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戒烟者，有戒酒者，当然更有戒毒者，都因沉湎其中，深受其害，而苦于不能自拔，才有戒之一说。

然而，戒诗，则似是闻所未闻。诗是天籁，诗是灵感，诗是真情的流露和思想的升华，诗是这个世界上最美妙的以文字形式表现出来的音乐，为什么要戒呢？岂非太荒唐突兀了么？

然而，在一部中国文学史中，独独有这样一个例外，那就是宋代的苏轼。这位大诗人，就因为吃了他自己写的诗的苦头，他的家人，他的弟弟苏辙，他的老前辈文彦博，都奉劝他戒诗，不要再为诗惹无妄之灾了。他在《次韵答邦直子由四首》里写道：“欲吐狂言喙三尺，怕君嗔我却须吞。”在句下自注：“邦直屡以此为戒。”他的一位至交，就是擅画竹的文与可，得知他从开封到杭州来做官，送了他一首诗，其中有“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吟诗。”句，也是提醒他切莫做诗了。由此可以看到苏轼的朋友们，都不愿他再为诗而身陷缧绁了。

据南宋洪迈《容斋随笔·四笔》卷一载，“先是东坡公在馆阁，颇因言语文章，规切时政，（毕）仲游忧其及祸，贻书戒之曰：‘孟轲不得已而后辩，孔子欲无言，古人所以精谋极虑，固功业而养寿命者，未尝不出乎此。君自立朝以来，祸福利害系身者未尝言，顾直惜其言尔。夫言语之累，不特出口者为言，其形于诗歌、赞以赋颂、托于碑铭、著于序记者，亦言也。今知畏于口而未畏于文，是其所是，则见是者喜，非其所非，则蒙非者怨。喜者未能济君之谋，而怨者或已败君之事矣。天下论君之文，如孙膑之用兵、扁鹊之医疾，固所指名者矣。虽无是非之言，犹有是非之疑，又况其有耶？官非谏臣，职非御史，而非人所未非，是人所未是，危身触讳以游其间，殆由抱石而救溺也。’”这是公元1070年，北宋熙宁三年间事。大概是最早向苏东坡提出来戒诗、戒文、戒言的有心人。苏轼“得书耸然，竟如其虑。”然而，这最初的劝告，对他虽有惊悚的效果，但好像他并未引以为训。到了公元1072年，北宋熙宁五年，据刘克庄回忆，有一位叫梁师孟的苏轼的知友，“劝坡戒言语时，诗祸未有萌也。自密守徐，自徐守湖，自湖逮赴御史狱，坡聪明了不自知，子由亦未之知，而醇之独先知之，可谓见远察微之士矣。”

由此可知，一下子会有这么许多朋友、家人，一起来劝苏轼戒诗，连同戒文章，戒语言，就差戒放屁了呢？肯定事出有因的。

中国有文字狱的历史，却也早了，通常都是皇帝才起劲做这种事情。但苏东坡这次入狱，虽因文字起，倒不是皇帝要整他，而是皇帝身边的人不放过他；相反，皇帝本人，甚至皇帝的母亲还在为他大说好话的一次奇特的文字狱例。这和莎士比亚时代的宫廷审查官，对他的剧本挑剔备至一样，甚至在被枪毙了的剧本手稿上，写上“小心自己脑袋”诸如此类警告他的话。与宋神宗相似，伊丽莎白女王和继位的詹姆士一世，却对这位剧作家倒相当宽容，优礼有加，那位来自苏格兰的瘸腿国王，还曾因《麦克白》的成功演出，给了他三十镑赏金。那时的英镑，可比今天值钱多了。苏轼虽然无此好运，但最后，宋神宗还是没有按照御史的意见杀他的头，而是从轻发落，把他谪放黄州，自然也是皇恩浩荡的事。如果这位皇上一时糊涂，对臣下上报的处置意见，随随便便画了个圈的话，那我们今天，就怕读不到前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了。

