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一开始便产生了资产阶级的对立面——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逐步发展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担负着改造资本主义世界的使命，早已为人类历史开辟出了新纪元。

自四十年前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以来，全人类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每天每天都在创造着有史以来空前未有的奇迹。从文艺活动方面来说，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浪漫主义提供了理想，对现实主义赋予了灵魂，这便成为我们今天所需要的革命的浪漫主义和革命的现实主义，或者这两者的适当的结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近百年来，中国虽然不断地受到西方思潮的影响，但由于逐步陷入了半殖民地的境遇，中国资产阶级始终没有把资本主义的民主革命胜任地领导起来。一直到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发生，中国的文艺运动和西方的思潮发生了直接的接触。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这样的名词被输入了，一部分人也就对“五四”以后所出现的文艺派别贴上了这样的标签。例如说创造社是“浪漫主义派”，文学研究会是“现实主义派”，实际上只不过有一些近似而已。然而这样区别一下也有好处。那是表明：在中国的现代，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是同时并起的，浪漫主义在反帝反封建，现实主义也在反帝反封建，不足十年的期间，双管齐下，跑完了欧洲近代一二百年的历史，所谓“浪漫主义派”和“现实主义派”早已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根本合流，形成了一支革命的文化军队。这支文化军队，正如***同志所说，“帮助了中国革命，使中国的封建文化和适应帝国主义侵略的买办文化的地盘逐渐缩小，其力量逐渐削弱”（《***选集》八六九页）。这是中国的历史条件所必然形成的。中国的浪漫主义没有失掉革命性，而早就接受到明确的理想，中国的现实主义没有染上西方的颓废影响，而早就具备着革命的灵魂。特别是在一九四二年***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可以肯定地说，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就有了更加明确的方向了。

本篇最初发表于九五八年七月红旗》杂志第三期。

认真地说，文艺上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在精神实质上，有时是很难分别的。前者主情，后者主智，这是大体的倾向。但情智是人们所具备的精神活动，一个人不能说只有情而无智，或者只有智而无情。我们可以这样说：大抵一个人在年青时浪漫主义的成分比较多，现实主义的成分比较少；壮年以后的情况便可能完全相反。因此，对于一位作家或者一项作品，你没有可能用化学的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的办法来分析，判定他或它的浪漫主义的成分占百分之几，现实主义的成分又占百分之几。文艺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和批判，如果从这一角度来说，文艺活动的本质应该就是现实主义但文艺活动是形象思维，它是允许想象，并允许夸大的，真正的伟大作家，他必须根据现实的材料来加以综合创造，创造出在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样的创造过程，你尽可以说它是虚构，因而文艺活动的本质也应该就是浪漫主义。这假如和科学的研究活动对照起来看，便很容易了解：科学是更现实主义的，文艺是更浪漫主义的。其实就是科学活动也不能不需要想象，不能不发挥综合的创造性。科学研究有时候却需要你有一分的证据能说十分的话，要你有科学的预见。这是不能不依靠合乎规律的想象的。综合各种各样的研究成果来构成一种自然界所没有的东西，例如最高尖端的人造地球卫星，那也是不能不充分发挥高度的综合创造性的。因此，就是科学研究也包含着丰富的浪漫主义精神。有人说过，马克思的《资本论》是一部伟大的剧本，这话正透示着文艺活动和科学活动、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不可分的同一性，或者这两者的辩证的统一。古今来伟大的文艺作家，有时你实在是难于判定他到底是浪漫主义者还是现实主义者。在这儿请让我举一些例证来说明吧。

例如，我国古代伟大的诗人屈原，那看来好象是一位浪漫主义者了。他的《离骚》，他的《九歌》和《九章》，运用了很多超现实的材料，他要驾驭云霓龙凤，驱策日月风雷，在天空中作不知止息的巡游，有时到了天堂，有时回到古代，有时登上了世界屋顶，有时又沉潜到洞庭湖的水底，在天边抚摩着彗星，在缥缈的地方和女神讲恋爱……这还不是一位百分之百的浪漫派吗？但是，他并不是为了逃避现实，去满足自己的欲望或为艺术而艺术，而是为了找寻理想和理想的人物来拯救祖国，救济民生，促进古代中国的大一统。他是完全由现实出发而又回归到现实，并完全把自己的生死都置诸度外的。他所关心的事物真是包罗万有，在《天问》中他所提出的关于宇宙形成的问题，有的一直到今天我们还不能解答。这就使得我们不能不说：他同时又是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者。

