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实行海禁，但中国海岸线辽阔，吃海之人众多，怎生禁得了？实际上自打海禁之后，在官方规定的贸易口岸之外的走私贸易，从来就没有断过。即使鸦片贸易未成规模之时，有关其他商品的走私贸易，也一直存在，茶叶就是一大宗。

走私贸易，有中国人自己做的。沿海的渔民兼营商品走私，是一个传统，另外一个传统，就是海盗走私。在中国沿海，一直就有庞大的吃对外贸易饭的商人，经常来往于日本、南洋，甚至更远的地方。当然，沿海也存在海盗，干些打劫商旅、抢劫渔民的买卖。海禁之后，这些商人由于原来就有武装，遂与海盗合流，形成庞大的亦商亦盗的走私集团，在很多地方，都设有自己的据点。郑成功所在的郑氏家族，其实就是这样一个集团。清朝扑灭郑氏家族，收复台湾之后，大的商盗集团没有了，但小的依然存在，而且渔民走私，也难以禁止。所以，在中西贸易过程中，走私贸易一直占有相当的份额。至于鸦片贸易，走私的份额就更大了。

不消说，凡是走私，政府都是要查禁的。清朝没有成建制的海关，仅存的粤海关，隶属于内务府，只管收钱。所以，缉私的事儿，就归两广总督麾下的水师负责。中国没有警察，凡是警察的业务，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归衙役捕快，一部分归驻军。陆地上就归绿营，海上的事就归水师。其实水师也是绿营的一种。

奉旨禁烟——办事人员与收缴的鸦片合影

水师在收复台湾之前，还算一个兵种，但此后就逐渐退化，变成了海上缉私队和炮台守备队，根本就没法用来打仗。不能打仗，缉私其实也不行。中国官方的所有职位，都是干什么吃什么。陆地上的衙役吃的就是官司，那么水上的水师吃的也就是缉私。即使在鸦片大规模输入之前，绝大多数的走私是根本就稽查不到的。双方达成默契，收了孝敬，水师就睁眼闭眼，放开生路。反正到时候走私者孝敬一点物品，当成稽查的战利品上缴，万事大吉。被海盗打劫的，如果报案，水师也会查，但查出来与否，只有天知道了。

鸦片贸易利益巨大，大到把此前所有的正常贸易都甩在后面好远。利益大的事情，激励人们去铤而走险。反过来，朝廷的查禁力度，也比此前的走私贸易要大很多。利益大了，上面查禁严了，对于执行查禁的水师来说，风险也大，因而受贿的额度自然也就大幅度提高。如果超过一定限度，走私者也就不大爽了，如果走私者依旧是此前那些人，大概他们也只能忍了。然而，新角色的加盟，改变了游戏规则。

新角色，就是外国走私者。在此之前，中国的鸦片走私者的利器是快蟹船。但洋人来了，局面大为改观。这些人，引进了飞剪船。所谓飞剪船，就是一种小型的快速帆船，船体呈流线型，每只船都有一个大尖头，上部几乎没有什么建筑，但帆却不少，还配有许多三角帆，行驶起来，比一般帆船快得多。用这种飞剪船做鸦片趸船，可以把大船上的鸦片，倒腾下来，直接进入内河。当年的鸦片走私船，就像一个热闹的市场，一边是鸦片交易，一边是银钱的兑换，人们熟练地在各种银洋和银两之间兑来换去，验明成色。当年，国内贩卖鸦片的店被称为窑口，各个窑口只要在内河河岸设一些接洽点，就可以直接接货，直接交易。更可怕的是，这些飞剪船上都有枪炮，比起中国水师的武装，这些枪炮射程远、射速快、威力大，真要是交火，水师根本就不是对手。

十九世纪前期的广州港，鸦片走私十分猖獗。

但是，外国鸦片贩子，知道自己是走私，而且是走私毒品，不乐意跟中国水师硬碰。所以，该交的贿赂，他们也交，只是，水师对于这些洋人，不再有对中国人的那种威风和霸蛮，无度的勒索有点难了。水师和外国鸦片贩子如何达成协议的？无从考证，反正有通事，有买办，办起来不难。英国人说，中国水师每箱鸦片收取5到10元，只要船到了，他们就派人上船点验，钱先放在英国鸦片商人手里，他们一个月来收一次。英国人说，中国的水师宁愿跟英国鸦片商人打交道，而不信任中国的走私商。不管怎么说，双方的默契的确是存在的，有了这默契，查禁鸦片走私就成了一场好戏。

在伶仃洋、黄埔洋面上，人们经常会看到这样一幅动态的画面，走私鸦片的飞剪船在前面走，水师的船在后面追，无论怎么跑，怎么追，但都会保持一定的距离。如果水师的船被拉远了，飞剪船还会等一等。就这样，前面跑，后面追，追到外海，后面的水师船放上几炮，鸦片船回几炮，都是空炮，像是在互相敬礼，然后回头。这场戏是给岸上的满大人看的，你看，人家的船快，我们的船慢，追不上，不赖我们。

另外的戏，在鸦片交易地演。内河河岸的大宗的鸦片交易点，水师都知道，走私者也不瞒他们。外国鸦片贩子驾船来到这个地方，水师的船早就在那儿了。水师军官，登上飞剪船，把朝廷的有关严禁鸦片的谕令拿出来，出示给鸦片贩子，嘴里念叨几句谕令上的话，双方鸡同鸭讲，谁都听不懂谁的。鸦片贩子一句话也不用讲，把早准备好的银子递过去，这边收了银子，转身下船。剩下的事，就是外国贩子和内地贩子自己的事儿了。每次交易，都要这样，先讲官话，官话讲完了，然后就是贿赂交易。如果水师的人直接上来就收钱、走人，没准就会被怀疑是冒牌货。

当然，查禁执行者的所作所为，他们的上司，包括两广总督都门清。东印度公司跟他们的政府讲，广州的官员对于朝廷的查禁命令，只是要求英国鸦片商人将运鸦片的船驶离黄埔就可以了，在伶仃洋面上的鸦片船，可以停在那里大模大样地做走私的买卖。在那个年月，事实上，鸦片走私都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进行，用不着夜半人静，掩人耳目。只要你不在两广最高的官员两广总督眼皮底下交易，一切都没有问题。当然，交易的好处，最高地方长官肯定也有一份。尽管后来两广总督邓廷桢跟林则徐一起，禁烟很卖力，但是在林则徐来之前，按英国人的说法，他也是个鸦片走私的获利者。

查禁，是查禁执行者的摇钱树。这权归谁，谁就有了好处，查的东西利益越大，查禁者的好处也就越大。这在干什么吃什么的古代制度体系中，是家常便饭。只有在特别的政治高压到来，而且执行使命的人动真格的情况下，查禁才会变成真的。但只要执行高压的钦差大臣一走，查禁依旧会变成摇钱树。对此百思不得其解的皇帝不明白，这个制度里的所有人，都可以依照制度规定的反面，“合法”致富。因为落到实处，官员的权力是没有制约的，没有常规制度制约的权力，所带来的好处和巨大的利益，是正常的血肉之躯所无法抵御的。更何况，清朝继承明朝的低俸制，使得官员即使想依法过一个平稳的富足日子都不可能，非捞外快，不足以过好日子。这样制度下的机构，怎么可能查禁得了利益如此丰厚的鸦片贸易？

鸦片的稽查，只能是演戏。上面来一个清官，认真办事了，演戏的就暂时收起行头，等他走了，再接着演。林则徐六三禁烟大获成功，但如果英国人不开仗，等林则徐走了，鸦片依旧禁不了。毕竟，清朝只有一个林则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