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安是西康省会，聚集着各方面的领导人。刘团长率队到达后，首先与各部门首长开会，座谈，请他们给全团介绍情况，提供建议与指导。

这时西昌解放还不满半年，指挥部队进军西昌的廖志高，如今兼任西康省长，正在雅安。第一位请的就是他。

廖志高四十来岁，个子不高，举止文雅，讲起话来既有武将的爽快，又有文人的风趣，更有四川人的特有的幽默感。廖志高是冕宁人。一九三五年红军长征经过西康他随军北上，转战全国后进军大西南时已是六十二军政委。此人没有官架官腔，娓娓而谈，听得人如亲临其境，不知不觉间把“西昌”两字由抽象地名变成了立体形象的画卷。

慰问团的大部生长在北方。连西昌这个地名也是参加慰问团后才听说，更无从了解它还曾在解放中国大陆的过程中有过那么显赫的地位。去年十二月九日刘文辉先生以西康省主席名义通电起义，第二天他的女婿，二十四军副军长兼一三六师师长伍绍清在西昌也宣布起义，但是遭到中央系统的警备司令贺国光的围攻，血战数日，伤亡惨重，起义宣告失败。

十二月十四日只得带残部撤出西昌北上与刘先生派来的援军会合，西昌又落在中央军的手里。没过几天，胡宗南的部队就由成都陆续开来。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先生从台北发电报给胡宗南将军说：“此时大陆局势，全系西昌一点。而此仅存之点，其得失安危，全在吾弟一人之身。”胡宗南临危受命，从海南岛飞到西昌，指挥中国大陆上的最后一支国民党劲旅固守西昌，蒋先生在台北，也不无欣慰地说：反攻大陆我们要靠两个基地：“政治台北，军事西昌”。

西昌竟空前地热闹起来。不仅从台湾到西昌运送军火的飞机往返不绝，一九五〇年初一个月内，蒋**、顾祝同两位大员，先后来到西昌与胡宗南先生共商大计。自古以来，要在西昌这地方站住脚，不与地方势力勾结鲜难成功。为此胡宗南飞帖撒网，纱帽高悬，向当地彝汉各方有实力，有影响的人士发出了邀请，凡来的人都给枪、给钱、给官衔，以求共守。虽然思想进步的开明人士与举棋不定的中间朋友都谢绝回避了，但来的人还是不少。几日之内就组成了“反共救国军”七个纵队和一个杂牌军，与胡宗南的嫡系，宋希濂的残部，加在一起也号称数万之众。

杂牌军都散到他们各自势力范围内，守自己的家。西昌则由中央军的正规部队防守。整编第一师保卫胡宗南的司令部和西昌城区；军长顾步杰率部驻会理，防守南线；胡常彬部驻富林和大树堡防守北线。

一九五〇年三月十二日，贺龙同志下令，西昌战役正式开始。南路由陈赓的四兵团往北打，北路就由廖志高、刘忠率领的六十二军由北向南攻。兵分三路，其中一路走的就是现在慰问团将要走的路线：越大湘岭，过大渡河、富林，下越西，直捣西昌。南北两路大军，在地下党和起义的彝族将领们配合下，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到三月二十六日，敌军全线崩溃。三月二十六日夜十一时胡宗南在西昌机场上飞机逃离大陆飞往台湾，十一时西昌剩余的一千余敌军弃城北逃，西昌宣布解放。

但是战斗并没结束，一大股敌军在参谋长罗列率领下奔甘相营与靖边部队邓秀廷遗孀所掌握的地方军队会合，企图突围逃往西藏，散在山区的所谓“反共救国军”七个纵队和羊仁安土匪部队“新编第二军”有的在向他们靠拢，有的化整为零，跟我们打游击战。部队不给敌人喘息时间，继续进军。连续作战，三月二十九日我军在彝胞配合下，在小湘岭消灭了胡常彬、羊仁安刚联合整编起来的“川南游击队”，胡常彬自杀，羊仁安被俘；四月一日，在彝族配合下于鸡窑沟最后消灭了包括胡宗南的参谋长罗列和“邓夫人、邓公子”在内的北逃溃军；直到四月八日陈赓将军的部队在云南宾川歼灭了正逃往境外的顾少杰部，西南军区政委***与司令员贺龙这才向中央发出以下的电报：

“***主席，朱德总司令：

西昌战役于今日结束。共歼灭敌军第五、七两个兵团，第二、三、三十七、六十九、一二四军五个军部，官兵共计一万零二百九十名及大批地方反动武装。解放了西昌地区及其毗邻县城二十一座……”

