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实践

林海音没读过大学，但这没妨碍她成为作家。她的文学兴味是在春明女中胚胎萌芽的。而后从成舍我先生创办的“北平新闻专科学校”毕业后，便直接进入《世界日报》，开始了她采访文教和妇女新闻的记者生涯。难怪林海音要称舍我先生为“一生的老师”，师恩莫齿难忘。原来，舍我师不光招她进了“北平新专”，进了《世界日报》，还使她有缘沾工作之便认识了后来一生的伴侣夏承楹先生。某种程度上，在林海音眼里，是舍我师使她有了业，有了家。

她的编辑生涯，也是在《世界日报》开始的。一九三七年芦沟桥的炮火使她失了业，抗战胜利后，又很快回到复刊的《世界日报》。这回是担任编辑，而不再跑新闻了。海音不但是特别能干的女人，还是特别能生育的母亲。抗战没有耽误她生下祖焯和祖美，一九四七年，她又生下了三女儿祖丽。一九四八年，内战的烽火使她偕老带幼离开了第二故乡北平，回到自己真正的故乡台湾。

先是夏承楹进入了由他的朋友洪炎秋在一九四八年台湾光复节创刊的《国语日报》，紧接着，夫唱妇随，林海音就在次年年中开始担任《国语日报》的编辑。

林海音是个有心的“生活者”，她在编辑文稿、操持家务的同时，渐渐以作家的身份崭露头角，知名度在台湾文坛攀升、打响。当作家对她当编辑又起到了良性的互动作用。她得以认识、组建并不断扩大《国语日报》副刊版的作者队伍。这对文学编辑者来说是极其重要的一个环节。其实，不论她编《国语日报》副刊，还是后来编《联合报》副刊和《纯文学月刊》，她都以自己卓越的编辑才华，实践着编辑作家化的理念。好作家不一定能作好编辑，而好的编辑却一定要作家化，最好本人就是个作家。在她身上，作家与编辑两者得到完美的渗透和兼容。

林海音文学编辑成就与贡献的彰显，首推接编《联合报》副刊的十年。她是在刚刚生下幼女祖葳满月后的一九五四年年初接手主编《联合报》副刊的。她接手前，“联副”只有半个版，且综艺性浓，文艺性弱。她甫一接手，“联副”风格便悄然改变，“少了些八股味、宣传味、人情味，而多出来的都是文学味、艺术味。”（钟肇政语）她除了编发小说、散文、诗歌这文学副刊的三大件，还辟出版面介绍外国作家作品，报道国际文坛的最新动态，这在台湾文坛可谓开风气之先。“联副”不仅成为许多作家、翻译家发表作品的园地，也为读者了解外国文坛的资讯开启了一扇必不可少的小窗，开始树立、打造“联副”的纯文学品牌。今天的“联副”能在华语文化圈里自成一格，说是后来的继任者秉承了林海音的纯文学薪火也许并不为过吧。

我不知以电视为比是否合适，电视无疑是当今第一大传媒，一个电视栏目的好坏成败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持人个人的素质、魅力。好的主持人提升栏目，好的栏目塑造主持人，二者是相辅相成，也相反相成的关系。作为编辑也是如此，好的编辑提升栏目，好的栏目也造就编辑。以三十年代著名的《大公报》文艺副刊为例，在沈从文和萧乾二先生主编的几年间，《大公报》文艺副刊成为了北方的文艺重镇。

不知是否巧合，林海音接编《联合报》副刊像极了沈从文、萧乾主编《大公报》副刊。萧乾从沈从文手里接编副刊前，先将老板交他练手的《小公园》的休闲、综艺性弱化，而加强它的文艺性，渐次形成自己的纯文学风格。等到正式编起文艺副刊，就能得心应手地办出自己的格调和品质。萧乾时期的《大公报》副刊能成为国内几大副刊之一，并至今为人称道，就是因为在他的发掘和组织下，出现了许多文学新人，发表了许多有特色的文学创作和翻译作品，还举办了中国报刊史上的第一次文艺评奖。

