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理想国”的遥远梦影
萧乾虽出生于宣统元年，但从懂事起就一直是共和国的公民了。以他最起码的政治常识，帝制与共和的区别首先在于：前者是一个人或其王朝说了算，而共和则是每个公民都应有发言权。
然而从二十年代军阀混战到三十年代国民党统治时期，不是张作霖、吴佩孚说了算，就是***说了算。遇有不同的声音，轻则失踪判刑，重则“饮弹龙华”。邵飘萍因言论而遭军阀枪杀，萧乾自己也在小小年纪因参加共青团而被关进张作霖的侦辑队，要不是被他就读的教会学校的洋校长保释出去，也难保不丢命，因那是个可以不审就随便枪毙人的地方。所以他说，1939年他不是从一个共和国，而是从一个实质上是帝制的国家前往英国的。看到人家的领导靠选票上台，不称职的可以罢免或下次不选；看到即便在战时，那里的人民也言者无罪，对不适当、不合时宜甚至不顺眼的事，即便对首相指名道姓地痛斥，也不至关监狱，更不会失踪，自然好生羡慕。
叫他更难以理解的是，不但民间可以畅谈国事，甚至正当英国独自在对德、意法西斯作着民族存亡殊死战的时刻，伦郭居然还在公开发行着两家反战的报纸：一份是从宗教上反战的《和平新闻》，另一份是拥护纳粹盟友——苏联的英共机关报《工人日报》。（当时苏联与纳粹签了友好协定）。邱吉尔首还相迫于舆论的压力，曾向一个因在言论上与政府唱了反调而受处罚的老人赔礼道歉。换个地方，这两份报纸即便政府不禁，民众也会把它捣毁。
萧乾看到二战首先比的是人心向背，其次才是武器优劣。在他心目中，言与行是很难分的。大敌当前，除了奋起抗敌的主流之外，竟然还有唱反调的，国家处在生死关头，却出版反战报纸，鼓吹和平，还不构成叛国行为？然而不，那自然会为正义之声所压倒。德军飞机来袭，如有人朝天空打一下手电，即便出于疏忽，也轻饶不了，会处以重刑。而出版反战报纸，仍属言论，只能容忍。
由四十年代萧乾从英国发回的通讯特写看，对民主、法制的肯定和对言论自由的提倡是贯穿始终的主题，其中尤以《舆论?广播?宣传》和《瑞士之行》为最。
瑞士在当时可说是欧洲最稳定而团结的国家，然而它却是由三四个不同民族，且各有不同的语言和文化的民族所组成。萧乾甚至觉得，同文同种也并非一个国家团结统一的首要条件。他感到是瑞士坚固的民族制度，把不同民族的人拧成一团。大家都是平等的公民，谁也不是发号施令的主子，谁也不是奴才。社会上，政坛上，可以听到各种不同的声音，经过激烈的辩论，最终达到一致。《瑞士之行》便集中流露出他对这种民主自由气氛的羡慕。但很快，他就认识到，他对瑞士的民主吹捧过了头。
《舆论?广播?宣传》则更以许多实例来说明，越是国难当头，越要讲求民主。越是同集权的纳粹作殊死战，自家的民主传统越不可丢。否则，这战争就没有了意义。这表明，越讲求民主，人民就会越拥护政府，因而国力就会更强大。
但作为一个东方人，萧乾直到晚年仍不认为我们应把民主自由的尺度放那么宽。我们像四十年代的反纳粹战争一样，许多地方仍在同贫穷、愚昧、野蛮和落后作着殊死战。绝对自由是太奢侈了，但在共同目标下，不同的声音还应是被允许的。为统一口径而堵塞言路，得不偿失。
不难看出，晚年萧乾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已经打了折扣，而他在1946年到1948年那段，确是个彻底的自由主义者。从他这两年间写成的以《红毛长谈》为代表的杂文和为《大公报》所写的上百篇社评能证明，他当时真的是把自由主义当成一种理想，一种抱负，一种根本的人生态度。
2、反讽：一把幽默的手术刀
《红毛长谈》是萧乾作品中一部极富特色的政论讽刺杂文集，经历了欧战风云的萧乾从英国一回国，就陷入一种极度矛盾与痛苦的精神状态中。到上海以后，他便想以洋人文白相杂、似通非通的文字写个专栏。这样，既可以隐瞒身份，本身又带上些滑稽色彩。他当时正处在迷茫时期，旅英七载回来看到上海特务横行，深恶痛绝。他和第二任妻子谢格温的家就在深夜无端遭到过特务的骚扰。另外，他当时一心只反内战，根本没什么阶级观点，仅求不打仗，国人平安过日子。再者，回到阔别已久的上海，看到太多不顺心的事，因此就在文字中以乌托帮的形式构造起自己的理想国，实际是梦想一种资产阶级的民主国家。
《法治与人治》是《红毛长谈》的开卷首篇，写于1946年秋。文中暗示国民党以防乱为名，向共产党的解放区进攻，挑起内战，而在宣传上却力避使用内战字眼，以逃避罪责。他谴责国民党，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为维护自己统治，消灭异己当然是最好的途径。控制了新闻媒体，欺世瞒人也就来得容易。“中国人向来择词谨慎，盖任何欧西国家，大乱之后，如他国平静无事，埋首建设，而己国乒乓不息，必坦然承认起了哄，此丑貌，虽纽约五街之美容专家亦难装饰者也，该国精力亦必倾于消解内哄。而贵国独与内战与内乱间作字句之斟酌。此足证贵国人士对文字之敏感，慎重，有分寸也。”另外，“贵国虽为古老文明，而仍不失少年之战斗性，此亦研究汉唐文化之欧人所意想不到者也。”对于这种内战纷扰，每每念上一通可使国家个人种种问题都必迎刃而解的“国父遗嘱”是不起任何作用的。在红毛笔下，上海大世界可真荣光万分。“每遇红毛记者，辄称之为伟大的同情者。满城悬旗欢迎，小学生列队呐喊，这当是政府主使所为。而一旦红毛措辞不恭，便不准其发电报。事实上，红毛记者之奉命来华，无异于三轮车自外滩而南市，职务所驱使者也。”
