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谪放湖北黄州任上，游赤壁，作《念奴娇·赤壁怀古》与前、后《赤壁赋》，大大地宣泄了一番，感慨了一通。仅这“大江东去”四字，便足以将他心胸中的全部郁闷，统统扔进长江，付诸东流。

一个文人，在得意的时候，很难写出深刻的觉悟，只是到了不那么得意的时候，便对天高地厚，世事深浅，人际浮沉，逝水斯夫，有了多多少少的思考。苏轼在开封的大牢里，关了一百零三天，以差点掉了脑袋的代价，才得来的这些悟解，自然非同凡响。

苏轼出名早，成名快，但命运不济，流年不利，第一，官场的倾轧，弄得他很狼狈，第二，文字的灾难，弄得他很倒霉。出狱以后，发配黄州，虽然更失落、更扫兴，与一抹到底也差不多。不过，离京城远远的，看不到那些倒胃口的嘴脸，碰不着那些防不胜防的小人，倒也获得另样的清静。

人是要学会算账的，得和失，不能只打一面算盘，苏轼觉得划得来，虽身处逆境，倒也活得开心。于是，“壬戌之秋，七月既望”，兴致一来，约了友朋，泛舟江上，作赤壁之游。

这一游，他写出来的一赋一诗，如同唐人崔颢写黄鹤楼，吓得李白不敢动笔那样，苏轼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首不足百字的《赤壁怀古》，把赤壁写透了、写尽了，竟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千古绝唱，从此以后，没有人敢在赤壁这块地方舞文弄墨。

这就是大师的厉害之处了。

凡大师，写出来的东西，第一，必是空前的，第二，必是绝后的，无此，也当不得这个众望所归的称号。所以，严格讲，既空前，又绝后，还要众望所归，当下中国，大概很难找出一位像样的真正大师。那些被人称为的“大师”，或者自己认为的“大师”，都得加上引号，以示存疑。因为他们既写不出空前，更达不到绝后，不是重复自己，就是重复他人，不过是跟在人家后边爬行的文学虫子罢了。

不幸的是，如今这类爬虫式的“大师”，繁殖得特别猖獗，又找不到杀虫剂来扑灭，着实有点伤脑筋咧！

公元1082年（元丰五年）的七月间，苏轼出游的那天夜晚，长江表现出一派温柔。“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他在江心中，见“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那一江秋水的诗情画意，令这位游客的心结，得以解脱，得以放开，遂扣舟问水，吟哦唱叹，上下数千年，左右数万里，无边无际，漫想开去。“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凭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

登高望远，抚今追昔，“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神来之笔，便从胸臆间涌上来。清人赵翼在《瓯北诗话》里评苏轼文章，说他“随物赋形，信笔挥洒，不拘一格，故虽澜翻不穷，而不见有矜心作意之处。”这几句再平实不过的词语，简直是大白话，竟数百年传唱不衰。

在中国，凡识得几个字，念过几首诗的读书人，两篇《赤壁赋》未必背得出来，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无不烂熟于心，张嘴就来。从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引用明人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流水，浪花淘尽英雄”，到***的《沁园春·雪》：“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说明苏东坡的这首词在中国人的心中，影响之大之深了。

不过，背得这首诗，与懂得这首诗，是两回事。背，容易，懂，就不那么容易，而悟，就更不容易了。正因为不懂，不悟，所以，称得上风流人物者，未必就能领会朝代更迭、世事变迁的规律之必然；称不上风流人物者，也未必能接受新陈代谢，生生不已的进化之必然。尽管以上诸辈，口头上也会振振有词，“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浪更比一浪高”，但实际上，他们是把自己划在“浪淘尽”以外，属于身上挂有腰牌，不在“大江东去”之列，属于有资格发表“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式议论的特别人物。

生活中的许多麻烦，许多烦恼，许多恩怨，许多是非，都由这些不肯走下舞台的人物而来。在文坛上，这些不肯、不甘、不愿“浪淘尽”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似乎特别茂盛，因而闹出来的笑话，也就格外发达。

其实，为大家所熟稔的，清人赵翼的那首《论诗》，“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就是为这帮先生女士们写的。在历史长河中，一代人的渐渐老去，一代人的后来居上，是再正常不过，而且也是阻挡不住的现象。什么叫“各领”？就是不能“独领”或者“永领”的意思，也是要让那些自己觉得“浪淘”不“尽”的风流人物，明白这种必然，承认这种必然。

