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先生对真正的学者散文，早在1963年写成的《剪掉散文的辫子》一文中就有过精到的阐释，并认为学者散文只有较少数作者能为。“它包括抒情小品、幽默小品、游记、序文、书、论文等等，尤以融合情趣、智慧和学问的文章为主。它反映一个有深厚的文化背景的心灵，往往令读者心旷神怡，既羡且敬。”“这种散文，功力深厚，且为性格、修养和才情的自然流露，完全无法作伪。学得不到家，往往沦幽默为滑稽，讽刺为骂街，博学为炫耀。”学者是学问的贵族，从这个意义上可说，学者散文也便是贵族散文。梁锡华曾转引朱剑芒先生1936年上海世界书局版《美化文学名著丛刊》“叙言”中的话“夫文字之为用，写物则曲尽其姿态，言情则深入于肺腑，述事则细达毫芒，析理则明如水镜，舍此即不足以语美。”来观照他视野里的学者散文，须赖深厚的文化背景加上博识才情作底子，才有希望达至朱氏所说的美境和善境，浮浅的滥情材料是最扎不深的根基，正如比一个叫花子穿了一身捡来的晚礼服灰头土脸地去赴宴。

其实，写文就如穿衣，既要本色，又要分情形场合，绝不能总以一种式样或一种颜色去应付一切。裹着睡袍参加夜总会或身着燕尾装去爬山都是不伦不类的洋相。我曾不止一次亲眼见过在寒冷的冬天蹬着平板三轮给住户送煤的外地打工者，常穿了开口儿的皮鞋，质料低劣的西服上衣敞着怀，衬衫裂着领扣，没有系牢的领带半吊在胸前钟摆一样晃荡，再配上抹了煤灰的一张脸，足以把西装的发明者气得还阳。

眼下坊间有些专靠清辞丽句蒙世的所谓学者、文人，擅以堆砌花里胡哨的漂亮辞藻为能事，把读者掷入云里雾中，自己还硬把那空洞无物的篇什，当成贵族的阳春白雪，露出少年得志的一副骄狂。简言之，读其文字的感觉，就像见了那位打工者，整个不着调。会在白话文里夹些半生不熟的文言，并不等于就有学问。这倒应了钱钟书先生的一段妙语：“老实说，假道学比道学更为难能可贵。自己有了道德而来教训他人，那有什么稀奇；没有道德而也能以道德教人，这才见得本领。有学问能教书，不过见得有学问；没有学问而偏能教书，好比无本钱的生意，那就是艺术了。”但时间一长，以赝品充精品，只能叫门汉看走了眼。

说到底，学者是人群中博识和机智的少数，其散文是融合了“情趣、智慧和学问”，无法作假。满身的书卷气，是临阵磨枪装不出来的。

梁锡华是真正的学者，他具备现代文人的学识才情品格，中西学问皆好。他的散文以渊博的学识，超卓的才情和睿智的幽默，直逼梁实秋、钱钟书诸家。他自己也正特别推崇钱、梁二家，而且认为“钱钟书的博学和才气最动人（也最恼人，因不易跟上），他的健笔纵横中外古今，诡幻宏奇，实在无与伦比。”事实上，梁锡华走的已是钱钟书的路线，初治五四新文学，以中、英文学术文章驰名于世。后写散文杂感成了大名，再试写小说。其才学、才识、才气、才情，几与钱、梁比肩。

梁锡华的散文充盈着浓厚的书卷气，堪称学者散文的典范。他的文笔勤快而活泼，常以悲天悯人的情怀透视社会人生的诸多层面，感情充沛，辞采飞扬。他的语言是那么的活泼俏皮，学识、幽默无半点卖弄牵强，一切来的都是那么从容自然，不滞不黏，明丽动人。嘲讽世事，意到笔转，自我调侃，亦庄亦谐，姿态曼妙横生。其为文的理趣与情趣之兼融合一，实属上乘境界。他的杂感类文字，也是脱离了猥琐的絮语，而使议论、叙述、批评，甚至抒情兼融，文短而不失情趣，字少而多姿采。他以为“语不惊人死不休”和“清词丽句必为邻”虽属诗家豪语，写杂感时却无妨取之自励。

多年的学者生涯和丰富的人生阅历，使他的散文学问稠密，意蕴丰厚。他探幽寻微，旁征旁引，古今中外的掌故史料，人文风习，无不舒卷挥罗笔下，文笔洒脱自如，浑然天成，又加之深刻的思想底蕴，显示出独特而卓越的文化品位。

梁锡华强调文品与人品的统一，文章做得漂亮与否不要紧，做人却需正派。为人为文的关键，在一个“诚”字。诚是诚实，要说自己的真心话。正是正直，论人、事、物要全面、公平。表现手法上无妨百花齐放，甚至滑稽突梯、百怪俱全，但总归于正。“人做得正派，即使文章写得平平无奇，下笔之际也会感觉舒畅些。说得不好听，写小说还无所谓，作者不必一定要满身惟诚惟正，但抒情与论说文缺了诚与正，至少我自己，会感觉难以下笔。”这在今天尤显得难能可贵。我们有些个耍笔杆的作家，特别是有的学者，已把文品和人品截然分开，“文不如其人”渐成气候，文品若天地正气，人品却卑微猥琐。读其文“正”，难以想见其人“邪”。识其人“邪”，便不想读其文“正”。写文章是磨练笔头，更是磨砺自己。梁锡华时刻持守着为人为文的诚正，其文如其人，其人亦如其文。愿更多的读者能一领这位富瞻才华的学者作家的文采风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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