回忆这一段多少有点类似的东西方历史事实，是饶有兴味的。应该看到，英国的这两位君主，是有相当艺术修养的，伊丽莎白女王，本人就是一位多才多艺的、鉴赏力很高的女人，像《温莎的风流娘儿们》这出喜剧，某种程度上说，是她启迪莎士比亚写成的。相比之下，她手下的只会威胁杀头的宫廷审查官，就是一群饭桶了。而坚持变法的宋神宗，也是个比较有头脑的皇帝，所以，他比臣下高明，把这个案子由御史处理改由内廷更亲信的人责办，这才使莎士比亚和苏东坡成为文学史上不朽的巨人。

多亏南宋的陆游，还有一位朋九万，因为当时的中央政府，各部衙门，从开封逃到临安，好多官方文档资料散落人间，他得以从内档中，整理出版了一本“乌台诗案”，使我们知道这宗迫害大师的史实。这书中收录了苏轼被捕入狱的全部文件，包括审讯记录、口供，和所谓的诗文证据。也看到那些反对他的政客，智商是如何的低。而越是智商低的人，一旦有权，整起智商比他高的人，是越发的起劲。但唯其脑细胞缺乏，才有种种低劣的发难，愚蠢的中伤，笨拙的攻讦，和没有多少水平的责词。他们兴高彩烈地抓住了他诗中的两句话：“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蜇龙知。”和其他一些叙述民众苦难的诗，以及奏章里的只言片字，告到了宋神宗那儿去，控他一个大逆不道。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有什么罪比反对皇帝的罪还大呢？别看这些人智商极低，但在关键时刻整人，并一下子上纲到极限，又显得很有天才。“龙就是陛下您啊，蛰龙，就是恶毒攻击陛下您已经入土为安了呀……”这时，既要有慷慨激昂和满腔义愤，还要有眼泪鼻涕和满脸忠诚。所以，无限上纲和隐射法，努力往皇帝身上牵强附会过去，便是所有低能儿，用来打倒对手的有效套路。

在中国历史上，宋朝的皇帝在文化素质上，要高于他朝。赵姓皇帝对于文化人的使用、信任、提拔、尊重，也比他朝要好得多。像范仲淹、晏殊、司马光、文彦博、欧阳修、曾巩、梅圣俞，包括王安石，和苏轼的弟弟苏辙，直到南宋末年的文天祥、谢枋得、陆秀夫等等，都做了很大的官，而且都是诗文大家。在中国当皇帝的几百人之中，曹操是算得上一位真正的帝王级作家，和他差不多等级的南唐中宗和后主，应该是懂得作家和创作规律的皇帝，但他们也不能像宋朝皇帝那样给作家这么高度的信任。神宗甚至把王安石请出来当他的当朝宰相，这在别朝别代，是绝不可能的事情。皇帝高看作家者不是没有，不过绝大多数是当个消闲解闷的玩意儿罢了，不会在政治上多么重用的。南朝的谢灵运就是一个例子，皇帝对他亲近，不过是同他谈谈诗文而已，但他却想染指权力，结果，皇上一不开心，就把他给杀了。所以，像宋朝这样起用文人，予以政治上的信任，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很罕见的文化现象，确实是值得研究的。

这位宋神宗，接英宗位后，一方面，支持新派王安石的变法，很想发奋图强一番，来扭转积弱之势。一方面，也很欣赏保守派苏轼的才华，表明了一个皇帝的文化品位，决定了他对待作家和作品的态度，以及做法。从这里可以看出，他是懂得艺术归艺术，政治归政治，不是眉毛胡子一把抓，不是有人打个小报告，马上就要作家好看的主子。赵顼每次读到苏轼奏章的文彩处，便对臣下赞不绝口。读到他反映民间疾苦的词章，连吃饭都不香的，可见是怎样打动他了。

