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由于长期生活在严肃的军营和闭塞的矿山吧，我的生活方式是古板的。

的确良衣服在别人身上穿了七、八年了，它才蹒跚地来到我的身上。那是因为要出远门，第一次进北京。如果说，我当时工资低微，难以添制时髦的新衣是原因之一的话，那么现在，我经济条件好些了，许多同龄人都穿起了西装，我却依然是一身“东装”。由此可见，是我没有出新的追求。要不，那时候再穷，一件的确良衣服还是添置得起的吧？

是我不爱美吗？不！爱美之心人人有，我又何尝会例外呢？那年金秋，我和叶蔚林、莫应丰、孙健忠同志去参加《钟山》杂志社举办的太湖笔会，路过上海，走进上海第一百货商店。在叶蔚林、莫应丰同志的鼓动下，我买了一件被他们称之为“总统服”的猎装，穿到身上，蛮美气。这是我一次最勇敢的“服装革命”。可是一回到长沙，回到更多的熟人们中间后，我就不敢穿了。我常常自做多情。本来谁也没有注意我身上的服装，而我总觉得前前后后，左左右右，有许多的眼睛在盯着我，使我感到浑身的不自在。

安于守旧，不敢出新，是最没出息的。

我由此想到自己的作品。我的作品和我的人一样，也是古板的。再细心的读者，也难在我的作品中找到一个青年男女接吻的镜头。作品中的气氛是那样遥远和古老。民族传统的创作方法，是我们的财富，当然要继承。但是，创作创作，就是要有“创造”，要有“创新”。这样，作品才能有“突破”，作者才能有进步。

文学创作要走新路，生活方式也要有创新。我什么时候才能有勇气，在生活方式上追求一点时髦，出一点新，改变一下自己的形象，进而推动自己在创作上来番新的追求，使自己作品那古老、刻板的面貌发生一点变化呢？

我期待着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