赵翼活了八十多岁，几乎经历了乾隆朝的大部岁月，是位经得太多，见得太多的老爷子。而老爷子和老爷子碰在一起，这“浪淘尽”和“浪淘”不“尽”的话题，是会磨得大家耳朵生茧的。所以，赵翼才有这种深刻的体验吧？

我在猜想，他是不是讽喻和他活得一样长久的，活得令人讨厌的，那位经常弄一堆小女子围在身边的诗坛领袖袁枚呢？还是别有所指？据说，蒋士铨在《临川梦》的定场诗里，那句“翩然一支去中鹤，飞来飞去宰相衙”，就是讽刺袁枚的，谁知道是真是假？反正，乾隆朝的风流人物够多的，风流人物不想“浪淘尽”而折腾，而挣扎，而死乞白赖，而上窜下跳者，肯定为数不少。

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地区，风流人物过剩，绝不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犹如公鸡多了，定要掐架，蜜蜂多了，花要遭殃，流浪狗多了，恐水症就会发生，是同样的道理。

赵瓯北先生的这个“各领”，意思不言自明，老人家您曾经风光过，曾经风头过，此刻，就应该把舞台让出来，轮到比您年轻的那些后生们，跟头把式地表演了。至于他们身手如何，功底如何，有没有看家绝活？能不能镇住场子？说到底，与您没有什么关系，基本上不干您什么事，您还台上台下指手划脚评头论足搔首弄姿个什么劲呢？

因此，懂得大江东去的这个必然，十分十分地重要。

但是，中国文人，哪怕是很不成气候的，或者曾经成过气候现在已过了气的，或者尚未完全过气但怎么折腾也难成气候的，或者根本谈不上气，形同僵尸，成了木乃伊的，通常不大认同这种必然。这种不肯收手的文坛眷恋症，与当官的死活要赖在位置上，驽马恋栈豆的现象一样，戏演完了，没他的事了，一不卸妆，二不下台，还要在脚灯前欣赏自己的身影。而且，年事越高，越不甘心于这种必然，越不服气于这种必然，实在是令人痛苦的事情。

看来，在赤壁吃了败仗的曹操，他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这八个字，很害人，着实地误导了当今许多老作家、老诗人、老评论家、老文艺界领导，他们不相信大江东去，不相信浪淘尽，不相信即使百分百的风流人物，也有画上休止符的那天。这也是这多年来文坛总不得清静的重要原因。一闹、二躁、三骚、四糟，便是那些不肯安生的老文人（包括部分并不老的文人）的浮世绘。

翻开中国文学史，如赵翼所说领风骚长度达数百年者，极其罕见。到了当代，生活节奏加快，知识更新加速，社会变革加剧，文学新潮迭起，哪怕能领数年风骚，也就难能可贵，在排行榜上挂上数天，就值得烧高香。当然，哥儿们姐儿们自己搞的属于手淫性质的排行榜，或这个杯那个杯的文学奖，又当别论。

没有永远，这是搞文学者，吃文学这碗饭者，在文学界混事者，必须要牢记的绝对真理。

苏东坡游赤壁，他首先想到“大江东去，浪淘尽”的一个古人，就是这位曹操。

公元208年（东汉建安十三年），曹操在这里发动了一场大战。这是他将黄河流域的各路诸侯，大漠朔方的各族渠首，统统打趴在地以后，腾出手来要收拾长江流域强敌，一次乘胜追击的决定性行动。

曹操是强悍的政治家，是善战的军事家，也是才分很高的文学家，但这位枭雄选择的战机，无论在天时上，在地利上，在人和上，都不是最佳状态。曹操灵魂中的诗人性格，浪漫气质，使他失去最起码的审察和谨慎。你就看他在渡江前夜，马上就要发起总攻的那首“月明星稀，鸟鹊南飞”的古体诗，其踌躇满志，其头脑膨胀，那一副按今天小青年所说的“酷毙了”的形象，看来此公已不具打袁绍时纵横捭阖的英武，也再无逐乌桓时千里驰骋的神俊。

那年，他53岁，应该说不老，但此时此刻，横槊赋诗的这个举动，却绝对是老态。

一个文人，来到什么地方，就要赋诗一首，碰到什么场合，必定题词一幅，遇到什么小女子，赶紧赠画送书，大献殷勤，最后累得自己吐血，这种生怕人家不知道他的重要性，他的特殊性，他的不同一般的名声、地位、待遇、威望，以及他理应得到的拥戴、追从、信仰、敬重的表演欲，绝对是生理的老，加上心理的老，双重老化的结果。