红毛自称来自欧洲人种文化宗教最复杂的一角，深知中国没有天主、东正等新、旧教之分，且疆士广阔，文化同一，应是得天独厚的。所以内战起伏，妨碍统一，人为之也。同时，“阔家小姐少爷极尽奢靡，沪埠之流线汽车，大饭店餐馆之玉杯象箸，室装溺器，可与秦阿房宫相比而毫不逊色。”寻常百姓，没有金条，是住不进亭子间的。难怪红毛慨叹，中国“精神上所缺者为公德守法，而物质最缺者，厥为屋顶也。”
不难看出，文章挖苦了国民党用念遗嘱代替建设，对洋记者一面溜须拍马，一面又不许报道事实真相。同时，痛斥上海阔家公子小姐的糜烂，以及没有金条租不到房子等国统区的情况。
萧乾在文中流露出的反讽技巧常令人钦佩，例如文章最后那段深含哲理的幽默讽刺：红毛在林中散步，被凭空扑来的一黑白犬在“余小腿肉厚处狠狠咬了一口。余忿然质问：汝兽类，奈何凭空噬我一口乎？犬夹尾答曰：我不咬你，你必举足踢我矣！故先发制你。鸣呼，此中之悲剧也。”这段人兽对白，无疑是篇中精华。人无信任，犬无保障，便都会“先噬人以卫己。拥上前去以免落后，社会秩序势必愈闹愈乱。思故中国问题之根治，在终止人治，施行法治也。”这自然是萧乾的善良意向，希望国共双方避免内战，化干戈为玉帛，绝不能狗一般凭空扑咬。“然法治今年或可施行。避免在法治掩护下继行人治则恐尚需时日耳。”
《中古政治》是红毛的第二篇杰作，它以当时的中国不配法西斯化，反讽中国的政治体制依旧停留在中古时期。其实，萧乾的用意并非仅限于此，他从多方面对比了国民党与德国纳粹的异同，从另一个侧面揶捡中国竭力讨好、奉承外国记者和外交官，“在欧美大都会华丽旅馆请鸡尾酒，重资津贴红毛职业文人写誉华文字，”试图在国际社会确立中国如何民主的形象。同时讥俏中国在一些方面尚不如法西斯。“夫法西斯者，一套政治机器也。中国生产未机器化，政治亦依然徘徊于中古时代。”
萧乾把当时的国民党中国比成一个发育不健全，营养不良的畸形儿，“太穷，需仰仗他人扶助，太弱，不敢向举世挑战。”她渴望着健壮和骠悍，无奈自身百孔千疮，不得不靠正常的民主国家救济和保护，撑起门面，以求在畸形中继续畸形地发展，不致沦落消亡。
这当然还只是中国不配法西斯化的外在原因，根本原因则在“贵国人民之素质 。”红毛凭阅史书和与人接触，断言中国人民深入的个人主义气息，“乃法西化大家最无办法之事也。”
法西斯化重纪律，尚英雄崇拜，把整个国家几乎变成一座兵营，人人都有尚武精神。而中国人则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他耕田，吃饭，拉屎，生儿子，病了吃药，死了入土；袁世凯可来，张宗昌可去，而中国农民却最后仍是主人。中国人的这种国民性表明中国不太可能法西斯化，中国人的个人主义是法西斯化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那种传统的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人生哲学在中国人脑中根深蒂固，不管你以什么主义、什么思想或任何意识形态相加，他们都会一如既往地把自己封闭在土生土长的故土家园。
3、权利是把双刃剑
很显然，西方的个性主义与中国的个人主义形成的基础不一样，表现出来的方式也迥然不同。个性主义无疑是民主国家的产物，它以人权为基础，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秩序里享有充分的个性权利。而个人主义却是专制集权的衍生物，一个人的思想便是所有人的思想，一个人的权力便是所有人的权利，决不许个性权利有任何生存的空间。换言之，个性主义与个人主义原本是一个东西，在民主国家，人人享有巨大的权利空间，尊重他人自由成为可能，个性主义得以张扬。而在强权独裁下，个性权利被无端斩于马下，其自身抗体发生变异，便自然生成了只讲一己私利的个人主义。我不享有权利，谁都别想享有权利。你自私自利，大家便都自私自利。也许人们的灵魂中都有一块个性主义的自留地，只有遇到适合的土壤和充足的阳光雨露，才会长出茂盛的庄稼。那便萧乾所希望的，把中国的个人主义民主化。
“夫交通灯者，民主政治中之制度化也，而交通灯运到贵国改由警察开，也有如外国总统制运到贵国即变成袁世凯之皇帝一样也。”萧乾饱汲中西文化，对中国变换西方民主制的技法颇为了解，他以这样一个意味深长的比喻来暗示，任何民主的东西到了国民党手里都会变样，交通灯、总统制仅是一两个方面。
萧乾意味深长地指出，交通信号的颜色全是由人来规定，红色危险，绿色安全，找不出什么理由，倘若哪个地方硬是规定红色安全，那绿色便被视为可怕了。总之，这是文明社会的规定，在红色与绿色中间，还有一过渡的黄色。他把这三种颜色分别比作国民党、国共之间的无党派人士和共产党。国共双方到底哪边为红并不重要，也没什么意义。重要的是，黄色的存在本身意义不大，但其作用却在避免撞车惨祸。无党派人士的作用也大致如此，他们虽不能阻止内战的发生，更不能在其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却可以起到缓冲作用。正因为此，“国共双方才在两路口皆堵住庞大卡车之今日，尽力争取黄色为己用。黄色或足以避免血肉飞溅之悲剧也。”而当红、绿灯交相争艳，国共重燃内战烽火时，黄色就没用了，只能瞠目而视。所以，“此并非法西斯政治，而是中古时代之蛮性政治而已。”
萧乾把交通灯下的警察比作当权者，他在纷乱交通的喧嚷声中，伫立在太阳下，也算受尽了辛苦。即使为了那可怜的警察，也希望中国的政治交通加速自动化。萧乾以一管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柔弱之笔，透过一连串的比喻，剖析了当时中国政治交通的混乱及根源。真正的出路在哪里？萧乾的答案是：需要的是容忍，守法，和一颗公道心！但他随即慨叹，“中国的交通灯制已非局部改革所能为。”他把中国如何改革才能实现真正的自动化交通，即民主的秩序，留给了政治改革家。