这无疑对熟悉中国报纸副刊史的林海音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难怪一样熟悉萧乾编辑思想和作为，也把《联合报》副刊办得十分出色的林海音的继任者痖弦先生要这样评价林海音：“文艺创作是副刊的重心，小说则是重心的重心，一个副刊的成败，要看它有没有好的小说出现。林海音女士时代的‘联副’之所以至今3为人津津乐道，就是因为在她的发掘下，出现了黄春明、张系国、林怀民、七等生，重视了钟理和、钟肇政。”

林海音和萧乾的可比性还在于，他们当时几乎都是以一人之力撑起了文艺副刊。像马各先生曾这样回忆说：“当时‘联副’只有林先生一个人编，不像现在有一二十人。她每天下午来报社发稿、编稿，常常会把一些好作品拿出来与我们分享。有时下午编辑部就像是个小说座谈会，大家讨论得很精彩。那时写短篇的人很多，像七等生、杨蔚、桑品载等都写得非常好。当时社会对‘联副’纯文学的风格评价很高。”

林海音时期的“联副”与萧乾时期《大公报》副刊的另一重要的可比性，在于保持用稿的独立性和客观性。不拉山头，不搞宗派，不群不党，不卷入论争，本身就是《大公报》中性的办报方针。我想，林海音编“联副”的出发点，并不在乎《联合报》的民营特点，而完全把聚焦凝结在一个“纯”字上。她一切从纯文学的理念出发，努力营造的是一块纯文学的净土，一角纯文学的园地，一座纯文学的殿堂。综观她一生的文学创作与编辑、出版实践，她真的做到了。

林海音编辑生涯的第二个重要阶段，是继台大夏济安主编的《文学杂志》和台大外文系的《现代文学》相继停刊后，她主编的《纯文学月刊》于一九六七年新年伊始创刊，这是六、七十年代台湾文坛的一件大事。

“《纯文学》的内容包括文学理论、文学欣赏、散文、小说、戏剧、诗、文坛动态等，创作与翻译都欢迎。海外作家如果能够介绍外国优秀作品，供给文坛消息，以开视野，了解现状，更所期盼。”从这份发刊词不难看出，它的办刊原则一如林海音主编“联副”，只在一个“纯”字上用心。就像她在写给郑清文的约稿信里说的，要把它办成“高水准的纯文学刊物”，而当时台湾“缺少这么一份”。

作为一个出色的文学编辑，林海音有着超乎寻常的识见和胆魄，并不时出招大手笔。例如，她在《纯文学月刊》上，率先突破当局的意识形态禁忌，逐期介绍中国二三十年代的文学，两年内介绍了许地山、老舍、沈从文、周作人、朱湘、戴望舒等十八位诗人、作家及其作品，后结集为《中国近代作家与作品》出版。回想当年，也许会有男权主义者抱怨，当初甘冒被打入“文字狱”风险的，应是男性编辑，不想这风头却让女性编辑的林海音抢了去。

一个作家和编辑难免有情感的偏向，这当属正常。也许是林海音出生在日本，或特别喜欢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川端康成和林芙美子等的缘故，她尤其关注日本的文学动态。像一九六五年，日本战后的重要作家之一安部公房的长篇小说《砂丘之女》获得日本读卖文学奖以后，她马上约请钟肇政将这部十三万字的小说译出，并在《纯文学月刊》第四期上一期刊完。这不但需要敏锐的眼光，更需要大气的魄力。

林海音出版编辑生涯的第三个重要时期，自然是她创办并主持纯文学出版社。她首先开始注重纯文学出版社图书的整体形象包装，让读者从书封面的装祯设计上，一眼就认出这是纯文学出版社独有的标准和气质。其次，她有意做好出书前的企划，以使出版物形成专题系列和多样化的风格。例如，林海音本人的系列著作，《冬青树》、《绿藻与咸蛋》、《城南旧事》、《婚姻的故事》、《春风》、《孟珠的旅程》、《芸窗夜读》、《写在风中》等，余光中的《焚鹤人》、《听听那冷雨》、《望乡的牧神》、《青青边愁》、《分水岭上》、《火浴的凤凰》等；另像岭月翻译的系列日本家庭伦理小说，张系国的科幻小说，以及“纯美家庭书库”等，都是如此。由林海音亲自操刀主编的字数超过五百万字，皇皇二十六卷本的《何凡文集》更不在话下。她还因主编《何凡文集》而获得了出版类图书主编金鼎奖。