他当然不能相信这个诗人会反对朝廷，用诗文来诽谤他。但是，现在控制朝政大权的那些官员，很害怕苏轼从地方回到开封的中央政府里来做事。只要他回来，就必然得到皇帝的重用，就必然要妨碍他们，使他们失去部分权力。存在这样的危机感，必然要抱成团地置苏轼于死地了。于是，告密他反对皇帝，便是让他在眼前消失的最佳之计，这也是历来一部分文人求诸最高权力，来收拾同行的简直可以说是无师自通的绝妙手段。

所以，在皇帝的周围，一旦有一批这样的小人，而且他们又联合起来，那也是很能左右局面，甚至左右皇帝的一股可怕势力。他们“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的凌厉攻势，竟使得宋神宗也无法不按照他们的意见，把苏轼抓起来押解京师审问。曾参的母亲，听到有人告诉她儿子杀人的信息，一次，不信，二次，还不信，到了第三次，她不得不信了，在纺车前坐不住了。赵顼是皇帝，但也是人，人是很容易被重复灌输的信息而改变观点的，至此，能不将信将疑嘛？

苏轼在写给这位文彦博的一封信里，说起过他家人对他写诗而受牵连的恨绝心情，读来令人心酸。“某始就逮赴狱，有一子稍长，徒步相随，其余守舍皆妇女幼稚。至宿州，御史符下，就家取书。州郡望风，遗吏发卒围船搜取，长幼几怖死。既去，妇女恚骂曰：‘是好著书，书成何所得，而怖我若此！’悉取焚之。”所以，他的家人不希望他写诗，“你可别再写诗了，拜托你了！”要他戒掉写诗的“毛病”，也是很自然的了。“要是你不写诗，哪会来抄家呢？”看起来，“抄家”一法，倒是早已有之的老古董了。其目的无非一是收集罪证，二是掠夺财富，三是打倒威风。对苏东坡这个一介书生来讲，一无油水二无威权，不过想从他的诗文里，再多找些证据，可致他于死命罢了。

社会公众对于天才，从来就是两途，一种是希望他成为巨人，一种则是努力把他践踏，化为乌有，而无其他。就在他被逮捕、被拘留、被审判的时候，杭州城里的老百姓，专门为他做了一场法事，祷祝平安。当他关在牢房里，狱卒敢替他把写好的诗，偷偷传递出来，可见真正的作家，即使在最阴暗的日子里，也不会孤独的。哪怕一些作品狗屁+卑鄙小人式的作家，动用全部花花肠子，想出一切办法，费尽吃奶力气，来整苏东坡的话，也不是所有同行都会跟他站在一条战线雪上加霜的。甘心为狗的作家，为虎作伥的作家，不是没有，但这种败类在作家队伍中终属少数，大部分作家的良知，还是有黑白是非的判断，他也许会沉默，但绝不苟从，更不会阿附。

几百年后，我们重读欧阳修《与梅圣俞书》中这几句话：“取读轼（即苏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一头地也！”是多么让人感动啊！从这里我们不但看到前辈的礼让之情，爱重之心，击节赞赏之意，而且，还看到一种保护精神。前辈司马光在苏轼出守钱塘，临行来向老先生辞行的时候，“公曰：‘愿君至杭少作诗，恐为不相喜者诬谤，再三言之’”这番叮咛，言外之意，劝他别再为诗惹祸了，难道不是爱护他嘛？另一位资深政治家，也是文人的文彦博，同样劝他戒诗，虽是不得已言之，但其好意，无非让他以后在诗文里，切记不要再授人以柄，再倒霉了。这些政治家，久经宦海，深知苏轼的对手，抓不住他别的把柄，自然要从他的诗文中找碴挑毛病，置他于死地的。

但那些深文周纳，无所不用其极的文化小人，出于对才华的嫉妒，出于对巨人的畏惧，也出于一种职业打手的本能，必然要使出决非常人所能防范的卑污手段。而对付作家，最有效的一手，就是从字里行间，望文生义，找出破绽，然后，牵强附会，无限上纲。在封建社会里，骂皇上是最大逆不道的，所以，也就从这里向苏轼开刀了。