4、“超阶级”的困惑
《半夜三更国际梦》是《红毛长谈》中篇幅最长的，它不单记录了红毛的一夜三梦，更是对1948年前后中国国内政局，以及世界上几大强国为在中国获取巨大利益精打细算，互不相让表演所做的专论。尽管文中都是梦中呓语，“各电皆系敝毛所杜撰，”但萧乾“超阶级”反内战的倾向显而易见。忧国忧民的萧乾以其超凡的国际事务洞察力，近似荒诞的笔墨，描述了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在国际舞台上的被动尴尬地位，国共间持久不停的内战所造成的深重损失和混乱秩序，对未来中国提出了乌托帮式的设计，以此渲泄强烈的反战情绪。同时，表达出渴望和平、向往民主的自由思想。
“俗语云：夜长梦多。夫梦者，昼间下意识有所思，而夜眠织成之花样也。”萧乾是做梦高手，一夜三更全是洋洋洒洒的国际政治梦。曹雪芹《红楼梦》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这篇也能算做是满腹荒诞梦，一片赤诚心。
据说此文发表时，各界反应强烈，积极呼吁早日结束内战。对于这第三次国内战争，萧乾是纯从中性的“超阶级”立场出发，对国共双方不偏不袒，各打五十大板。他不管哪家正义，对他战争本身就意味着屠戮。正像他后来深刻检查的，他秉承的是《大公报》的不党不派，崇尚自由、民主、和平，反对以任何借口、旗号所进行的战争。
萧乾要表达的有两层意思，一是对旷日持久的内战痛心疾首，并一再以反讽的语言暗示，如此下去，内战所造成的损失只会比日本人给中国造成的损失更大，灾难更深。同时，以编造的电文，杜撰的荒诞不经的事例，甚至令人毛骨悚然的假想，指责国共双方不顾国际舆论，一味打内战。另外，国共针锋相对，却也有相通处，如都认为国共逐鹿纯属内政，不希望别国干涉；各以不同的方式都欲置对方于死地，夺取政权。
二是要表达民主思想。萧乾在文末假拟一份国际社由汉城发来的电文，对未来中国提出了天真的设想：封锁全部中国口岸，速将双方军队缴械等消极方面当不可取，但方案的积极方面似还是较为理想的，如“首为成立联合国代华实行三民主义委员会，以美苏英法为常务理事。民族组工作为阻止任何外国人员干涉华事。民权组工作之初步，系严格禁止警察无故搜查人民住宅，并认真实行身体自由法。第二步为尽量减少党报及政府报纸，鼓励民间报，并保障其言论自由。同时筹备大选。过渡时期，应开放政权，由各党各派参加。”另外，文中还提出了认真办理各种税收及社会保险，发展教育，增进中国人健康的措施。这可以称得上是萧乾想像中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雏形了，是他的太阳城。
《红毛长谈》接下来的几篇，《玫瑰好梦》、《神游大西南》、《二十年后之南京》、《新旧上海》及附录中的两篇《中国舞台的歧途》、《中国音乐往哪里走？》，其出发点都只有一个，那就是针砭国民党的独裁专制，勾勒以英美民主政治为蓝本的乌托邦理想国。萧乾把***与中世纪权力无边的罗马教皇相提并论，把当时冥顽不化的中国喻为一座民主、自由、法治、民生四不像的舞台，政治仍停留在半蒙昧状态。他还巧妙地以中西音乐之比较来观照中西政治的差异：一是西洋音乐注重和谐，中国音乐有调无谐；二是欧洲音乐有固定乐谱，而中国音乐则没有乐谱。
西洋音乐围绕一个主题，可使不同的乐器发出自己不同的音调和抑扬，使主题更加丰满突出，听者能从千百不同腔调中，捕捉到一个总印象。这是西方多元政治的象征。而中国人认为音乐美在乎齐，为了一个主题，乐手们不是像西洋那样追求曲折错综的变化，而是机械地望着独裁胡琴手的脸。萧乾以此引申西方社会，可以不受束缚地畅所欲言，而在中国，***这专横跋扈的“胡琴手”强奸民意，扼杀舆论，只许齐，不许异。
欧洲音乐有固定乐谱，意指欧洲政治是依法办事，一切按即定的乐谱（法律秩序）。“中乐之有调而无谐，造成了中乐无谱的惨痛事实。”就是说中国数千年的君王专制是造成当时无法可依的元凶。更为可悲的是，“今日既有乐谱，也未必去遵循的了。”无法即自由，造反就有理。在粗暴的鼓槌之下，美丽淳朴的国风变成了阿谀帝王的媚语；那欢喜的婚礼，却变成了杀气腾天的擂台。中国音乐史上再找不到比这阶段更恶劣的了。
5、自由主义：一朵璀璨的罂粟花？
萧乾的自由主义思想在杂文中还是多以隐式的暗喻来表达，到了社评中，就如山洪决堤般一泄而下，淋漓酣畅。人类是有理性的，人类所追求的应该是一个充溢着理性、公平、自由、合作、互尊、互爱、和平、富足的世界。
萧乾社评最根本的基调就是反对战争，向往世界和平。他痛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梦想者，更害怕美苏那样的强国准备战争。二战结束后，谁不渴望永久和平。但日本投降后，国内没有重建家园，人民几乎未得到休憩喘息，便重又陷入悲哀。萧乾“超阶级”的反战思想在《我们要求向前走》中表露无遗，在他眼里，和平是比任何主义、政党更崇高的真理。他谴责国共双方嘴里都在高喊和平统一，实际上却真刀真枪，各不相让。他并不考虑什么主义才适合于中国，他以为只要能使人民在和平环境下幸福、自由、民主，那就是好主义。主义在他是个让“野心家雀跃使民众寒心的响亮名词。它好似替代了帮会的堂号标识，同志也罢，信徒也罢，它的后面永远离不开一簇共生共死的盟兄弟，以拼命精神去打天下。一般人因此竟忘记主义的最初意义原是一种对人生的态度，一种基本的信念，政治不过是整个人生的一环。”因此，萧乾的向前走，就是要让中国向和平统一的轨道迈进。然而向前的宣言、呼喊、保证，“旧金山、伦敦、巴黎都喊过，南京、延安，甚至战场上，口口声声都不离拥护和平，实行民主。今日世界，是彻底言行相远的世界。在和平的橄榄叶下，千万健儿送了命；在民主的神圣保障下，千百刊物被封禁。”中国就如一辆古老的篷车，方向不是向左，就是向右，要纠正到向前走，便需在大的方面，一要治愈战争的创伤，二要抹去政治斗争给人们心灵上投下的巨大阴影。
