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许多文学大师在回忆自己的童年时，都大体说过，小时侯并不曾想过长大了当个什么家。曹禺也不例外，他说他小时侯绝没想过当什么剧作家，读书时，只想将来当个教书匠。他一生的希望就是能当上大学教授，研究点学问。

那么他何以会走上一条“话剧的道路”呢？七八岁的时候，母亲就带他去看戏。那时还只是“文明戏”，或叫“新戏”。除此，他还看了不少京戏、河北梆子、评戏等，也听过许多的京韵大鼓、天津时调、河南坠子，等等。他爱看京戏，甚至演过京戏《走雪山》，还被人称道说扮相不错，很有音乐感。但给他滋养很深的，还是中国的古典文学，《诗经》、《左传》、《楚辞》、《四书》、《五经》、《史记》、《汉书》、唐宋诗词、元代杂剧、明清小说之类。

14岁考入天津南开中学以后，加入“南开新剧团”，演了不少戏，已经初显出在戏剧方面独有的才华。可以说，曹禺的戏剧人生已经从这时起步了。他开始尝试把外国戏，像莫里哀的《悭吝人》，改编成适合中国社会情况的《财狂》，把高尔斯华绥的剧本《斗争》改成《争强》。他一方面改剧本、写戏，一方面又演戏。他参加排演的第一个戏是丁西林的《压迫》。他还曾在张彭春老师的导演下，主演过易卜生的名剧《玩偶之家》中的女主角娜拉。舞台和戏剧两方面的知识自然谙熟于心了。在他从中学到读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期间，他读了数百种的外国剧本。也许正因为此，在写作剧本时，除了考虑舞台指示之外，他始终坚持“我的剧本总是想给读者读的。”

伟大作家必须要写出他对生活深刻的真感受，写出他所要写出的人物和思想。在这上，无论英国的莎士比亚、狄更斯、哈代，还是帝俄时期的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都无一例外。中国的鲁迅、茅盾、巴金、老舍、沈从文也一样。

18岁时的曹禺有了一个梦，就是该写个象样的东西出来。他几乎整天坐在清华大学图书馆里固定的一角，一边贪婪地读外国剧本，做笔记，一边苦思冥想，不断揣摩自己要写的戏剧里的人物性格、曲折故事甚至语言的特有风味等。想了五年，中国现代戏剧史上的第一个高峰《雷雨》诞生了。它无疑是中西戏剧艺术集大成的一个典范，从希腊悲剧到契诃夫不事雕琢的戏剧技巧和尤金?奥尼尔的抒情写实主义，在他卓越的编剧才能下，杂糅在了一起。《雷雨》至今仍是中国现代戏剧史上一座难以逾越的艺术丰碑。相隔不久，他又以天才的戏剧禀赋，接连写出了《日出》、《原野》和《北京人》等名作。这是曹禺最好的四个剧本，他本人好像更偏爱《北京人》。

他根据巴金小说《家》改编的同名剧作《家》，也称得上是一部经典剧作。巴金在他晚年写的《怀念曹禺》一文中，提及1942年曹禺在泊在重庆附近的一条江轮上开始改编他的《家》时说：“整整一个夏天，他写出了他所有的爱和痛苦。那些充满激情的优美的台词，是从他心底深处流淌出来的，那里面有他的爱，有他的恨，有他的眼泪，有他的灵魂的呼号。他为自己的真实感情奋斗。……他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

曹禺晚年常慨叹：“莎剧的剧本极深刻，人物语言，非吾等所能想象。”其实，像写小说一样，戏剧的最深刻意义同样是刻画人的灵魂。他说作为一个戏剧家，最该倾心的就是写“人”，全部的心思都该用在如何刻画人物上。曹禺戏剧的成功之处，简单说来就在于他是在诗性的艺术创造中，把一个个鲜活的灵魂刻画了出来，并使之不朽。

我想不单是因为，曹禺童年生活在一个令人窒息的郁闷家庭，才使他无疑是有意识地把描绘“家”的运命作为他戏剧创作的根脉，并以反叛来挣脱铭刻在幼小心灵上的阴影。他的剧作，从《雷雨》、《北京人》、《家》，到《日出》、《原野》，都与“家”有着千丝万缕扯不断的纠葛。一切的戏剧冲突，也都是在“家”中演绎。他一定有更深层次的思考，那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最根性的体现就是一个“家”，或者简言之，中国传统文化在实质上就是“家”文化。逃离了小“家”又如何呢？娜拉是早摆在那儿了。小“家”无异于是一个“大”社会，大“家”也毋宁说是个“小”社会。总之，文化这个“家”注定了是谁都逃不出去的。所以，从悲剧意义上讲，“家”是人类永远的终极宿命，是一道永远无法冲破的藩篱。表面上束缚人的是“家”，而骨子里的本质却是文化。“家”的梦魇是人类心灵上永远的桎梏。“家”的悲剧自然也就成了文化的悲剧。我甚至想说，曹禺的剧作某种程度上是在以他独特的戏剧方式艺术地为中国传统文化唱挽歌。曹禺戏剧最深刻的意义是否该在于此呢？我不敢妄自置喙。

不过，我觉得，应该是戏剧，而非诗歌，才是文学各个体裁中最精美、高贵的艺术形式。戏剧家一定要有诗人的性情才华，要有小说家丰富的想象力和刻画人物的本领，还要有散文家的精微细致，要有杂文家的敏锐犀利，甚至要有哲学家的深邃堂奥。语言当然得是诗的。换言之，最好的戏剧应当是诗剧。莎士比亚如此，曹禺也是把这当成他戏剧艺术坚持不懈追求的最高理想。无论从何种角度，说他是中国现代戏剧史上的莎士比亚一点不算过分。他的戏剧才华只有写出了《茶馆》的老舍，可与之比肩。

可惜而又遗憾的是，曹禺晚年完全陷入到一种“急于写戏，而腹中空空”的痛苦中。他曾在日记中立誓，“要从71岁起写作20年，到91岁搁笔。要练身体，集材料，有秩序，有写作时间。放弃社会活动，多看书，记录有用的语言。”读过巴金的《随想录》以后，他打心底羡慕巴金的勇敢、诚实，言行一致。他也清醒地意识到，活着就要说真话，“但却怕说了很是偏激。那些狼一般的‘正义者’将夺去我的安静与时间，这‘时间’，我要写出我死前最后的一二部剧本。”他确实感到自己应该想写什么，便写什么！“不能有个东西箍着我的头，什么思想，什么条条框框妨碍我的笔。‘自由’当然不能绝对的，但写作时必须‘自由’，任自己按自己已有的观念、思维、感情——爱的、憎的、纯挚的情感去写！不然，我将憋死！”

他真的被“憋”得痛苦万状。

他成了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

但他有《雷雨》、《日出》传世，就已经不朽了。

中国现代戏剧因有了曹禺而没有苍白。他是天才的戏剧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