说到这里，听的人禁不住热情鼓起掌来。廖志高等掌声过后笑笑说：同志们你们鼓掌鼓早了点。我报告上边的情况，意思是提醒大家，这不是讲历史，这是刚过去两三个月的现实。战役结束了，西昌解放了，可是敌人并没肃清。他们有不少躲进深山蠢蠢欲动。最近趁我们整顿工作的时机，有些已经动起来了，你们很可能会在一个紧张、危险的环境中工作。

我们进的西昌，是个人心惶惶，又穷又乱的城市。几个月来我们最忙着干的就是两件事：一是安定人心，二是征集粮食。百废待兴，有好多的工作该干还没来得及干。民族工作就是最紧要的一项。此次西昌战役若没有彝族兄弟的帮助、支持，取胜是不可能的，中央这时派你们来慰问他们，实在是对我们工作最大的支持，最大的援助，我在此向中央派来的同志表示感谢与敬意。

在雅安，我们会给你们创造各种条件，使你们的调查研究工作旗开得胜！

随后的几天，请一些同志专门介绍彝族同胞在解放西昌中所作的贡献。

介绍情况的人讲了不少彝族群众支援部队进军，参加战斗消灭敌人的动人情景，也讲了彝族上层人士所作的贡献。著名人士罗洪英豪起义，主动消灭了溃逃入山的国民党军队；曲木世民决战前脱离国民党政府，远离西昌，但一接到人民政府邀请，立即出山为民族团结，西昌解放而奔走；靖边部队的副司令孙子文先生和国民党立法委员、土司、国民党立法委员岭光电虽然犹豫的时间长了点，观望的日子长了点，但在关键时刻也先后率部投诚起义，投到人民阵营，得到人民欢迎与谅解。

这天上午要开会。吃过早饭，还有段空闲时间，古旺元跟卫生组长胡大夫在旅馆的楼下前厅闲聊。正说得热闹，从门外走来三个人。为首的是位穿着军装的中年干部，另两人装扮却有些特殊。

一位看年纪在六十左右，穿一件旧蓝布长衫，戴一顶瓜皮小帽，留着灰白色八字胡，手里捏着根长长的象牙烟嘴，上边插着英国“555”香烟，说话很少，礼貌周道。

另一位四十多岁，黑脸膛，身材魁梧，穿一身新缝制的干部服，戴一顶新买的干部帽，举止却极斯文，像刚参加革命的中学教师。

一见他们进来，胡大夫跟古旺元赶紧起立点头，穿军装的首长热情地跟他们握手，那两位先生却一齐摘下帽子向古旺元和胡大夫深深鞠了一躬，这意外之举弄得他俩手足无措。

三个人随即走进内院，古旺元跟胡大夫望着他们的背影正猜测是什么人，这时旅馆老板把头从柜房窗口伸出来“咦”了一声，嘴张得老大，一脸的惊诧。

胡大夫看那样子很可笑，便说：“怎么啦，老扳。看到首长有点害怕？”

老板压低声音说：“这位首长倒是常见，为人随和得很，有啥子害怕的。要怕的是那两位哟！”

古旺元好奇地问：“这俩人是谁？”

老板把声音压得更低说：“土皇上。那年纪大的是以前的靖边副司令孙子文，另一位是彝人土司岭光电。”

两人一听，觉得与传闻中的人物完全对不上号，马上怀着极大好奇，跟着走进内院。

人家已经进了团长的房间了，他俩便在院中的竹椅上坐下，想等他们出来再观察一眼。

不一会吹哨开会了，大家到齐坐定，团长领着军政委员会首长和那两位“土皇上”走了进来。军队首长把两位知名人士介绍给大家之后，就请他们二位介绍点彝区情况。古旺元才知道今天这会原来就是跟这两位座谈。

孙副司令手执烟嘴，向大家深鞠一躬，谦逊地说道：“兄弟是个武人，讲不好。我就是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有了共产党领导，我们少数民族才看到光明，兄弟我一定尽力为人民服务，立功赎罪，戴罪立功，正经的还是请岭先生讲，他才有学问。”

团长就请岭光电先生发言。

岭光电说一口川西汉语，彬彬有礼，一派斯文，不备讲稿，谦虚谨慎。谈起本民族历史、文化与习俗如数家珍。一口气谈了一个多小时，然后从皮包掏出几本书来说：“我的思想陈旧，观点错误，大家到了地方亲自看看，会比我介绍得更清楚、更可靠。这是我以前写的一点介绍本民族问题的著作，敬呈给大家参考，请大家多多批判，多多批判。”