《圣与雄的分水线》则从历史的角度，以许多叱咤风云的英雄为例，分析圣与雄本质上的不同。萧乾认为，中国人的血液里，流淌的多是率领子弟打天下的项羽式的英雄。而项羽与虞姬的末日同希特勒与夏娃的终局何其相似。他们两对痛快了一场，但陪葬的千万平民壮丁何其冤枉！因此，他们只能属于陈旧的“雄”，与民主政治势不两立，而圣者精神又太新。萧乾自然是藉此希望中国的政治领袖，能少一些项羽式的英雄，甚至霸王思想，多一点甘地那样的圣者精神。他心目中的圣者应具有悲天悯人的心怀，忠贞不渝的气节，“不以一己得失用党术动刀兵，倾个人一切为大众服务。”他希望未来中国能生出一位淡泊名利、救世活人的圣者，或一位胸襟眼界开阔的圣雄。看来，当时就连***都不符合萧乾“圣雄”的标准。圣雄甘地是非暴力主义，而毛主张用革命的暴力来反对反革命的暴力，用武装斗争去争取和平。
在萧乾的所有社评中，体现其自由主义思想的约占三分之一强，有些单从题目就能看出来，如《泛论民主与自由》、《论政治与暗杀》、《慨叹人权会议》、《我们要发掘伟大的政治家》、《国际潮流与自由》、《自由主义者的信念》、《政党?和平?填土工作——论自由主义者的时代使命》等。要研究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史，这些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思想史料。
萧乾在《泛论民主与自由》中，把自由与民主比成车的双轮，相辅相成。自由与法治是民主政治的根本。一个民主法治的政府，应执行依照人民意志制定的法律，政权不能超越法律，对人民的自由权利不能加以法外的干涉，人民守法，政府也得守法。如果政府为一时便宜行事，施行临进法令，剥夺人民合法的行动言论以及最基本的人身自由，很容易使人民感觉法律与人民的利益分离，而认为它是政府方便行事的工具。
《论政治与暗杀》的副题是“民主传统比民主制度更重要”。也就是说，民主制度真正实施的前提必须是在民主传统的真正建立。法治是民主的基础，而法治的先决条件，是官吏和人民都能守法、明法、行法。官吏必须在法治的基础上尊重人民，保障人民权利，处处为人民着想，才是国家通往民主与法治的坦途。但法治伞下的人治，会使法治成为泡影。其实任何民主主张，最终都该是为了人民，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然而，萧乾在《人道与人权》和《慨叹人权会议》里道出了内心深层的痛苦，他感到不仅当时中国谈不到人权，没有人权基础，而且没有一个国家的人民能够完全获得自由、平等以及一切基本权利。
6、信念是哈姆雷特的承诺？
括总来说，萧乾的自由主义理念与追求是怎样的呢？《自由主义者的信念》无疑是篇宣言性质的社评，他称自由主义不过是个通用的代名词，它可以换成进步主义，也可以换成民主社会主义。在基本信念上，它有五点：一、政治自由与经济平等并重。二、相信理性与公平，也即是反对意气、霸气与武器。三、以大多数人的幸福为前提。四、赞成民主的多党竞争制，也即是反对任何***。五、任何革命必须与改造并驾齐驱。
自由主义与英雄崇拜是不相容的。自由主义坚持每个人的天赋自由，也即是承认每个人起码的平等。它不只是一种政治哲学，更是一种对人生的基本态度：公平，理性，尊重大众，容纳舍己。因崇尚自由也就反对个性的压迫，不能容忍任何方式的独裁。这样，它也就需要民主政治的另一个标志——言论自由。萧乾把言论自由比作民主制度的试金石，民主政治的基石。他当然清楚世上没有绝对的自由，但相对自由一旦失了客观水准，一旦全凭了某个人的情绪意志来定，那相对自由也就没了意义，等于不自由。独裁与民主国家的分水岭，正在前者舆论属公，后者绝对民营。文明国便是其国内必容许反对分子或集团存在的国家。***独裁政府扼杀舆论，限制言论自由，舍本逐末，势必自取灭亡。言论自由，正如任何自由，既不能由政府颁给，也不能靠国际会议的一纸决定。言论的不自由，大凡不出四种原因：上面有专横的政府，下面有懦弱怕事的人民，周围有蛮不讲理的社会，而新闻记者本身又有怯懦分子，而时常这四种原因同时存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社会腐败，政治独裁，人民胆小怕事，新闻记者缺乏发表自由的勇气。而共产党政治开明，解放区人民都当家做了主人，新闻记者畅所欲言。