林海音自己说她从事出版纯粹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她这些无心插出来的柳，对台湾的出版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一些畅销的好书，长销不衰，如彭歌译的《改变历史的书》，子敏的《小太阳》、《和谐人生》，长篇小说《蓝与黑》、《滚滚辽河》，等等。

二、交往

都说林海音人缘好，约稿能力强，没有约不来的稿子。她为何有如此大的能量，神通广大何在？我想只在于她肯用脑、用心、更付出感情地与人交往。她善交往，会交往，她有本事使你一听到她清脆的话语，一看到她溢满脸颊的和蔼笑容，就觉得仿佛暖煦的春风拂面。向她交心，为她投稿，自然不在话下。她热情、敏锐、细腻、体贴，把文学写作和编辑当成毕生的事业。一个人最大的快乐，莫过于在她所喜爱的事业中度过了一生。她把心交给了读者和作者。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她对待任何作者都一视同仁，决不人为制造亲疏远近。每天下班回家以后，她花大量的时间与各地作者通信、约稿。不论退稿，还是要用的稿子，她都亲自与作者联络，从没由旁人代笔。透过那隽秀流畅的字迹和亲切体己的话语，就足以使无论哪个年龄段的作者感到一股暖融融的亲和力。

人是以信任交换信任，以爱来交换爱的。将心比心，哪个作者有理由不支持这样的编辑，并会由此反馈一份交互式的亲情。这是林海音作为一个编辑家得以成功的秘诀：像勤劳的蜜蜂一样，肯于付出，不问收获，只顾耕耘。

林海音是写信的快手，而且有内容，仅我在与林先生交往的几年间，除去差不多每次她打给我的不短于半个小时的电话以外，就接到过她几十封的信。她以祖母般的爱心，给我这个文学晚辈鼓励与呵护。我每写信给她，她都很快回复。我信里笔头采访她，她逐一解答，那就是后来的《生活者林海音》。我跟她说，我要写小说，她说她相信我一定写得好。我寄给她我翻译的凌叔华英文自传体小说《古韵》，她这位当年的“凌迷”很快就把读《古韵》的随感写进了她的读书专栏《我的床头书》。

受林海音“恩惠”，由“联副”起步走上文坛的的确不乏其人，而且，每每回忆起来，大家全都特别留恋怀念那令人难忘的岁月。作家钟肇政说，对于像他这样受日文教育长大的部分作者而言，林海音时期的“联副”是“一块珍贵而亲切的发表园地。”并“与编者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书信往返，经常不断。”

郑清文的第一篇作品是经林海音手发在“联副”上的，这对他的写作生涯产生了极大的鼓舞。他后来意味深长地回忆说：“当一个人的文字和思想都还没有成熟，正在一种类似沙漠的情况中彷徨的时候，忽然有人肯定了你正在摸索的路，你便有足够的勇气走下去。……林女士所带来的……至少是一阵可喜的甘霖，给失水的土地予适当的滋润，使蕴藏在地下的种子有发芽和成长的机会。……她具有优秀编辑所应有的锐利的眼光和过人的胆识。一位优秀的编辑，不属于任何作家个人，是属于整个文坛的。”

林海音与许多作家的交往，特别是与钟理和的交往，在我们这个“文人相轻，自古而然”的国度里，被视为现代“文人相重”的典范。这如果跟她是女性有关，那也许可改为“文人相轻，同性尤甚”，或“异性文人宜相重”、“异性文人才相重”？但愿“文人相重”与性别无涉，并能形成一种良好的文人相交淡如水的风气，就像林海音与钟理和那样。

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二日，对一向木讷的文学写作者钟理和来说，一定是个内心波澜翻滚的日子。他的第一第二篇小说《苍蝇》和《做田》透过钟肇政由林海音接连在“联副”发表，半年后的这一天，他提笔致信林海音：“我早就有意修书问候，但我的笔一如我本人，在生人面前便不晓得说什么好。……林女士对省籍文友特别帮忙，特别爱护，是我们省籍文友之万幸，我们每以此感奋，并引以为荣。我们这批文友本粒粒幼芽，倘无人特别照顾，则其难立足于今日乃极自然之事。”

