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关于对王安石的妖魔化描写，莫过于他父子两人死亡的种种说法了。

一、“舒王一日与叶涛坐蒋山本府，一牙校来参公，问来意，其人乞屏左右，言‘昨夕梦至阴府，见待制带铁枷良苦，令某白相公，意望有所荐拔。某恐相公不信，迟疑间，待制云，但说某时某处所议之事，今坐此备受惨毒。’公悟其事，不觉大恸。”（宋·方勺《泊宅编》）

二、“公既薨，有武弁死后复苏，言王氏父子皆铁枷，窃问何罪？曰：‘缘曾议复肉刑至此。’今士大夫往往知之。”（同上）

三、“荆公在金陵，未病前一年，白日见一人上堂再拜，乃故群牧吏，其死已久矣，荆公惊问何故来？吏曰：‘蒙相公恩以待制，故来。’荆公怆然问雱安在。吏曰：‘见今未结绝耳。如要见，可于某夕幕庑下，切勿惊呼，唯可令一亲信者在侧。’荆公如其言，顷之，见一紫袍博带，据案而坐，乃故吏也。狱卒数人枷一囚，自大门而入，身具桎梏，曳病足立庭下，血污地，呻吟之声，殆不可闻，乃秀也。雱对吏云：‘告早结绝。’良久而灭。荆公几失声而哭，为一指使掩其口，明年公薨。”（宋·孙升《孙公谈圃》）

四、“荆公薨之前一岁，凌晨，阍者见一蓬头小青衣送白杨木笏，裹以青布，荆公恶甚，弃之墙下，曰：‘明年祖龙死。’”（同上）

五、“徐君平，金陵人，亲见荆公病革时，独与一医者对床而寝。荆公矍然起云：‘适梦与王禹玉露髻不巾，同立一坛上。’已而遂薨。”（同上）

六、“王秀病亟，介甫命道流作醮，大陈楮泉。平甫曰：‘兄在位，要须令天下后世人取法，雱虽疾，丘之祷久矣，为此奚益？且兄常以仓法绳贪吏，今乃以楮泉邀福，安知三清门下，不行仓法耶？’”（宋·朱弁《曲洧旧闻》）

七、“荆公在钟山，尝恍惚见雱荷铁枷杻，荆公遂施所居半山园宅为寺，以荐其福。”（宋·邵伯温《邵氏闻见录》）

八、“荆公在钟山，乘驴薄暮行荒村。有妇人蒙首执文书一纸遮公曰：‘妾有冤诉。’公喻以退居不预公事，当自诣州县理之。妇人曰：‘妾冤诉，关相公，乞留文书一观。’公不能却，令执药囊老兵收取，至半山园视之，素纸一幅耳。公以是月薨，犹子防为王性之云。”（同上）

现据《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宋代卷》，将以上几位笔记的作者，简历抄下：

方勺（1066～？）字仁声，金华人。元丰六年入太学，元祐五年，应试不第，遂无仕进意，后寓居乌程泊宅村，故自号泊宅翁。长于诗文，风格雄深雅建，追古作者。著有《泊宅编》，辑录元祐至政和间朝野轶闻，摭拾时事甚多，对考证当时事颇有裨益。

孙升（1038～1099年）字君孚，高邮人。治平二年进士。元祐二年，出知济州，复拜殿中侍御史，六年，直学士院，出知应天府。绍圣初，被劾削职，又贬果州团副练使，汀州安置。元符二年卒，徽宗时，入元祐党籍。

朱弁（1085～1144年）字少章，婺源人，自号观如居士。进士及第。靖康战乱，家破南归。建炎初，为通问副使，被拘于金十九年，拒受金国官爵，守节不屈。绍兴十三年，和议成，方得归。

邵伯温（1057～1134年）字子文，洛阳人，邵雍子。绍圣初，章惇为相，欲用之，避不就。崇宁、大观间，上书累数千言，并著《辨诬》一书。入党籍，列邪等中。晚年，提举太平观，绍兴四年卒，年七十八。伯温少承家学，又与司马光、吕公著、范纯仁等游，以学行为人所重。赵鼎尝称其“以学行起元祐，以名节居绍圣，以言废于崇宁”。

这四位宋代文人，以年岁论，比王安石（1021～1086年）要晚数十年或半个世纪，基本上不能算作同代之人了。但实施这场熙宁变法的公元1069年，孙升时年31岁，邵伯温时年12岁，应该算是亲身经历，甚至领教过政治上的左右排队，反攻倒算过的。方勺晚些，时年3岁，朱弁就更晚一些，未能赶上这场时代风暴。但耳濡目染，潜移默化，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过，对于这场变法，肯定也有其感知体验的。一般来说，政治运动所产生的动荡，十年，数十年，未必能够平息，经历者的亲身遭际是很难遗忘的，也很难一纸命令强迫遗忘的。所以，在这些差不多稍后于王安石的文人笔下，出现如此丑化王安石父子的不堪描写，以泄满腔愤慨，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要知道，人类对于自身所遭受的惨痛教训，愈接近于苦难发生的时间，受害者之痛定思痛的程度，也愈益强烈。

当明代万历年间，李贽以“千古一帝”这样的尊号，表示他对秦始皇的崇拜时，这位思想家与这位焚书坑儒的暴君，距离为一千七百八十八年；当清末民初，梁启超以“三代以下第一人”这样的尊荣，表示他对王安石的钦敬时，这位维新派与这位加速北宋衰亡的改革家，距离为八百五十二年。距离产生美，这话一点也不错的。由于距离越远，模糊越多。而模糊越多，其缩略部分，其删节部分，其王顾左右而言他的部分也就越大，其晦暗面越被无视的同时，其光明面也就越大越亮越辉煌夺目，这样便给大嘴们提供站着说话不嫌腰疼的越大的可能性。同样，距离越近，真实越多，真实越多，血腥的气味越多，血污的场面越多，血泪的镜头越多，不堪回首的切肤之痛也越多，这就是受害者的那一代，以及与那一代有着浅浅深深联系的其他当事人，永生难忘的深刻记忆。

也许一个人的私房性质的记忆，无足轻重，而作为一个时代，一个地区的大多数人所共有的集体记忆，则是会发酵成影响数代人的一个沉重的历史负担，即或经过八百年、一千年的澄清，淡化，也未必就能够大而化之地，说些风凉话，可以轻松抹杀的。

