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9月，徐志摩抵旧金山，后进克拉克大学历史系。次年9月，转进纽约哥伦比亚大 学经济系攻读硕士学位，开始关注政治、劳工、民主、文明和社会主义等问题的研究。1920 年9月，徐志摩以论文《论中国妇女的地位》毕业，并获硕士学位。这篇用英文写就的论文 ，从未被译成中文收入徐志摩的各种文集，顶多也是在编辑说明里注上：现藏美国哥伦比亚 大学图书馆，不能不说是个遗憾。现由美国圣若望大学的金介甫教授寄来影印本，勉力译出 。金介甫在给我的信中谈了他读这篇论文的印象：“从今天的标准看，徐论中国妇女地位的 观点是很落后的了，但我想，在五四运动后仅两年，他的观点不致十分落后吧。显然，他过 分强调中国妇女地位积极的一面，部分是因为本着爱国的精神，反击西方对中国的批评。”

香港岭南大学的梁锡华教授，也早在其联经版《徐志摩新传》里，有过类似的说明：“ 从今天严格的学术观点来看，论文水平颇低，内容谈及中国妇女自古以来的文化修养，并强 调革命后中国妇女得解放的情形。这全然是爱国的志摩在洋人面前为中国妇女，也是为中国 争面子的一篇文章，其中不少情节都不免有穿凿附会之形，在当时中国留学生中，几乎是普 遍性的。稍后闻一多留美写家书时所发泄悲愤，那种‘我们有哪一样不如洋人’的歇斯底里 哀号，正说明这一点。”

志摩以为现代女权主义运动源于玛丽?沃拉斯顿的《妇女权利的维护》，因为她是第一 次从人性的观点探索社会和道德问题，而没有忽略性别。在她眼里，一个女人应该成为她自 己，并把握自身的命运。徐志摩想说明，中国妇女开始追求妇女解放和男女地位平等的理想 ，绝不比西方妇女晚多少，而且是“人类社会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志摩对西方人眼中 形成的中国妇女悲惨不幸的印象不屑一顾，他认为盲目的外国旅行家和虚伪的传教士把搜集 到的一些不可靠的社会材料加以巧妙利用而得出的结论，实在令人发笑，志摩倒有中国儒士 的宽容，“空间自然允许这些人自认正确的谬误存在”。

尽管志摩认为中国妇女与其西方姐妹不同，是陈旧传统束缚的产物，接受孔儒忠贞、孝 道和天理观念的训教，但他绝不赞成西方人说中国不尊重妇女。相反，他认为与罗马法律中 对妇女的轻蔑形成对照，中国妇女获得了相当高的地位。“从理论上讲，中国妇女与男子绝 对平等，中文里的‘妻’，即与丈夫‘平等’之意”。他举例说明即便在法国这样为妇女地 位感到骄傲的国家，女子婚后也降到附属次要的地位，法律不承认妇女有支配财产的权利， 而中国妇女却可以随心所愿地买卖、转让自己的财产。事实当然并非如此。有点令人啼笑皆 非的是，志摩竟把旧时女孩的称谓“千金”、“明珠”，而男孩(怕是乡下的)的绰号常是“ 狗子”，也看成妇女受尊重、有地位的标志之一。

徐志摩还觉得纳妾对妻子来说并不是一种污辱，因为一般情况下，没有元配妻子的允许 ，丈夫不能纳妾，而且元配往往比丈夫更有权选妾。妻在家中的地位比任何一个妾都尊贵。 妾对妻子和丈夫而言，不过侍从而已。妾在肉体上既年轻又迷人，可法律和习俗禁止丈夫对 妾有丝毫的偏爱。志摩想以妻在家中的“正宗”地位来说明中国妇女的位置，此处再牵强不 过，志摩难道忘了妾同妻一样是女人?

更有意思的是，民族自醒意识竟使志摩羞于在洋人面前提及摧残中国妇女千余年的陋习 恶俗——缠足。缠足的内质实际上是否定女性生命的价值，它的兴起不过是为迎合男子病态 、畸形的性审美欲望。志摩谈到此处，只轻描淡写地说这种浪荡王子在性变态趣味下产生的 缠足是愚蠢的，而对西方作家把缠足当成揶揄嘲弄的内容颇有微词：西方妇女流行的束腰又 比中国的缠足好多少呢?更何况当西方人认识到束腰的落后时，中国人也意识到了缠足的邪 恶。不过，徐志摩还是承认，“中国妇女在许多情形下，并未获得应有的尊敬，与男人并不 平等。离婚便是个明显的例证。按照法律，男人可找出不能生育等诸多理由抛弃妻子，而妻 子除被弃外，什么也得不到。比这更糟的是，女人无论因何理由离婚，都会被社会瞧不起” 。事实上，志摩心里很明白“我们现有的文化，不容讳言，确是完全男性的事业。女性是叫 男性压着的，全世界都是的，不仅中国。”