又例如，我们近代的伟大作家鲁迅，根据一般人的公认，无疑是一位现实主义者了。他的《呐喊》和《徬徨》里面所收的小说都充满着并透彻着近代现实主义的精神。有人说，鲁迅的特征第一是个冷，第二个是冷，第三个还是冷。[1]这从表面上看来是说得过去的，他的犀利的解剖刀真是可以使你不寒而栗。但鲁迅是真正地“冷”吗？不，鲁迅并不冷！他的作品充满着热情，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他的《故事新编》中的那些作品是取材于神话传说的，有的远到了开天辟地以前，全靠丰富的想象力编织成了绚烂的万花镜图卷。当然，他是借以讽刺现实的，但你能说那里不是饱和着浪漫主义的风格的吗？因此，我敢于说，鲁迅并不冷。鲁迅的冷，应该解释为不见火焰的白热。他是压抑着他的极高度的热情，而不使它流露在表面。他的冷是可以炙手的冷，是“横眉冷对千夫指”[2]的冷。他那样坚韧的斗士是绝对不会没有极高度的热情的。因此，鲁迅诚然是一位现实主义的伟大作家，但未尝没有浓厚的浪漫主义的成分，甚至于可以说是一半对一半吧。

最显明的例证是我们的伟大领袖***同志了。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革命实践中发展了，他是最伟大的一位现实主义者，但我也敢于说，***同志同时又是最伟大的一位浪漫主义者。他是伟大的革命家，同时又是伟大的作家、诗人。他的理论文章具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和马克思、列宁的著作一样，其中包含着很多文学的成分。但是，***同志并不仅仅写作理论性的文章，他近年来正式发表了十九首诗词，更使中国的文学宝库增加了无比的财富。我自己是特别喜欢诗词的人，而且是有点目空一切的，但是***同志所发表了的诗词却使我五体投地。当然，也有些所谓专家兢兢于平仄韵脚的吹求的，那真可以说是“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3]。***同志的十九首诗词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的典型的结合，这在目前是已经有了定评了。我现在且就《蝶恋花》一词来说明我的体会吧。

我失骄杨君失柳，

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

问讯吴刚何所有？

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

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

忽报人间曾伏虎，

泪飞顿作倾盆雨。

这词的主题不是单纯的怀旧，而是在宣扬革命。从这里可以看出：（1）革命烈士的精神是永垂不朽的；（2）革命家抱有革命的乐观主义，对于革命的关心是生死以之的；（3）抱有正义感的群众（吴刚和嫦娥）对于革命和革命烈士是怀抱着无限的尊敬和同情的；（4）革命干部和群众的关系应该象同志一样，亲密无间。这些思想仅仅用六十个字便把它形象化了。这里有革命烈士（杨开慧和柳直荀）[4]的忠魂，有神话传说的人物，有月里的广寒宫和月桂，月桂还酿成了酒，欢乐的眼泪竟可以化作倾盆大雨，时而天上，时而人间，人间天上打成了一片。不用说这里丝毫也没有旧式词人的那种靡靡之音，而使苏东坡、辛弃疾[5]的豪气也望尘却步。这里使用着浪漫主义的极夸大的手法把现实主义的主题衬托得非常自然生动、深刻动人。这真可以说是古今的绝唱。我们如果要在文艺创作上追求怎样才能使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结合，***同志的诗词就是我们绝好的典范。

当然，我在上面已经说过，***同志就在理论文字里面也是善于使用浪漫主义的手法，使文字增加鲜明性和生动性的。这样的例子我不多举，***同志的全部著作都是这样，请读者好好去读，好好去学。但我在这里想举一个简单的例证，以便于具体说明。那就是在《红旗》第一期中《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里面的这样的一句话：“至死不变、愿意带着花岗岩头脑去见上帝的人，肯定有的，那也无关大局。”“愿意带着花岗岩头脑去见上帝”这个形容子句就是“至死不变”的形象化。说了“至死不变”，再加上这个夸大的形象化的注语，便更加提醒了人们的注意。我想，就是右派先生，有着“花岗岩头脑”的人士，读到这儿也可能发着深省：是死心塌地的就那样“去见上帝”呢？还是把花岗岩化成朱砂印泥去见人间的上帝——人民？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但也就是一个很具体的说明。千言万语的抽象的说法，有时候抵不上一个具体的例证。这也就是形象思维有它的生命力的地方。