因为对中国老百姓来说，统治者的暴*，苛政，恶政，烂政，当然也包括经是好经，但被小和尚念歪了的经，所造成的一切可怕的灾难，以及落到自己头上必须承担的苦楚，其实没有任何反抗和抵制的能力。构成沉默的大多数的小民们，只有逆来顺受的份，只有备受熬煎的份，然而，这不等于他们没有记忆。而这种深刻的集体记忆之所以令历史敬畏，因为它不仅是某个时代的识别标志，特殊印记，也是这些受难者唯一的可以与灾难制造者相敌忾的精神遗产。如果没有这种存在于心灵中的抗争力，那大概就是鲁迅先生所说：“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一般来讲，记忆是会慢慢冲淡消散的，这需要时间。但对中国人造成极大伤痛的记忆，三代五代人，三十年五十年过去，也是轻易不会置之脑后的。这也是为什么竭尽丑化之能事的《京本通俗小说·拗相公》，在南宋时期流行，成为说话人屡讲不衰的口头文学的原因。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将这篇《拗相公》列为“宋之话本”，其实应该是南渡以后流行于民间的读物。

这本将王安石作为作品主人公的话本，与以上文人之辈的随笔记录，专业人士与民间文学联合起来的对王安石污名化、妖魔化的运动，如出一辙地对其进行人身攻击。本质上反应了处于弱势状态下的中国人的无能和软弱，对于施虐者挟富国强邦之雄心，扫除积弱之大志，而推行的一系列很大程度上扰民的新法，所能表达的这种极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其实是挺可怜、挺悲哀的小民表现。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没有一个朝代，没有一个政府，头脑会热昏膨胀，“大头症”到这如此程度，以致不进任何盐酱，了无收手之意，毫无改进之念，真是世所罕见，史所罕见。希望一个早晨，一觉醒来，在全国范围内全面的强行推广新法而毫不顾惜地残贼小民。无能为力的老百姓，除了俯首听命，除了忍气吞声，除了任人俎肉，除了死去活来外，也只有寄托于报应，寄托于老天的处罚，寄托于冥司的惩治，寄托于“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时辰一到，一定要报”的幻觉式的满足上。这也是中国人之中处于弱势地位者能够苟延残喘下去的最后指望。

在话本《拗相公》的结尾，老百姓想尽方法糟蹋王安石，居然这样譬喻，“至今世间人家，多有呼猪为‘拗相公’者。后人论我宋元气，都为熙宁变法所坏，所以有靖康之祸。”虽然北宋王朝并非亡于熙宁变法，但熙宁变法所产生的恶果，加快北宋政权的灭亡过程，倒也是历史的公认。北宋的疆域本来不大，到了南宋以后，偏安于江南一隅，能不教那些直把杭州当汴州的中原人士，从士大夫到引车卖浆者之流，不需要一个大大的出气口，以排泄满腔的悲愤吗？

其实，说良心话，王安石没有半点想伤害大宋王朝的想法，然而，人们面对这种江河日下，国破家亡的局面，他便成为当时首选的用来可供众人鞭挞的靶子。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你种下蒺藜，你就得收获荆棘。历史必须要用很长的时间，才能消化乖戾，要经反复的辩证，才能认清实质。所以，对于为这场突如其来的，猝不及防的，而且无法遏制，只能依赖老天爷不下雨以示警的手段，才得以中止的变法，那些受害者的诉说的欲望，泄愤的欲望，无所不用其极的唾弃的欲望，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没有一种力量可以强迫人们遗忘一段历史。即使郑侠所呈上的《流民图》，是极个别的现象，是极局部的现象，难道因为王安石的变法具有超历史的意义，那些极个别、极局部的、也是极真实的痛苦，就是理所应当，连怨恨一下都不可以吗？

如果，李贽生于秦朝；如果，梁启超长在北宋，我看他们两位未必会如此大喇喇地发表高见的。

二

王安石，字介甫，号丰山，抚州临川人。庆历进士，任淮南判官，知鄞县，历任舒州通判，常州知府，江东刑狱提点，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入为度支判官，上万言书，要求“改易更革”。任值集贤院，知制诰。神宗即位，召为翰林学士兼侍讲，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拜参知政事，力主“变风俗，立法度”，为年轻而极想有为的神宗所接受。于是实行变法。设置三司条例司，以吕惠卿主其事。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即宰相。先后推行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等法。用王韶发动熙河之役，取得对西夏作战胜利，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永乐之役复大败于西夏。又改革科举，整顿学校，训释《诗》、《书》、《周礼》为《三经新义》，遭到司马光、文彦博、吕诲、吕公著和二程等人反对。他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三不足”思想，进行反驳。由于新法在推广实施过程中，粗糙行事，强迫命令，遂出现市场凋弊，商业萎缩，百姓出走，农田抛荒等现象发生。加之不良官吏，籍税牟利，无耻小人，借以渔肉，以致民众不堪新法之扰，有逃亡者，有自伤者，有背井离乡者，形成强大的反对声浪。高太后、曹太后出面干预，神宗动摇，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四月，王安石罢相出知江宁府。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二月，复相。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十月，再次罢相，退居江宁半山园。死后，先封舒国公，称为舒王，后改荆国公，又称王荆公。

在中国历史上，再无比他更能引发争议，褒贬不一的人物了。对其评价，从南宋以后，至元代编《宋史》，评价一路直下；而从民国以后，至“文革”批林批孔，行情重又看好。推崇者捧高到近乎于神，丑化者差不多将他描画为鬼，如此各走极端，强烈反差到天渊之别，是极为罕见的现象。但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心目中，基本上仍受传统史书的影响，认为王安石为“拗相公”这个形象，还是相当主流的观点。

林语堂著《苏东坡传》，是一部给外国人介绍这位文学大师的书，后来翻译过来，很有影响。他在文中也专门写了“拗相公”一章。

因为他写苏东坡，无法不写王安石，不了解王安石在那短短不足十年的政治活动，也就无法了解随后四十年间苏东坡的坎坷命运。林语堂把这位拗相公，作为苏轼的对立面来描写的，而且认为苏轼全部的不幸遭遇，是与王安石及其同党的一连串的迫害分不开的。“因为那种朋党之争，笼罩了苏东坡的一生。”北宋政权的朋党之争，宗派之争，小组织活动，拉帮结伙行为，与历朝历代相比，虽然不是更多，但也不是更少。在王安石熙宁变法以前，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任参知政事，联合富弼提出十项改革措施，即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推恩信、重命令、减徭役，“庆历新政”推行不到半年，即被罢去职务，改革中止。尽管当时反对者如吕夷简，也指认范仲淹与尹洙、欧阳修为朋党，互相攻讦，但与王安石推行新法时相比，对所有与自己政见不合的大臣进行无情的打击，对支持自己改革大业哪怕是一个无耻之徒也大加擢升，也就是司马光上书神宗所说的：“安石以为贤则贤，以为愚则愚，以为是则是，以为非则非。谄附安石者，谓之忠良；攻难安石者，谓之谗慝。”如果说，上一次的庆历新政，对立双方的争执还停留在情绪的针锋相对上，这一次的熙宁变法，第一，王安石的打击面太广；第二，惩治处分的力度加重；第三，他所起用的诸多干将，其被认可的程度极低，其诚信度接近于负数，双方对立，如同水火，彼此恶斗，不可调和；第四，由于这些新贵们，暴得权力，在铲除敌手的狠毒方面，比王安石有过之无不及，于是，这种朋党之争的合法化，公开化，成为执政者的官方行为，便是神宗朝以后中央权力倾轧的重心。