在谈到中国妇女低下的教育地位时，志摩依然不赞同西方人的说法。他认为就传统教育 而论，中国的传统教育方式使女子在很小的年龄就操持起家庭，接受家政方面的知识教育。 而且，他不无夸张地宣称：“一位中国的农村妇女背诵诗词歌赋，描述史实轶事，绝非希罕 事。我倒想知道一位新英格兰普通女工能否随口背出莎士比亚或别的什么诗人的诗句。中国 的村妇总能把李太白、苏东坡挂在嘴边。”他想强调指出，中国从未忽视过女子教育(这当 然不是事实)，那些历史上天赋颇高的才女，苏若兰、蔡文姬、武则天、李清照、朱淑真， 哪个不是照耀百世的奇才异禀，足以与名儒志士相提并论。

徐志摩于1928年在苏州女子中学做过一次《关于女子》的演讲，有些内容实际上是这篇 论文部分观点的延伸。为了说明西方传统的女性观念同样保守，提起一百多年前英国著名小 说家简?奥斯丁时，志摩说她的环境并不见得比“我们现代的女子强”。“她也没有一间自 己可以开关的屋子，也没有每年多少固定的收入”。就是近点的勃朗特三姐妹，也没有过什 么安逸的生活，她们更多是靠了“卓绝的天才、蓬勃的热情与超越的想象，逼着她们不得不 写”，要不她们也只能是三个平常的乡间女子，“站在雾台上望望野景，在雾茫茫的天边幻 想大千世界的形形色色，幻想她们无颜色无波浪的生活中所不能的经验”。

志摩自然对现代女子的教育更感兴趣，只有这时，他才没了盲目的民族自尊，不得不承 认，是19世纪初的天主教和新教传教士，最先在中国鼓吹妇女教育，并随着西方宗教、贸易 、知识、文明思想的深入传播，中国女子学校的数量不断增加。志摩用了一些民国教育部公 布的数字来说明女子教育越来越普及，而且从晚清到民国初年，政府开始向海外派女留学生 ，再后来，又出现了男女同校教育这一新事物，反映出社会和时代的进步。

斯宾塞说，要探讨妇女的经济地位，得特别关注国家的经济结构，而经济结构大多是由 社会环境造成的。现代工业不发达和经济模式基本停留在家庭内部或手工制作阶段的地区， 妇女的工作主要限定在家务上。只要经济生活停滞不变，两性职能的分野就不会受到影响。 对中国妇女僵硬的家庭生活感到愕然的人们，想起了工业革命到来前的英国妇女和殖民地时 代的美国妇女，那时，家庭体制是形成经济社会的基础。徐志摩引用沃拉斯顿的观点为妇女 家政辩护，并高度评价了妇女的神圣责任。中国女子从一开始就接受一种做贤妻良母的实用 教育，经济上完全依属家庭。现代女权主义者极力宣扬的经济独立理想，绝少影响到生长在 孔教传统和迷信环境下的中国妇女，压制了她们的主动性及个性。可徐志摩特别指出，家庭 是妇女的王国，不仅在中国，在别的哪个地方都一样，妇女是家庭的统治者，她们持家理财 ，控制花销，精于烹饪，洗衣做饭，几乎无一例外。乡下妇女除了这些，还得干农活，闲下 来，便涌入城市，当保姆、奶妈或女佣。徐志摩真的感到中国妇女确实不幸，要持家、劳作 ，却很少得到有报酬的职业。庆幸的是，随着西方文明的引进，中国妇女第一次模糊感觉到 自身的价值和独立性，并正在赢得生活。她们开始接受现代教育，参加集体活动，不再囿于 自家的小围墙，还正把身心和灵魂注入到事业中去。

徐志摩在谈到中国妇女的经济地位时，用了最大的篇幅，这也说明经济地位是衡量妇女 整个社会地位的关键。女工的出现标志着妇女经济地位开始获得认可，表明中国的工业革命 时代有了发展。不过，徐志摩显然夸大了女工所受的文明待遇，他以当时远东最大的出版机 构商务印书馆为例，通过具体数字说明中国妇女享受了工厂体制下的优酬厚遇，难免使人怀 疑。