我们感谢***同志，他领导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把我们从两千年的封建枷锁、一百年的殖民奴役中解放了出来，不断地鼓舞着六亿人民“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要在不太长的期间之内超过英国和美国，把中国创造成一个地上乐园；他不仅不断地发表着许许多多不朽的经典性的论著，在革命实践中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教育六亿人民，还在工作的余暇发表了具有典型性的文艺作品，和经典性的著作具有同样的教育意义。而在我个人特别感着心情舒畅的，是***同志诗词的发表把浪漫主义精神高度地鼓舞了起来，使浪漫主义恢复了名誉。比如我自己，在目前就敢于坦白地承认：我是一个浪漫主义者了。这是三十多年从事文艺工作以来所没有的心情。当然，我依然不承认我是“为艺术而艺术”，也有自行标榜现实主义的朋友从前确实说过这样的话，但那样的话就是不现实的。我在这里这样说，并不是要算旧账，但我们如果要重新编写“五四”以来的中国文艺发展史，我认为我们应该采取科学的方法来正视现实，象胡风等人所摆下的一手遮天一手遮地的迷魂阵，是应该彻底粉碎的了。

我们要学习***同志，学习他善于在联系中国实际中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使革命胜利了，而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了，学习他善于结合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方法写出了不朽的理论著作和文艺作品。我要坦白地说，我是敬仰***同志的。我这不是盲目的个人崇拜，我是同样反对盲目崇拜的人。所谓盲目的个人崇拜是所崇拜的对象并不是真正代表真理的个人。如果是真正代表真理的领袖，如马克思、列宁、***，我们为什么不拜为老师？当然，我们这些杰出的老师，他们也还是有老师的，那就是人民。***同志说过：“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选集》八八六页）。马克思、列宁、***，他们是把群众的智慧集中了。***同志经常告诉我们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他集中了广大人民的智慧，而且还尽可能集中了古今中外的有用的知识，正因为他善学，所以他善想、善说、善做、善教。他是最民主的人民领袖，而同时又是最能循循善诱的人民教师。这样突出的个人是集体主义的结晶，这不是个人突出而是集体突出。集体突出的人物在革命事业中的领导作用，我们是不能因反对“个人崇拜”而加以忽视。当然，我们不是单纯的敬仰，而是学习。学习得好，可能超过老师。我相信***同志也正是在这样期待着我们的。

然而要学习得好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也并不是困难到不可能。学习***同志自然要学习他的著作，作为文艺工作者也要很好地学习他的诗词风格。学习诗词，自然须得在文字上锻炼，古人说过“吟安一个字，拈断几茎须”[6]，看来要做成一个优秀的诗人，似乎要把胡子都扯光的样子。但我相信，***同志不是那样苦心惨淡去做诗的人，他那么忙，哪儿有那么多的闲时间！然而，他的诗词却做到了前无古人的地步。在这里就透露了一个秘诀，那就是在做诗之前要做人！古代的人也有人知道这一层，所谓“士先器识而后文艺”[7]。诗词文艺是言语文字的艺术，自然不能不经过一些技巧上的锻炼，但不单纯是技巧上的问题。古今中外的诗人多得很，究竟有好几位是特出的呢？凡是特出的，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不仅是他的诗好，而且是他的人好，或者人比诗更好。要学习***同志，当然就要学习他的为人。

***同志以身作则地曾经告诉过我们，要我们改变阶级立场。有好些同志认真地实践了，因而有成绩；但有好些同志（包含我在内）并没有认真地实践，因而没有成绩，还得认真学习。***同志的话就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面，请让我把它摘录在下边：

你要群众了解你，你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就得下决心，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练。在这里，我可以说一说我自己感情变化的经验。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象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