其实，重庆《新华日报》早在1944年9月1日就在以《祝记者节》为题的社评中，对萧乾称赞战时英国仍坚持新闻自由给以肯定，并认为美国之所以能雪珍珠港之耻，而转入反攻，英国之所以能雪敦刻尔克之辱，而走向胜利，最重要的关键是政治上的民主，而言论自由又是极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共产党极为认同罗斯福和邱吉尔都把言论自由确定为战争目的之一，在战时，要依靠它来打胜仗，在战后，还要依靠它来保持永久和平。针对国民党的独裁专制，共产党呼吁国内新闻界同仁，要随时随地团结一致，为言论自由而奋斗到底：“言论自由与新闻事业是血肉相连的，没有言论自由，就没有健全发展的新闻事业；没有言论自由，新闻事业本身是会枯萎的。”也就是说，政治民主、言论自由的盟邦最后取得了二战的胜利，政治民主、言论自由的共产党最终也取得了国内战争的胜利，夺取了政权。所以，国民党失败的根源在于，“中国的确还没有民主政治，然而中国又何尝有民主的社会。”
7、思想改造的炼狱
由萧乾1950年9月向党组织递交的思想汇报（即《我的自传》）看，他从1948年春就开始清算自己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了，然后，在《大公报》同事、中共地下党李纯青的帮助下，“除了看文件，主要的学习是社会发展史。”他说，到1950年6月，他的“向上爬”的念头，“已被主观努力及客观环境压制住了——把它消灭干净还需要进一步的学习。文艺上，还寄存些技巧观点的残余，需要由情感上与工农兵结合来彻底克服。《大公报》的关系不但断了，而且也清算了报恩观点。一方面明了该报过去在革命中反人民的罪恶，一方面也清算了它对我的不良影响。”他决心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组织下，建立革命的人生观，使自己在人类大同这个最崇高的理想及事业上，“能发生一个螺丝钉的作用。”为使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走共产主义路的马列主义者，他遂向组织提出了入党申请。
这当然是萧乾思想认识上的进步，但同时，我由此对我在上文中所作出的1946年到1948年的萧乾是个彻底的自由主义者这个结论产生质疑。因为首先他清楚，信奉自由主义这一理想抱负的，坐在沙发上与挺立在断头台上，信念得一般坚定。另外，他也很清楚：一个政党的确需要信徒，聚徒众而形成组织。铁的组织，钢的纪律，愈坚固紧严，其取得政权或维护政权的机会愈大。为求组织纪律的钢铁化，只有牺牲个人自由，一切由党魁或少数寡头指挥。换言之，一个主义一旦组织化了，势必就得寡头化。而一个彻底的自由主义者，因受不了严苛的纪律，就可能站在政党之外，保持其独立的立场，保持其个人发言权。当然这要单看一个自由主义的气质与立场了。需要集体行动的政党，本质上并不适合真正自由主义者的口味。另外，自由主义者并没有什么纲领性的文献，也没有固定的书本。“由卢梭、康德，以至罗素、杜威；由杰弗逊、林肯，以至倡四大自由的罗斯福，都用墨水和行动写下了自由主义的界说。所有政党都有短期的集中训练所，自由主义的训练所却须由摇蓝以至幼稚园开始。这训练不假借黑板粉笔或风雨操场，而是散播在大气中，沁入心脾。”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萧乾后来在批判自己的自由主义思想时，把他个人的发展说成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一个具体例证，这倒从反面说清了他的自由主义思想，也即是他中自由主义毒害的来源：一是他自小在教会学校受教育，前后有20年之久，所有课目都渗满了改良主义的毒素。二是一出大学校门，就进入了高举改良主义旗帜的《大公报》，坚持的是人家倒，我不倒；人家先倒，我后倒（胡霖语）的典型而彻底的机会主义者的立场。三是在改良主义大本营的英国又住了七年之久，使其改良主义更系统化起来。所以他才会在编《大公报》文艺副刊时劝青年们多看些佛经、语录；才会成为对国民党反动政府小骂大帮忙的民间疾苦的搜集家，专写民间疾苦却从不问疾苦的由来和如何解除疾苦；才会在《人生采访》里把瑞士描写成一座天府；才会在1946到1948两年的社评中鼓吹中间路线、自由主义等；才会在《红毛长谈》里来推销他从拉斯基，从工党英国贩来的一批毒素；才会主动请缨，去做《新路》的研究员。
不难看出，萧乾的自我批判和清算是真诚的，深刻的。他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认识到整个改良主义的反动性，认识到它不是什么超阶级超政治的，而真正是资产阶级的帮凶，其意图和作用就是延续反动统治的寿命。经过思想改造的萧乾，已经把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视为是惟一造福人类造福中国的真理，同时他也承认，“距离把那真理请到我的脑袋里当主人还很远，把改良主义的毒菌由我的血管中排除尚需时日。”
8、世纪末的轮回
正因为萧乾脑子里始终有这块自由主义的自留地，或称改良主义的毒菌没从血管中涤除干净，他才会在1957年的“鸣放”中，写了那篇使他获罪的《放心?容忍?人事工作》。他援引西方一句豪迈的话：“我完全不同意你的看法，但是我情愿牺牲我的性命，来维护你说出这个看法的权利。”来希望党内减少革命世故，个人与组织间不存芥蒂，上下团结，让大家在互相信任的基础上，毫无忌惮地发出肺腑之言。他重申“民主精神应该包括能容忍你不喜欢的人，容忍你不喜欢的话。可惜我们目前还不能进一步说：每个中国人都已经有了说话和写作的自由了。”
