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鸦片战争中，出现过两个神话。第一个，是忠奸格局的神话；第二个，是类似棒子、虫子、老虎和鸡的循环俗语。老虎怕棒子，棒子怕虫子，虫子怕鸡，而鸡呢，怕老虎。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百姓怕官。

第一个神话，历史要长一点。歌德说过，中国人很会编故事，在我们还在森林里的时候，他们就有很多戏剧了。中国人很早就有戏剧了，这没错，从唐朝的参军戏到宋元的杂剧，故事越编越圆，情节越来越复杂。现在的人们大概还能知道一个在过去几乎家喻户晓的系列戏剧，杨家将的故事。这个被安在北宋时期的故事是这样的，在外地入侵的时候，前方杨家将前赴后继地抵抗侵略，而且大有胜算，但后方却有潘仁美作为外敌的内奸，从中捣乱。而潘仁美恰好又为皇帝所信任，女儿嫁给皇帝做了西宫娘娘。所以，忠臣屡遭内奸陷害，几乎坏了抗敌大计。幸好，中国的戏剧偏爱大团圆，最后的结果，皇帝还是肃清了内奸，尽管杨家死伤殆尽，剩下一门孤儿寡妇，也上阵杀敌，最终还是保住了皇帝的江山。

如果故事是故事，戏剧只当他演戏，当然就没事了。这样的故事，实际上是一个神话，一个忠奸格局的神话，体现的是中国人的某种心结。国人自北宋以来，对外战争屡战屡败，受尽屈辱，却又心有未甘。心结难解，就只好自己给出一个解释，自己可以接受的解释。那就是，我们的失败，不是因为我们不行，而是因为内奸在背后捣乱。这个忠奸格局的神话，到底是南宋时受了岳飞和秦桧故事的刺激，还是编本子的文人自己想出来的，我不知道。但这个神话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编制这个神话的素材，既有存在那么点影子的岳飞和秦桧，也有根本没影的潘仁美和杨继业（这两个历史人物是有的，但却没有那么些忠奸的恶斗）。

这样的神话，也被用来解释鸦片战争中国的失败。

在这里，林则徐就成了杨家将或者岳飞（有时还要加上关天培），而琦善则是潘仁美（有的人还加上位置更高的穆彰阿）。正是琦善的谗言，让正在前线抗敌的林则徐被革职。而来到前线替代林则徐的琦善，又尽撤海防，使得英国人屡屡得手，关天培饮恨身亡。而英国人恰巧没在林则徐在任的时候攻打广州，成了洋人怕林则徐的铁证。如果朝廷放手让忠臣去干，我们本来是可以打赢的。潘杨故事，就这样翻版到了现实中。

类似的说法，用在上海前线的陈化成和牛鉴身上，就成了陈化成是抗敌的勇将，而牛鉴则是背后捣乱的奸臣。陈化成抗敌的布置，多遭牛鉴破坏。本来陈化成打得好好的，英国人眼看不支。但牛鉴见有胜迹，亲自赶来督战，英军炮打总督大纛，牛鉴中途逃跑，造成军心动摇，全线溃败，陈化成因此而战死。其实，根本就没这回事，连影子都没有。陈化成从一开始就被全面火力压制，一点反抗的余地都没有。牛鉴，也没有亲自到吴淞前线去过。

甚至三元里抗英的故事，也被用这种忠奸模式套用。不过这回，忠臣变成了三元里的民众，而奸臣则是广州知府余保纯。原本被包围的四方炮台上的英军，是会被全歼的，是汉奸知府卖国求荣，应英国人之请出头，保住了英军的性命，让他们全身而退。直到战争结束，还有人传说，说是粤东的义勇将停泊在当地的英国船烧掉数十艘，杀死了英国人数百。后来是地方官将为首者抓了，交给英国人，在他们船上行刑，才把事平了。

