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风称得上是个硬气文人，我觉得他不光人硬，文也硬。我在少不更事的时候，（当然现在也不敢说能比谁多知道了点什么，）只喜欢读令人愁肠百结的诗文，算是为赋新诗强说愁的那种意气少年。喜欢的文人也是风流倜傥型的居多，对于因“反革命阴谋集团”而“臭名昭著”的胡风，其人其文，则根本不在拜展之列。

等我在大体了解了他的为人以后，才开始想读他的文。而在认真读过他的文以后，又越发佩服他的为人。我居然不清楚，他曾是那么能战斗的一位硬骨头文人。他不光是一位天才的理论家，还是一位有思想、有激情的诗人。他以为生活就是追寻，诗就是追寻中的灵魂所感受的苦闷或欢喜的“叫喊”。铁窗仅锁得住他的肉体躯壳，他的精神生命却始终没有停止“叫喊”。

他见不惯我们的文人总是反复着永远不变的调子，说着前人说烂了的口语。最基本的东西遭到了遗弃，最坚贞的东西遭到了湮没，被遗弃被湮没在一片五色缤纷的迷雾里面。荒凉的文学史上没有伟大的作品，也没有泛滥的波澜，而是留下了永远不死的桎梏。他呐喊：不要爱惜在奴隶境遇下的生命，也不要贪恋瓦上霜一样的个人的“事业”，更不要记住什么狗屁的“地位”。而要努力使中华大地上充溢着鲜艳的色泽和浓郁的香气。腐烂的存在要使别的存在跟着它腐烂，健康的生命才能启发健康的生命。精神战士不应该也没有权利在昏倦里面渐渐地僵死。

胡风是那种为信仰，为主义的文人。他是主张文学为人生的。并把重视实践，忠于实践，视为党性立场的具体体现。他早在《为祖国，为人生——文学报代致辞》一文中指出：“只要人类不会回到野蛮时代，不肯自甘毁灭，那中华民族要自由，中国人民要有幸福，就好似铁一样的真理，而以爱真性为灵魂的文艺，除了为这真理服务以外，当然再也不会找到其他的生存意义。”他的一生其实都在为此奋斗！

但我觉得遗憾的是，那个特定时代历史的局限，使得胡风只能把以“主观战斗精神”为精髓的革命现实主义视为文学创作的惟一道路。现实主义成了他文艺理论的宗教，而宗教又都具有排异性，往往也就难免露出故步自封和惟我独尊的偏狭。文学创作必须是多元的，中国的文学也不能仅仅是高尔基和鲁迅的文学。所以，当书生本色的胡风因“三十万言书”被打成是“资产阶级唯心论的错误思想”，以及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进行着反党反人民的斗争时，实在是一种反讽。

20世纪的中国，因思想而获罪者可谓多矣，胡风仅是其中很典型的一个。他的悲剧其实也只是整个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悲歌的一个插曲。

胡风强调，艺术（文学）作品的内容一定是历史的东西。离开了人生就没有艺术（文学），离开了历史（社会）就没有人生。“一个 为人类的自由幸福的战斗者，一个为亿万生灵的灾难的苦行者，一个善良的心灵的所有者，即令他自己没有写过一行字，我们也能够毫不踌躇地称他为诗人。……文艺作家不应只是空洞地狂叫，也不应作淡漠的细描，他得用坚实的爱憎真切地反映出蠢动着的生活形象。”

胡风还认为作家应具有伟大的人格。作家的追求人生，得表现在他苦心孤诣的创作正与自己的身心感应“融然无间”。其结果必然是“作者和人生的拥合，同时也就是人生和艺术的拥合了”。而对于客观事物的理解和发现更需要主观精神的“突击”。客观事物也只有通过主观精神的燃烧，才能够使杂质成灰，使精英更亮，而凝成浑然的艺术生命。“旧的人生的衰亡及其在衰亡过程上的挣扎和苦恼，新的人生的生长及其在生长过程上的欢乐和艰辛，从这里，伟大的民族找到了永生的道路，也从这里，伟大的文艺找到了创造的源泉”。

对于文艺理论，我是个彻底的门外汉，可说没有一点头脑，也没有一点根基，绝不敢有半点妄言置喙，充其量只能是把自己对胡风的一点极肤浅的感性认识表露出来；对于胡风这座文艺理论冰山，就只露出海面的那一角，恐怕也没谁敢轻言独领尽解。

关于胡风的理论文字，我想至今仍以路翎所说为最贴切。他说：“胡风是想用一种贴近创作过程，充满创作体验的、有血肉感觉的、富有弹力的文字来表达他的见解的。他在《文艺笔谈》中的论文有着严谨的深刻的科学语言，但他后来的许多文章有意避开了这种语言。这一则因为生活有波动，二则也因为或更因为他从事文学理论的时候除了反对机械教条式的搬动概念以外，还有意识地用充满实感的语言方式进行理论的表达。他的文字是感情的，是有生活和文学实践的感染的；当然，那内在的逻辑也是十分严密的”。

胡风是人如其文，也文如其人的。读本集中的理论和杂感类文字，会感到他惯常的面孔：刚硬，有棱角，摸上去真扎手；深邃，有内涵，读进去有韧劲。而读他的纯散文作品，我竟读出来往常不知的另一面：侠骨，有血性，一副义气肝胆；柔肠，有情愁，颇具丹心豪情。

铮铮硬汉人，

侠骨柔情文。

金戈方恨时，

沧桑是最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