也许东汉的中国人，平均寿命要低，年过半百，大概就算老了，否则，孙权不会张嘴“老贼”、闭嘴“老贼”地对曹操口出不逊的。这不是《三国演义》小说中的虚构，而是见诸陈寿《三国志》的正史。因此，或许正是年龄因素，曹操输在了赤壁。

政治家的老化，表现在思维能力慢，军事家的老化，表现在应变能力低，文学家的老化，表现在想象能力差，作为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的曹操，在赤壁一战中，充分表现了他老了以后的慢、低、差三者上。虽然老兄挟雷霆万钧，望风披靡之势，存志在必得、旗开得胜之心，但实际上，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他打的是一场自己压根不熟悉的水战。

曹操绝对明白，打仗与写诗不同，诗写得不好，可以修改。战争这个机器，只要开动起来，一步棋错，全盘棋输。可他执意要打这一仗，不拿对岸的年轻指挥员当回事，倘非老了的缘故，又能是什么？结果如何呢？第一，准备不够，第二，轻敌大意，第三，仓促上阵，第四，最主要的，在双方接触以后，主帅的应急能力不及，纠错措施迟慢，只有被动挨打的份，而无招架还手之功。

呜呼！一个人，不管他原来多么伟大英明，多么光荣正确，有了一把年纪以后，老而清醒，老而睿智，老而知趣，老而识相，岂是一件容易的事？于是，他在赤壁铸下他一生中最大的错。一位美国将军，评述20世纪50年代发生在朝鲜战场上，那次美国与中国的较量，作出“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所发动的一场错误的战争”的结论，用之这场赤壁之战，是完全可以的。

曹的对手周瑜这样分析：“今使北上已安，操无内忧，能旷日持久，来争疆场，又能与我校胜负于船楫间乎？今北上既未平安，加马超、韩遂尚在关西，为操后患。且舍鞍马，仗舟楫，与吴越争衡，本非中国所长，又今盛寒，马无藁草，驱中国士众远涉江湖之间，不习水土，必生疾病。此数四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将军禽操，宜在今日。”

曹操，能不知道周瑜所说的这些吗？《三国志·魏书·武帝记》：“十三年春正月，公还邺，作玄武池以肄水师”，让北方那些旱鸭子，演习水战，到十二月，训练不足一年，就开赴战场，在风浪中，在船舰上，站都站不稳，不败何待？

没有办法，胜利，尤其是连续的胜利，会对军事统帅产生极大的冒险诱惑，和再赌一把的勇气，经过官渡大战的得心遂意，经过征讨乌桓的势如破竹，经过江夏一役俘获了刘表的水师，这个骑在马上，厮杀一生的曹操，也要过一下在水战中指挥千船万舰的瘾。所以，曹操拍板这场赤壁大战，简直不费思量。

既是统帅太过自负的性格悲剧，也是一支打了胜仗的军队，很轻易地就能发动下一场战争的惯性作用。成功使人骄傲，胜利使人膨胀，立不世之功的自我期许，能使人觉得掉一回脑袋也值得的。

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挟二战大获全胜之威，颇不把小米加步枪的中国军队，而且还是刚刚建立起来的共产党政权，放在眼里，于是，大摇大摆地跨过三八线，直抵鸭绿江，结果，狐狸没逮着，反惹一身骚。这教训，使美国隔了好多年后，才敢发动下一次的越南战争。近年来，美国人所以打了阿富汗以后，打科索沃，打了科索沃以后，打伊拉克，打了伊拉克以后，琢磨着不知挑谁当靶子打下一仗，这都是打得太顺手了，便习惯用拳头说话，甚至用拳头代替头脑思考的结果。

可是，上帝不会给人百分之百，你第一仗打赢了，你第二仗又打赢了，你第三仗就未必高奏凯歌。于是，“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曹操号称的八十三万人马，被吴蜀联军打得惨败而归。据历史学家吕思勉统计，曹军实为二十多万，吴蜀联军约五万，拥五比一的优势，被打得灰头土脸，实在是挺没面子的。

现在分析起来，曹操要打这一仗，也是势所必然，他作了相当的打仗准备，也是众所周知，但他对于对手的估计，对于时机的把握，对于水战的经验，对于人心的动向，都有尚待完善和谋划不够之处。但一个接连打胜仗的统帅，更容易迷信武力解决问题。这也是西方古罗马帝国之败亡，东方秦帝国之覆灭的历史证实了的。

强，可以变弱，弱，可以转强，赢了今天，不一定能赢明天，输了今天，并不一定明天也输。曹操有这一点豁达，便相当光棍地，拍拍屁股走人了。临走，发表一通高论，也算是黑色幽默吧！