虎门炮台遗址一角

当然，事实根本不是这样的。琦善到了广州，不仅没有撤兵，而且加强了虎门等炮台的守备，实际是增兵了。广州前线炮台的布置，都是当初林则徐在的时候老样子，只是兵力多了一点。待英军进攻时，依旧遭到惨败。接下来，杨芳和奕山的进攻，也大抵是抄林则徐的旧稿，林则徐当时并没有走，杨芳还去征求过林则徐的意见。广州前线，声势浩大的火攻，就是按照林则徐事先的布置安排办的。但是，依旧无济于事。连林则徐招募水勇和让乡绅练团练，后来的人都照办不误。应该说，后来的前线将领，完全是按照林则徐的既定方针在办理防务，组织进攻，但是结果依旧是一次次的失败。

至于牛鉴的内奸行为，更是子虚乌有，全然出于文人臆造。他们不仅臆造了牛鉴的逃跑，而且臆造了陈化成打沉英军三艘轮船、一艘战舰的战绩。如果真有这样的战绩的话，战死的不该是陈化成而是英国统帅璞鼎查了。而三元里的民众，也根本没有这个可能打败英军。反过来，如果民众不撤，那么下面的事情会更糟，恐怕就是英军的狂轰滥炸，民众就要血流成河了。

第二个神话，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百姓怕官。主要的依据，就是三元里抗英。尽管在这个事件中，英国人吃了亏（其实，在事件中，民众死伤更多，都被忽略不计了）。但并不意味着这些民众一定可以战胜洋人，因为这只是一个特定环境下的偶然事件。不能因此而推导出洋人怕百姓的结论。实际上，此后多次中国遭受侵略，直至清廷在庚子年发动义和团，成千上万的民众挟所谓刀枪不入的神术直接与洋人对抗，但洋人并不怕他们，最后被追剿遭杀戮的，还是义和团。至于百姓怕官，也不全对。到了一定时候，官民对立无可化解之时，百姓就不是怕官，而是仇官杀官了。

两个神话，其实是鸦片战争过后，坊间对这场战争的一种解释。这样的解释，就像唱杨家将的大戏一样，不过是一种应景的自我安慰。面对技不如人的耻辱，大戏一唱，也就释然了。百姓沉迷于此，还可以理解，作为饭后茶余的谈资，无可厚非。很多士大夫甚至官场中人也沉迷于此，就不可解了。用这样的解释代替战争的反思，一厢情愿地认为，中英之间不仅没有太大实力的差异，而且我们还有优势。我们的失败就在于内奸作祟，只要能在战前肃清内部，就可以所向无敌。天朝上国，依旧是天朝上国。显然，这不过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自慰。正因为如此自慰，所以，战争过后，整个官场呈现一种雨过忘雷的情景，原本要仿制的西方战船，停工了；原本要仿制的西式步枪，也没了下文。只有一个号称试制水雷成功的候补道潘仕成，带了他和一群工匠做的水雷20枚进京，皇帝开恩，赏了一个布政使衔。这种水雷，后来也没有投入使用。

林则徐把收集来的西方资料，送给了朋友魏源，从此以后，知趣地再也不提这段往事。而另一个主角琦善，则一直对林则徐愤愤不平，觉得是这个人毁了他的名节和后半生。别的受处分和没受处分的官员，更是三缄其口，就像这个事根本没发生过一样。受人之托的魏源根据这些材料，编出了《海国图志》，却长期不受人待见，这本书根本就没人看。这个国家，凡是丢人的事儿，都没有人喜欢提，装作没有发生，大家皆大欢喜。鸦片战争过后，中国的国门被轰开了。但实际上从皇帝到士大夫，精神世界的门依旧关着。只有极个别的人（像魏源），开了一条小缝。

一场耗时两年的战争，在迭吃败仗的前线将领麾下，无数的文官武将立功受奖，升了官，无数死在战场上的文官武将成了烈士，受到表彰。除此而外，对于中国人来说，等于什么都没有发生。

对于中国人整体而言，这个仗，其实是白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