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没过几天，《光明日报》，《新民报》等报陆续有文章发表了出来，但没有一篇署名张念本。发表出来的文章多半赞同他的论点，并没批驳他的意思。
终于有一天署名张念本的文章出现了。不是在穆歌说的杂志上，而是在一家报纸副刊上。古旺元提心吊胆，两手哆嗦着拿着报纸往下看。奇怪的是虽然全篇文字俏皮，尖刻，矛头却不是对着他，而是对小说《石锁》，顺便对发小说的编辑。对古旺元的文章也有不同看法，但算不上批评，而是在给石锁这个人物定下了“伪造的，冒充的，红皮白瓤混进革命部队借以为地主阶级作内应……”等等罪名之后说：“古旺元同志对这个形象只说了句‘描写欠准确，和生活中所见大多数革命干部的性格不相符，因而给人以不真实的感觉’，我担心这种过分客气会对作品的本质问题起到掩护作用！”
张念本先生接着说：“众所周知，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劳动人民的队伍；他的成员都是劳动人民中最有阶级觉悟，最富革命斗争性格的优秀代表。众所周知，地主阶级是最反动最落后最阴险狠毒的阶级，他们的性格都体现着剥削阶级的本质。故意把一个革命战士，一个农民儿子写成肯于认地主当干爹的败类，能仅仅看作是小说构思或人物塑造上的缺点吗？不能，决不能……”
这气势，这高度把古旺元震了一个斛斗。不是被批判的震动，而是相比之下，显得自己文章太小气、太谨慎、太没气派、太不理直气壮了。他倒为此而对赵树理同志真有了点歉意。他觉得赵树理那篇文章已经够宽容、够谦虚的了。这篇文章用语的尖刻，对老作家太过分了点儿。这是由自己那篇文章引出来的！因为张念本的文章开头就说了：读了古旺元的文章，才使我有兴趣找来《石锁》一读！
正当他困惑不安，这天收到一张请柬，上写“本会拟于某月某日，上午九时，假东单三条本会会议室召开座谈会，座谈小说《石锁》，务请光临。”下边署名是“大众文艺创研会”，后边还有个签名“赵树理”。
他拿着请柬找团部去请示该怎么办，碰巧穆歌又在座。
穆歌同志看过请柬后说：“这个会你一定要参加，现在人家都赞同你的意见了，你就要表示得更谦虚，更谨慎。不参加人家会以为你拿架子的。到了那万不可盛气凌人，要向赵树理同志承认自己并没有太高修养，初学乍练。不准确处还请多原谅……”
古旺元连连称是。憋了半天还是忍不住问道：“穆歌同志，张念本的那篇文章您看了吗？”
穆歌说：“看了，这个混蛋，我一看完就打电话给杂志社的朋友，问他这文章怎么跟他说的是两回事？”
吴峰在旁插嘴说：“是啊，你那天说得很严重，一见这文章我也马上就看了。越看越觉得跟你说的完全相反！”
穆歌说：“编辑跟我说，他说过的那篇文章叫张念本要回去了。说拿回去改一下。谁知这一改变了立场，拿到别的报纸发了。据说他听到了一点消息，有关部门接到检举信，说《石锁》作者本人是个漏网还乡团，已经被司法机关逮捕了。”
在座的人听了又惊又笑。吴峰说：“老穆同志，您这听见风就是雨的毛病以后也得改改。”
穆歌一脸正色说：“我是一片好心哪，谁想到张念本如此见风转舵呢！”
吴峰说：“这个张念本可是您的学生。”
穆歌说：“我只在他们班上教戏剧理论，又不是他们班主任……”
到了开会这天，古旺元连早饭都没顾上吃，一清早就出了门。剧团离大众创研会所在的东单三条并不远。先坐电车到东单牌楼，下车后再步行往西。东单牌楼是个热闹所在。路南一溜直到王府井南口是小市儿。搭满了帐篷，摆满货摊。货品分两大类：一是美国军用“剩余物资”：皮猴，军装，克宁奶粉，老头烟丝，钢盔匕首自行车，盘尼西林避孕套，一律全是军绿色上写u.s.a；另一类是中国估衣，从清朝的袍褂补花，到时髦的西服革履，应有尽有，不论是演《清宫外史》还是演《雷雨》《日出》，不出小市都能把服装配齐，还比剧团自己设计的地道。