作为文学家的林语堂，因为他对苏东坡文学之成就，为官之廉正，品德之完美，性格之平和，崇拜得无以复加，整部传记中，充满了赞美的词句。所以，他在这部书里对王安石的评价，较为负面，这也是一个作家对于笔下人物自然会生出来的爱或憎的态度，肯定或否定的情绪。你可以不赞成这位作家的偏颇，片面，甚到颠倒，歪曲，但他有在自己作品中表达看法的权利。

正如宋人邵伯温的《邵氏闻见录》，是历来为王安石辩诬的学者、专家、权威、教授最深恶痛绝的书籍。同样，林语堂的这部《苏东坡传》，也是当代重新评价这位大改革家所竭力否定的书。道理很简单，因为林语堂认为王安石是一个“思想人品都异乎寻常”的“怪人”。而且还认为：他的“学生时代很勤勉，除去语言学极糟糕外，还算得上是个好学者。当然是宋朝的一个主要的诗人。不幸的是，徒有基督救世之心，而无圆通机智处人治事之术，除去与他自己本人之外，与天下人无可以相处。毫无疑问，他又是一个不实际的理想主义者。”这自然与梁启超称王安石为三代以下，中国唯一的完人的评价背道而驰。在梁启超看来，王安石“不仅为中国大政治家，亦为大文学家，其德量汪然若千顷之波，其气节岳然若万刃之壁。其学术集九流之粹，其文章起八代之衰。其所设施之事功，适应于时代之要求而救其弊；其良法美意，往往传诸今日莫之能废。”

对于这位北宋的政治家、改革家的评断，我们都不是曾经生活在北宋神宗年代的人，我们的全部研究工作，都是凭借于当时或事后的种种史料，而对待这些史料，对待这些史料作者，对待这些史料中所描写的人物和事件，其善与恶，真与伪，是与非，好与坏，就得遵循对于人类价值观的基本认识，就得按照对于社会发展史的整体把握，就得体现对于人文精神的终极关怀，才能作出我们自己的，而不是人云即云的，随风而上的结论。

林语堂的这本传记在大陆出版时，编辑在书后特别指出：“作者对王安石变法的评述持的是保守派观点。王安石力主‘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为抑制大地主大官僚，以期富国强兵，推行了一系列变法措施，尽管因种种缘由（其中包括保守派的顽固反对）未臻预期效果，但作为一次改革运动，在历史上是有进步意义的。”难道说因为“在历史上是有进步意义”，站在这场变法运动对立面的人士，就必然要成为蒙羞受辱的对象吗？事实上，回顾公元1070年北宋的熙宁变法，王安石想做什么和做成什么，是要两分法来看的。只是一个停留在脑海的梦幻花园，而没有随之而来的，一个展现在眼前的完美世界，所谓的“进步意义”，其实也是一句空话。如果我们逐一回顾这场持续多年的政治运动，根据当时的和后来的文献资料，很难找到成为“有进步意义”的王安石的对立面，也就必然是“有退步意义”的司马光、韩琦、富弼、吕诲、欧阳修、苏轼、苏辙、黄庭坚等人，还有王安石的两个弟弟王安礼、王安国，他们是代表着大地主、大贵族的利益，出于保守僵化，出于权力之争来反对这场改革的。他们难道不知道与王安石针锋相对的时候，实际上是和支持王安石的神宗皇帝对着干吗？他们心目中要是没有崇高的理想，要是没有值得为之牺牲个人仕途、前程的价值观，要是没有哪怕流放贬谪，也要坚持真理到底的勇气，恐怕也不会获得当世和后代如此敬仰了。

据宋人王辟之的《渑水燕谈录》：“司马文正公以高才令德，大得中外之望。故公之退十有余年，天下之人日冀其复用。熙宁末，余夜宿青州北淄河马铺，晨起行，见村民百人，欢呼踊跃，自北而南。余惊问之，皆曰：‘传司马为宰相矣。’余以为虽出于野人妄传，亦其情之所素欲也。”据宋人张淲的《云谷杂记》：“司马公薨，京师之民，罢市往吊，粥衣以致奠。巷哭以送丧者，盖以千万数。上命户部侍郎赵瞻、内侍省押班冯宗道护其丧归葬。瞻等还奏：‘民哭公甚哀，如哭其私亲。’四方来会葬者数万人。”

为什么民众有如此拥戴的行为和举动，因为从他们的文章和言论，读出当时不堪变法之害的民众心声，也读出当时无法承受变法之害的社会痛苦，正是这种文化良知，社会责任，人类公义，道德承担，从来是民众喉舌的中国文人，他们的作品和他们的抗争，不但在当时产生广泛的影响，也是在文学史上得到不朽的原因。

李亚平先生在其新著《帝国政界往事》中，这样反躬自问：“由是观之，如果一定认为他们代表了大贵族大地主阶级的利益，代表了某种僵化、保守的政治立场反对变法的话，我们就必须同意这样一个前提，即：苏东坡在写下所有那一切辉煌文字的时候，实际上是口是心非的，在政治上，他们落后而反动，在经济上，他们贪婪而自私，在文化上，他们虚伪而心理阴暗，在个人品德上，他们狡诈而伪善。否则，我们势必无法自圆其说。然而，我们所受过的所有教育，一切历史知识和生活常识，都在告诉我们，事实不是这个样子的。”

理性而不是感情，更不是赌气地解读历史，既是为文之道，也是为人之道。

三

在被王安石辩诬者视为“恶意虚构”和“无耻谰言”的《邵氏闻见录》中，有一则关于苏东坡被王安石排挤出开封，继又遭遇诗狱的记载，大概接近于历史的真实：“介甫与子瞻初无隙，吕惠卿忌子瞻，辄间之。神宗欲以子瞻同修起居注，介甫难之。又意子瞻文士，不晓吏事，故用为开封府推官以困之。子瞻益论事无讳，拟廷试策万言书，论时政甚危，介甫滋不悦。子瞻外补官。中丞李定，介甫客也。定不服母丧，子瞻以为不孝，恶之。定以为恨，劾子瞻作诗谤讪。下御史狱，欲杀之，神宗终不忍，贬散官，黄州安置。”

