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从不训示我们如何做，我是通过他的行动，体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古训的真正意义的。

世间人千万，有温柔的，有活泼的，有刻薄的，有冷漠的。可是有一种人，她本娇弱，怕蜘蛛，怕蟑螂，怕老鼠，拧不开瓶盖……却在做了母亲之后，就什么都不怕了，什么都会了。

杨荫杭在外奔波、养家糊口的日子里，唐须嫈并没有养尊处优享受“富家太太”的生活。

家里虽有女佣使唤，但唐须嫈仍然里里外外操劳忙碌着，将这个家打理得井井有条。她孝顺，同婆婆在一个屋檐下生活了四十多年，从未发生过口角，婆婆临终时，爱怜地说她是“睡熟在铲刀上的”；她淳朴，用缝纫机亲手给一大家子做衣裤；她宽容，两个姑子出嫁后，均与夫家断绝往来，搬回娘家来住，她将两个姑子照顾得妥妥帖帖……

做了母亲后，唐须嫈越发敏感。她总能在第一时间捕捉到儿女的情绪波动。

杨绛八岁半时，因为“启明教学好，管束严，能为学生打好中文、外文基础”，父亲准许她跟随姐姐们一起去上学，但是路途遥远，要到暑假才能回家。

唐须嫈心疼杨绛年纪小，想留她在身边教养，但杨绛不愿意。

在此前一年，杨绛因为举家搬迁，从新潮的北京女子师大附属小学转入无锡沙巷口的大王庙小学。

她说：“我从女师大附小转入大王庙小学，就像姐姐穿着新型的服装走在无锡的小巷里一样。”

那时候，北京的一切都是“新”的。成年的女学生梳短头，穿黑裙子，小女孩梳一条或两条辫子、穿裤子。连十二三岁的小学生也有专属的新服装——她们穿蓝色短裙，梳一条辫子，心思灵巧的女孩子，还会在辫梢上系个白绸子的蝴蝶结。

可是到了无锡，“路上老老少少的妇女见了短裙子无不骇怪”。她们操着乡音，毫不客气地呼邻唤友：“快来看哦！梳着辫子束着裙子哦！”

杨绛老了后，也不曾忘记冻红的鼻尖上总挂着一滴清水鼻涕的校长，和总是挥着一条教鞭，专往学生脑袋上打，光葫芦瓢似的“孙光头”。

大王庙的女孩子很“旧”，她们把隔窗映在墙上的树影当成鬼，风一吹，树影张牙舞爪地扑过去，吓得她们作鸟兽散。

“见过世面”的杨绛自是不信，她非但不跑，还走到墙根下，故意踢上两脚。

可没人信。

八岁的杨绛还不了树影的清白。

那时候的杨绛不太合群，她说“我有一两个十岁左右的朋友，并不很要好”。

小孩最喜欢“拉帮结派”，杨绛班里有个“大姐头”，总是像审判长似的，处理女生之间的纠纷，久而久之，很多小女生会送小礼物讨好她。

杨绛认为无趣极了。

所以，大抵杨绛是不喜欢那所不知道是由供奉什么大王的庙宇改成的小学吧。后来她入了启明女校后，“心里不断地向大王庙小学里的女伴们卖弄：‘我们的一间英文课堂（习外语学生的自修室）比整个大王庙小学还大！我们教室前的长走廊好长啊，从东头到西头要经过十几间教室呢！长廊是花瓷砖铺成的。长廊下面是个大花园。教室后面有好大一片空地，有大树，有草地，环抱着这片空地，还有一条很宽的长走廊，直通到“雨中操场”。空地上还有秋千架，还有跷跷板……我们白天在楼下上课，晚上在楼上睡觉，二层楼上还有三层……’”。

很少有父母会尊重孩子的意见，但唐须嫈做到了。

她见杨绛埋头不说话，便让她再想想，晚饭后再告诉她。

沉默，是最直观的答案。唐须嫈看得懂小杨绛的回答，于是转身就为她准备好了一只小箱子。

晚饭后，妈妈招招手，喊她过去：“来，阿季，你的箱子有了，过来拿吧。”

小杨绛才八岁，妈妈自然舍不得，把箱子递给杨绛的时候，她又问了一遍：“你打定主意了？”

杨绛点点头：“打定了。”

妈妈的手紧紧地攥着：“你是愿意去？”

“嗯，我愿意去。”

在“忘记”了点洋油灯的夜里，杨绛的眼泪像忘记关的水龙头，糊得满脸都是。从前只会哇哇大哭的杨绛忽然懂事了，眼泪悄悄地流，不想让妈妈看到。

可或许那天夜里，妈妈也有些东西不想让小杨绛看到吧。

杨荫杭刚正不阿，是法律界的“疯骑士”。

1913年，他任职浙江省高等审判厅长时，当地一个与本省督军有裙带关系的恶霸仗势杀人，案件经他审理后，恶霸被判处死刑。省长屈映光出面说情不成，以权势压人。

杨荫杭不畏强权，八个字吐得掷地有声：“杀人偿命，不能宽宥！”