这次大家的鼓掌中就不只是客套，而是带有更多的好奇与惊异。他介绍的情况不少，但唯独没讲他自己的事情，倒是在他走后，那位穿军装的首长多留了一会儿，介绍了有关情况：岭光电是甘洛人。从小上过私塾。六岁时地方军阀杀了他母亲，成了孤儿，被一土著权势人物收养。在成都中学毕业后进了南京中央军官学校。偶然间***发现他是彝族，认为是个在统治彝人方面用得着的人材，便有心笼络。不仅帮他恢复了土司职位，而且破格使用，一再授与要职，当过宁属屯垦委员，西康省边务专员，直到立法委员，二十七军少将副军长。若只从他的反动军政生涯着眼，说他罪恶累累绝不为过，但作为一个转向人民方面的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却也不能抹杀他对本民族的发展、改革作出的种种努力。这个人重视提高彝人文化，热心把先进的，现代的汉族文化引进到彝区，极力想改革愚昧落后的习俗。为此他也资办彝族学校，请人到彝区放电影，为学生用彝语编写排演宣传科学、进步的话剧；编过杂志，写过小说，为使信鬼不信医的彝人接受医疗，他甚至在他的统治区内推出一套“医鬼并用”治疗法。他把一些常用药给了比麽，规定他们为病人打鬼时必须先发药后作法！并在他的辖区明令禁烟（鸦片）、酗酒……尽管由于阶级与历史的原因，他取得的成就有限，但这种努力总是趋向进步的。

世界就是这么复杂。在落后民族中，这种人与旧政权，恶势力利益一致，观点相符，并为其冲锋陷阵，立过汗马功劳，他们进入上层，占据高位，因此他们一定有罪行；而无此身份地位，一个普通彝人，哪怕是土司，是奴隶主，也无法接近现代文明，更无法试验、施行他的改革理想。

当然，我说的不包括彝族中最幸福的一批人，他们在偶然的机遇中碰到了共产党，跟随着参加了革命。成为彝族第一代最先进的革命家。但这种人毕竟太少了，机会太难得了。

与岭光电相比，也许有个人更值得一提，那是经过奋斗摆脱奴隶地位，闯进上层政治社会的一个白彝，名叫曲木藏尧。

曲木藏尧自幼想摆脱受奴役、受卑视的白彝地位，因他父亲在清朝的县政府当过杂役，他有机会进了城里私塾。从三字经上知道苏秦“头悬梁，椎刺股”的典故，夜晚读书时把自己的头发吊在木梁上，以防瞌睡。慰问团拿到的一本中国最早出版的《大凉山考察记》就是他的著作。当时南京办蒙藏学校只收蒙古与西藏人，为了入学深造他改名“曲木藏尧”，混充藏族入了学，从南京中央政治大学毕业后，受到了国民党的重用，作过国民党西南地区特派员，是白彝阶级较早进入旧政府领导层的一位。但他为本民族谋求发展意向过于明确和热诚，又忠于国民党中央系统，不善于与地方势力周旋，出任不久就被军阀邓秀廷下毒药死了。如果这个人在世，赶上解放后的新时代，在共产党领导下可能会大有作为。

人们很奇怪，这位穿军装的同志怎么知道这么多的彝族内情，一打听才知道，他原来也是一位白彝，是红军长征时跟红军参加革命，走出彝区去的。如今在彝人中有很高威望。名字五王爱民。

因为手中有《大凉山考察记》这本书，会后人们就认真读起来。

读过著作，人们对这位彝族出色的人物英年早逝感到悲哀。

这本书详细探讨了彝族的历史、文化和试图寻找使彝族摆脱封闭与落后的办法。从一位国民党元老为它写的序文看，曲木藏尧本人也身体力行在彝区投资办学，普及教育。从政治上、经济上作过多种改革性的试验。因为他是白彝，思想上明显的有一种追求解放，摆脱奴隶制束缚倾向。当然也摆不脱历史、政治、具体生活环境给予他的烙印。但那对进步与改革的渴望，跃然纸上，令人感动。读他的书令人禁不住设想：如果不过早地被地方军阀谋害，赶上新的时代，他会作出什么样的新贡献。这并不是臆想。因为他的族人曲木世民为迎接解放，在胡宗南委师长之职后，不辞而别，而一俟人民政府召唤，立即出山，积极为安定团结奔走，他自己都承认是受了本家这位兄弟的影响。

古旺元在领会别人言谈和思考所见所闻中，不知不觉受到些辩证观唯物观的熏陶。只是听得越多，材料越繁乱，有应接不暇之感，他给自己定了个计划，坚持在旅途中研读这些材料，并整理成笔记。