——《***选集》八七三页

***同志这种亲身的体验，说得多么深切动人！但可惜这话说了十六年了，我们好些人并没有照着这样学。当然，就在现在也还不迟，还没有“带着花岗岩头脑去见上帝”，还有尽多的学习时间。在这里我深切地体会到我们目前所进行着的干部下放政策的非常正确和非常重要。由于***同志经常告诫我们应该下乡去或到工厂去“跑马观花”或者“下马观花”，我最近也到张家口专区去“跑马观花”了两个星期，的确是受到了很好的教育。在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今天，地方上的建设热情，真是热火朝天，正在排山倒海。处处都在进行水利工程，在劈开山岩，抬高河流，使河水上山。处处都在进行中小型的工业建设，边学边干，边建边产，有各种各样的产品在厂子还没建立之前便已经生产出来了。到处都是新鲜事物，到处都是诗，到处都是画，诗画的气韵生动、意想超拔，真足令人深深感动。这儿是一个大洪炉，任何人到这里你都不能不被融化。空气是蓬蓬勃勃、热热轰轰烈烈的，决没有一丝一忽的“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8]。然而也没有丝毫的什么急躁，所谓“忙得不得开交”。大家是忙，但忙得有条理、有秩序，一边在筑堤修塘、劈山开渠，一边却在举行歌舞演出、戏剧表演。生产热情高入云霄，劳动歌声也高入云霄。把太阳当着月亮，心境安闲；把月亮当着太阳，勤劳不倦。

月下挖泥河，千担万担，

扁担儿——月牙弯弯。

咕，咕，象飞着一群大雁。

朔风呼啸，汗珠满脸，

今年多施河泥千斤，

明年增产粮食万担。

这是一首新的民歌。

东方白，月儿落，

车轮滚动地哆嗦。

长鞭甩碎空中雾，

一车粪肥一车歌。

这是又一首新的民歌。

这些信口唱出的歌辞，多么乐观，多么雍容，多么有自信，而又多么和雅、豪迈！李白、杜甫做得出来吗？但丁、莎士比亚做得出来吗？不行，他们生得太早了。这是新时代的新气息，新时代的东风。要找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新的作品，我看，就应该在农村里去找，在工厂里去找，在工地里去找。劳动人民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泛滥成为了诗歌的大洪水。文艺作家们要学习，要找课堂，不到这儿来还到什么地方去呢？目前的大跃进时代应该说就是革命的浪漫主义时代，也应该说就是革命的现实主义时代。现实已跑在前头，只等文艺作家们去反映。我到张家口地区去，自然而然地写了几十首诗，最后一首诗的最后一句是：“遍地皆诗写不赢”，完全是我的实感。那些诗不是我做的，是劳动人民做在那里，通过我的手和笔写出来的。人与人的关系是多么亲切呀！兄弟没有那样亲切，父子没有那样亲切，夫妇也没有那样亲切，一种新的关系生动活泼地洋溢着，真真正正地使个人心情舒畅。草木鸟兽，山岩矿藏，我想，怕都在感受到新时代的气息。你看，猪肉在见风长，果实在见风长，粮食在见风长，钢铁在见风长，好象都在为实现总路线而作最大的努力、最亲密的团结。

人到了这样的环境，哪能不变？就是“花岗岩头脑”也要变。以前被地主富农压在脚底下的人成了合作社的主任。盲目的少年成了劳动模范，不仅会劳动，而且会拉胡琴。年轻的小姑娘们是生产模范、扫盲积极分子，而且可以登台演晋剧，她们是在生产余暇从老艺人那里学来的。河在上山，地在献宝，只能说，目前的时代是天才的时代！这并不是不可思议，这是人民的生产力大解放，人民发挥了潜在的才能。这样的局面而且不是一时性的，而是长久的。天上的太阳有下山的时候，人间的太阳永远没有下山的时候。看来，天上的太阳在比赛中是要落伍了。一首大跃进的民歌在向太阳挑战。