小市儿南边的东单机场，也称得上是个历史胜地。抗战胜利时“国府”的接收大员多是从这里下的飞机；北京和平解放前，部分不与傅将军合作的大员又是从这里上的飞机，民国三十五年从北京爆发，扩展到全国的那场反美大学潮的导火线也是从这儿点燃——美国大兵就是把一位女大学生绑架到这飞机场来的。
古旺元无心多看，急急走进王府井南口，进了东单三条。看见不远一个门口挂了个白底红字的牌子，上写“北京市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古旺元一进院，迎面就碰见一个人。细高挑，白净脸，头上长发梳得一丝不乱，穿一件旧阴丹士林长衫，前胸上挂着几粒烟灰。脚上一双缎鞋，有几处已开绽。他一手伸在裤袋里，一手夹着支烟卷，正低着头作沉思状。一见古旺元忙露出微笑问道：“您是来开会？”古旺元把请柬交给他。那人看了一眼，热情地说：“您就是古旺元同志！欢迎欢迎。刚才钱一辰还说到您呢。”古旺元还没明白这钱某人是谁，细高挑又掏出张名片来递给古旺元。名片上用秀丽的行书写着三个小字“金寄水”。金寄水友好地说：“我跟一辰是老朋友，以后咱们也就是朋友了。”
古旺元没想出这位钱某人是谁，金寄水已领他进了内院，来到一座小楼楼下。这是一间客厅，已坐着四五个人在闲谈。其中一人看见古旺元就扬手招呼说：“古同志，怎么好法？”古旺元看了一会才认出，原来就是为他改介绍信的那位钱先生。钱先生以老朋友的身份给他介绍在座的人：“这位是陶君起先生，前红玫瑰画报的记者。这位是小说家陈慎言……”一口气他介绍完在座四五位，大半是写言情、武侠、匪警、杂文的通俗作家。最后钱先生又指指金寄水说：“寄水同志既写诗又写散文，当过记者编过戏，小说也不外行，《三侠剑》成书都有他一份辛苦……”寄水连忙笑着摆手：“得了得了，您少给我散德行，他们几位是专家，我是票友，什么我都干，我给大家打杂。”其中一位说：“寄水要说他是票友我还勉强首肯，若说打杂，可万不敢苟同。谁敢叫九千岁打杂，这不是诚心让咱们折寿吗。”大家听了都笑，古旺元摸不着头脑，靠近他坐着的一位就把嘴凑到他耳边小声说：“寄水是摄政王多尔衮的十三世孙，前清不倒是要正经袭王位的。”
正说得热闹，又进来几个人。为首的一位穿一身清河制呢厂出的粗呢干部服，衣服虽新胸口却被烟头烧了个洞。干部帽不是戴着而是顶在头上，高个子，长乎脸，张嘴一口山西话：“啊，你们来得早，鹅（我）出门也不晚，可出蒙（门）忘了拿秧（烟），回去拿烟又把钥匙丢在屋里了，等鹅（我）爬窗户进去拿出钥匙天就往（晚）了。真对不起……”他说话这工夫，人们就都从座位上站立起来，一一上前握手。金寄水对两边介绍：“这是树理同志，这是古旺元。”赵树理把古旺元的手抓住说：“噢，怪不得，你原来是个小八路。”古旺元说：“树理同志，我为我那篇文章向您道歉，我……”赵树理瞪大眼睛说：“咦，你道啥歉哩？今天叫你来，我就是要跟你认识，还想表扬一下你。那篇文章写得不错。有的地方我不完全同意，不等于我就正确。还是保持你小八路的作风吧。我们这里缺的是战士，不缺说客套话的。”赵树理说完笑着拉古旺元坐到了一边。这时又走进一位戴近视眼镜，穿一套西装的人。西装高雅大方，剪裁合体，衬衫雪白，领带考究，领带上还别着支金卡。他右手拄着根文明手杖，一进门摘下帽子拿在左手上。大家上去要握手，老先生举着这两样兵器不知所措。用眼浚摸了一下屋子四角，叹口气说：“您瞧，这屋里就没一个钉子，得，帽子还挂在头上得了。”说着把帽子又戴上，腾出手来和大家握手。金寄水这才介绍说：“这是老舍先生。这个小伙子就是古旺元。”老舍故意把眼镜后边的眼睛瞪圆，看着古旺元军装说：“噢，我这是秀才遇见兵啦！老总请坐吧。”说得古旺元脸通红，大家哄笑。老舍接着说：“您别看我穿的是西装，以为我装假洋鬼子。我从美国回来，还没来得及做干部服。做了也得掺合着穿，挺好的西装我舍不得扔，咱还没阔到那个份上是不是？”谈笑声中大家坐下来宣布开会。