天真的萧乾，感情上已受了好几年的压抑，终于在1957年初夏“引蛇出洞”的气侯里，在中央的撑腰下，得到一抒己见的机会。心情豁然开朗了几天，就被戴上了右派帽子。他便很快像上次清算自己的自由主义思想一样，做起了更深层次的思想检查。他称《放心?容忍?人事工作》暴露出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狰狞面孔，对党和人民犯下了严重的罪行，而且情节格外恶劣。他懂得给自己上纲上线了，如干脆把《大公报》说成是反苏反共的，把自己说成是帝国主义豢养的洋奴，说自己以前理解的民主自由，就是能容忍异己，而忽略了最起码的要求应该是作自己 的主人，即民族自决。他还深刻检讨了思想上与章伯钧、罗隆基所产生的共鸣，他表示一方面接受组织上的彻底审查，一方面坚决把自己思想里与章、罗共同的东西挖个干净，使此生再也不可能对类似章、罗那样的思想或行动起共鸣。不论自己买办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奴化的教育有多么根深蒂固，他有决心要清除掉，跟大家一起死心塌地走社会主义道路。
再 回眸萧乾1979年平反复出，重新写作，到1999年去世这整整20年的时间里所写的大量散文作品，我感到他又回到“自由主义”的车辙上来了。从他写的《唉，我这意识流》一文中可以想见，即便是在那浩劫岁月，他的自由主义思想的意识流一天也没有断过。也就是说，自由主义的思想种籽始终深埋在他头脑中的那块自留地里萌芽着，等待外部世界阳光土壤的适合，就可茁长起来。但这时他已称不上是严格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了。就他半个世纪作为自由主义者的命运轮回来看，他绝不是挺立在断头台上依然抱定自由主义信念的那种彻底的自由主义者。从1946年到1999年他重复经历的放言、批判、再放言、再批判直到晚年又放言三个阶段可以判断，他倒真的有点像***在《反对自由主义》中提到的那种人。
如果说萧乾1946年到1948年是个在观念上彻底的自由主义者，那1948年以后，他便是带上“机会主义”色彩的自由主义者了。对这一点，他在1951年清算自己时有了更清醒的认识，他认为改良主义、中间路线、自由主义以及费边主义基本上都是一个东西。***在《反对自由主义》里已经精辟地指出，自由主义就是一种机会主义的表现，是和马列主义根本冲突的；它的根源是小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性。当脆弱的小资产阶级不是在坚强的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时候，政治上便必然会发生“岔子”。依此说，1946到1948年，作为“彻底自由主义”的萧乾，是出了“岔子”；1957年鸣放时“机会主义”的萧乾又出了“岔子”；1979年以后的晚年萧乾，还时不时在出“岔子”。
自由主义好比一粒种籽，它最适宜在民主政治的土壤里发芽成长。强权政治和集权专制是自由主义的两大瘟神。对一个彻底的自由主义者来说，民主国家和独裁统治，就好比前者是沙发，后者是断头台。在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条件下，中国人正享有着前所未有的言论自由，中国的人权及社会、政治、经济状况也是前所未有的好。我们正在大步迈进新世纪，我坚信在以***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高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中国在新世纪的未来前程似锦。
这里所收萧乾的杂文和社评，多是萧乾50年前的自由主义言说，这些曾给他带来“麻烦”，他也曾把这称为自己在政治上“发生的一种岔子”。我当然相信，今天的读者一定会舒服地躺在社会主义民主的“沙发”上，捧读这部颇具思想史料价值和品格的书，而绝不信有谁会因与书中的自由主义思想产生共鸣而被送上断头台。
9、历史的“真空”透明吗？
与萧乾忘年相交12年，真诚、善良、悲天悯人，是他给我留下的最真切的印象。他的真诚表现在他对自己、对别人、对创作的态度上；他的善良表现在同情弱者，向往美好的、理想的境界；而悲天悯人，则是一种心灵内在的东西，体现在方方面面，比如他在采访二战时的写作视角。他去描写德国飞机轰炸下的英国妇女；写大诗人艾略特去作防空的巡视员；甚至写小动物在二战下的命运，这些都可以看作是他内心世界的表现吧。他认为一个作家，只有具备了悲天悯人的情怀，才有可能写出好的作品。
萧乾一生的经历颇富传奇色彩，其中有许多的机缘巧合。同时，他这一生又经历了那么多的坎坷曲折。其实，这和他的性格有很大的关系。他出身贫苦，从小随寡母寄居在亲戚家，过着寄人篱下、忍气吞声的生活。因此，在他的性格中有脆弱、敏感、忧郁的一面。他很在乎自己，也很在乎别人怎样看自己。而他的真诚、善良，又使他在受尽了别人的假话之苦之后，一定要向曾把他的作品批判为毒草和反动、“黑色”文艺的人们回答：萧乾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他晚年不遗余力地写着回忆性的文章，有时经常重复自己。他一方面是要反复解剖自己、证明自己。另一方面，他怕别人不能完全理解他。他希望让人们看到一个“透明”的萧乾，留给时间和读者去做“末日审判”。
“尽量说真话，坚决不说假话”是萧乾晚年复出文坛以后为人为文的座右铭，他在《风雨平生——萧乾口述自传》的自序里表示，90岁了，已没什么好怕的，要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因此，他对一些著名文人在以往岁月的某些言行进行了直截了当、指名道姓的尖锐批评。这在作家的回忆录中尚不多见。我的深切体会是，他这样的写法，绝不在仅仅揭示个人恩怨的是非曲直，更深的用意在于揭示中国知识分子心理的症结。他批评的目的显然不为暴露某个人在历史上的不光彩言行，而在引起后来者的反思和警醒。
