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鸦片战争，先后相隔差不多20年，但战争所涉主题，却只有一个：逼中国开门，开大门；而且要拖中国进入西方的世界。

就情势而论，这个过程不可避免。只要中国的天下没有本事扩张，没有本事吃掉西方的世界，那么就早晚会被西方的世界撞毁。这么大的一个中国，没有幸免的可能。一个拥有了现代工商业的世界，是一个不可抗拒的世界。只要这个星球出现了这样的世界，这个星球就必然被全部涂抹上它的颜色。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是野蛮人，而蹈海而来的西方人，自诩是文明人。对中国的征服，在某种程度上跟他们征服印第安人、非洲人一样，是文明战胜野蛮的过程。

然而，两次战争的借口，都那样的苍白而且龌龊。第一次，是为鸦片贸易背书；第二次，则基本上是没事找茬。尽管中国人完全可以像后来的日本人那样，顺从西方世界的通商要求，自行打开大门。但是，以天朝上国自命的中国人，怎么可能做到这一点？在他们的视野里，没有这样的经验，也没有这样的教训。其实，如果没有中国的失败，日本幕府面对美国佩里舰队时，也不大可能如此痛快地屈服。

“文明人”发动的战争里面，没有文明，也没有道德。讲究以德服人的中国人，被西方用弱肉强食的大棒，不由分说地教训了。在中国人完全不明白西方世界的道理的情况下，他们的表现，被反衬得格外愚昧。这个愚昧，是沉湎于自己天下里的愚昧。而越是愚昧，就被欺负得越惨。

英国公使到日本，受到隆重的欢迎。西方画师太性急，把日本兵都画成洋兵了。

宛如一个中国的乡下人，闯进了伦敦，言语不通，规矩不明，挨欺负，遭蒙骗，甚至挨打被抢，都是应有之义。那个时代，漫说中国乡下人，就是英国乡下人进城，也就这个待遇。可是，这回是英国的城里人，结伙来到了中国，依仗自己的强力，痛扁了主人——有点迂腐而且自命不凡的主人——然后逼主人学他们的规矩。

19世纪的清代社会。当时社会看起来还井然有序，保持着帝国最后的体面。

这个过程中，中国人当然会感到挺冤的。1840年开始的悲情，事实上一直延续到今天，还没完没了。

悲情可以理解。但是，当年的悲情，更多的是一种固执。固执于天朝上国的天然优势，从迟迟不肯承认失败，到即使勉强承认，也在寻找借口。输掉了底裤，却仍在夸耀自己过去锦袍的华美。之所以战败，都是因为朝中出了汉奸，朝廷用人不当……这样的阿q，在鸦片战争期间，还真是不少。连第一次鸦片战争末期，负责与洋人交涉的钦差大臣伊里布的家人（长随），不过粗通文墨的张喜，竟然也敢说如果朝廷任命他做统兵大将，一定能打赢。

仗还没有打，中国方面已经出了一个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人。然而客观地说，在这一阶段，真正能睁开眼睛的人其实不多，从林则徐到魏源再到徐继畬，还要加上满洲贵族耆英，其实他们顶多算睁开了一条缝。他们对西方的了解，仅仅限于各国概况的水准。乐意学的东西，也就是船坚炮利。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使是这些站在中国最前沿的人，跟太平天国的农民领袖也大体上处于一个水平线上。

虽然都是人类，但两种完全陌生的人碰在一起，最初的接触，又充满了敌意；那么，彼此的了解，或者说，处于弱势一方对强势者的了解，在开始阶段肯定非常不充分，也相当勉强。万事开头难，对挨了打的中国人来说，难不仅难在沟通的渠道不易把握，还难在自己的心魔上。这心魔，来自老大帝国的悠久历史和文化，也来自对西方仗势欺人的反感。

在那个丛林时代，中国人就这样被人家强按着头，硬拖着进入了人家的世界。严酷的现实告诉中国人，过去所拥有的一切，一钱不值；过去理所当然的道理，全然失效。一切，得从头开始。幸好，这个老大帝国，以一个不伦不类的衙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问世，开始了它的新历程。

其实，中国人应该庆幸，在内忧外患交至的境况下，这个王朝没有崩溃，否则，即使进入了人家的世界，中国也会是另一个印度——散了，就攒不起来的印度。

这是中国近代史的开局，尽管被打得丢盔卸甲，没有还手之力，窝囊死了两任皇帝，换了一个女主。但是，比照奥斯曼帝国的命运，中国能有这样的开局，已经不错了。此后叱咤风云的大人物曾、左、李之辈，在王朝的开门过程中，已经露面，但还没参与开门的过程。他们此时可能还不知道，今后的中国，今后的他们，将跟撞开门进来的洋人，会有着越来越深的关系。他们后来的事业，不是所谓的中兴，而是洋务。

门开了，此后的中国，就成了世界的一员。无论有多少人想把中国拉回去，重建过去的天下，已经没有这个可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