由于这些无耻文人，更多是不学无术之徒，他们深知要在艺术上和大师较量出一个高低的话，是很费力气的。就不如用告密的办法来得快捷了，只消在皇帝耳朵旁嚼嚼舌头根子，或者在奏折里诬陷一笔，或者递一份无头帖子，也就是匿名信什么的，或者说与番邦有蛛丝马迹之嫌，等等等等。于是，对手给抓起来，关起来，天下就剩下他，那他不就老子天下第一了吗？

而真正的作家，被存心挑碴的小人抓住把柄的机会，简直比比皆是。从古至今有几个文学家是关在自己的象牙之塔里，对世事不闻不问呢？尤其苏东坡是位十分关心民瘼的作家，要他保持沉默是办不到的。他在《次子由诗相庆》里写过：“春秋古史乃家法，诗笔离骚亦时用。但令文史还照世，粪土腐余安足梦。”因此，从一个正直作家的作品里，找到他们认为反动的东西，还不容易吗？只要他们想找的话。

尤其当时那场变法斗争，苏轼站在了王安石的对立面，那么，在“乌台”里坐着的那些御史，十之八九是附庸巴结王安石的一帮小人，自然更要加紧收拾这位大诗人了。如今，他们咬住了这首咏古柏的诗定罪，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告他一个影射和恶毒攻击了。那不罪该万死？苏轼即使浑身长嘴，也难以辩解。而且所有这类文字狱，从来都是检查官兼法官，被告只有等待宣判的权利。看来上纲上线这一招，发明权也不是后来人的专利，倒是古已有之的。纲已经上到了皇帝这儿，除了皇帝说话，苏轼也就只有等死了。

其实苏东坡这首歌颂柏树顽强不息的诗，任何一个具有正常思维的人，都不能作出诬蔑皇帝的结论。“乌台”办事官员的这种说法，自然是十分拙笨的、可笑的，而且是荒谬的。但他们反复地在宋神宗面前控诉苏轼，一方面透出这帮小文化人，或者是半文化人，对于有才华的苏东坡的仇视心理；另方面也看出他们本着看家狗的哲学，在行事中的有恃无恐的精神状态。因为一条狗在吠叫什么的时候，吠叫的对象是无所谓的，吠对了，还是吠错了，是无关紧要的。关键在于吠的本身，能够使主人看到它的尽责和忠诚，也就够了。

幸好这位皇帝，不是绝对的昏君，还算明白事理，没有被他们这份捍卫的忠心所感动，而且，他也不像时下一些人好自我对号入座。他认为苏轼尽管写了龙，这龙也不是他。诸葛亮还叫卧龙呢？那又怎么理解？

最后，到底把苏轼关在大狱里四个多月，才作出谪配黄州的决定，这一点，还真是亏了宋神宗的理智。其实仁宗的皇后去世时，国丧是要大赦的，但是这帮小人生怕苏轼在赦宥之列，还在和皇帝争，非说苏轼有反心，不但要杀他，甚至连司马光、范缜等反对新政的人，都开在建议要斩首的名单里。由此可以看到一心要整人的人，具有那种冥顽不化，不把人整倒整死，不肯罢手的坚决性。如果，对这些人抱有任何幻想，以为他们会在变化了的形势下面，而有所悔悟，那就太天真了。所以，大家才劝他戒诗，免得这些人找他的麻烦。有的人，劝他戒诗的同时，还向他讨诗，也真是让他哭笑不得。他在《与曹子方五首》之三里写过：“公劝仆不作诗，又却索近作。闲中习气不除，时有一二，然未尝传出也。今录三首奉呈，看毕便毁之，切祝！切祝！”便可知道，让诗人戒诗，无异于要他放弃生命一样。