太阳太阳我问你：

敢不敢来比一比？

我们出工老半天，

你睡懒觉迟迟起。

我们摸黑才回来，

你早收工进地里。

太阳太阳我问你：

敢不敢来比一比？

我想，太阳同志怕只好举起双手来笑着说：我投降了！请允许我代替太阳回答一首吧。

同志同志你问得好，

我举起双手投降了。

我因为要朝西方跑，

故有半天你见不到。

西方的情况真糟糕，

不劳动的人光胡闹。

超英，十五年不需要，

同志同志我敢担保。

根据我两个星期跑马观花的经验，我体会到干部下放政策的非常正确，而且已经在发生着很大的效果。我在地方上也看到不少下放的文艺干部和科学技术干部，他们大都已经脱胎换骨，在开始开花结实了。科学技术和生产结合了，不仅使生产提高了，科学技术本身也得到提高。文学艺术也是同样。我们同路下乡去的同志中有好几位画家，他们就从地方上的街头画中得到了灵感，画出了不少有生活气息的东西，而且促进了彼此的团结，培养了集体主义的精神，集体构思、集体作画、集体修改。据他们自己说：这在北京，是办不到的。我自己也有这样的感觉。***同志曾经说过：在北京呆久了，脑子就空了，一下地方上去，又可以装些东西回来。真是一点也不错。因此，我很羡慕下放的干部同志们，他们获得了彻底变化感情的机会，能够很快地“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他们从这样的土壤里不知道要要产生出多少光辉灿烂、丰富多彩的精神生产的成品！

在地方上住的日子短，只能感触到一股革命的浪漫主义的气息，故只能产生些诗歌或短小的作品。诗歌是抒情的，它更喜欢和浪漫主义握手或者拥抱。在地方上住久了，观察更仔细，体会更深入，构思更完整，便可能产生出宏伟的巨作。这就会更多地表现出革命的现实主义的风格。这样的前景是鲜明地摆在我们的面前的。

我的看法是：不管是浪漫主义或者是现实主义，只要是革命的就是好的。革命的浪漫主义，那是以浪漫主义为基调，和现实主义结合了，诗歌可能更多地发挥这种风格。革命的现实主义，那是以现实主义为基调，和浪漫主义结合了，小说可能更多地发挥这种风格。诗歌的形式会发生变革，小说的形式也会发生变革。我相信投入了大洪炉中的同志，总会把一切旧形式融化，而从新铸造出合乎时代要求、人民需要的新形式出来。这是完全可以预言的。

我们可以说，目前还是在准备阶段，灵魂工程师们首先要铸造自己的灵魂，首先要“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要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变成为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同志说，要“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练”，又说，“要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非有十年八年的长时间不可”（《***选集》八七九页）。这是十六年前说的话了，有些朋友当然已经超过了“十年八年”，但在今天才决心锐意改变阶级立场的朋友，是不是可能更跃进一下呢？我看是可能的。全国都在大跃进，不容许你少数知识分子不跃进！古人说“朝闻道，夕死可矣”[9]，今天是“一天可以抵二十年”。因此，十年的痛苦磨练可以大为缩短，当然，这并不是说：少受些痛苦，少受些磨练，而是说痛苦得深些、磨练得狠些，因而使时间省些。问题要看你是不是真正下了决心，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是不是已经懂得了用“多快好省”的方法坚决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在党的领导下，贡献出自己所有的力量、智慧和生命，来从事建设。“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请让我们高举起总路线的红旗，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艺创作中，为中国文艺和世界文艺，在不太长的时期内，创造出一个新的水平！

1958年6月20日

[1]一九二五年《现代评论》一月号载有张定璜写的《鲁迅先生》，文中说：“鲁迅先生的医学究竟学到了怎样一个境地，曾经进过解剖室没有，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知道他有三个特色，那也是老于手术富于经验的医生的特色，第一个，冷静，第二个，还是冷静，第三个，还是冷静。”

[2]见鲁迅写于1932年10月12日的旧诗《自嘲》。

[3]语见《孟子·梁惠王上》。

[4]杨开慧（1901—1930），湖南长沙人。***夫人，被军阀何键杀害。柳直荀（1898—1932），湖南长沙人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湖南省农民协会秘书长，参加过南昌起义。一九三二年在湖北洪湖战役中牺牲。

[5]辛弃疾（1140—1207），字幼安，号稼轩居士，宋齐州历城（今属山东）人。宋代词人，与苏轼齐名，世号“苏辛”。著有《稼轩长短句》、《南渡录》等。

[6]唐卢延逊《苦吟诗》：“吟安五个字，撚断数茎髭”又宋陈善撰《扪虱诗话》：“昔人于小诗皆旬锻月炼，至谓‘吟安一个字，撚断数茎须’者其意如此”。

[7]语出《新唐书·裴行俭传》：“士之致远，先器识，后文艺。”

[8]见宋李清照词《声声慢·寻寻觅觅》。

[9]语见《论语·里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