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20世纪中国作家水泊梁山似地排座次，显然是封建皇权思想在学界的作怪。其实，中国人文知识分子骨子里始终都有"党同伐异"、"唯我独尊"的要命情结。正是这一点，使我们根本形不成真正科学、民主、自由的学术空气。对作家评价、定位、正名的权利，往往掌握在政治家手中，不知是文化的幸或不幸。这曾使我们的文学史讲堂，长时间只剩下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艾（青）、丁（玲）、赵（树理）、周（立波），沈从文、张爱玲们被扫地出门。这样的交椅顺序当然不科学，似有人为再造一个"科学"牌位出来的必要。中国人是惯常用一种迷信来反对另一种迷信的。结果，一代文坛巨匠茅盾被那操着"宝刀屠龙"的武林侠客打败，淡出江湖。
对于闹剧，何必大惊小怪呢？一个作家的伟大并不在乎后人怎样把他的牌位往香台上摆，他的作品能在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心中不朽才是最重要的。托尔斯泰不朽，不是因他世袭的爵位，而是他写出了《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写出了《蚀》、《虹》、《子夜》、《春蚕》和《林家铺子》的茅盾，同样是不朽的。若论创作题材的广阔，作品容量的浩大，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茅盾算得上数一数二的了。没有了茅盾的中国小说，将会苍白许多。
巴金是情感小说家，情节和人物全由充沛的激情牵着走，青春和着血和泪，喷涌出"灵魂的火焰"。老舍是典型的文人小说家，他以炉火纯青的语言和娴熟老道的技巧，绘制了一长卷展现都市风俗物事和市井百态人生的文人画，也是一幅大雅若俗的"清明上河图"，具有独特和永恒的文化审美价值。茅盾则是那种很理性的小说家，他缺乏巴金的热烈，也没老舍那么足的文人气，但似乎有着更大的气度、气势和气魄。他深知"一个做小说的人不但须有广博的生活经验，亦必须有一个训练过的头脑能够分析那复杂的社会现象。"而且，"伟大的作家，不但是一个艺术家，而且同时是思想家，--在现代，并且同时一定是不倦的战士。"
茅盾是"真实地去生活，经验了动乱中国的最复杂的人生的一幕，终于感到了幻灭的悲哀，人生的矛盾，在消沉的心情下，孤寂的生活中，而尚受生活执着的支配，想要以我的生命力的余烬从别方面在这迷乱灰色的人生内发一星微光。"于是他理性地用文字这把手术刀，并严格按他自己的"小说研究abc"，开始解剖社会了。他不感伤既往，也不空夸未来，而是把现实放到手术台上"凝视"、"分析"、"揭破"。
茅盾出手即是大手笔，从题材的选择到主题的开掘，一下子拓展了"五四"头十年狭小的疆域。他赞叹托尔斯泰"以惊人的艺术力量概括了极其纷繁的社会现象，并且揭示出各种复杂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提出许多重大的社会问题。托尔斯泰作品的宏伟的规模、复杂的结构、细腻的心理分析，表现心理活动的丰富手法以及他的无情地撕毁一切假面具的独特方法，都大大提高了艺术作品反映现实的可能性。"茅盾从一开始就在刻意追求、探索小说的史诗性效果，他力图全景式地来描写中国的社会现象，"打算通过农村（那里的革命力量正在蓬勃发展）、城市（那里敌人力量比较集中，因而也是比较强大的）两者革命发展的对比，反映出这个时期中国革命的整个面貌"，使作品兼具广阔的历史内容和巨大的思想深度。因此，他觉得自己所熟悉的题材无从剪短似的，非得装在十万字以上的长篇"才能抒写个淋漓透沏"。他似乎写顺了长篇，厚实的生活积累也让他嫌几千字的短篇无法容纳复杂的题材，篇幅上他的短篇多是压缩了的中篇或拉长了的短篇。短篇虽只截取"大千世界的繁杂生活中的一片"，艺术上却要表现"这生活的全部"。《创造》、《春蚕》、《林家铺子》等正是这样的名篇杰作。
写实主义小说的成功，取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是透过塑造的人物和人物命运，来揭示主题，反映时代性的。茅盾有创造活生生人物的惊人本领，称得上是雕刻灵魂的大师。在他眼里，小说艺术就是刻划人的艺术，写活了人物的小说才是活的有生命力的艺术。从他精心塑造的形神各异、轮廓分明、富有生活气息的人物形象，从《幻灭》中的静女士、慧女士，《虹》中的梅行素、《子夜》中的吴孙甫，到《春蚕》中的老通宝、《林家铺子》中的林老板，可以发现，茅盾已不再用单线条去勾勒白描人物，而是用散点透视的精湛的技法，将人物的行为、情感、心理、个性等原色，都调配在一块调色板上，追求的是油画的立体效果。