这里提到的吕惠卿、李定，还有曾布、章惇、舒亶、邓绾等被王安石起用的新法支持者，无论在当时或是后代，都被视作声名狼藉，品行不端的人。虽然，近年来经过不断地漂白，不断地洗刷，诸如吕惠卿的出卖告密，诸如李定的匿丧不报，诸如邓绾“笑骂由人笑骂，好官我自当之”，都有了新的说法。看来，元人所编的《宋史》，囿于南宋士大夫对于熙宁变法的成见，受到反映民众心理的话本《拗相公》的影响，因而将其中部分人物纳入书末的《奸臣传》中，也许将来重新编写北宋这段历史的时候，有可能恢复历史本来面貌。

其实，现在为王安石重新定位于历史伟人的时候，定位为大政治家、大改革家，连同他的这些雇佣军也一一扶上尊位，实在是一种徒劳的努力。因为王安石为改革家，那些人未必都与他一样抱着改革的理想；王安石雄才大略，那些人未必都与他一样高瞻远瞩，纵横古今；王安石道德高尚，那些人未必都与他一样律己甚严，廉洁奉公。王安石与他们只有工作的上下级关系，而不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理想，从五湖四海聚集在一起从事这项伟大事业的。王安石未尝不希望司马光、韩琦共襄盛举，未尝不盼着苏轼、苏辙为其羽翼，然而，道不同不相与谋，这就是这位伟大政治家的性格悲剧了，那好，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于是，他不得不在干部的物色选择上，舍本逐末，退而求其次，求其再次，求其次之又次。连他两个亲弟弟都弃他而去，可以想见当他儿子王雱，唯一支持他新政的骨肉，不幸早逝，对他是多么大的打击了。

因此，他与他的助手和支持者的关系，说白了，就是老板和伙计。他们所以投奔王安石，因为他们在司马光、韩琦、富弼、吕诲、欧阳修那些资深政治家眼中，怎么能有苏氏兄弟那样的前景呢！所以，当这些王安石的雇佣军，有条件实施反攻倒算时，拿苏轼祭刀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林语堂并没有费太多的笔墨，去写王对于苏的迫害，但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苏调任途经南京，与王安石见面时，是有过交锋的。“王安石失败之后，苏东坡在金陵遇见他，斥责他发动战争，迫害文人之罪，王安石回答说吕惠卿当负全责。此不足以为借口，因为王安石本人坚持严酷对付反对派，而且在熙宁四年四月至六年七月吕惠卿因父丧去职期间，王安石在京师成立用以侦察批评朝政者的特务机构。”

林语堂还写到了王安石对于苏东坡公开反对新政，而给予的报复，那是这位诗人平生第一次差点吃官司的细节：“苏东坡（因反对变法，三次给神宗）上书以后，（这是颇让王安石不开心的事情，不过，因为苏东坡职卑位微，王安石可以不必在乎他。）熙宁四年一月起任告院权开封府推官，在任期间，他出了一道乡试考题《论独断》，这触怒了王安石（这当然是一次对他权威的公开挑衅），苏东坡立遭罢黜。”随后，“王安石的亲戚兼随员谢景温，挟法诬告。当时流传一个谣言，说苏氏兄弟运父灵乘船回四川原籍途中，曾滥用官家的卫兵，并购买家具瓷器，并可能偷运私盐从中牟利。官方乃派人到苏氏兄弟运灵所经各省路途上，从船夫，兵卒，仪官搜集资料。”后来查无实据，此案遂告寝息。但谁都知道，谢的发难，与王的授意分不开。

在宋人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亦载有此事。卷二百十四纪：“景温与王安石联姻，安石实使之穷治，卒无所得。”卷四百二十一纪：“谢景温天资奸佞，素多朋附。熙宁中，王安石用事之日擢为知杂御史。是时，苏轼方忤安石，景温迎合其意，辄具弹奏，谓轼丁忧返蜀，乘舟商贩，及朝廷下逐路监司体量，事皆无实。”在《太平治迹统类》卷十三《神宗任用安石》里这样记载：“谓范缜举苏轼为谏官，御史知杂事谢景温以谤语力排之，事不实，士论薄之。”卷二十五《苏轼立朝大槩》：“轼有外弟，与之不叶，安石召之，问轼过失，其人言，向丁忧，贩私盐苏木等事。安石大喜，未有以发也。会举谏官，范缜以轼应诏，谢景温恐轼为谏官攻介甫之短，故力排之。”政坛的事，官场的事，这种勾心斗角，机关算尽，都是属于司空见惯的正常活动。道德再高尚的政治家，绝对不趟浑水，是不可能的。

王安石还是将这位官不算大，文章声名却比他响亮的同行，逼出了京师。看来，王安石在宋神宗的耳朵边，没有少给这位政敌，加油添醋，造谣生事。《长编》卷二百十四纪：“司马光奏对垂拱殿，上谓‘苏轼非佳士，卿误知之。鲜于优在远，轼以奏稿传之。韩琦赠银三百两而不受，乃贩盐及苏木瓷器。’光曰：‘凡责人当察其情，轼贩鬻之利，岂能及所赠之银乎！安石素恶轼，陛下岂不知以姻家谢景温为鹰犬使攻之！臣岂能自保不可不去也。且轼虽不佳，岂不贤于李定之不服母丧禽兽之不如。安石喜之，乃欲用为台官。’”

然而，惹不起、躲得起的苏轼还是到杭州为太守去了。不过躲过初一，没躲过十五，乌台里坐着的御史，王安石提拔起来的爪牙，又将他拘押在大牢里。

在神宗强烈支持下，王安石变法诸多措施，终于一一出台。这位改革家常责备别人读书少，而他自己却未能从历史上那些改革家的命运，吸取必要的教训。商鞅、桑弘羊、王莽、刘晏、杨炎、王叔文、王伾诸人的起伏沉浮，至少有四条经验，值得引以为戒：