钟理和一生著作当中，有百分之九十都是在林海音主编的“联副”上发表的。听到他去世的消息，林海音连夜赶写出《悼钟理和先生》一文。一个月内，她在“联副”又发表了他的遗作《雨》，并写了《同情在人间——为〈雨〉告读者》的报告。不久之后，林海音还筹资替钟理和出版了他在台湾最早的两部单行本《雨》和《笠山农场》。钟理和的儿子钟铁民后来饱含感情地回忆说：“透过‘联副’，我发觉几乎过着隐士般生活的父亲，原来还有那么多朋友和读者关心他。捧着那些文章，心中虽感到温暖安慰，却忍不住热泪盈眶”。

从这催人泪下的人间挚情里，可以感受到林海音是有怎么一颗博大而悲悯的母性胸襟。无怪乎黄春明要说：“她在文坛像一个慈母，她为写作者改稿子，写信鼓励他们，也常常约大家吃饭，充满母性的温暖，男编辑很难做到这一点。”男编辑充满雄性的温暖和饭菜大概更多是给女作者们留着的。

就以黄春明为例，他是受到林海音的鼓励才走上的写作之路，这早已传为佳话。提起往事，多少人仍十分感叹多亏当年有林海音慧眼识“黄”，否则今日文坛就少了一个黄春明。黄春明自己也诚恳地说，“林先生当初若不登载我的小说，以年轻人的个性，很可能从此弃笔。”

一九六一年十四岁在“联副”发表了处女作《儿歌》的林怀民，每次投稿是否被采用，都能收到林海音的亲笔回信，耐心地告诉他文章修改之处，或是退稿的原因。后来，林怀民颇有感触地说：“现在很少有主编会花心思对待一位投稿的学生。”

在作家七等生的眼里，“林先生性格爽朗，与她相处如沐春风，不论男女和她交往都非常怡然。”可七等生先生又说，“如果她生而为男人，将比她现在的成就为大，但因为她是个天生的女性，却能赢得普遍的敬仰和爱慕。”生而为男人的她，还能是那个写出《城南旧事》的林海音吗？

我不怕有人攻击我是女权主义者，相较而言，我还是觉得林文月说得好。她说林海音对于“传统妇女”的家务，诸如扫地、抹桌、烧饭，我想还应该再加上一项怀孕生产，一样都没有怠慢。“却也未因此而耽误写作、出版，以及其他介入社会的种种活动，正展现了她果断干练的才华。她不是坐而言的人，却是起而行的生活行动者。”

女人比男人更是个生活者，倘若说作男人可以比作女人所取得的文学成就大，也只能是因为他比她对生活付出的少。因为单就文学的成就和才华来看，我向来以为是决不能以性别论优劣的。我想七等生的头脑里还残存着许多传统的男权意识，或许仍觉得女性的文字只能是闺阁幽怨，充其量是给霸权的男性话语补白助兴。

其实，就文学的本质来说，它是感情的产物，而女性的性格特征，比男人更富于感情，尤其女人写起女人也就更擅长。以现代才女作家直到林海音为例，写得最多的是妇女题材，以致有的男批评家愿意把拓展了题材的才女作品说成看不出是女性的写作当成一种奖赏，似乎女作家是专为写女人而生，甚至有简单到把女性写女人的性及其他视为女性写作，把女性写男人的性及其他视为女权写作。世上只有人的文学，却没有男人的文学和女人的文学。单把女性文学挑出来示众，倒有文学本该是男性专利的味道，似乎女性文学成了文学的妾。

在林海音主编《纯文学月刊》期间，她与作家们广泛而深入的交往，使她编辑起文稿来得心应手。她的约稿很容易就得到积极的回应，接到她约稿信的作家们几乎众口一词地表示，“我一定要好好写篇稿子给您！”

现代人总习惯把商与奸合称并用，即无商不奸，无奸不商。却独独林海音商而不奸，我想这只能来源于她凝重深厚的纯文学情结和高贵无私的纯文学理念，纯洁的文学理想与崇高的作家情怀在林海音身上，那么完美地体现出来了。她经营纯文学出版社，从不让作者吃亏。看到好书，她首先有“不好销，赔本儿我都出。好书应该出版！”的出版家的气度，而非出版商唯孔方兄马首是瞻的铜臭心机。