徐志摩从传统地位、教育地位和经济地位三个方面论述中国的妇女地位以后，没忘了关 注那些境遇悲惨的女性，可他对传教士作家的反驳实在缺乏说服力。他说：“让我们看看这 些天才的传教士作家是如何夸大事实的：‘一个女婴皱起眉头，她鄙视、厌恶男人，襁褓说 不定会成了尸衣，因为中国溺杀女婴太司空见惯了。父亲会把她扔进孩儿塔，鹰鹫便来啄食 嫩肉。她还可能水葬在邻近的河中，或活埋在阴湿的泥浆或出生的那间肮脏的小屋’。另一 位著名传教士作家写得更有声有色，他说曾亲眼见到许多残忍的父母把女婴扔进垃圾堆，或 扔给贪婪的家犬。”志摩把这看成一种可耻的诬蔑。另一方面，他又不否认确有类似情况存 在，但他非得声明，这类丧失理智的行为在欧美同样屡见不鲜，而且要依法治罪。

再者，徐志摩还谈到“卖孩子”绝非想象中那么可怕，这一由贫穷造成的习俗，某种程 度上倒改善了穷家女的处境。最后一点，志摩提到“中国不会不受遍及全球的社会邪恶—— 卖淫的影响，许多纯洁的灵魂堕落为牺牲品”。金钱无疑是产生这一邪恶的最直接原因，不 要说当时，即便今天，卖淫现象也是相当普遍，政府屡禁不止。志摩在文中写到，“普通的 无依无靠的年轻女人往往不得不在乞讨、卖淫和自杀这三者间作出选择”。随着社会体制的 打破，有组织的卖淫正在每个大的商业中心兴起，而且，“当一个民族几乎完全被经济传统 制导时，没有什么法定的道德指令能阻止这种趋势”。志摩以为要解除这一影响社会道德完 整的罪恶，“没有比教育和工作更有效的了……中国必须在全社会发展工业，使那些贫困和 文盲阶层的妇女得到一种诚实的生活”。

徐志摩在论文结尾处，稍稍提到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妇女在社会事务中取得地位的绝好 范例，他引用天津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学生会主席的演讲辞说：“形势很严峻，有人把耻辱强 加给愚昧的政府。姐妹们，我要说，中国最愚昧的是我们妇女。我们先缠起了足，思想被束 缚，接着沦为丈夫的奴隶。今天，我们正通过妇女联合会和学生会把自身从传统古老的桎梏 中解脱出来。”志摩从这里听到了中国妇女觉醒的声音，她们不再与世隔绝，而是努力尽自 己对社会的责任、义务。

读徐志摩的这篇论文，自然不该忽视它产生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戊戌维新运动期间 ，维新志士、革命党人，传播新文化思潮，倡导文明新风。在清末民初产生很大社会影响的 ，正是关于女权问题的提出，维新人士大力提倡男女平等，主张女子要摆脱封建束缚的压制 ，跟男子一样对国家和社会负责任。在这种情形下，许多省成立了戒缠足会、天足会、放足 会等，明达志士后又提出破除婚俗，兴办女学。爱国的志摩飘泊异域，当然希望把中国的妇 女解放弘扬传播开去，让世界了解一百多年来中国妇女自强的努力，证明女性只要有同等的 机会无论哪样事情都不一定不如男性。“人类的前途展开了一个伟大的新的希望，就是此后 文化的发展是两性共同的企业，不再是以前似的单性的活动”。由此看来，志摩对女性未来 充满乐观，还算个不错的预言家呢。

徐志摩在1925年所作《叔本华与叔本华的妇女论》里，更加强了这一观点，他看到人们 对女性的根本观念发生了改变，妇女的社会地位也有了变化，女性人格获得了与男子同等的 认识，而且女性在学识、事业甚至创作艺术界里取得了惊人的成绩。她们充分证明了其在智 力活动中的能耐，“跟着这智力的增加与灵性的扩大，她们原先在不平等甚至野蛮的社会状 况底下养成的习惯性情，也当然经受了极大的变化”。

志摩在那篇《关于女子》中，称对女子问题“没有什么解决或解答的能力。我自己所知 道的只是我的意识的流动……是我自己的意识的一个片段”。《论中国妇女的地位》实际上 也是他“意识的一个片段”，文学性不大谈得上，说理稍牵强。但其史料价值是不言自明的 ，对研究徐志摩的女权思想和了解当时女界的社会状况，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事实上，这篇 论文在哥大图书馆沉睡了七十二年而终于面世本身，就够重要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