第一，绝对不能低估反对派，成败系此一步；

第二，绝对不能贪多求快，欲速则不达；

第三，绝对不能因为你光荣、伟大、正确，老百姓会理所当然地买你的账。

尤其，第四，绝对不能由于你许诺明天给老百姓一个油饼，你今天就有权利用针线缝上老百姓的嘴，拿老百姓不当人来折腾。

看来，王安石读书虽多，但他的自大狂倾向，也就是他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理论信念所产生出来的负面因素，诸如刚愎自用，顽固偏执，拒绝妥协，抵制调适的性格缺陷，阻碍着他借鉴历史上那些失败的改革，用以自勉。他把他的改革大业系于神宗陛下一个人身上，只要将他说服就万事大吉了；正如他当年上万言书，寄希望于仁宗皇帝一样。结果，上方宝剑在手，必然是一意孤行，哪怕碰上南墙，也是死不转寰。于是，政令一出，舆论大哗，朝野大乱，沸反盈天。王安石作为一个大政治家，一位大思想家，无论在当时，还是后来，都是举世公认的，但从来没有一位研究他的学者，认为他是一位具有行政能力和管理经验的ceo式的领军人物，更不是一个折冲尊俎，应变圆通，灵活机智，进退从容的政治领袖。他连自己的私生活都不善料理，焉谈其他？这样一个智商极高而行为能力极低的学者型干部，适合做领导者的智库、智囊、幕僚、高参，让他出谋划策，沙盘作业，是可以的，让他运筹帷幄，指挥全局，则不行。不要说北宋时期的那种因循保守的政治体制，也不要说北宋时期那种懑顸臃肿的官僚架构，更不要说几乎不跟大宋王朝的老百姓打一声招呼，简直让人吓一个跟头的改革大计，像雷阵雨似的倾盆而来。哪怕一个极正常的当代国家，毫无预案地让全民承受这大规模、大范围的政治、经济、文化一系列的改革措施，这种极其强烈的社会动荡，谁也是经不起折腾的。

老子说过，治大国如烹小鲜，怎么能像烙大饼似的翻来覆去呢？而北宋王朝一百多年苟且生存下来，连小鲜那样还保持着一条鱼的完整形状都说不上，只能说是即将散架，还没有马上散架的，快要箍不住的一只漏水不止的木桶，你王安石不是采取小修小补的保守疗法，而是大卸八块，这只桶不完蛋，焉有他哉？王安石先生充满自信，伸出两只手，对神宗皇帝讲，陛下您看，每只手有五根手指，从理论上讲，一下子按住十个跳蚤是绝对有可能的。这是笑话，然而也是熙宁二年的真实。

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都觉得大宋王朝需要改革，但没有一个有头脑的人，会赞成王安石这样的改革。

你是在进行改革，而不是在进行革命。中国历史上所有的改革家，都热衷于用革命的手段来实施改革，结果无不碰得头破血流。革命允许暴力，暴力可以摧枯拉朽，反对派敢龇牙，只要手里有枪杆子，二话不说，马上摆平。这只桶老子不要了，另造一只新桶，这就叫革命。而这只桶再坏再破，也不能一脚踢掉，要加固，要堵漏，要去朽，要更新，这才叫改革。因此，改革就得和颜悦色，就得和风细雨，就得由点而面，由局部而全体，润物无声地细致工作。中国人，中国农民，特别是中国农民的小农经济所形成的求稳心态，怕乱心态，苟全心态，保守心态，没有二十年、三十年一切都做到家的扎实功夫，想收到改革的成效，想享受改革的成果，如王安石这样的冒失行事，不失败才怪？

有论者说，他是一只叫得太早的公鸡，其实，说准确点，他是一只想自己下蛋的公鸡，在做一件根本不可能的事。

四

北京的春天通常都是从玉兰花的绽放开始的，公元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的春天快要结束，初夏的薰风吹落了一地玉兰花瓣的6月11日（农历四月二十三日），这一天，大清王朝出现了回光返照式的余晖，中国封建社会中最后一次的“戊戌变法”正式出笼。

年轻的光绪皇帝正式颁布《明定国是诏》，举国震惊。

康有为是读过很多书的人，显然考虑过王安石变法的失败教训，他认为很大程度上在于遭到保守派的抵制。于是，他对光绪建议：“请皇上勿去旧衙门，而唯增置新衙门，勿黜革旧大臣，而唯渐擢小臣。……彼守旧大臣向来本无事可办，今但仍其旧，听其尊位重禄，而新政之事，别责之于小臣。则彼守旧大臣，既无办事之劳，复无失位之惧，则怨谤自息矣！”

急于改革的光绪皇帝，简直等不及了，第一个行动就是废科举八股。当时，维新派第二号人物梁启超，对此举动兴奋得不能自已，说：“海内有志之士读诏书皆酌酒相庆，以为去千年愚民之弊，为维新第一大事也。”问题在于清德宗犯了宋神宗同一个错误，从五月起，他迫不及待地发出一道道诏书，下令各地方推行学堂、商务、铁路、矿务……短短三个月，其颁发的新政谕旨，比神宗还要神宗，达二百八十多件。结果，颐和园内那棵开得稍晚一点的辛荑，也就是紫色的玉兰花，还未落尽，在满地花瓣的颐和园的漪澜堂里，老佛爷像捏死一个臭虫似的，使这场百日维新，胎死腹中。虽然，她是主刀者，但她身后却是绝对不许触犯其利益的保守派所组成的铜墙铁壁。

改革派有时想得十分单纯，以为天下人都如同自己一样，大旱之望虹霓一样期盼着他们举起义旗，来挽救这只已成破木桶似的政权。孰不知朝廷内外，举国上下，拥护者甚少，反对者甚众。王安石所碰到的，也是康、梁所碰到的。光绪只有一位太后，而神宗却有好几位太后，这是这位理想主义者，列宁誉之为“中国11世纪的改革家”，“批林批孔”之际尊为法家的杰出代表，绝对没有任何高招可以应对的女流之辈。老太太们一流眼泪，王安石只好卷铺盖走人。

变法之初，得到神宗绝对信任的王安石，意气风发，确实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估计到可能的反扑。所以，有一位叫范缜的大臣，上书反对他，“疏入，安石大怒，持其疏至手颤”，可以想见他那气不可遏的样子。接着，他还犯了一连串策略性的错误，树敌过多，从不主动争取盟军和友军的支持，而把有可能成为盟军和友军的人打成敌军，也不放下身段去说服那些不同意见者，甚至下手打击其实完全不必打击的反对者，听不得任何相反的声音。后来的事实证明，当司马光复出，全部否定新法的时候，苏轼曾与之争辩，认为有的新法未可一笔勾销，为此获罪于当局。因此，回过头去看他在熙宁二年《上神宗皇帝书》中：“陛下自去岁以来，所行新政，皆不与治同道。立条例司，遣青苗使，敛助役钱，行均输法，四海骚动，行路怨咨。”重点放在老百姓的不能承受上，并非全部否定变法，只是新法在具体落实的过程中，过于峻急伤民，与民争利，而“四海骚动，行路怨咨”的结果，持有异议罢了。