书一旦卖好了，作者与出版社便都是赢家。彭歌先后在纯文学出版社出版过《改变历史的书》、《人生的光明面》、《权力的滋味》、《浩劫后》等翻译著作，他写的许多书也是在纯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他后来甚至把他买的新房戏称为从纯文学出版社拿版税挣来的“版税屋”。说起与林海音的交往和她主持的那份事业的评价，彭歌不无感触地说：“这出版社和月刊都像海音那个人，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她做事全神投入，从选稿、编辑、设计乃至校对等细节，无不亲自督理。纯文学社声誉甚高，招牌甚硬，规矩甚严，而处事甚公。对于作家的礼遇，应该算是最厚的。她对我的书，比我自己用心得多了”。余光中也说：“海音无论编什么都很出色，很有魄力，只要把作品交给她，什么都不用去操心。”

林海音的家，像三十年代她的同宗，且名字只有一字之差的林徽音在北平的“太太的客厅”一样，也是一处文坛沙龙。这里集中了台湾的半个文坛，是与林海音同辈甚至隔代文友们聚会的家。林海音就是这“一家之主”。写作的人到了夏府，如沐春风；不写作的人，好似穿越一道光，从此变成文人，甚至也进入了文坛。余光中在执教香港大学期间，每次回台北，“好像到了夏府，才像回到台湾，向文坛报了道。”潘人木更是诗意地描画出一个“永不息灯的客厅”：“台北有一间屋子，里面的灯光特别温暖，而灯光下又有两位特别可爱的人——海音和何凡。”

三、业绩

林海音在编辑出版方面的业绩是多方面的，单以一九五七到一九五九两年“联副”推出并由林海音主持的“星期小说”为例，共发表了百余篇万字小说，几乎将台湾的优秀小说家一网打尽，像司马中原的《鸟羽》、朱西宁的《偶》、隐地的《榜上》、郭智化的《九层槽》等，都是一时难得的佳作。那时“联副”发过的中长篇小说，也都很有反响，像南郭的《旗正飘飘》、孟瑶的《屋顶下》、朱子的《浸在酒里的花朵》、敏学的《霓虹桥》、林枕客的《血债》、钟肇政的《鲁冰花》、彭歌的《蓝桥怨》、钮先铭的《圣母的画像》、黎中天的《桃花河上的彩虹》、王蓝的《妻的秘密》，以及林海音本人的《晓云》。

林海音在注重副刊栏目的特色和多样化的同时，也十分注意把握世界文坛的热点动态。像1955年，法国二十来岁的少女作家沙冈，以小说《晨愁》轰动世界文坛，林海音请黄顺华女士连夜翻译出来。1958年，法国作家卡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林海音请朋友找到他的小说《来客》和《异乡人》，译出发表。在苏俄作家巴斯特奈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联副”就花篇幅介绍了他的《齐瓦格医生》，并对他获奖做了预测。她还请一些旅居不同国度的作家、学者，专门介绍当地最新的文坛资讯和作家作品评介。

作为一个有心和用心的编辑，不能光等作者送货上门，得像淘换古董的收藏家，不辞辛苦地走街串巷，在发掘中获得意外之喜。那便是做编辑的大得意，大快乐。

林海音主编“联副”时期的作家专栏也是倍受注目和为人称道的，诸如成舍我以“一戈”笔名写的《待庐谈报》、谷怀的《傻人笔记》、苏雪林的《青岛回忆》、易金的《幕前冷语》、张秀亚的《一枝短笛》、於梨华的《留美杂记》，都拥有广大的读者。尤其林海音的另一半何凡每周刊出三四篇的《玻璃垫上》，更成了读者的最爱，以至许多人每天早晨打开《联合报》，头一件事就是看《玻璃垫上》谈了什么问题。因为它的视角几乎关注到社会、生活、文化、人生的各个层面，而且犀利，有锋芒，富于真知灼见。《玻璃垫上》还几乎创下一项台湾作家专栏写作的纪录，它从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到一九八四年七月，时间跨度长大三十一年。林海音自己形容何凡，“他每天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埋首书报堆中，像一只白蚁那样地辛勤蛀蚀，然后像蚕一样地吐出丝来。”

