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旧诗好，是有好的旧诗

强调向古典的优秀诗歌学习是应该的，我想每个新诗人都不会不同意。但在强调向古典的优秀诗歌学习的同时，不少人发出了“旧诗好，新诗不好”的论调，这实质上是一种观念论的说法。这是对旧诗没有作过具体分析的结果。我国过去也有许许多多不好的、甚至是很坏的旧诗，无论就其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来说，都是非常低下的。经过时间的淘汰，大量不好的诗被丢掉了，被忘却了，好的诗被保存了下来。因此，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不是旧诗好，而是有好的旧诗。

反过来，如果一口咬定新诗不好，也是不公平的。这样来看问题是不科学的，是主观主义。新诗的历史只有三十多年，而旧诗的历史却有三千多年。把三十多年的成绩和三千多年的成绩相对比，应该说是最大的不公平。如果客观一点，实事求是地来看问题，那就不大容易断定：“五四”以来的新诗毫无成就。新诗中也有一些好诗。就如本月五号《人民日报》第八版发表的黎之[1]作的《英雄的母女》这首诗吧，假如用旧诗来写，就不会写得那样好。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光明日报》。

能背诵，并不是旧诗的特性

目前有许多人用能不能背诵来作为衡量诗的好与坏的标准。这也是很不科学的。能背诵，并不是旧诗的特性。过去念旧诗的都是读书人，而他们是从小就念这些东西的。少年时的记忆植根很深，因而到年纪老了的时候也还能记得。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是，能不能说凡是记得的，凡是能够背诵的都一定是好诗呢？事实也不尽然。比如说，我也会背诵李白的《子夜吴歌》的一首：“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但我也还能背得出“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2]。能够说，后者也是好诗吗？又比如说，凡是能有看戏机会的城市居民或乡下人，很多人都能出口背诵“店主东，带过了黄膘马”[3]以及“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4]等诸如此类的词句，应该说，这也是诗或者歌，但能够说，这也是好诗吗？

新诗是否也能成诵呢？答案是肯定的。比如说，我的几个很小的孩子，因为他们从小就是读的新诗，没有读过旧诗，所以他们就只会背诵一些新诗或新的歌词，而不能背诵旧诗。就是大人，谁又不会背诵《国歌》和《东方红》呢？

由此可见，能记得、能成诵的，并不见得都是好诗；能背诵，也并不是旧诗的特性。因而，那种认为新诗记不得，而记不得的就不是好诗的说法，可以看出，是多么不合逻辑，多么没有科学根据。

新诗是起过摧枯拉朽的作用的

“五四”以来，新诗的好作品不太多，谦虚一点说，新诗的成就是微乎其微的。几十年来，我们还没有出现象屈原、陶潜、李白、杜甫，或者象荷马、但丁、莎士比亚、歌德那样伟大的诗人；也没有产生过震撼大众心灵的诗章，这是可以承认的。新诗的历史还不太长，应该是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原因。但对于新诗，却绝不能采取一概抹煞的态度。

“五四”以来的新诗是起过摧枯拉朽的作用的。特别是在抗日战争的前夜或抗战初期，许多爱国的诗歌象洪水一样的流行，在对敌斗争中起到了不小的团结大众的作用。解放战争时期以及在今天，不少好的诗歌所发挥的动员人民和组织人民的作用，也越来越大。这都是不能否认，也是无法否认的事实。

新诗的历史意义还远不止此。在“五四”以前，诗在旧时代已经僵化了，新诗从已经僵硬了的旧诗中解放出来，冲破了各种清规戒律的束缚，打碎了旧的枷锁，复活了诗的生命。这对于中国的诗歌起到了起死回生的作用。对于这些，都必须有足够的认识。不然，那将是极大的错误。

新诗并未抛弃中国诗歌的传统

新诗最初受到外来的影响很大，这也是事实。这如同近代中国整个社会的变革一样。太平天国的革命运动受到了外来的影响；***先生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也受到了外来的影响；中国的工人运动，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乃至人民革命的成就，也都是受到了外来的影响的。由于接触到外国的许多有益的东西，因而我们觉醒了，我们找到了正确的道路。关于新诗，也正是这样。

但能说新诗完全背弃了中国的传统吗？不能这样说。有极少数写诗的人，做“豆腐干”诗[5]，做十四行诗[6]的，可以说是这样，但这不是主流。那些诗也并不是新诗发展的本质的方面。新诗在受了外来的影响的同时，并没有因此而抛弃了中国诗歌的传统。有不少好诗还是保存了旧诗的传统的，当然没有旧诗的格律那么严。因为诗歌是语言的艺术，新诗同样是用中国的语言写的。既用中国的语言写诗，就必然要遵循中国语法的规律，不然，就不仅不是中国诗，简直会连中国话也不是的。