据宋人王栐《燕翼诒谋录》，可见实施新法中的“青苗法”，其弊何在？“上散青苗钱于设厅，而置酒肆于谯门，民持钱而出者，诱之使饮，十费其二、三矣！又恐其不顾也，则命娼女坐肆作乐以蛊惑之。”本来，春季借给农户的小额低息贷款，秋后还款付息，农民国家均得利的“青苗法”，本是无可非议的事情。但在执行的过程中却变成诓骗农民的一个局。譬如保甲法，老百姓为了逃避摊派的军费和被抓壮丁去当兵的双重威胁，民间发生了多起自残事件。再譬如保马法，分户领养军马，平时自用，战时军用，王安石想得太天真，他以为马是水牛，有青草吃即可，孰不知当时大半江山都在长江流域一带，根本不适合马的生存，而把马养瘦了，养病了，或者养死了，饲马户便要受到责罚。诸多事实证明，苏轼才三次上书神宗，亟论此法之弊。

据《长鉴拾补》：“诏收还司马光枢密副使告敕，仍旧职。先是上欲光置两府，王安石曰：‘光虽好为异论，然其才岂能害政。但如光者，异论之人倚以为重，今擢在高位，则是为异论之人立赤帜也。光朝夕所与切磋琢磨者，乃刘攽、刘恕、苏轼、苏辙之徒而已。观近臣以其所主，所主者如此，其人可知也。’”看他在神宗面前嚼的这顿舌头，第一，量小非君子，第二，绝对容不得反对派，第三，把所有可能争取的同盟者，都推向对立面，势必要成为孤家寡人。我想，“拗相公”的“拗”，显然是从他精神上的缺陷，思维易走极端而来。我始终相信，想将苏东坡送上断头台的最致命的原因，不完全是因为他的《上神宗皇帝书》，不完全他是保守派的核心人物，而是文人相轻，到文人相嫉，到文人要把文人干掉的恶心理，王安石也逃不脱。从这里看到，他尤其在意苏轼，一举一动，全在眼中。因为苏是大家，王也是大家，大家之间，惺惺相惜者少，相轻相嫉者多。如果仅仅是文友的话，也许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紧张，现在这两个人，既是同行，又兼政敌，那就如同荒野里两条公狼相遇，必有一场较量发生。同是文人的苏辙，苏轼的胞弟，就因为其在文学上名声、建树、令誉、著述，不在王安石的眼中，那日子就要好过得多。

因为苏东坡的诗词，歌赋，甚至为皇帝拟的诏书文告，道德文章，都要胜王安石一筹。清人袁枚在《随园诗话》里说：“王荆公诗无一句自在，故其为人拗强乖张。”就冲王之矫揉造作，苏之坦荡率真，两种性格上的差异，也能理解人品的高下之分，文品上的高低之别，是再正常不过的事。王安石忍受不了他实际上的二流作家的地位，尤其不能忍受苏东坡根本不把他当回事的调侃。但冲他起劲反对的那些政敌，如司马光，如欧阳修，如苏轼，都是在文学上有建树的大手笔，我又不禁政治大义之外的小人心胸。因为文人，通常不能宽容比他稍好一些的同行，王安石是毫无疑义的大家，但同是大家，也还是存在某些质素上的差别，因此，借助于非文学的手段，将同行置之死地，便是可以理解的下作了。

读王安石未发迹时，《上欧阳永叔书》之二中，“某以不肖，愿趋走于先生长者之门久矣，初以疵贱，不能自通。”这几句话，颇有“文革”中写效忠信的那股卑微口气，读起来有点像嗑瓜子嗑出一个臭虫似的，大不以为然了。接着读《宋史》，知道曾巩曾经将王安石介绍给欧阳修，欧“为之延誉”，王才渐渐得志的。可他很快把最早的牵线人抛到一边。再后，青云直上的他，连曾经鼓吹他的欧阳修，也要排挤出政坛，断情绝义。这就颇令时人为之不齿了，这期间有人建议应该留下这位有经验的政治家，“安石曰：‘欧阳修附丽韩琦，以琦为社稷臣。如此人，在一郡则坏一郡，在朝廷则坏朝廷，留之安用？’”把欧阳老逐出开封，回安徽滁县去筑醉翁亭了。

所以，王首先是政治家，然后是文学家；苏相反，第一是文学家，第二才是政治家。政治家允许自己无耻，而文学家至多允许自己风流。能够做到彻底无耻的政治家，往往一往无前，永操胜券。王安石最后终于凄凄惶惶地回到了金陵，回顾他为相八年，权势达到顶点，也只是把所有他的政敌，统统逐出开封而已，说到底，他还是个文学家的缘故。而作为一流文学家的苏东坡，确实风流倜傥一辈子，作为二流政治家的苏东坡，也“为小人忌恶挤排”了一辈子。还是那部《邵氏闻见录》，说到他们两人在金陵相见的情景。“子瞻曰：‘某欲有言与公。’介甫色动，意子瞻辨前日事也。”他以为苏还放不下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被关进大狱，他的那些党羽李定、舒亶是如何要判以死刑的事情。但苏子瞻并不计较个人恩怨，而是说“‘某所言天下事也。’介甫色定曰：‘姑言之。’子瞻曰：‘大兵大狱，汉唐灭亡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正欲革此。今西方用兵，连年不解，东南数兴大狱，公独无一言以救之乎？’介甫举两指示子瞻曰：‘二事皆惠卿启之，某在外安敢言？’子瞻曰：‘固也，然在朝则言，在外则不言，事君之常礼耳。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礼，公所以事上者，岂可以常礼乎？’介甫厉声曰：‘某须说。’又曰：‘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盖介甫尝为惠卿发其无使上知私书，尚畏惠卿，恐子瞻泄其言耳。介甫又曰：‘人须是行一不义，杀一不辜，得天下不为乃可。’子瞻戏曰：‘今之君子，争减半后磨勘，虽杀人亦为之。’介甫笑而不言。”

常失败的苏对王能看得透，坦然而自信，虽空间有限，但时间无穷，政治总是短期性的，而文学则长在不败，表面上的苏败了，精神上的苏并不败。显赫过的王对苏就看不大透，虽然眼前这个手下败将，曾经将他扳倒过，时过境迁，竟连一点赢的感觉，也找不到，显得拘谨而戚戚，惶惶而不安，看来，清人王夫之著《宋论》一书，在神宗的这一章，将王安石定位在“小人”这一格上，也许不是诛心之论。