会倒开得很简单。先是赵树理带头说了一下发表《石锁》的经过，又说了一下大家对这篇作品的批评。他还作了几句检讨，说自己因为欣赏这篇作品的语言风格，就降低了对其它方面的要求，以后要引以为戒……
随后话题就转入了对通俗文艺的探讨。
老舍说：“抗战时为了宣传我主张旧瓶装新酒，可我没说旧瓶子不刷不洗拿来就装。传统的通俗文艺有些程式套子，老百姓看惯了，听懂了，认可了，可不等于就合理了。咱们不轻易否定，可别连米粒连砂子全包圆儿，不能连缺点都死把着不丢。《审头刺汤》是出名戏，雷先生，马先生，周先生演陆炳都有绝活。可戏里陆炳有一段白口，对汤勤指桑骂槐说：‘舌尖杀人，如此狼毒！’几位先生都照说不误。可细想想什么是‘狼毒’呀？听着像一味药材，锦衣卫大堂又不卖药，哪儿来的‘狼毒’？细一查考，原来是‘狠毒’二字，早年间那位名角念了别字，把‘狠’念成‘狼’。从此一代代传下来，就‘狼毒’个没完了。曲艺里更邪乎，有的句子根本就不通，可就一直唱了几十年上百年，《白帝城》这是名段子吧。刘宝全一站就满座，开头两句就有一半不知所云：‘壮怀无可与天争，泪洒重衾病枕红，’咱分析一下：‘壮怀’太文，‘无可’不懂，‘与天争’不现成。‘泪洒’将就能懂，‘重衾’又太雅了，‘病枕红’根本不是中国话，谁也没法明白！”大家听了大笑，他却一板正经坐在那儿抽烟。等大家笑过去，他又接着往下背，背一段分析一段，“江左仇深空切齿，桃园义重苦伤情，几根傲骨倚床瘦，一点雄心至死明，闲消遣酒后茶余谈今古，唱一段先主托孤在白帝城。”背完分析完，他说：“各位，像这‘狼毒’呀，‘病枕红’呀总不能原封不动全继承下来吧？那也显着中国人太没学问了不是？”
老舍一背鼓词把赵树理的话头勾起来了。他开头也是说如何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传统形式为新时代服务，由此就说到自己如何试着用顺口溜写话剧剧本，于是背他的剧本，连数快板带表演，妙语连篇，出口成趣，大家越听越有趣，谁也不想拦他。等一口气把全戏背完，他在掌声中喝了口茶再一看表，眼睛瞪得老大说：“咋的，鹅（我）的表坏了不是，怎么到十二点了？散会。”
人们握手告别。赵树理特别把古旺元拉到一边说：“这个大众文艺创研会，主要是为团结，改造旧通俗作家成立的。正需要有新文艺工作者参加工作，既向人家学习，也在文艺思想，服务方向上作点促进工作。希望你以后常来。也多为《说说唱唱》写点稿子，党培养我们多年，这也是我们的责任。”古旺元正答应着，老舍过来对赵树理说：“我有事先走一步，下午我家里见。你带豆腐干来，酒是我的事。”说完也跟古旺元握一下手说：“我不能带你学坏，这喝酒的事你就免了吧。”
两位老作家走后，古旺元故意晚走一步，他问金寄水：“今天怎么没请张念本来，那文章满有份量啊。”金寄水说：“我们这的人对那篇批评并不欣赏，调子太高了，这是文学批评，又不是法院的判决，干嘛呀，那么剑拔弩张的。”
古旺元又问：“那位钱先生是写评论还是写小说呢？”
金寄水奇怪道：“你们既是老朋友，怎么还不知他干什么呢？他专在小报上写‘梨园趣事’，既有评论也有掌故，顺便还给剧团打本子。因为这样，焦菊隐先生办戏校时才请他当了名国文教员。解放前他在艺专干庶务，留用后又转到了新戏校当科员。”
古旺元这才知道钱先生为他找这么个落脚地，实在是尽了最大的努力。萍水相逢，肯为人解燃眉之急，称得上古道热肠了。
从大众创研会出来，古旺元觉得自己长高一截。在这里他看到了希望。看来靠剧团维持生活，业余时间致力写作，是他唯一的出路。对这个“大众文艺创研会”是要紧抓住不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