王小波写过一本《沉默的大多数》，指出中国人大多数是沉默者，敢于为真理呐喊的人少之又少，这是民族性格中的一个弱点。萧乾即想通过此来揭露这种精神痼疾的可怕。比如文革时期，不要说作一个真理的呐喊者，就是作一个沉默者，也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而现实的情况是，多数人成了另外的一种“呐喊者”：为了自保，为了自己的升迁，为了自己的“荣誉”，不惜落井下石。
在批评别人的同时，萧乾也在尖锐地剖析自己。像其他知识分子一样，他同样有投身政治的热情，希望在政治当中使自己的文学命运得到正明和认可。他真诚地面对这一切，从来不粉饰有过这样的心态，更不对自己的这种心态作几十年之后的“升华”。
历史学家汤因比说，历史是胜利者的宣传。那么萧乾有没有以“胜利者”的姿态对自己进行“宣传”呢？也即是对自己的历史有所遮掩呢？我早已听到一些说法，诸如萧乾对“别人”过于刻薄了，而对自己的某段历史却故意隐瞒了一些。我想，他确实没有“说假话”，但“尽量”说出的“真话”却不够多。他没能写到这一点，这是我要为他遗憾的地方。不过，在他去世前不久，我曾试探着问过他。他并没有回避，也没有躲闪。他深深叹了口气，一字一顿地说：“那个时候，人活得连畜生都不如，还能怎样！”我感觉到，这一定是扭结在他心灵深处的一个难以解开的死扣。
无疑，他给我们留下了一个他自己历史上的“真空”。这要怎样去填补呢？历史的证人正在一个个逝去。历史都是有“真空”的。历史有绝对真实的吗？我不敢妄自置喙。只要我们别有意制造“真空”的历史，就已经是历史的幸运了。
其实，对于别人称呼他“作家”、“翻译家”，他自己更喜欢记者、报人这个称谓。而且，从他慢慢形成的性格特点和文风来看，他最适合的写作题材就是新闻特写。他在燕大时曾是斯诺的学生，受斯诺的影响很深。他和斯诺一样，从来都不是一个追逐热门新闻的人。在他的二战特写中，几乎看不到重大的历史事件，但通过他敏锐捕捉到的那些看似细小、生活化的细节，读者知道了战争中发生了什么、战后发生了什么，战争中人民的命运是怎样的。而他对问题的看法也就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读者。
作为“人生的采访者”，他不希望在心里先存有条条框框，当然也不希望别人拿条条框框去束缚他。他渴望自由，自由是他生命的最高目标。他在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时，就梦想着像鲁宾逊那样漂泊、浪漫的历险。他想作的是“未带地图的旅人”。他的人生出发点是，大千世界，光怪陆离，无奇不有。他要的就是这种人生的体验，要的就是去采访人生。当时这种理想还是梦幻式的，到他90岁生命终结时，回头看，他真的做到了。
这种崇尚自由的心态，也反映在他对人、对创作的态度上。比如翻译《尤利西斯》。早在他留学英国期间，就研究过这本书。尽管他认为乔伊斯的这种意识流创作是条死胡同，但应介绍到中国来，介绍给中国的作家，让人们看看世界上还有这样的创作。他认为自己有可能是一个很保守的人，但他绝不会去限制别人怎样去创作，更不会去指责。在这点上，他倒一直是“自由主义”的。
萧乾内心有那种强烈的守土爱乡的情结，他小时侯见到的那个客死中国的白俄“倒卧”，赴英途中在轮船上遇到的那个希望战争爆发以参加雇佣军获得国籍的无国籍人，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一直怕自己成为一个流落异国的“白华”，成为一个没有国籍的人。所以，在1949年面临抉择，是去剑桥担任终身教职，还是回到新中国时，他这个不带地图的旅人最终选择了回乡，回到“地图”上来。
萧乾一生经历过许多难以预料的曲折和磨难，是怎样的一种信念使他依旧保持乐观的人生态度呢？他没少跟我谈他人生常“乐”的窍门：想想比自己更惨的。我在刚认识他不久，他就告诉我一句印度的古谚：“我没有鞋，我抱怨，直到我看到有人没有了脚”。就是说，当你觉得不幸的时候，看一看还有比你更为不幸的人。这个时候，它也可能会给你一种生活上的勇气，甚至一种生命的支撑，使你能够生存下去。人有了生命，生命中的能量才能够释放出来。这也是一种阿q吧。我想，每个人的生命都以他自己的阿q方式存在着。
萧乾以为一个人最大的快乐，莫过于在他所喜欢的事业中度过了一生。他在临终前看到了自己皇皇十卷本的《萧乾文集》出版，以320万言的著述文字向世人交代了自己的一生。从这点来说，他的确是个幸福的人。
萧乾的英文演讲及其现代化思想
恩师萧乾先生逝世已经三周年，他的音容笑貌却一天也没有离开过我。在年岁上，他长我半个多世纪，比我的被侵华日军杀害的、没有见过面的祖父还大得多。所以从我第一次见到他，就亲热地叫他“萧爷爷”。我们的交流从没因年龄差距而出现隔膜的代沟，相反，我们是无话不谈的“铁哥们儿”。他对我在做人与作文上的教诲、提携与呵护，还填补了我没有体味过祖父亲情的感情空白。能与他忘年相交12年，我想注定是我此生最大的幸事。但我当然无法阻止某些所谓正宗的学者把上苍对我的这份偏心，当成讥讽我没有真学问的口实，似乎我除了会写写萧乾，其他便可以忽略不计。