一、“刘备，吾俦也，但得计稍晚；向使早放火，吾徒无类矣！”（《山阳公载记》）

二、“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与孙权书》）

看来，如此风流人物，竟阿q式自我安慰，难怪苏轼要发出“浪淘尽”的嗟叹了。

实际上，这场长江上的决战，究竟是在蒲沂西北的赤壁，还是在嘉鱼东北的赤壁，或者就是苏轼所认定的这个黄州附近的赤壁，至今还是有着不同看法。但赤壁鏖战的真正意义，是作为一支弱势军队打败强敌的战例，在军事教材上被反复提及的。赤壁战后，等于重新洗了一次牌，魏蜀吴三足鼎立，划江而治，曹操便彻底失去了统一中国的机会。

伟人犯错误，他不是第一个。但他的问题出在哪里，我想孙权对周瑜所说：“老贼欲废汉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吕布、刘表与孤耳。今数雄已灭，惟孤尚存，孤与老贼，势不两立。”其中两次说到曹操为“贼”而且“老”，是耐人思量的。

公元208年的长江上，在这次战争舞台上大显身手的主角，可分老中青三拨。刘备47岁，曹操53岁，为第一组；周瑜33岁，为第二组；诸葛亮27岁，孙权26岁，为第三组。还有一个未出场的，属于见习生的陆逊，才25岁。

这个陆逊，后来把刘备困死在白帝城，则更属于后生可畏之类了。

看来，53岁的曹操，败于33岁的周瑜，除了其他影响战争胜败的因素，他们两人的年龄差距，也决定了大自然的优势，是站在年轻人一边的。所以，在江心舟中的苏东坡，也为这一世枭雄嗟叹：“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洒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

你不能不承认年龄所具有的优势，你不能不承认青春所带来的活力。“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一个绝对的强者，栽在一个绝对的弱者手下，不由得不服老，不由得不相信后来居上，苏东坡自己也不禁感慨系之了。“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赤壁战役的舞台上的活跃人物，与当前中国文坛的几代作家，不谋而合地相类似。相当于刘备、曹操者，为“文革”前十七年的一代，相当于周瑜者，为“文革”后知青的一代，相当于诸葛亮、孙权者，为知青后的一代，而相当于陆逊者，则为70、80后的一代。

但中国文学家的早老现象，远高于同龄的政治家、军事家。因为在“学而优则仕”的传统精神熏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对于权力的攀附，对于权贵的趋迎，对于权势的亲和，对于权位的竞逐，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总心态。因而总不安生，总不安心，总不安稳，总不能安于斯地做文做人的情结，弄得中枢神经亢奋，迷走神经混乱，血液流动加快，细胞分裂提速，某种程度上说，从生理上，从心理上加速着中国作家的老化。

所以，无论怎样老当益壮，无论怎样精神矍铄，无论怎样姜是老的辣，无论怎样“庾信文章老更成”……只要一陷入声名的诱惑，登龙的欲望，功利的驱使，名位的追求，圈子的鼓蛊；团契的经营，炒作的用力，自炫的热烈之中，想象之匮乏，感觉之迟钝，才智之退化，灵感之空洞，情感之干涸，文思之衰竭，创造之艰难，风格之鄙陋，是不可避免的。

于是，我们便看到在年龄上尚未进入老境，但在文学上已露出衰迈之气的中国文人，挣扎也好，扑腾也好，困兽犹斗也好，老黄忠不服老也好，不过，瘦驴拉硬屎，聊备一格，证明他还挂着一面作家的牌子而已。

文学的天空，基本上是靠年轻的后来一代支撑了。

新锐之气，势不可挡，方兴未艾，未可限量，要没有这点清醒的认识，就会碰得头破血流。更何况上了年纪的人，并非人人真正称得上是老骥，已是日暮途穷，气息奄奄，还要强撑着献个什么丑呢？老，不管你欢迎不欢迎，接受不接受，来，是一种必然，躲也躲不掉，逃也逃不脱。因此，老是一种生命运行的正常现象，老了就得服老，不服老是不行的。

不管过去如何辉煌，老之将至，日薄西山，退出历史舞台，把位子让给后来人，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不要恋栈下去，贻人笑柄；更不要尸位素餐，倒行逆施；最让人摇头的，莫过于这些唱完了戏，还不肯卸妆，穿着龙袍，扎着硬靠，在台上台下招摇过市的老人家了。

什么叫作“大江东去”？这就是说，曾经光辉过的岁月，那已是昨天的事了。挑水的回头，你已经过井（景）了，认识到这一点，着实着实地关紧啊！