新诗的产生也并非偶然，不是少数人心血来潮，或者起了一股风把它从什么角落里吹来的。从文学史上来考察，任何一种新诗体的出现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一方面是在社会发展的基础之上吸取了新的营养，另一方面也是在旧诗体的基础之上逐渐经过改造而后形成的。由四言而骚体，由五、七言而长短句，乃至由词而曲，[7]曲再要加入衬字衬句，都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新诗的产生自然更不例外。由于时代的进步和语言的发展，由于社会生活日趋纷繁复杂，旧的诗歌已经不尽能适应这种变化，它需要一种相应的形式，因此新的诗歌出现了。拿语言的发展为例吧。我们今天的新词汇很多是三四字乃至四五字以上所构成的。这样要用四言来表达，简直就不可能。例如苏伊士运河这一辞是五个字，有一位朋友填词，为了要把这个名词嵌入四字句，便缩短成了“伊士运河”。这真是所谓削足适履，或者可以说砍头入棺了。

由此可见，新诗的出现是由社会生活与语言扩大化的客观发展进程所决定的，是适应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也是符合中国诗歌发展的规律的。

不要以为凡是旧诗就可以当令

对古代的好的旧诗，我们必须认真地去学习。所谓“温故而知新”[8]，这是必要的。有素养的人，要做旧诗也是可以的。但我们有这样的权利，便是要求他们发表好的旧诗。不要以为，凡是旧诗就可以当令。用五、七言的形式来表达今天的时代生活，是有困难的。不承认这一点，可以说是不知道作诗的甘苦。我要说一句怪话：在今天作旧诗，要作得不象旧诗那样才算好。这就是说，要有创造性，要自然而流畅。所谓“好句自天成，妙手偶得之”[9]，是值得我们深思的。最有名的一句诗“池塘生春草”[10]是旧诗，但又何尝不象新诗？

至于词，实际上可以说就是我们今天唱的歌。从歌这方面来讲，比词是方便得多了。因为我们今天是先有词而后制谱，而不是先有谱而后填词。

至于赋，我看很难说有发展的前途。就象两扇大门那样的汉赋可不用说，就是六朝时代的小品赋或宋人的《秋声赋》、《赤壁赋》[11]之类，似乎也没有仿作的必要。如有人一定要作，当然也有作的自由，但应该先有一个觉悟：曲高和寡，欣赏者不一定太多。

好的旧诗万岁，好的新诗也万岁

总起来说，我的看法是：新诗是有发展前途的。它是今天所需要的。它和语言的发展，和社会生活纷繁复杂的变化都是合拍的。在将来必定有好的新诗人和伟大的诗篇出现。当然，新诗人们需要多加努力，应该尊重诗歌的优良传统，从其中学习一些对于我们有用的东西。过去在这一方面我们犯了错误。但我们反对开倒车。对外来的好的影响也断然不能拒绝，我们能够经常吸收许多外国的好东西来丰富我们自己，这一点可以说是中国人值得自豪的优良传统。国际文学上的许多潮流，我们断断乎不能闭门不纳。谁要拒绝，可以说就是犯了大国沙文主义。

我的看法是：作家们必须虚心一点，努力地向古典的优秀诗歌学习，向外国作家学习，来充实我们新诗的成果。批评家们也希望能够虚心一点，不要只是无批判地全面肯定，或无批判地一概抹杀。我们反对不问实际情况便武断地加以评论的主观主义，反对不问好坏就一概拒绝一切外来影响的关门主义和故步自封的保守主义。

百花固然必须齐放，但八股文却没有办法重上舞台。

如果说，新诗该死，旧诗当兴；那么也可以说，语体文当废，文言文当恢复大统了。能那样说吗？不能。

我也喜欢好的旧诗，好的旧诗是会永垂不朽的。但我敢于说，新诗的前途比旧诗要远大得多。

在这里或许也可以适用“两个万岁”——好的旧诗万岁，好的新诗也万岁。

以前我们犯了错误：低估了优良传统。但希望不要又犯新的错误：低估了新生力量。

1956年12月

[1]即李曙光，一九二八年生，山东黄县人作家、文学评论家。著有《转运翻身》、《锦瑟曲》、《火中钢》等。

[2]语见宋汪洙《神童诗》。

[3]京剧《秦琼卖马》中的唱词。

[4]京剧《空城计》中的唱词。

[5]一九二六年四月，新月派一些诗人办《北京晨报·诗镌》周刊，提倡新格律诗，每节有一定行数，每行有一定字数，每节形式比较方正。后被人称为“豆腐干”诗。

[6]欧洲一种格律严谨的抒情诗体，最初流行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后流行于英、法、德各国。意大利的十四行诗由两节四行诗两节三行诗组成；莎士比亚体的十四行诗由三节四行诗和两行对句组成。

[7]四言，即四言诗，全篇每句四字。骚体，亦称楚辞体，属辞赋一类，字句较长，形式也较自由，并多用“兮”字以助语势。五、七言，即五言诗和七言诗，分别以五字句和七字句构成。长短句，词的别名，由于音乐上的要求，词的句子依照曲调的节拍而长短不一。曲，即戏曲，其中又分剧曲、散曲等体式。

[8]语见《论语·为政》。

[9]陆游《文章》诗：“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

[10]见南朝宋谢灵运《登池上楼》。

[11]《秋声赋》为宋欧阳修作《赤壁赋》为宋苏轼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