林海音主编“联副”的另一大业绩是发现和扶持了许多台湾本省籍的作家。因为“从一九五零年代到一九六零年代的十年间，台湾文学完全由来自大陆的作家所控制，台湾作家的作品既少水准又不高。……来台的第一代作家包办了作家、读者及评论，在出版界树立了清一色的需给体制，不容外人插进。”（叶石涛《台湾文学史纲》，页八十六。）

李丽玲在她的硕士论文中写到：“真正接纳较多台籍小说家作品的，则为林海音，她是五十年代与台籍小说家关系最密切、最具影响力的重要编辑。”而“联副”正是这些本土作家的“主要发表场域”。像钟理和、钟肇政、施翠峰、廖清秀、陈火泉、文心、林钟隆、郑焕、庄妻、张良泽等人，哪个不是从林海音时期的“联副”起步的。到后来，他们还送给林海音一个雅号叫“台湾文学之宝”。林海音也十分感激这些本省作者的支持，她说：“他们的作品大量涌进，使我之主编者形象上更进一步，每天都有充满了乡土色彩的好作品刊登出来。可以说联合报副刊的面目之所以与众不同，正是他们给我主编的光彩”。

林海音真是能者多劳，她在主编“联副”期间，还兼差了个副业。她与何凡、陈立峰三人，从一九五七年起合编了四年的《文星》杂志，并负责其中的文艺编辑。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林海音激活了许多台湾本土作家的创作欲望和创作激情，既是他们的催生婆，又是呵护他们茁长的文学保姆。但就当时而论，“联副”远谈不上是台湾的第一大报纸副刊。像《中央日报》、《新生报》、《公论报》、《民族晚报》、《中华日报》等五家报纸副刊，发行量和读者群都在“联副”之上。而且，那五家副刊的主编齐刷刷的全是男性。然而，倘若就此把只有林海音率先向本土作者投去“解严”的曙光，归因于她是其中惟一的女性和惟一的台籍副刊主编，似乎太表面化了。我想， 更重要的是与她不甘因循守旧，肯于开拓创新的心灵性格和精神情怀密切相关。有什么样的襟抱成就什么样的事业。如果说一个人的性格即命运的话，那林海音时期的“联副”命运也完全是由她的性格所塑造成形的。林海音如果有台籍意识，也是无意识的。她是一个胸襟开阔的女性，一个书写大文化理念，而非小家子气的编辑出版家。

林海音主编的《纯文学月刊》，是她文学编辑业绩的又一大展现。光创刊号上，就有一批名家名作。像余光中的《望乡的牧神》、子敏的《谈〈离开〉》、陈之藩的《垂柳》、黄娟的《这一代的婚约》、於梨华的《再见，大伟》、梁实秋的《旧》、金溟若的《白痴的天才》等。后来，像张晓风的《钟》、琦君的《髻》，张秀亚的《书房的一角》、童真的《仅有的快乐时光》、吉铮的《海那边》、李乔的《凶手》、段彩华的《酸枣坡的旧坟》、张系国的《地》等一大批作家作品，都是在《纯文学月刊》上首发的。

林海音最后留给出版界和文学界的财富，是她主持纯文学出版社期间出版的二百余种“纯文学丛书”。那里的许多书已经具有了经典的意味。

四、理念

林海音一九五四至一九六三年十年，主编《联合报》副刊；一九六七至一九七二年五年，创办并主编《纯文学月刊》共六十二期；一九六九至一九九五年二十六年，创办并主持纯文学出版社，出书两百余种。林海音在编辑和出版上对台湾文坛或者说中华文化所做出的卓越业绩及其深远影响，决不是这几组表面干巴的数字所能体现出来的。

杨蔚深情地回忆林海音在主编“联副”那段时间，就如同一位高水准的裁缝，每天都在编辑台上“剪裁一些漂亮而合身的文学的衣衫，这不但使我们这些读它的人在寒冷中不受冻，也让我们这些写它的人都觉得很有面子。”小小的八批版面的“联副”，就是这样代表着文学人对文学的信念。“因为它是那么多年来，在文坛上少有的一个有灵魂、有感觉又有目标的东西。而这一切都是林海音女士的贡献。”而“联副”的风格，也悄然改变了台湾报纸副刊的格调。