在雅安的最后一个晚上，他在新本子上写下了第一段：

彝族，这是解放后人民政府为尊重这个少数民族才改的名称。解放前一般的汉人称他们为“猓猓”，他们自己称自己为“诺苏”。史书则有各种类似而又不同的名称。《华阳国志》中，有一条记录周赧王三十年的文字“疑蜀候绾反，（秦）王复诛之，但置郡守，张若因取笮及其江南地也……”，《资治通鉴》载周赧王三十五年，“秦司马错经蜀伐楚及黔中时，至楚之道路继绝，楚将军庄峤无法返回，于是定居云南，称之为滇国自立为王”有人认为这两条写的就是有关彝族之事。但最明白无误的是《史记》上对司马相如的几句记载：“蜀人司马相如亦言，‘西夷邓、笮可置郡。’使相如以郎中将往谕，皆如南夷，为置一都尉十余县。属蜀。”“通西南夷”这是司马相如一生除了娶卓文君之外最为人称道的事。西昌就是古“邓都国”国都，至今他那个有名的大湖还叫邓海。西汉王朝灭了南越王国后，原依附南越的“夜郎国”主动归附汉朝，“西南诸彝”怕受夜郎国的气，干脆请求汉王朝直接派官治理。公元前111年西汉政府就把几个西南彝属小国改为汉朝的郡治。正式纳入中国版图。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中央政权时强时弱，忽而巩固，忽而分裂。对少数民族的统治也就时松时紧。少数民族和中央政府的关系也就时近时远，若即若离。汉朝末期，三国鼎立，西南少数民族也随之归附于不同的政权。西南方向的交趾，属于吴国，而靠近成都的彝族聚居的益州，永昌，详柯（以上今属云南）和越西（现在的西昌属地），则归蜀国。

这时在彝族中出了个英雄人物，名叫孟获。有才能，有胸怀，联合四郡彝族起义，要建立独立的彝族国家。这就引出了诸葛亮五月渡沪，七擒孟获的事件。照汉族出的史书所载，诸葛亮这一役确实展示了大政治家，大军事家的才能。他既有维护统一的抱负，又有民族团结的诚意，坦白地说还采取了以夷治夷的策略。他知道孟获不仅在彝民中，在当地汉民中也很有威望，很受拥戴。战争开始后他就下令对孟获只准生擒不准杀害。将士经过苦斗生俘了孟获之后，他却一不问罪二不处罚，只让他参观自己的军营。看完问孟获感觉如何。孟获说过去我不知你的虚实，不幸打了个败仗，要是现在再开战，我看打败你易如反掌！旁边的军官听了气得火上三丈，恨不得马上把他杀掉。诸葛亮却哈哈一笑，命人把他放了。叫他整顿了军队再来。第二次孟获又被抓住，他还不服，诸葛亮就命再放，再打。竟这么放了抓，抓了放反复七次。只是到第七次再放的时候，孟获不走了。他心服口服地说：“您的神威我服了，从此我们再不造反！”孟获开道一直把诸葛的大军迎到滇池边上。彝人的起义平息了，诸葛亮却把当地的以孟获为首的各部落头人一律封了官，宣布这块地方就由他们自治，只要每年向蜀国的中央政府交粮纳税，就会得到政府的保护与支援。彝汉两族应永远像兄弟一般友好相处。诸葛亮的这套作法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理解。身边有人曾提出异议。诸葛亮说：“战争刚结束，蛮族人有不少战死，其亲属对我们有很深的怨恨，若由中央派人统治，不派军队保护就会遭到报复，派军队粮饷难以供应；蛮族人与中央争战多年，他们也杀了不少中央官员，我们派人来统治，他们必定也担心政府报复。我们不派官员来，不派军队来这才表示出中央希望社会稳定，各族人民信任友好的诚意，这样才能求得恢复生产，使百姓安居乐业……”

从此以后，在诸葛亮有生之日，再没发生彝族武装反抗之事，当地的彝汉两族人民过了相当长的一段平安稳定的生活。

诸葛亮是个好政治家，彝人在这一点上跟汉人的观点一致。可世上没有两棵完全一样的树，两个民族对同一个人、同一件事的看法也有区别。在彝族的传说中对这段历史也有另一种说法。在云南彝族部落，有个描写那场战争的戏文。戏名不叫“七擒孟获”而叫“八擒诸葛”。说的是孟获抓住了诸葛不杀，使诸葛看到了彝族人的力量和与汉族友好相处的决心，这才制定了那套开明的政策。

也许这不大符合历史事实，也许带有“民族偏见”，可不能因此就不屑一顾，它曲折、微妙地反映了彝民既希望与汉族和睦相处又维护民族自尊，既尊敬诸葛亮又崇拜自己民族英雄、既愿成为整个中华大家庭的一员又保持自己民族特性的心理。

写到这儿，已到夜半，和他住同室的杨柳堤催他早点休息，好准备明天上路。古旺元自从成都这次教训后，时时注意自我约束，不敢任性。便收拾起笔记，睡了下去。

天刚亮，值勤组长吹起哨子，催大家起床用餐，集合上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