他不是不想戒诗，也不是不知道别人想在诗里抓他的辫子，他自己写过：“饮中真味老更浓，醉里狂言醒可怕。”但他甚至关在大狱里，诗兴也是压抑不住的。“恶衣恶食诗更好，恰似霜松啭春鸟。”有一次，他给他弟弟写诗，由想到了死而写出了深厚的兄弟之情。“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人间未了因。”笔锋一转，诗人仍旧写出了“百年未满先偿债”，“魂飞汤火命如鸡”的满腔悲愤，看来诗人不但戒不住，而且还是忍不住而非爆发不可的。

关了几个月的大狱，这位大师释放了，步履踉跄地走在汴京街头。“出门便旋风吹面，走马联翩鹊闹人。”有了一份自由，那诗情更是涌溢而来。尤其一杯酒，握在手里，“却对酒杯浑是梦，试拈诗笔已如神。”这时候，什么戒诗，什么诗戒，全不在话下了。于是他挥毫疾书出来：“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中不斗少年鸡。”这首诗，可见诗人的“毛病”全部都犯了。如果，落在那班文化宵小手里，不又是口实么？这大概就是诗人的天性难易的率真了吧？

他到底也没戒成诗，但他吃诗的苦头，却不仅仅是这一次。

公元一〇八六年，哲宗继位，他重新起复，但他仍旧为他写的诗，倒了一次大霉。他忘了，天才是不大见容于小人的，尤其文化界，是小人很容易孳生的地方。小人一多，就要作耗了。旧时如此，现时不也如此么？君不见没有一册书者，可以当作家，没有一篇代表作者，可以称为著名作家，根本谈不上传世，也不是著作等身者，便封为大师，也是肉麻得很有趣的。还有更怪哉的，那些来自农村，或和土地因缘较深的作家，也许受到乡下修庙建祠的传染，来不及给自己建纪念馆，活着就给自己上香，盖棺论定了，也是蛮有黑色幽默之举。所有这些老不足吊的，少不经事的，没有多大起子的作家，最大的起子，便是瞪着一双嫉妒的眼，诅咒比他强的同行，揣着一颗小人之心，把别人整治下去，好让他一手遮天，独霸天下。

这一年，苏轼到扬州竹西寺小游，在墙上写的一首“此生已觉都无事，今岁仍逢大有年，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他没想到小人是墙缝里的蝎子，逮机会就要蜇人的。尽管小人自己是写不出好文章的，但这些是非之徒，绝对有本事在别人的文章上大做文章。其中“闻好语”三字，被认定是对三月里神宗的驾崩，表示出一种幸灾乐祸的情绪云云。对死了的皇帝大不敬，也是死罪，这个帽子扣得够大的，满朝人都为他捏了把汗。

可谁都看得出“闻好语”系对上句的“大有年”而言，是对五谷丰登的喜欣。而且写这诗时，已是五月初一，所以，他在给皇帝的《辨谤札子》里申诉：“臣若稍有不善之意，岂敢复书壁上以示人乎？又其时去先帝上仙已及两月，决非山寺归来始闻之语。事理明白，无人不知。”虽然他请求皇上对这种“挟情公然诬罔”，要“稍正国法，所贵今后臣子，不为仇人无故加以恶逆之罪。”

对立面当然不会放过他，幸而由于太后的干预，这件案子给搁置不问了，但指望皇帝公正，那就是诗人的天真了。没有诗人，皇帝是无所谓的，可失去了这些没有问题也能够嗅出“问题”来的鼻子，皇帝的觉便睡不安生的。

所以，诗人戒诗，正如要鸟儿不歌唱一样，是难以办到的。苏东坡到底还是在汴京呆不住，给发配了。不过，这一次可比黄州远得多多，先谪岭南，后放琼岛，真是到了天涯海角，在那里度过了他的晚年。等到再想起这位伟大的诗人，他已经无法再回到京师了。半路上，这位大师永远离开了人间。

他给这个世界留下了诗，但他为这些诗，却付出了整个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