善待作家，尊重作家的智力劳动，是一个好编辑必应具备的美德。林海音的编辑理念是，作家写成了什么样子，自有他写成那个样子的理由。不能因为自己似乎掌握着稿件的生杀大权，便轻易按照个人的理解大动刀兵，将稿件斧砍得面目全非。这仍是目下许多大陆文学副刊编辑所善于运用的独家功夫。他们觉得，作者投来的稿件若不经过编辑加工，就显不出他们的本事大。他们是一定要比原作者本事大的，结果有许多经他们篡改的内容题意与原作者的初衷相去甚远。

在这里，林海音和萧乾又有可比性了。因为他们本身是作家，深知写作的甘苦与个中三昧，所以他们都是把小说家应具有的“大同情”用到了编辑上，只向原作者提出修改意见，从不滥用编辑权力。因为他们懂得，滥用权力是一种文学的腐败，这种腐败可能会杀死萌芽中的弱小生命，而这个小生命日后是可能长成参天大树的。仅以黄春明为例，他向林海音投稿他的小说处女作《城仔落车》时，附信坚持题目中的“落”字不能删改。后来他在投稿《两万年的历史》和《借个火》时，也有这种情形。林海音都照原样发排。黄春明说：“当时她不但刊登我的稿件，还写信鼓励我。我只知道她在鼓励我，根本就不知道她坐在编辑的坐椅上，有时如坐针毡，这些东西寄给林先生像丢给她一个烫手的山芋。”

再如一九七零年林海音在《纯文学月刊》上发表王拓的小说《吊人树》也是这样。她不光接纳了这篇因政治敏感而屡遭退稿的小说，还写信并将校样寄给他，由他本人校定。王拓充满感激地致信说：“您这样大方地接受我的稿件，和给我写信，对我这个初学习写作的人，实在是一种非常有力的刺激和鼓励，我实在不知道应该如何表达我的谢意。”

她的文学编辑理念还表现在她注重刊物的形式，这同样产生了影响，像钟铁民说的，是“海音女士创造了《纯文学》杂志的风格，当年台湾是她首先采取二十五开形式的杂志，并使它成为高水准的刊物。”

但纯文学的理念无法抵御市场的无情冷落。尽管到了后期，为了节省开支，《纯文学月刊》的编务、约稿、看稿、校对、编排，甚至跑印刷厂，全由林海音一人撑起，真是心力交瘁。它还是在创办了四年五十四期后，终因销路不开，不敷成本，停刊。

更为悲壮和意味深长的是一九九五年初纯文学出版社林海音风格的“结束”，它结束得那么漂亮，那么富有韵致，那么壮怀激烈。那年她七十七岁。她没有接受将“纯文学”这金字招牌转让、出售的建议，没有将库存的图书打折倾销，没有将买断的版权让售，而是将库存的图书一批批捐赠给了图书馆、学校和慈善机构，无条件地将版权送还给作者。她豪迈地表示：“我们不是倒闭，是结束。……既然是结束，就不再营业。我只送，不卖。”多么执著的纯文学理念和情怀！

我一直感觉，无论是《纯文学月刊》还是纯文学出版社的落幕，都带点感伤凄婉的味道。一块那么好的“纯”字招牌，永远留在了人们的记忆和想象之中。令人遗憾而无奈的是，出版界的商业运作，惟一把纯文学逼上了羊肠小道。这也向我们提出了一个严峻的课题，不靠商业运作的纯文学能生存吗？林海音以一人之力的打拼，无异于堂吉哥德大战风车？这样的疑问出现在我们以文明自居的现代社会，实在显得有些反讽。这说明我们的文化机制和文化受众都还不够纯粹，在某种意义上，纯文学的生存是以它们为依托的。曲高和寡决不是纯文学的本质特征。

从某个角度说，报纸的文学副刊和文学出版业，是测量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程度和素质的晴雨表，是推动和展现文艺政策的主力。承传五四文化传统，以纯文学理念昭示后人的林海音，是实践纯文学编辑与出版的典范。我想，她深深懂得文化也是生产力的道理。她反对文学编辑与出版的一味商业化，如果商业把一个民族化得没有了文化，这个民族还有希望吗？

纯文学应成为一个理念，一种精神，一面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