不仅如此，交通部总长许世英贪污受贿被揭发，杨荫杭在证据确凿后，将许世英逮捕。

哪怕被停职，他也毫不退让。

“爸爸从不训示我们如何做，我是通过他的行动，体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古训的真正意义的。”

这样的父亲，应该是个厉害的人物。

小杨绛一脸崇拜地问爸爸：“爸爸，你小时候是怎么样的？”

杨荫杭说：“就和普通孩子一样。”

如普通孩子一般的杨荫杭，也有可爱的一面。

杨绛四五岁的时候，家里来了客人——胡适的老师——杨景苏。爸爸急急地跑向客厅，看到小杨绛时，抱起她说：“我带你到客厅去见个客人，你对他行个鞠躬礼，叫一声‘太先生’。”

见到杨景苏后，爸爸将她放下地，小杨绛就端端正正地行了个鞠躬礼，脆脆地叫了声“太先生”。

后来，杨荫杭立的规矩也多了起来。

他不让孩子们出去见自己的客人。在《申报》做记者时，他的同事——“猢狲精”来了，大家都很好奇“猢狲精”是什么模样的妖精，便哄小妹妹阿必到爸爸的书房外偷看。

阿必很快跑了回来，一群大孩子围着她问：“怎么样？是三头六臂？还是人身猴尾？”

阿必失望地说：“他只是一位客人，连尾巴都没有。”

杨荫杭和唐须嫈总有说不完的话。远到俩人学生时代的旧事，近到生活中的一些怨怼，因为从不提名道姓而用诨名代替，所以也不背着几个孩子。

于是除了“猢狲精”，杨绛还知道扯旗的“刘麻子”，还有总把“书”字读成“须”的胖子等。

但是，听归听，“大人说话呢，小孩子是不能插嘴的”。

杨荫杭还有自己的小倔强。

因许世英一案多方受阻，杨荫杭一气之下辞了职，举家迁回无锡。

“火车站上为我父亲送行的有一大堆人——不是一大堆，是一大片人，谁也没有那么多人送行，我觉得自己的父亲与众不同，很有自豪感。”

这场盛大的送别，很快冲散了杨绛突然要“回乡”的怅然。

挤在逼仄的车座里，伸手接过亲戚送上的一蒲包很甜的玫瑰香，虽还年少不懂事，但这挥手送行的场景，让杨绛意识到爸爸在此之前的种种行事，是值得效仿的。

火车上，万能的母亲晕车呕吐，柔弱得叫人生怜。爸爸却从容、镇定多了。他将一大家子安排得明明白白，下了火车上轮船，下了轮船再上拖船，晚上一大家人挤在一张木板搭成的“床”上，三姐嚷嚷：“我的脚往哪儿垂呀？”爸爸幽默地笑她：“好讲究！脚还得往下垂吗？”

1919年的秋天，杨绛不觉得有什么特别。或许是年岁尚小，未体味得到时局的动荡；也或许是伟岸的父亲，将一切艰难困苦抵挡在了自己的羽翼之外。

到达无锡后，他们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房子，只能凑合着住下。

可能是着急房子的问题，也可能是换地的问题，不久，杨荫杭病倒了，高烧不退，神智都昏迷了。

杨荫杭受西方思想影响，崇尚西医。哪怕迷迷糊糊，也嚷嚷着去找西医来诊治。

可无锡只有一个西医，还是个外国人。每次来抽一点血，拿一点大便，因为没有仪器，还要送到上海去化验，至于化验结果，则要等上一个星期那么久。

这么一来一回，杨荫杭的病变得更严重了，看到唐须嫈提了玻璃溺壶出去，居然说：“瞧瞧，她算做了女官了，提着一口印上任去了。”

又过了些时日，杨荫杭的胡话渐渐变成鬼话，气若游丝地说满床都是鬼。

唐须嫈吓坏了，再也不顾他的阻拦，忙差人请了一位有名的中医。中医来了，摸着脉，过了一会儿就下了结论——伤寒。

唐须嫈哭着恳求中医救命，可是在那个能被伤寒杀死的时代，中医摇摇头拒绝了。

很多时候，面临绝境，到底是坚持还是放弃，一念之间，便能改写一个人的命运。假如父亲一病不起，杨绛，连同母亲和姐妹、弟弟都将是另一番光景。

幸而有唐须嫈的坚持和不放弃。杨荫杭的老友华实甫也是一位有名的中医，唐须嫈拉着他，求他开药救命，哪怕“死马当活马医”，总也能有点盼头。

那是最危急的一夜，唐须嫈给杨荫杭喂过药之后，一步不离地守在病床前，紧紧地攥着他的手，一面流泪，一面唤着他说了很多很多的话——从前的，以后的。

或许是因为药石的作用，或许是因为唐须嫈的日夜护理，也或许是因为杨荫杭并不甘心就此离去，他终于挣扎着挺了过来。

他确确实实用行动告诉了杨绛，你是什么样的人，便会遇到什么样的人；你想让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你便去做什么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