五

也许因为王船山是太重要的史学家，这个着实不客气的结论问世之后，三百多年，没有一位为王安石辨诬者出来质疑或者反对过。

一个有分量的人说了一句有分量的话，尽管事实并非完全如此，但驳诘的异议终于被这位大师的盛名远誉，给盖住了。虽然，近年来，王安石重新被认识，被高置到了大政治家、大改革家、大思想家、大文学家的位置上。甚至，还有大军事家的光荣头衔，中国人要是神化起一个人来，遍体贴金，涂抹光环，也真是令人匪夷所思。王夫之说，“王韶请击西羌，收河湟，以图夏，王安石称为奇策而听之。诚奇矣。唯其奇也，是以进无尺寸之功，而退有邱山之祸也。以奇用兵而利者有之矣。正不足而以奇济之，可以暂试，不可以常用，可以脱险，不可以制胜，可乘疲寇而速平，不可御强敌而徐效。如其用之，抑必有可正而后可奇也。”接着，这位史学家批判王安石：“舍正用奇，而恃奇以为万全之策，此古今画地指天之妄人，误人家国者所以积也。”

据宋人陈善《扪虱新话》：“王韶在熙河，多杀伐。晚年颇悔恨，栖心空寂，冀有以洗涤之。”据宋人李昌龄的《乐善录》，也说过：“王韶晚年频悔取熙河事。”因为王安石支持发动的这场与西夏的熙河之战，导致元丰四年（公元1081年）宋军损失惨重的灵州之战，接下来，引发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宋军基本覆来的永乐之战，都是由这一次小胜而鼓动起来的动武狂热。王韶固然成就了带括号的“大军事家”王安石，但之后的大败，却是这位将领永远也不能释怀，多少将士死在了那干旱无水的沙漠孤城啊！也是一则宋人笔记，洪迈的《夷坚志》里讲了这样一个神怪故事，读来令人不胜恐怖。“王厚，韶长子，位至节度使，晚年归京师。一日家集，菜碟内萝卜数十茎，忽起立，须臾行案上。众皆愕然。厚怒，悉取食之。登时呕吐，明日死。”这种离奇的想象，都因为神宗元丰年间的战争，死了太多的将士有关。

因此，我们在评断一个历史人物时，不能就其动机之善良，愿望之真诚，初衷之美好，言辞之动听，而作出他了不起的结论，而是看其实践，看其结果，看其后效，看其对于历史所起到的作用，才能得出比较实事求是的准确看法。我始终认为，即使最伟大的人物，也有其不足之处。何况，王安石离伟大尚远，所以，王夫之对他的定位，还是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王夫之以小人定性王安石时，他先划清君子和小人的区别何在？“君子之道，有必不为，无必为；小人之道，有必为，无必不为。”

为，就是做，就是行动，所谓“听其言，观其行”，怎么为，怎么做，才是最重要的观察指标。他认为：君子做事情，一、有绝不可做的事情，二、没有绝对要一定做成的事情，而小人做事情，则不同了，在他们看来，一、不但有必定要做成的事情，不达目的，誓不罢手，二、而且没有不可以去做的事情，什么都敢干，什么都不在乎，什么后果都不在话下。这就是说，君子有能够约束自己的定力，能做多少事，就做多少事，量力而行，不可做的事，就坚决不去做，界限很清楚，不越雷池一步。而小人当道的话，他们就无顾忌，无制约，无法度，无规矩，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哪怕是不可做，不该干的，也敢去做去干。

王安石这个政治人物，在宋以后，一直延至清末，从来是作为一个负面形象出现在历史读物里面，也是差不多所有的普通中国人心目中的共同观感。虽然，王夫之也说过，“安石用而宋敝，安石不用而宋亦敝。”宋朝的敝与用不用王安石没有什么关系，北宋王朝的最后灭亡，是一种必然趋势。但王安石在短短三五年内，所推出一系列的让老百姓目不暇接的改革大法，诸如青苗、方田、均输、手实、市易、经义、保甲、免役、保马……还不包括轻启边衅，动兵打仗，收复失地，进行军事活动，任何一个中国的中央政府，包括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中央政府，除非十恶不赦的暴君，除非神经错乱的昏君，都不可能一个早晨起来，全面出击，马上进行彻底更改，立刻要求万象更新，简直是颠覆性的剧变。

姑且不论王安石的新法，其政策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为群众接受，其推广究竟有多大程度的可行参数，其实施究竟有多大程度的认知可能，其组织究竟有多大程度的实效治理，这一切都在未定之天，就匆忙地在数年间，简直来不及地颁布全国，强制推行。这对积弱的北宋政权来说，犹如沉疴在身，奄奄一息的病人，已经禁受不起峻急的药石，剧烈的手术，越是折腾得厉害，越是不停地为之开肠破肚，切肺换肾，割胃易心，搭桥支架，这个王朝也就灭亡得越快。

“故王安石之允为小人，无可辞也。安石之所必为者，以桑弘羊、刘晏自任，而文之曰周官之法，尧舜之道。则固自以为是，斥之为非而不服。其夫必不可为者，即令其反己自攻，固莫之能遁也。夫君子有其必不可为者，以去就要君也，起大狱以报睚眦之怨也，辱老成而奖游士也，喜谄谀而委腹心也，置逻卒以察诽谤也，毁先圣之书而崇佛、老也，怨及同产兄弟而授人之排之也，子死魄丧而舍宅为寺以丐福于浮屠也，若此者，皆君子所固穷濒死而必不为者也。乃安石则皆为之矣。抑岂不知其为恶而冥行以蹈污涂哉？有所必为，骨疆肉愤，气溢神驰，而人不能遂其所欲，则荆棘生于腹心，怨毒兴于骨肉；迨及一踬，而萎缩以沉沦，其必然者矣。”

接下来，王夫之谈到王安石匆匆忙忙强推新法之败因：“夫君子相天之化，而不能违者天之时，任民之忧，而不能拂者民之气。思而得之，学而知其未可也；学而得之，试而行之未可也，行而得之，久而持之未可也。皆可矣，而人犹以为疑；则且从容权度以待人之皆顺，如是犹不足以行，反己自责，而尽其诚之至。诚至矣，然且不见获于上，不见信于友，不见德于民，则牵身以退，而自乐于天。唯是学而趋入于异端，行而沉没于好利，兴罗织以陷正人，畏死亡而媚妖妄，则弗待迟回，而必不以自丧其名节。无他，求之己者严，而因乎人者不求其必胜也。唯然，则决安石之为小人，非苛责之矣。”

王安石之败，就在于他不明白改革是一个缓慢渐进，徐图发展的过程，是一个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水滴石穿的过程，也是一个面对最顽固最保守最害怕变化的小农经济，需要说服和示范、需要等待和耐心的过程，历代中国的改革家无一取得成功的原因，与王安石同样，就在于用常用革命的手段来进行改革。孰不知革命和改革是用截然不同的手段来推动社会变化的。通常，我们对革命的理解，最直接也是最深入人心的一句话便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这就是说，在革命的过程中，暴力的因素，强迫的因素，专政的因素，武装的因素，是少不了的。但改革，虽然也不是请客吃饭，但对被改革的普通群众而言，得不到实惠，尝不到甜头，也就是王夫之所说“人犹以为疑”，那就“且从容权度以待人之皆顺。”

