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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全集 文学编 第十七卷 §谈文学翻译工作

文学翻译工作的重要性是尽人皆知的。通过翻译,我们可以承受全世界的文学遗产。世界上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优秀的作家,留下了优秀的作品。这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的文化遗产,需要我们翻译工作者把它们译成本国语言,才能使我们更多的人来享受。我国有六万万以上的同胞,不可能人人都懂得许多外国语文,要使我国人民都能享受全世界的文化遗产,不经过翻译是不行的。

在今天来讲,翻译工作对保卫世界和平、反对新战争威胁,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可以增进彼此之间的相互了解。特别是文学作品的翻译,因为是生活的反映,更能使这种相互了解深入。这样,就可以消除人为的障碍,人为的隔阂,所以翻译工作在保卫世界和平方面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文学是现实生活的反映。我们通过文学翻译,既可以了解各国人民的生活习惯和他们的愿望;更可以促进本国的创作,促进作家的创作欲;作家读了翻译作品,可以学习它的表现生活的方法。通过翻译,也可以帮助我国语文的改进。中国语文固然优美,但是认真使用起来,就感到语法的不够用了,做翻译工作的人都会体会到这一点的。通过翻译,我们可以学习别国语言的构成和运用,采取它们的长处,弥补我们的短处。我国过去长期封建统治的结果,使我国人民和各国文学作品很少接触的机会,世界上很多古典文学名著,以及资本主义国家的进步文学,翻译过来的很少,今后需要大量介绍,而这个责任是要由翻译工作者承当起来的。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四年八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是作者在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摘要。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一九五四年八月十八日至二十五日由中国作家协会在北京召开。

翻译工作是一项艰苦的工作,我不但尊重翻译,也深知翻译工作的甘苦。凡是从事翻译的人,大概都能体会到这一层。翻译是一种创作性的工作,好的翻译等于创作,甚至还可能超过创作。这不是一件平庸的工作,有时候翻译比创作还要困难。创作要有生活体验,翻译却要体验别人所体验的生活。翻译工作者要精通本国的语文,而且要有很好的外文基础,所以它并不比创作容易。严复对翻译工作有很多的贡献,他曾经主张翻译要具备信、达、雅三个条件。我认为他这种主张是很重要的,也是很完备的。翻译文学作品尤其需要注重第三个条件,因为译文同样应该是一件艺术品。

翻译工作既然是这样的重要,这样的艰苦,而又需要具备这样的条件,所以我们对翻译工作决不能采取轻率的态度。翻译工作者必须具有高度的责任感。他不能随便抓一本书就翻,他要从各方面衡量一部作品的价值和它的影响。在下笔以前,对于一部作品的时代、环境、生活,都要有深刻的了解。翻译工作者没有深刻的生活体验,对原作的时代背景没有深入的了解,要想译好一部作品很不容易。我自己就有这样的体会。我译过一部《浮士德》,这是歌德的代表作,是他积六十年的生活经验写成的一部伟大诗篇。这部作品有上下两部,我二十几岁开始翻译,中间差不多经过了三十年,到一九四六年才把它完成。第一部是歌德少年时期的作品,我在翻译的时候感到很轻松,原因是作品的内容很象我国的“五四”时代,摧毁旧的,建立新的,少年歌德的情感和我那时候的情感很合拍,思想也比较接近,因此译的时候很顺利,并不感到吃力。第二部是歌德晚年写的,他的思想感情我在那时候很难体会,觉得简直啃不动它,于是便把它抛在一边,不但不想翻译它,甚至想否定它是一部世界名著了。这样经过了将近三十年的时间,我自己也积累了一些生活经验,参加了大革命,又经过了抗日战争,看到了***的反动统治的黑暗,一九四六年到了上海,又在国民党匪帮的白色恐怖下经历了一段惊涛骇浪的生活,这时再回头来看《浮士德》的第二部,感情上就比较接近了,翻译起来也非常痛快,觉得那里面有好些话好象就是骂***的。结果,在很短的时间内便把它译完了。

所以,翻译工作也是需要有生活体验的,不过我们也不必单纯强调这一个条件。不久以前,法捷耶夫[1]为了写一部作品,曾经到钢铁厂去体验了一年多的生活。我们翻译工作者不可能也不一定每人都到钢铁厂去生活一个时期,但是我们也要有一定的生活体验,这样方能体会原作的内容。

当然,对于文学翻译工作者来说,重要的还是文学的修养和语文的修养。一个翻译工作者至少必须精通一种外文。但是仅仅懂得一种外文,也不容易把工作做好。除了一种外文以外,最好还能懂得第二第三种外文,这样不但在研究上方便,翻译时还可以用来作为助手。把别国的译文拿来对照,对自己的翻译确有很大的帮助,我自己就有过这样的经验。

但是,除这以外,更重要的是对本国语文的修养。如果本国语文没有深厚的基础,不能运用自如,即使有再好的外文基础,翻译起来也是不能胜任的。外国诗译成中文,也得象诗才行。有些同志过分强调直译,硬译。可是诗是有一定的格调,一定的韵律,一定的诗的成分的。如果把以上这些一律取消,那么译出来就毫无味道,简直不象诗了。这是值得注意的。本来,任何一部作品,散文、小说、剧本,都有诗的成分,一切好作品都是诗,没有诗的修养是不行的。

又要外文好,又要中文好。但是外文好的人,中文不一定就好。我说翻译是一项艰苦的工作,它的艰苦处就在这儿。如果一个人从小就在外国生活,外文好了,但结果又等于一个外国人了,中文很难同时学好的。可是一个人在二十岁以后,想学好外文并不容易,就是想学好中文也不容易。拿我自己来说,我二十岁以后在日本过了二十年,生活是日本方式,孩子们在周围讲的都是日本话。在这样环境里,我的日文并不敢夸口,可是我的中文还勉强可以,因为我在母亲的怀抱里接触的就是本国的语文。但是这样能不能说中文就很好了呢?还是不敢说的。所以,想把外文学好已经很不容易,再加上本国的语文难以掌握,要同时具备这两个条件,这就难上加难了。不过困难总是可以克服的。***说:有困难,有办法,有希望。这一句话对我们翻译工作者也同样通用。在这儿我想向各位推荐苏联的一个经验。苏联译一首中国诗时,懂得中文的人先把意思译出来,然后再让懂得诗的人把它加以诗化。集体翻译在苏联已经普遍推行,我觉得这一个方法很值得学习。在我们中国,大多只做了第一步,这就是把意思译出来,第二道的加工,根本就没有做,或者很少做,而这一步工作正是少不了的工作。一杯伏特卡酒不能换成一杯白开水,总要还它一杯汾酒或茅台,才算尽了责。假使变成一杯白开水,里面还要夹杂些泥沙,那就不好领教了。

总之,在翻译工作上,责任感是非常重要的。在翻译之前,必须慎重选择,准备周到。在翻译的过程中,要广泛地参考,多方面请教,尽量地琢磨。所谓“下笔千言,倚马可待”[2],实际上就是马虎了事,不负责任。

在旧时代,人们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在翻译工作上你争我抢,把它当成名利双收的事情,这一种做法显然是错误的。在今天,我们来做这项工作,首先就要对得起作者,对得起读者。我们必须大家来商量,来计划,来进行,使我们的翻译达到理想的地步。互相校订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可以纠正错误,发现问题;我们也应该在翻译界培养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风气。

1954年8月

[1]法捷耶夫(александ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φадеев,1901—1956),苏联作家。著有《毁灭》、《青年近卫军》等。

[2]李白《与韩荆州书》:“请日试万言,倚马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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