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捷耶夫是责任心极强的一位同志。他在文学创作和保卫和平事业中，的确是作了献身的努力。他的成就是不能磨灭的，特别是他对于我们中国同志们的帮助是会永远令人保持着深厚的纪念的。

一九四九年九月尾，他率领苏联文化艺术代表团来参加了我们的建国大典，同时也参加了在那年十月初旬先后成立的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和中苏友好协会。在这些友好活动之外，他还替我们作过关于文艺理论的报告并举行座谈。

我在那一年第一次认识他，他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责任心极强。为了把工作做好，他看来是把自己的健康完全置诸度外的。他在北京的繁剧的活动使他生了一次小病；但就在十月中旬当时的保卫世界和平常设委员会（世界和平理事会的前身）要在罗马开会，他的病还没有十分痊愈便不能不离开北京飞往罗马了。单只这一点，似乎就可以概括他一生的活动情况。

七年来的保卫世界和平运动，和法捷耶夫的名字是分不开来的。他不仅在代表伟大苏联人民的代表团中经常起着核心作用，在整个保卫世界和平运动中，和可尊敬的约里奥—居里教授、南尼[1]先生们一道，也经常是起着核心作用的。他以他的丰富的经验，对于东方兄弟国家的代表团竭尽了充满了友谊的援助。——我提到了这一点，我相信我们兄弟国家的朋友们是会完全同意的。我们要特别感谢他。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六年《人民文学》第六期。

我和法捷耶夫，每年差不多要见好几次面，我们的友谊因而也特别深。他的记忆力很强。他曾经告诉过我，凡是他曾经见过的东西，他长远地记忆着，就如象活鲜鲜地还在自己眼前一样。这是使我惊讶的。他的性格很直爽，说笑的声音很开朗，真合乎我们的一句老话：“开心见肠”。

在一九五三年前，我始终感觉着他是很健康的一个人。但自一九五四年以后，他的健康便一年不如一年了。一九五三年年初，他因肝病住在莫斯科的皇宫医院，我曾到医院去看过他。他住的病房，倒更象一座书房。纵横摆了不少的书，床上也是，桌上也是。据说他在病中正在润色他所写的一部关于钢铁工业的长篇小说。他那时曾经带笑地告诉我：遗憾得很，可惜以后不能干杯了！

我真没有想出，这样直爽、这样富有责任心的人，会突然用自己的力量来毁灭自己。或许正由于责任心太强，看到自己的健康不能允许自己完成更艰巨的任务时，便采取了这种“不全则无”（“all or nothing”）的行径的吧？

法捷耶夫是要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里的。国际局势愈向前缓和一步，我们便不能不纪念法捷耶夫。他所遗留下来的工作，让我们加倍努力来共同负担吧。就和《青年近卫军》会永垂不朽一样，法捷耶夫也会永垂不朽！

1956年5月16日

[1]约里奥—居里（frederic joliot—curie，1900—1958），法国物理学家。物理学家居里夫妇的女婿，对原子核物理学有重要贡献。南尼（pietronenni，1891—1979），意大利政治家曾任意大利社会党主席，政府副总理，意大利中国文化友好关系协会名誉主席团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