大处着眼，小处落笔，以小人物观照大时代，透过某一生活场景中人物的性格命运来折射整个时代社会历史的命运，是茅盾的本事。《春蚕》便是由"丰收成灾"主题下，那个散发着江南水乡古老泥土味的老通宝的性格命运，来微缩还原中国农村经济的境况。《林家铺子》也是如此，茅盾特意选择一个小市镇上一家小百货店的小老板，在风雨飘摇的城乡经济中，辛苦经营，却终招倒闭逃亡破产的悲剧命运，塑造出精明能干，懦弱自私的林老板的形象，并由此投影放大出三十年代初期整个民族是处在怎样一个社会、政治和经济状态下。反过来，也是由于那样的时代环境和特点，造就了人物的性格，决定着人物的命运。一个林老板得牵引出多少林老板式的小商人翻滚在中国城乡经济破产的涡流里，一个小小的店铺成了中国城乡经济破产的缩影。
长篇小说就更为茅盾的这种卓越本领提供了纵横驰骋的空间。以《子夜》中的吴荪甫为例，茅盾把这位"二十世纪机械工业时代的英雄、骑士和王子"多元复杂的性格，投入在世界经济危机冲击下，三十年代 中国的民族工业举步维艰的大背景和错综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关系中的加以刻画。他想当时代英雄，振兴民族工业，但他生不逢时的时代氛围和所有的外部条件，把他这样一个雄心勃勃的"铁腕人物"，变成了与以赵伯韬为代表的官僚买办资本家搏击斗法场上的困兽。自私、贪婪、专断、残酷，是性格发展的必然。性格即命运。其实，一个时代也有一个时代的性格特点，并由此导致那个时代的必然命运。那么可以说，吴荪甫式的民族资本家，最终的性格命运，完全是时代性格命运必然的产物。反之，吴荪甫的悲剧自然也就成了整个民族工业悲剧终局的拷贝。这也是茅盾要通过吴荪甫这个人物说明的，在帝国主义统治下，中国的民族工业没有发展之路，资本主义的门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永远是关闭的。
茅盾最擅长刻画那些在时代激流浪花里弄潮的新女性的心理、性格及命运，他作品中的这一形象系列，几乎是中国现代文学人物画廊中最具风采神韵的一组女性群雕。但他"所着力描写的，却只有二型：静女士、方太太，属于同型；慧女士，孙舞阳，章秋柳，属于又一同型。"茅盾更偏爱后者，《蚀》里的慧女士、孙舞阳、章秋柳，《虹》里的梅行素，《子夜》里的张素素、林佩瑶，《腐蚀》里的赵惠明，她们敢爱敢恨，敢欲敢求，个性张扬、判逆，有着激越蓬勃的生命力。她们的精神追求和道德伦理准则，已完全是对传统价值评判标准的反动。茅盾是想暗示，这种西方型的女性人物性格行为特性所导致的悲剧性结局，是根深蒂固的东方文化的巨大冲突所带来的。说到底，这是文化的价值决定人的性格、信仰及行为。也许正是基于此，茅盾在写《霜叶红似二月花》时，又让女主人公张婉卿的个性行为特征，回归到东方女性传统的价值评判标准上来了。从这个意义上说，茅盾笔下精微细致，风姿绰约的女性形象，从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演绎出女性心灵历程的变迁。
优秀的写实主义小说家，须把人物的丰满血肉和神经，附着生长在和谐健全的骨架上。这骨架，即小说结构的好坏成败，直接关系到小说艺术的审美。
茅盾是讲究小说结构艺术的大师，他的小说呈现一种蛛网状的复式结构，把众多的人物，复杂的情节，纷繁交错的线索，全都有机地粘合在各个结点上。人物的性格命运便由这一个个密集分布的结点展开，丝丝入扣，严谨完整。漂亮的结构，丰满的人物，是艺术的灵与肉，自然会成就写实主义的杰作。像朱自清评价《林家铺子》，"写一个小镇上一家洋广货店的故事，层层剖剥，不漏一点儿，而又委曲入情，真可算得'严密的分析'，私意认为这是他最佳之作"。"真能表现时代的，只有茅盾的《蚀》和《子夜》。"
茅盾的很多作品是经得住时间考验，经得起反复阅读和咀嚼的经典性名作。虽然他所表现的时代性已不适宜今天，但从作品中流露出的人性的东西，却是超越时代性的，是永恒的。想一想，大师级的作家不都是这样吗？正国为此，茅盾的文学史地位有谁可以替代吗？当然，任何人都有话语的权利，包括给作家按个人好恶排位论序。但若以个人话语权去垄断大众话语的权利，结局将是悲剧性的。政治上我们吃这样的亏可谓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