在王夫之看来，公元1069年（北宋神宗熙宁二年）王安石用革命的手段强行变法，属于非君子而是小人的行为。

中国历史上的维新、变法、改良、改革，从王莽、桑弘羊起，到康梁、谭嗣同止，未获成功的原因，非常复杂，但重要一条，这些领袖人物，往往缺乏真正的治国才能和足够的人格魅力，坐而论道者多，浮躁偏激者多，而且这些人中，多多少少具有精神上的缺陷。精于谋划的张居正如此，乱来一气的王安石尤如此，所以，王比张的政治寿命更短。几年之内，把宋朝搞得一团糟以后，回南京赋闲去了。

六

在中国封建王朝中，有两个神宗，一为宋神宗赵顼，一为明神宗朱翊钧，之所以著名，都搞过成功或不成功的改革。

明神宗支持张居正新政，倒是一直坚持到这位首辅寿终正寝。但张师傅一死，皇帝翻脸，满门抄斩，鸡犬不留，也还是一个半截子改革。“明亡，实亡于神宗”（《明史本纪》），张的新政也救不了颓败的大明王朝，从此一蹶不振，直到崇祯吊死煤山。

宋神宗支持王安石变法，“断然废逐元老，摈斥谏士，行之不疑。卒致祖宗之良法美意，变坏几尽。自是邪佞日进，人心日离，祸乱日起，惜哉”（《宋史本纪》），这个半截子改革，不但未能奏效一时，而且导致党争分裂，互讦不止，北宋从此益发衰弱，最后只好南渡。

稍晚于王夫之的清人赵翼在《二十二史札记》中的《王安石之得君》一文中，谈到这场熙宁变法，不能全归罪于王安石，赵顼其实要负更大的责任。“王安石以新法害天下，引用奸邪，更张法令，驯至靖康之难，人皆咎安石为祸首。而不知实根柢于神宗之有雄心也。”这个赵顼“自命大有为之才，为颖王时，即与韩维论功名”，“意在用武开边，复中国旧地，以成盖世之功”，是一个有雄心的年轻皇帝，抱负很大，但满朝文武没有一个人支持他，因为大宋王朝这只破漏的木桶，已不堪一击，不进行自我修缮完备，焉能有兴兵讨伐，恢复疆土的战争计划？曹太后说得更白，“苟可取，则太祖太宗已取之，何待今日？”这其间，并非所有与赵顼唱反调者，都是贪生怕死之辈，都是因循守旧之徒，都甘心情愿花大笔银子和丝绸向外邦买和平，而更多的是头脑清醒的人士，分明知道，面对冗官、冗兵、冗费的不可收拾，大宋王朝如同一条超载的船，不马上下沉，就托天之福了。因此，陛下，您的雄心，尽管有，轻举妄动，却是绝对不行的，赵家江山到了今天，根本不能再承受任何风浪。

到处碰到的都是摇头派，都是灭火器，弄得赵顼很郁闷。他穿上戎装，戴上盔甲，让太后看，以为能讨个好，两位老太太直皱眉头，不以为然。大臣富弼在他即位时说的第一句话：“愿陛下二十年不谈兵。”所以“安石一出，悉斥为流俗。别思创建非常，突过前代。”让他一下子找到了知音。这个王安石真敢忽悠这位多少有点忭急，多少有点稚嫩的年轻皇帝，“当什么唐太宗啊，那算老几，你是应该当尧、当舜的料，那才是陛下的学习榜样！”于是，“帝遂适如所愿，不觉如鱼得水，如胶似漆，则倾心纳之。”这样，王安石将其多年积累下来的改革主张，推行到帝国的政治生活中来。赵翼总结得非常准确，这个赵顼是要打仗的，不打仗，如何收复失土，不收复失土，如何能立不世之功勋？于是，“欲用兵必先聚财，于是青苗免役之法行，欲聚财必先用人，于是吕惠卿、章惇之徒进。虽举朝争之，甚至内而慈圣光献太后，外而韩琦、富弼诸老臣，俱以安石为不可用，而帝持之愈力，护之愈坚，故当时有谓帝与介甫如出一人者。”

说到底，理想主义者的美丽言词，最能打动的是热血沸腾的青年。王安石和神宗的合拍，就是那近乎神话的光明前景。而一个生于深宫禁院，长于妇人内侍之手，只是在书本里学习孔孟之道，只是从老师那里聆听古训，既少接触社会生活，也少参与政治活动，常居东宫的赵顼，偏又有“好大喜功之资”，正好，“王安石出而与之遇，宜其流毒不能止”。

所以，赵瓯北平心而论：“然则非安石之误帝，实帝一念急功名之心自误也。”

王安石的新法，也就是他的改革思路，其最早蓝本在宋仁宗时代，曾经小试锋芒，但仁宗不是神宗，未予赏识，寝其言不用，淹蹇而归。若干年后，神宗却对他宠信有加，他也以圣人自居，要用他的新法，对大宋王朝作起死回生的挽救。然而，在变法失败的同时，这位要打仗的年轻皇帝，在王韶取得熙河之胜后，一心求战，“厥后兵不敢用于北而稍试于西，灵武之役，丧师覆将，涂炭百万。帝中夜得报，起环榻行，彻旦不寐。”随着战争的失利，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三月，三十八岁的赵顼，走到了生命的终点。按照谥法，“民无能名，曰神。”下有一个小注：“不名一善”。这四个字对同为神宗的宋、明两位皇帝，倒也蛮堪玩味。

赵顼死后的次年，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四月，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改革家、“军事家”王安石，也离开了人世。

伟大，是中国人用得最多的一个词汇，但要给一个人，加上“伟大”这两个字的定语，我们不是看他说“得多么伟大”，想“得多么伟大”，而是要看他做“得多么伟大”，对于时代的贡献“多么伟大”，在老百姓心里的“形象”多么伟大。光有前面两个伟大，而无后面的三个伟大，这种半截子伟大的人，任凭你花言巧语，强词夺理，也难以真正伟大起来。

南宋的朱熹说：“安石以文章节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遭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为，而安石乃汲汲于取熙、河、洮、岷以恢疆宇，遂以财利兵革为先，躁迫强戾，使天下之人，嚣然丧其乐生之心。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于崇、宣之际，而祸滋极矣！”

也许这是对于这位“拗相公”的比较准确的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