板床支凳兀难平。

萧然四壁埃尘绣，

百遍思君绕室行。

还有《一日》里等待回信的期盼与焦急。

一日不得书，忽忽若有亡；

二日不得书，绕室走惶惶。

百端自譬慰，三日书可望；

生嗔情咄咄，无书连三日。

四日书倘来，当风烧拉杂；

摧烧扬其灰，四日书当来。

1939年7月，刚放暑假，钱锺书就马不停蹄地赶回了上海。

在杨绛忙碌的日子里，他带着圆圆到处走走看看；他还喜欢趴门缝，偷听杨绛表姐的妯娌和她婆婆吵架——这对婆媳口角玲珑，唇枪舌剑，你来我往中，应对敏捷，钱锺书听了，总惟妙惟肖地学给大家听；晚上陪着圆圆玩“猫鼠共跳踉”，常常挤在一处笑得嘻嘻哈哈。

杨绛夜里回到家，每每听到父女俩的笑声，顿觉一日的疲劳就都消散了。

在这样的欢声笑语中，在一年最好的季节里，上海振华女中分校终于开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