是的，我在写过关于萧乾的五本书，编选过十卷的《萧乾文集》和他的许多单本选集之后，又在这里写萧乾了。好在我已经不像几年前那么胆怯，特别在乎人家说我什么。我当然更懂得，是否有真学问也不是光靠有个博导头衔或嘴皮子就可以卖弄出来的，而是要靠一本一本厚重扎实的经得起时间打磨的著作。泡沫“博导”，一拨拉就倒。
我一直想写写萧乾的现代化思想，这主要反映在他的几篇英文演讲，特别是他1944年在伦敦中国学会所做的《关于机器的反思——兼论英国小说对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以及在伦敦华莱士藏画馆所做的《龙须与蓝图——为现代中国辩护》的两篇演讲里。我觉得这两篇演讲很有思想，不像某海外学者说的，只是简单地向英国人“贩卖”些中国的东西，并夹杂些幽默的话。
在《关于机器的反思》中，萧乾通过论及英国工业革命以来的作家及其作品，从撒姆尔? 勃特勒的《埃瑞洪》、福斯特的《机器停下》、赫胥黎的反乌托邦科幻小说《奇妙的新世界》、d.h.劳伦斯的《儿子与情人》、弗吉尼亚?伍尔芙的《奥兰多》等，就机器对人类生活产生影响的关注，来阐述他自己对能以民主的手段控制“机器”的现代工业文明与法治社会的向往。
萧乾开篇就说：“作家和机器自然是对立的，就机器的本性来说，对手工业和文学的任何一种形式都是一种持久不变的威胁，因为我们在手工艺和文学上所取得的‘进步’，全是人工制造的。因此，当作家们极力谴责机器的时候，我们不必惊讶。但我们必须弄清楚，这种谴责是出于尊贵而生出的对机器的漠不关心的仇恨，抑或仅仅是一种自高自大。若是前者，还有理由可说，后者就只能让人感伤了。”
看来萧乾是对那些英国作家们感伤的了，因为他们在是“前者”的同时，更是“后者”。所以，他才会发出感叹：“通过阅读现代英国文学作品，我得到这样一个印象，每一位作家都是一个20世纪的卢梭，提倡直接回返自然，即便不是完全回返。要考虑到英国是工业革命的摇篮这一事实，我这个发现可实在是太有趣了。”
在经历过工业革命的英国作家眼里，使用机器将危害一切有人文价值的事物，有效率的机器禁锢、束缚甚至扼杀了人的本性，这在他们的作品中，以各种方式突现出来。狄更斯小说中的人物常怀有一种对工业肮脏的恐惧；在福斯特的小说里，个人关系的首要敌人，就是非人性和没有感官的机器；富于浪漫个性、憎恨工业主义的劳伦斯，在小说里明显表达出现代人对机器的厌恶，并预言了机器的没落；弗?伍尔芙更是烦恼地可怜起当今这个工业时代。
英国作家当然不能理解鸦片战争以后，国力衰微，到40年代更是处在日军蹂躏下、民生凋敝的中国，是多么的渴望“机器”！他们对机器的担忧跟中国人比起来，是太形而上了。这也正是萧乾尽管佩服劳伦斯，辩论起来却要站到他对立面的原因。日本人在明治维新以后，逐渐装备了“机器”，但他们像纳粹德国一样，使非人性的机器失控、野蛮了起来，给人类文明带来毁灭性的灾难。我想历史地假设一下，倘若中国在明代中后期就开始拥有“机器”，她能保证有效地控制它吗？
从200年来世界范围利用“机器”奴役殖民地的经验不难看出，德、日式的法西斯专制独裁，只会使高速的“机器”驶入没有红绿灯的单行道，最后导致车毁人亡。现代文明的标志，就是要用民主与法治这个总开关控制“机器”。萧乾由此引申说：“我们需要的是为每一部强力高效的机器配置一个强力高效的开关，为那些无情的高速卡车，安装无情的交通灯。” 其实不讲民主，专制独裁本身，何尝不是一部野蛮的“机器”！它根本不把“开关”和“交通灯”放在眼里。需要装潢门面的时候，还能把你当鸡肋，等真嫌你碍事了，就干脆利落地横冲直撞过去。
“我们有开明的宪法这一政治交通灯，也要有控制私人资本的经济交通灯，还应有一个基本的保护，即一种自由的教育和适当的社会服务机制。首先要明确，个人要超越这个庞大的现代机器世界里的一个齿轮，这样，个人才不会由机器摆布。中国向何处去？英国向何处去？人类向何处去？答案只能由沉默的历史作出。”
萧乾在《龙须与蓝图》里，以“龙须”代表中国的古老文明，用“蓝图”象征现代“机器”文明。希望强国，走一条“龙须与蓝图”相谐相融的民主之路，不仅是萧乾，而是所有国人的心声。现在，“她（中国）在世界到处都是打字机的时代，仍想保留古老的书法艺术；她想用帆板漂流在一个有航空母舰和鱼雷的世界里。”也许早已成为了东、西方列强白日做的田园梦。但中国的作家是否会越来越生出那些英国作家早已产生过的对“机器”的担忧呢？我并不想做21世纪的卢梭，可我同时也不愿仅仅充当现代“机器”世界里一个失去自我、盲目愚忠的齿轮。
1944年9月6日英国《曼彻斯特卫报》曾有这样一段评论：“（萧乾）论及机器暴*的文章具有世界意义，他的写作富有魅力，凡希望了解中国现实的人，无论长幼，都该读读这本书（《龙须与蓝图》）。”又过去了半个多世纪，读过才知道它是否过时。智慧的思想光芒是没有时效的。
萧乾1942年和1944年在英国分别出版过两本篇幅不长，但很有思想和史料价值的英文书，一本是《苦难时代的蚀刻——现代中国文学鸟瞰》，一本是《龙须与蓝图——战后文化的思考》。我在1998年为浙江文艺出版社编选十卷本《萧乾文集》时，勉力将其译出并收录书中。这次，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推出印制精美的两卷本英汉对照《萧乾英文作品选》和《萧乾作品精选》，又将它们连带英文原文一起收录出版。这倒更容易使有心的读者挑出我译文中的错讹或纰漏，正好趁此恭请方家赐正。当然，译文的拙劣并不会妨碍读者领略一个中国人写出的如此“漂亮的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